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那孙子
一
我们家败就败在我爷爷身上!
据我的调查，我爷爷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河北省B县最大的大地主。到了我爷爷的爸爸那一代,土地都扩张到邻县去了。多厚的家底!
估计是我爷爷不爱干农活儿,年轻的时候非要读书,据说还打着「救国」的幌子。我爷爷的爸爸没什么文化,很快就被我爷爷唬住了,似乎觉得有了文化也不错,可以把土地做得更大。于是就把爷爷送到了HP军校去学法律。从此,我爷爷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开始走上了败家的道路。
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我爷爷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说不了解他。我第一次知道他没准儿是个「人物」还是在他死后开追悼会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一所号称「名牌儿」的大学混日子,混到二年级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记得是妹妹打来的:「爷爷昨天去世,尽快赶回!爷爷最喜欢你!」
我是学语言文学的,马上就给了电文一个「不及格」!后面一句多余,白花钱!电报么,应该尽可能精简。前面一句也太罗嗦,应该是「爷死,速归!」这样又省不少钱。
我是我们系的大门儿,明天还有一场比赛!我捏着电报,心里琢磨着:净添乱……也不挑个时候……
不过说起来,爷爷确实对我不错。他那么多孙子里,只有我的名字是他起的。「唤民」,「唤起民众」!他是想让我实现他那个哥们儿的理想么?或是想表明他的嫡系关系?没准儿是后者,因为我爸爸叫「启超」。如果是前者,那麻烦可就大了。孙文折腾了半天,连我们家的家底儿都赔进去了,民众也没什么反应,我算老几?更何况毛主席说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如果唱反调儿、非要「唤起民众」，这不是找抽吗?
他给我起这么个尴尬的名字,真是让我里外不好做人,到那儿都得装孙子……
这次比赛又没戏了。我先找了个替死鬼明天帮我把门儿,然后到指导员那儿请了假。我说:「我就这么一个爷爷,机会确实难得……」
下了火车,我还没走近家门儿,就看见街边儿立着的那一大溜儿花圈。谁们家这么排场?我顺着花圈往前走,突然发现了爷爷的名字,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一边儿加快脚步一边儿想:是不是应该进门儿就扑上去放声大哭呢?未免又有点儿过分了吧……
门口儿的第一个花圈最大,有我俩高。谁这么阔,送这么大的?我近前一看:「我操!国务院!」我不禁念出声来。这个号称「国务院」的花圈令我踌躇,我实在不知道我这个在孙子辈儿里爷爷最爱的孙子、「最有文化」的孙子应该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
离家多年，除了一些个等着分那一点儿遗产的亲戚,我谁也不认识。就是亲戚也有不少面生的。「七大姑八大姨」,我发现我家的亲戚还真不少!
在我的记忆里,我好像没这么多亲戚啊!爷爷当初变卖了土地、家产,捐给了他那哥们儿，之后像过大年听鞭炮一样满怀希望听了一阵儿枪响,剩下的钱在天津买了两幢小楼。后来一解放,大概是觉得树大招风,卖了一幢,换回两根金条。文化革命开始,第一次抄完家,人家刚走,我爷爷突然追了出去,跟人家说:「还有两根金条忘了拿出来了!」……
这个傻逼!
之后,我爷爷找到街道,建议在他楼下办一所食堂,方便革命群众。食堂倒是开张了,没俩月又黄了。搬进来三家儿,一家儿是食堂的总管兼大师傅。一直住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
就在我爷爷奶奶退居二楼的时候,我为了逃避革命陪他们住了一段时间。那几个月我没见来过一个亲戚。不过这也好,给我作案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楼有一间,门儿被革委会贴了十字封条,一溜儿玻璃窗被一大张雪涛的「牡丹」糊得严严实实。我估摸着那里集中了爷爷的大部分家当。一天我找到一个和得来的堂弟,俩人在起士林合计了一个下午,喝了几杯带汽油味儿的威示忌。我知道我爷爷对革命趋之若骛,第二天就买了两张离家挺远的电影院的电影票,说是革命电影,政府号召人人必看,早早打发爷爷奶奶上了路。
我俩精心地启开封条,溜进去,打开了第一个樟木箱。全是轴和扇子,每件东西上都贴了小条儿编了号儿。我俩有些失望。一是因为编了号儿,容易露出马脚。一是那时我还是土鳖,不大清楚艺术的价值,并且那个年头儿艺术一钱不值,委托行一架德国钢琴才卖五块钱,还卖不掉。
我打开一幅,看见有溥仪的提头儿,突然记起有一次听妈妈吹,说:「解放前南北有两大律师,北方就是你爷爷。溥仪和婉容离婚的官司就是请你爷爷作的律师。别看你爷爷这么大名气,打官司收费特低,结果没办法儿,溥仪送了你爷爷不少字画儿……咱家那几幅齐白石的画也是齐白石亲自送来的,因为爷爷喜欢齐白石,说什么也不收费……」
现在想来,爷爷没准儿不是傻逼,没准儿比我看得更远。
我和堂弟嘀咕了一会儿,决定「按既定方针办」!
当时是盛夏,我俩各拿了一把扇子,盖上箱子,搬开之后打开了第二个箱子……我操!撞在我枪口上了!国民党将校服!简直是大喜过望!那时最兴的就是将校服!我立马套上一身儿,我操!正好儿!爷爷也就比我高几公分。再一看,我堂弟有点儿惨,上身儿跟马褂儿一样。我安慰他:「没辙,你就凑合着点儿吧!」
我俩又在其它箱子里找到一件狐皮大氅和一件鼠皮大氅,之后把一切复原,溜了出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慢慢儿来!我们照原样儿贴好封条,来到堂弟家,藏好赃物,只等到了秋天,穿上军服到王府井给他们丫的开开眼,万一能拍到个漂亮的婆子也未可知!
