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嬗变│离别钩│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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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嬗变
离别钩 (发表日期:2010-01-31 00:19:01 阅读人次:1537 回复数:3)
几日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一个对于文革很奇怪的言论，对于文革，我所知甚少，因为我出生时候文革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大多数源于幼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位邻居。以及父亲在那个时期的一些遭遇，先说那个邻居吧，父亲的事情容我以后再说，记忆中的邻居是一个很美的女人，　　她年长我20或者30余岁或者更多一些，是众人眼中和口中的疯子。有点像《城南旧事》的情节。没办法。艺术源于现实，现实难免相似。　　我一直认为，艺术高于生活的意思是艺术比生活浅薄。比如《城南旧事》的疯女人在死前圆了思念女儿的梦。我的这位朋友则一直疯，一直疯。疯到当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脑海里滑过的也是“疯子”。　　上苍显然没有人类那么热爱成人之美，也许是因为他（她）不在人间生活的缘故。　　那时，我尚年幼，在一个夏日正午被她唱戏的声音吊到了她家门前。　　她的声音极其特别。单单的一根单弦，提溜着单单的音色一路悠长向上。向上。向上到随时都要断掉的时候，一个掉腔，单弦就从极高的高处流畅地滑了下来，或滑将上去。和夏日的声嘶力竭的蝉鸣忽远忽近，互为应和，极为穿破我童年的记忆　　她时常在院子里舞着子虚乌有的水袖，经常舞着舞着舞到街口，唱着任谁听了都难过的曲子，被邻里们喝叱。无论她的曲调是在上行还是在下转，喝叱都会将其乍然打断。那种一口气嘎然而止地被呛堵在气管里的感受，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何可以被大家接受。所以，我想，我们之间的交往源于此——作为孩子的我和作为疯子的她都不大能理解现实世界，尽管当时的我正在进入，当时的她已然退出。　　最后一次见她，是多年前的一个暑假。她站在街口上，挥舞她的水袖，吟唱她的悲情，已然不认得我了。当然，也许，她从来就没记住过我。因为，从她退出现实的那一刻开始，她就不再随着时间前行了。　　值得庆幸的是，过往的行人没有喝叱她。于是，我站在她的对面，听她完完整整的唱完了一段戏。呛堵在气管里多年的气顺了过来，在她已然嘶哑到了难以入耳的唱腔里。我听的戏不多，始终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只知道她的角色应该是青衣。　　唱完之后，她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红色的册子，握于胸前，嘶哑而庄严的开始朗诵历史的声音，回到了令她疯掉的年代。看着她停在过去的时间里，我忽然想起了两个字：标本。　　就像那些被我捕捉、毒杀、精心舒展，而后压制在标本夹子里的昆虫标本一样，她被戕害她的年代和人们制成了一个活体标本。她退出了现实，逃不出标本夹。　　我相信哪个年代和哪个年代的人们一定制成过无数个像她一样的活体标本。也相信被制成标本的人，可能曾是制作标本的人。　　当一个社会公然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并公然宣称要对其中一些类别的人实施专制时，其实只意味着这个社会将对所有的人实施专制。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他人而言都是另类。　　在这种制度下，除非成为戕害的实施者，将戕害的标准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否则，无法逃离被戕害的结局。哪个时代的制度决定了，作恶是唯一安全生存的手段，越为残暴的去戕害他人，才越可能安全的生存下去。所以，不该责问哪个时代人们的选择。事实上，源自第三者的责问也毫无意义，无非是掀起责任的推卸。真正有效的责问，只能源于每个个体的内心，是每个人的私事。　　当然，除了恐惧，快感也是支持作恶的原因，甚至无法排除有些人在戕害他人中会获得幸福感。后两者是可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理解昆汀在《无耻混蛋》中所选择的“不宽恕”——在纳粹的额头刻上纳粹的符号，让其永远无法掩藏自己是一个作恶者，或曾经为恶。　　当然，从制度的激励角度来说，昆汀的选择是愚蠢和可怕的，其将激励一个选择了恶的人，永远站在恶的那一边。