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现实主义│万景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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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现实主义
万景路 (发表日期:2006-12-22 22:24:10 阅读人次:2298 回复数:2)
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8月27日上午，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战争——白村江海战爆发了。　　当时日本的国内背景是以主张改革的舒明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626-671）和出身于世袭祭官家庭的中臣镰足（614-669）为首的新势力集团，利用朝鲜半岛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使节向大和朝廷进赠礼品之际，刺杀了当时权倾朝野的苏我入康，夺回并建立了以中大兄皇子和从隋唐留学回来的“海归”们为中心的政权，并在日本历史上首次使用了取其“伟大的变化”之意的年号——大化。然后，通过利用从大唐留学二、三十年后回来的“海归”们的宝贵经验，取精华去糟粕制定了一系列的包括“废除世袭氏姓制”、“设立中央集权机构”、“废除皇室和贵族土地所有制及部民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建立租庸调制”及整顿交通、军事制度等等，这就是史称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是日本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更使日本开始由弱变强并觊觎起朝鲜半岛来。而当时的国际背景是朝鲜半岛正处于新罗在大唐的支持下，进行着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阶段，自认羽翼已丰的日本为了改变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布局，迫不及待的派出二万七千兵马联合半岛上的百济政权的五千兵马，来对抗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当时的军力对比是大唐水军约七千人，170艘战舰，日本水兵却是万余人，更拥有战舰1000余艘，日本水军人多船多，但兵器落后，而大唐水军虽兵少船少，但却是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良。结果是自恃人多船多的日军首战即告失利，次日，不知死活的日军又发动进攻，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日本书纪》第27卷对此亦有详述：大唐军将率战舰170余艘列阵白江村。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会战，日本不利而退，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管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打唐坚阵之军，大唐军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胪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君仰天而誓，切齿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　　白村江海战给了日本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日本人认识到了自己与强国大唐之间的真正的差距，因此，日本人非但没有为此与大唐交恶，反而在665年遣使参加泰山封禅，669年又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同时，此战还有个直接效果就是使日本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更在此后的1000余年里未曾向半岛用兵，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千年的和平。这一切，都显示出了日本人的现实主义思想是自古就有之的，在比自己更强大更先进的大唐文明面前，日本心服口服地低下了谦恭的头。　　如果说“大化改新”是以中国化为最高理想的话，那么，“明治维新”就是以西洋化为最高理想的典范。在位45年的明治天皇，在其在位期间，建立了天皇制专制政权，他宣布版籍奉还、实行废藩置县、改革地税、制定帝国宪法、招聘西方专家、并像当年派出遣隋使遣唐使般向西方派出留学人员，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本国人才,然后像扔破靴子一样扔掉了曾经虔诚的学习模仿过的中国文化。经济方面也采取奖励贸易、统一货币、创办银行、发行纸币等一系列措施，并设立邮政通讯机构、促进铁路及海运的发展，为日本新型经济的出现创造条件。随着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思想源源不断的传入日本，日本开始步入小康阶段。而通过这一切达到了稳固以富国强兵为终极目标的皇权的明治天皇，这时，觉得自己已是羽翼渐丰了，于是,他开始着手改组兵部省，设立陆军部与海军部，建造军事院校等。明治天皇这一切“明智”的决断，其结果是使日本仅用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路，使日本的综合国力渐凌于中国之上，当然，这时的明治天皇也开始有了新的现实主义想法。　　新现实主义想法不是明治天皇一个人的专利，当时有实力的日本政治家、军部负责人等更是利用舆论不断的为日本的军事强国论和将要开始发动的侵略行径不遗余力的造势。　　首先，以“脱亚入欧”制造者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开始不断地在各种场合推销自己的强盗逻辑，他先是在1875年撰写的《文明论概论》中宣称：从文明进化的角度来说，欧美是最高发达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处在半开化阶段，而朝鲜则是野蛮国家。认为文明国家应向野蛮国家推广文明，手段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由此足以看出，日本人骨子里的狼子野心已开始暴露出来。1881年，他又在《时事小报》中扬言：日本已基本达到文明程度，须将目光转向海外，振兴国权。引导并欲为日本人植入扩张意识的野心渐渐表露出来。而到了他发表《文明论概论》十年后的1885年，福泽渝吉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提出“脱亚入欧”、“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的导致日本国策最终改变的重要论述，他在《脱亚论》中坦言：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即可。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十年的酝酿、变化，福泽渝吉已将十年前把日本与中国划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论调彻底改变了，已经在潜意识里把中国列为和朝鲜一样的“野蛮国家”。　　到了1890年，如果能多活20年，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甲级战犯的日本当时的陆军大臣山县有朋（1838-1923），在其《外交政略论》和《第一次帝国议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已是公然叫嚣：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绝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而保卫利益线就必须侵犯邻国主权。据此，我们已足以看出，强大起来了的日本的现实主义就是要当侵略者，而且做强盗都要言而铮铮。当然，除去强硬军国分子的舆论造势，从1874年到1890年这十余年时间发生的诸如：在1874年由大久保通利与李鸿章签订的使中国即赔钱又赔面子的《北京条约》；1875年借由日本挑起的江华岛事件而迫使朝鲜与之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日朝修好条约》；1885年与清政府签订的致使中国丧失了朝鲜宗主国地位的《天津条约》；尤其是一举击溃了大清北洋水师，打破了由中国主导了数千年的东亚朝贡秩序后。几次牛刀小试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就以为自己已是世界无敌了，在从1895年到1945年的短短的50年中，一口气发动了十四场战争，勿论中国，即使当时强大如英、法、俄国沙皇者，也都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卸甲，甚至于帝国主义的新贵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也尝尽了日本人的苦头，而在当时的日本的现实主义就是侵略、扩张、疯狂掠夺，典型的一副当年的“倭盗”嘴脸。但日本人用剑道和相扑的手法来偷袭珍珠港并同时攻击老挝、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那则是把场子玩儿的太大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美、英、法、中、俄、澳等24国陆续对日宣战，尤其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彻底使日本这架战争机器停摆后，崇尚现实主义的日本就迅速地演出了与1000余年前打不过大唐就低下谦恭的头的相似的一幕，对着山姆大叔，日本低下了他那狂傲的头，并一直认父至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山姆大叔依旧比他强大。　　历史总是上演相似的一幕，从十年前泡沫时期开始一直低迷至今的日本经济，借助中国经济的腾飞，终于又像找到了第二春般复苏了。这也致使在接任首相前屡有反华言论的安倍不得不屈服于日本经济和国内政治的需要，一改对中强硬作风，又祭出了屡试不爽的“现实主义”法宝，低下谦恭的头，充当了一次相隔五年的“遣华使”。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安倍一直推动的防卫厅升“省”计划的前进以及修宪的更加成为可能，将来经济富裕军事强大的日本，如果有了与山姆大叔一较长短的本钱，那么那时，日本的现实主义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