廁所就在附近,相距十來米。上廁所要三毛錢,但有茶老闆請客,他買了一版一版的入廁票(面值一毛),一張一張剪開或者撕開,放進櫃檯的小藤籃,方便的時候謹請客官自便。守廁所的老頭是個賭徒,不苟言笑甚至幾分凶相,門前小檯常有一幫閒人在打撲克。茶客也賭,不是麻將就是撲克,但我坐得遠,自有清靜。不妨說說我在這裏讀過的書,除了Samantha Power(A Problem From Hell,多麽絕妙的書名),還有Maugham、Paul Theroux、Naipaul、Antony Beevor……
午夜槍炮四起,我關掉電視,打開電爐,讀了幾頁Paul Theroux精彩另類的非洲行記《Dark Star Safari》,我又想起剛才聽到的那首全世界都要來學中國話,因爲我自去年街邊聽到,就一直覺得這歌獨特搞笑,雖然中國話無可否認的確很美,但是其他國家的語言也美,譬如,傲慢的美國人不會這樣唱,傲慢的英國人不會這樣唱,傲慢的法國人不會這樣唱,傲慢的日本人也不會這樣唱。我不曉得另一個崛起的亞洲巨人印度,是否也有這類歌曲,但是,他們的語言好像不太統一,而且,印度的英語水準,也即當之無愧的世界語水準,因爲他們受過殖民統治,據說也普遍比中國高,不太可能以全世界都來學什麽印度話而沾沾自喜。
境由心造還有閱讀。閱讀跟走路一樣,向來也是我的psychotherapy。樓下軍營一片寂靜,革命歌聲不再飄揚。圍牆旁邊,枯柳紋絲不動。畢竟春來,這一波寒流,不像上一波沁骨。我安坐陽臺,北京雜種安睡“沙發”(牠的狗窩我喚做沙發,牠聽得懂這個詞),終於扯起呼嚕。我泡一袋錫蘭伯爵茶,我喜歡佛手柑的香味,冬日的蕭瑟之中尤其醒神。我繼續讀Paul Theroux,我跟他從衣索比亞去到肯尼亞,他坐很爛的汽車,跟本地人擠在一起,走遊客與外交官都不敢走的公路,路上有持槍劫匪,有爆胎,然而終是有驚無險。那是九一一之後一兩年,他年約六十,但不喜歡別人說他老。他戴一隻廉價手錶,攜一台短波收音機(他說紐約股市的壞消息在非洲荒野聽來簡直meaningless),衣服穿破了,要麽找本地人補,要麽去當地舊貨攤買,而那些出售的舊衣服,都是歐美機構捐給非洲的慈善物品。他也不喜歡海明威筆下的非洲,不喜歡丹麥女作家那本《Out of Africa》,他說後者self-important romanticizing。我想起自己少年時代無比想看荷裏活改編的同名電影,不禁也啞然失笑。
以上胡言也是醉眼惺松。初二早晨,我在床頭Bosa Nova半夢半醒直到正午,方又再度赴約出街。沒有陽光,我作客某處坐得發冷。斜對樓房,乃本地黨國要員外觀低調的公館,有家陽臺,裝了一碟絕大多數中國小民不得享受的satellite dish,而我所在的這間平民公寓,于丹教授正在電視裏面大談昆曲。我看她正襟危坐,抑揚頓挫,講到肉緊處,雙眼放光,兩手攤開,真如戲子亮相。吃完飯我愈發昏沈,趕緊回來,蒙頭大睡。我做了一個美夢。天清氣爽,耳邊海浪,就像有首老歌所唱: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makes me happy。我真的夢見自己坐在沙灘喝湯,沙子又細又白,沒有人啃過的骨頭,我手上攥了一把湯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