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功的生涯
中西功(NAKANISHI Tsutomu 1910-1973),日本三重县多气郡西外城田村土羽(现属多气町)出生,是日本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中国问题评论家。1929年,中西功高中毕业后,以县费留学生的资格赴上海,就读于东亚同文书院。在校期间,他通过学生运动,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并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1895-1985)。1930年,因在学院内组织“日支斗争同盟”,被日本领事馆逮捕。1931年复学后继续从事学生运动。1932年从同文书院中途退学,回国。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再次被逮捕。1934年,释放后,经著名社会评论家尾崎秀实(1901-1944)介绍,进入满铁调查部,担任中国抗战力量的调查。在这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开始为中共提供情报。1936年,赴江西苏区实地考察。1938年赴满铁上海事务局任职,除了公开身分以外,还从事情报活动和反战运动。1942年,因受佐尔格间谍案牵连,被日本警方第三次逮捕,遣送回国。被捕入狱后,作为拖延审判的交换条件,在狱中撰写中共党史。1945年9月11日,中西功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触犯“外患罪”的罪名被起诉,并被要求判处死刑。9月28日,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已经寿终正寝的大日本帝国还没来得及处置反对它的“犯人”,君临日本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GHQ)就于同年10月4日发布了《关于解除对政治、公民以及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和《废止政治警察的备忘录》,并下令释放所有政治犯。10月10日,中西功被无罪释放,大摇大摆地步出了监狱的大门,与许许多多迎接他出狱的亲人和同志们相见。
1947年,中西功作为日本共产党的候选人,参加战后首次参议院选举,当选为参议员。1950年,在日共内部的路线斗争中,与日共中央对立,被除名,辞去参议员职务。不久恢复党籍。1960年,以日共神奈川县委员长的身分,领导反对安保的斗争,第四次被捕入狱,不久被释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趋势等许多问题,日本的论客们拉开了喋喋不休的争论帷幕。因为中西功主要从事日本国内的民主运动,所以到1967年为止,他对中国问题基本上保持沉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中国,我们从本书的征引资料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其实,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中国。
1973年8月,中西功在镰仓因患胃癌去世。遗骨安葬在镰仓灵园,墓碑上镌刻着他本人的手迹“为世界人类的解放,奉献最后的鲜血”。
在他去世后20多年后的1996年,一份由警方人员抄录保存下来的审讯记录《中西功讯问调查书:为中国革命奉献的情报活动》出版了。这是他被捕入狱后的供词记录,也是后人了解中西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的一份非常特殊的资料。
2011年7月,一部名为《智者无敌》(简川訸导演,陈宝国、丁志诚、田中千绘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30集)在北京、上海、辽宁、四川卫视等电视台播出,受到好评。剧中的主人公“中村功”就是以中西功从事情报活动为素材而塑造的传奇人物。现实中的中西功是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斯文书生,与电视连续剧中叱咤风云的形象大相庭径。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一些中西功作为学者的真实风貌。
二、中西功的中国研究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在战前将近半个世纪中,是日本培养“支那通”的一个重要据点。与他的主办者东亚同文协会的目的不完全一致的是,从那里也走出了不少一流的中国研究者和共产主义者。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则是日本攫取中国权益的国策公司,其调查部则是它的“智囊库”。在对中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华北地区)的实地调查,这些资料在当时,无疑是为了侵占中国权益服务的,但是就这些调查内容而言,也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参考的资料。
中西功与这两个特殊的“文化”机构都发生过密切联系。他既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学者,又是参与反战运动的活动家。除了表面的身份以外,他还是一个肩负冒着生命危险的秘密使命的人物。就他的研究活动而言,他的中国研究是建立在丰富的实地调查和深邃的理论思索的基础上的,加上他本人的语言能力和特殊的经历、身份和条件,使得他的中国研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中西功从1932年开始,以“大村达夫”的笔名,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1934年,重返中国的中西功,在满铁调查部任职时,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均有研究。他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农村政策的问题,对于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的经济基础和历史前提作了深刻的分析。
1937年4月,他开始在中国和日本发行的综合杂志上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中国的统一问题等与基督教思想家兼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1893-1961)、中国问题评论家大上末广(1903－1944)等人展开论争。这场论争本身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而不了了之,但是对深化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的理解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论争的主要论文由后人辑录成《“中国统一化”论争资料集》(亚洲经济研究所编,1971年)一书。在这场论争中,中西功发表了《支那问题之所在》、《支那社会的基础范畴与“统一化”的交涉》、《日支事变的第二阶段与国民政府》等论文。他主张:中国必将会实现民族统一,领导这个统一的政治力量既不是地方实力派,也不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新兴力量。
1936年,中西功转任满铁的天津事务所调查课,从事冀东乡村实际调查,写了一些报告,由于时局的变动,冀东乡村调查没有继续下去。直到晚年,他还对这件事感到可惜和遗憾。在天津,他结识了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1903-1985),并在年底迎来了西安事变。1938年早春,中西功被调任到满铁调查部的上海事务所。在上海,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利用职务之便向中共中央提供情报。