惩罚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将激励恶行，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为此，需要选择宽恕。　　那天，目送着疯子朋友的离去，我忽然对将其制成标本的年代和哪个年代的人们萌发了兴趣。作为兴趣的结果之一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要一本书的题目里有“文革”二字，我就会将其购买回来。以至于买回了一本让我极感恐怖的书——《文革酷刑录》。　　我没有看完过这本书，甚至不能算看过。只是看了两个刑罚，心理感受就直接过渡到了生理，以至于我只能将书扔在地上，将其一脚踹到了床下。数次搬家迁移，给行李减压时候我都曾考虑过是否要将其扔掉。然而，一直没有扔掉。甚至几次已经扔进了垃圾筒又捡了回来，也许是因为，我想，终究有一天我能将这本书看完，领略一下人类的创造力一种。也许是花了钱没读完总感觉有些对不起作者的因素。当然，我不排除另一个原因，我的血液里也流着这种创造力。　　对于那段历史，我最深的感受是制度的嬗变。也许应该用“变异”。　　比如说，上山下乡。我相信这是一项缓解就业压力的经济政策。如果没有这项经济政策，我想，那段历史未必会持续10年。他（她）们是知识青年，有足够的反思（叛逆）能力和勇气，当他（她）们闲置在城市里时，我想，或者是将暴力于短瞬间推到高峰，使得人们无法承受，涌起对那个时代的逆向推力。或者就是由他（她）们来形成逆推力。然而，他（她）们被扔到了农村，全部的精力被耗竭在糊口、生存和逃回城市的算计上，城市的就业压力则因此而被缓解，人们得以依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和参与斗争。　　然而，政策并不能以缓解就业的名义出台，它需要宏伟的目标和口号，以及强悍的暴力，以忽悠和镇压疑问和反抗。借助忽悠和镇压之力，恶行得以粉饰和释放。任何一种与权力者的意志，特别是私人意志，不相符合的思想和行为，都可以冠名于宏伟的目标予以打压，并实施暴力予以消灭。理由如此正当，暴力如此强悍，无人会疑问，也无人敢疑问。　　再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禁止个人的谋生手段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然会要求的一项制度——将个人谋生的手段全部取缔，使得个人的收入只能来自于集体、国有生产单位，导致个人一旦偷懒，其生活收入就必然绝对下降，从而避免个人偷懒。　　然而，这种偷懒是绝对无法避免掉的。于是需要加强监管，最强的监管模式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监督者。实现这一模式的最佳选择就是将所要监督的事情上升到道德层面——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成为执法者，然而我们可以让每个人成为道德判官，而道德判官恰好一直都是国人自古就有的嗜好。个人谋生，就这样被定义为资本主义尾巴，破坏社会主义，……。一个光辉灿烂的理由诞生了。　　这是一个我没想明白过的传导机制。一项推行政策的理由，是如何嬗变为恶行的开路先锋的。最容易的答案似乎是，（1）行为始终需要理由，理由必需合情合理的，至少能够说服自己，没有理由支持的行为始终不会发生；（2）在自由制度下，人们被迫需要接受多元化，不能以个人偏好来取缔和消灭他人行为，如果坚持这样去做，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甚至说服他人的理由；（3）当制度违背了人之常情，以削弱多元化为目的时，所有的人都很自然的成为违规者，以个人偏好取缔和消灭他人和他人的行为获得制度性支持，不再需要任何理由。　　将上述话语转化为一个例子就是：我的邻居是一个妖冶、美丽、智慧的女人，男人们都喜欢她，围着她，讨好她。在自由的社会制度下，我们只有羡慕和嫉妒，造谣和生事，弄个小人掐掐和捏捏，假装自己能弄死她或者谁。　　但，在哪个时代，我可以随便揪出一个光辉灿烂的理由——资本主义小姐作风、资产阶级的腐朽代表……，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脚，直至将其她制作成标本，或者肉体消灭。哪个时代的戕害决然不都是政治戕害。并且，纯粹意义上的政治戕害恐怕并不在多数。　　我想，这是制度嬗变的路径之一。所以，如果让我来说，经历过哪个时代之后，我们应该学会什么。我的答案恐怕就是这个，我们应该意识到制度的嬗变是可怕的，从而对每一项侵犯个体权益的制度都应保持警惕和不信任。哪怕，那项权益与你无关，是你不愿意去支持的，是你所不喜欢的。比如，打击低俗和灭黄。同样，也比如华人参政和指纹入国制度。　　　　-------------------------- 　　在别的论坛看到这篇，感觉挺好玩的，呵呵，贴过来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