中日战争爆发后,满铁调查部于1940年12月编成了《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书》。这份调查报告共有十分册,包括总篇、政治篇(1)(2)、战时经济篇(1)(2)(3)(4)、内地经济篇(1)(2)、外援篇等。中西功担任其中的《总篇》和《政治篇(1)》的汇总。实际上这是一份中国在抗战时期综合国力的调查报告,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这份庞大的绝密资料并没有引起日本当局的重视,当然学术界也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970年,才被复印刊行。
这就是中西功在本书<前言>中写下“战前的日本有着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和调查。但是,战前日本的领导层制定了世界上最糟糕的对华政策。战争和暴力把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糟蹋了。”这句话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西功发表了一些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并且出版了在狱中执笔的四部著作。它们分别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上)》(人民社,1946年)、《中国共产党史－－苏维埃革命时代序说》(北斗书院,1946年,白都社,1949年重印)、《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统一战线－－1935-1937年的中共》(大雅堂,1946年)、《在武汉的革命与反革命》(民主评论社,1948年)。此后,中西功对中国问题基本上没有发表过什么评论。
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中西功终于打破了多年在中国问题上的沉默,发表了两篇评论,对文革和当时的“毛泽东思想”提出了质疑。一篇是以“石田元”的笔名在岩波书店刊行的《世界》杂志(1967年5月号)上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今日的毛泽东思想》;另一篇发表在日本评论社刊行的《经济评论》(1967年7-8月号)上,题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今日中国的两条道路》。这两篇论文构成了《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一书的核心第二章的主要内容。而这部著作是中西功在中国问题上保持了将近20年沉默后的一部力作,也是他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总结。这种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对“文革”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在当时日本的论坛上并不多见。他在本书<前言>中敏锐地指出“毛泽东派的第九次党大会,看上去好像是‘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确立,实际上是闯入了一个更重大的局面。”他的预言不幸而被言中,中共九大成为中共闯入误区的一次会议。
中西功在本书出版以后,继续不断地发表评论,分析同时代的中国。1973年8月去世。后人把他生前发表的文章整理成两本集子,即《现代中国的政治》和《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前者是他晚年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集。后者是一部自传,其内容曾在《历史评论》杂志上连载(1969年1月-1971年4月),该书后附有中西功的文献目录和简易年谱,是研究中西功生涯的基础资料。
《现代中国的政治》的章节如下:一、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二、一九六九的中国。三、中国对外政策的诸问题。四、林彪事件与中国政治的现状。五、日中国交恢复的意义和疑点。
中西功虽然没能在他有生之年看到文革的结局,但他的一些预见还是值得回味的。例如,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第二章《一九六九的中国》中的《中国的现状与今后》一节中(始发于1969年6月),他在分析了中共九大所遗留下的问题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在吸收有能力的干部复职,知识分子恢复其地位,工人阶级重新整顿的过程中,不论谁都将不得不改变现在的政策。但是谁来担任这一重任呢,现在还不知道。在现在的毛泽东派里,也可能会出现一部分主张不得不改变政策的人,并且与大众相结合。对与地方分权化相结合的“多中心主义”的警觉,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一点上,国际性革命斗争的发展、共产主运动与民主主义运动的结合将发挥重大作用吧。然而,即使经过各种曲折,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将会对它似是而非的上层建筑进行改建,这是无法避免的。(62页)
据初步统计,中西功一共写了70多篇论文,著书15本(包括去世后整理出版的)。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他就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等人的错误和缺点。可以说,在日本,他对文革和毛泽东的研究和观察是具有超前性的,这源于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切身体验和了解。在文革结束40多年后的今天,只要有人在阅读他的这部著作后掩卷叹息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研究和观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最近日本刊行的回顾文革和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后世的研究者们不但没有提及这本著作,甚至连这本书的书名,也从文献目录中被“遗漏”了。
三、关于本书的构成
本书在构成和体例上比较特殊,其中导入部分是作者有感而发的,比较感情化,而且显得有点零散,可能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困惑。一些细微情节的回忆为其他章节作了一些必要的铺垫。这部分既可以作为历史掌故,也可以当作一种表露作者心态的随笔来阅读。
第一章提出了中国革命史的分期问题。对于革命与战争的联系与区别提出了与毛泽东著作中不同的见解。这是一个影响到后来中国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中西功认为,革命并不一定要与战争(暴力)相结合,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密切相联,但绝对不能等同。这一观点在文革结束后,才开始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注目,该章第二节的第二至第五小节曾被译成中文,在《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44－154页,译者乔山)上发表。
第二章是本书的主要部分,也很长。这一章着重分析了“八大”以来,毛泽东路线与八大路线的背离过程。作者对“八大”路线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意义等作了高度评价。对毛泽东及其一部分亲信的言行以及它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造成的危害,作了比较严厉的分析和批评,指出了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在内容上的混乱和逻辑上的荒谬。
第三章至第六章分析了在各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是站在从事实出发的立场上对毛泽东的言行作出判断。当然由于中西功所掌握的史料有限,其判断并不准确,甚至有错认事实之处,这些都是要请读者注意的。
第七章讨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由于这些相关理论尚在实践之中,所以中西功本人也难免消化不良。而且全书在这里嘎然而止,既没有结论,也没有后记之类的文字,令人感到仓促唐突。
在本书中还提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如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印度支那战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中日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等。限于篇幅,不作赘述,请读者细读。
该书的注释格式比较随意,基本上采用夹注形式,给译者带来许多不便之处。为了减轻中文读者的负担和便于核对,在中文译本中作了一些改进。具体内容请参照“注解凡例”。关于译文,包括当时的称呼、专用术语在内,均不作改动,照原文翻译。
四、关于毛泽东著作的考证研究
本书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共党史来探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的。关于内容,无需赘言。以下就与翻译工作有密切关联的毛泽东著作的改订问题,作一些简单的背景介绍。
在本书中,作者花了不少笔墨,对毛泽东著作的版本和内容差异等问题作了论述。以毛泽东重要著作《论新阶段》(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例,这篇报告在当时不仅是中共在抗日战争和建国设想的重要文献,也是显示毛泽东理论水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鼓舞中国人民奋力抗战的号角,更是建设民主独立新国家的蓝图。中西功所在的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局调查室于1939年7月,翻译编辑了资料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史》,10月,以机密资料的形式,由满铁调查部内部刊行。该资料集收集了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至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之间,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各界团体、人士对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和主张。也收录了《论新阶段》的全文。但是,在1950年代初修订的《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收录这篇重要论文的全文。这种修订,不但引起研究者的困惑,也引出了日本学界毛泽东研究的副产物,就是对毛泽东著作的“考证学”。
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中国部会根据报刊、年鉴、单行本等刊载的的讲话、论文、报告、决议、法律条例等资料,翻译刊行了《新中国资料集成》(5卷)(同研究所,1963-1971年)、《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3卷)(劲草书房,1970-1975年),其中包括不少毛泽东的言论。该资料集基本上是采用比较早期的版本,有些文章的内容与当时刊行的《毛泽东选集》有所不同。对毛泽东的文章进行全面考订的是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集》(10卷)(北望社,1970-1971年)、《毛泽东集补卷》(10卷)(苍苍社,1984-1985年)。这两套文集是当时比较翔实的毛泽东文集。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今堀诚二的《毛泽东研究序说》(劲草书房,1966年),他对毛泽东著作中的改写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本书在引用原文时也尽量吸收这些成果。
毛泽东研究曾经是日本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据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的论文情报引导检索系统(http://ci.nii.ac.jp)的不完全统计,1950至1969年,仅仅以标题中关键词的“毛泽东”来检索的话,就可以查到439篇文章(包括论文、翻译、随想、书评等)。这还不包括那些与毛泽东密切有关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抗战史等研究论著。对于这份巨大的文化“遗产”、日本学术界还没来得及作仔细的回顾和总结,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无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未来的中国会得到怎样的评价,与毛泽东同时代的日本论坛的意见,毕竟还是值得回顾、倾听和借鉴的。
谢辞(略)
2012年7月23日四稿。
附录:中西功主要著作(按刊行年月排列)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上)》(人民社,1946年)
《中国共产党史(苏维埃革命时代序说)》(北斗书院,1946年)(白都社,1949年重印)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统一战线(1935-37年的中共)》(与西里龙夫合著,大雅堂,1946年)
《民主主义日本的路标》(川口书店,1946年)
《武汉的革命和反革命》(与西里龙夫合著,民主评论社,1948年)
《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伊藤书店,1948年)
《为了和平与独立、民主、社会主义》(宫原书店,1949年)
《围绕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潮流社,1949年)
《中西功意见书:关于日本共产党内的偏向--野田、德田路线的批判》(高田书店,1950年)
《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的再探讨》(青木书店,1969年)
《来自死亡之墙--致妻子的信》(岩波书店,1971年)
《战后民主变革期的诸问题--1945年10月―1946年6月的政治展望》(校仓书房,1972年)
《现代中国的政治》(青木书店,1974年,田中祥之编辑)
《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青木书店,1974年,上原一庆、田中祥之编辑)
《中西功讯问调查书:为中国革命奉献的情报活动》(亚纪书房,1996年,福本胜清解说)。
译者的话︰一个月前，这本原定在国内某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译稿被出版总署处决了。通过有关人员传来的“总署给出的意见”大致如下︰
“书稿存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对毛泽东的评价有失公允、学术观点有偏颇、论证材料缺乏权威性。不建议出版。”
因为是译稿(约20万字)，无法贸然上网，译者赘言是本人的原创，拿出来晒晒。权作是焚稿之前的祭稿吧！
(2013/5/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