三
没想到我这把扇子可给我惹了麻烦。
我回到我爸爸家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正赖在楼下我的床上扇着扇子看「安娜·卡列尼娜」看得入神,一抬头,发现爸爸站在旁边儿弯着腰盯着我手里的折扇。
「这扇子是从哪儿来的?」他问。
妈妈定过一个规矩:不许说谎,至少在家里。
「爷爷给的。」我折衷了一下说,心想不就是一把扇子么!
爸爸从我手里拿过扇子看了一会儿。
「你起来!」
我遵旨坐了起来。
「这扇子是从哪儿来的?」他又问了一遍。
从他第二次问话的口气里,我基本猜出来:他知道扇子的由来了。
我只好如实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反映了一遍。后来我才知道,这把竹柄雕花的扇子出自任伯年之手,任伯年是大画家。爸爸固执地认为:爷爷不会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给我这样的土鳖!
爸爸拿着扇子带着我立刻坐上火车去了天津,到堂弟家取回赃物,来到爷爷面前。我把来龙去脉又对爷爷反映了一遍。
爷爷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窗户,一动不动。半晌,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一辈子就想作一个好人,你不让我作好人啊!」
他虽然说话的时候面对着窗户一动不动,但是我还是猜出了这个「你」指的可能是我。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于是就保持沉默。好像过了很久,爷爷起身,拿着赃物,把我带到了革委会。
革委会的同志对爷爷很客气,但是我被留下来做检查。后来我知道,爷爷还属于受中央保护的那类人物,何况他已经八十多了。
爷爷走后,我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又反映了一遍。
革委会的同志用男低音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谈谈你的认识吧!」
当时我确实没什么认识,我只觉得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关你屁事!但是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于是我保持沉默,以免说漏了嘴惹出麻烦。
大概过了三十多分钟,革委会的同志不耐烦了,他撕下几张印有革委会红字的信纸递给我:
「明天下午三点把检查交上来!」
我正要出门儿,听见他补充道:
「要深刻!」
「深刻你妈了逼!」我出了门儿心里说。但是心里说归心里说,我不敢出声儿,真的有点儿发毛,不知自己捅了多大的娄子。路上,我买了一包烟,跑到起士林冷饮店,琢磨着如何写。那是我第一次抽烟,一根接一根,抽了一包,抽得天旋地转。我深刻地认识到:烟不是什么好东西!
四
我站在爸爸旁边儿向陆续前来吊唁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觉得鞠躬鞠累了,就借口上厕所,溜到爷爷的客厅里,想先下手为强、趁火打劫，顺点儿文具之类的小东西。
书桌上有一张报纸,上面登了一篇讣告,给我爷爷定性是「爱国人士」、「民革老人」。我心想:除了我以外，谁他妈的不爱国?这不是废话吗!「民革老人」又算什么东西?我家祖祖辈辈的那一大片土地就换这么俩词儿?真够亏的!
我接着往下看。说我爷爷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无私资助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解放后历任中华法律协会什么、天津人大什么、民革什么、政协什么……总之，没一个实惠的头衔儿。
桌边儿的「人民日报」码得整整齐齐，像他生前一样。我一直琢磨不透:那玩艺儿有什么看头儿?而他每天起床以后,洗漱完毕,一定先从头儿看到尾之后才出去散步。我一直以为他是在装样子。可又不像,他好像看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在某些地方画上红线,大概是以示重要吧?
他常常在散步回来吃过早饭又拿起看过的报纸在上面画线。我曾抽查过他读过的报纸,满面通红,连计划生育的下面也画了线。我怀疑爷爷是否患了老年痴呆症!
书桌上的用具摆得很整齐,甚至有一种肃穆的气氛,好像在阻碍我的行动。客厅里迷漫着一种独特的味道,我说不上是什么味道,但那是爷爷独有的味道。这味道从我小时候就扎根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小楼楼上楼下十几间,只有客厅是孩子们的禁地,但是只除了我。非但如此,我小时候还享受和爷爷同床的殊荣。客厅的一角有一张床,我来了就睡这张床,和爷爷一被窝,每次一睁眼就是爷爷的那双大脚!
大点儿以后,爷爷还是让我陪睡,只不过睡在旁边儿的大沙发上。至今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对我情有独衷?
隔壁是奶奶的房间,奶奶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双人床,但是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没有过去过。这次我没有见到奶奶。妹妹说奶奶不知道爷爷已经去世了,怕奶奶受刺激,姑姑安排奶奶住院了,等丧事办完再把奶奶接回来。
我是在放暑假的时候来看望奶奶的,妹妹陪我来,叮嘱我:千万别提爷爷的事儿,奶奶还不知道。
这次我看到的奶奶变得又矮又小。爷爷是九十六岁去世的,奶奶好像比爷爷岁数还大。
见到了奶奶,我说:「奶奶,我来看您啦!」
奶奶没有反应。妹妹说:「你大声点儿,奶奶耳朵背!」
我就大声喊: 「奶奶,我来看您啦!」
奶奶睁大有些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半天才说:「你是谁呀?」
我喊:「我是唤民!」
奶奶好像想了想,说:「唤民是谁呀?」
……
我猜想奶奶肯定知道爷爷已经不在了。
五
我这辈子就沾了爷爷一次光。如果严格地说,是两次。
一次是落实政策之后分遗产。先是不动产。在天津市委人事处工作的姑姑要尽孝心,来照顾年迈的奶奶,于是带领两个已经成家的儿子进驻了楼上楼下的大部分房间。我弟弟因为蒙上了天津的一所大学,被安排在二楼拐角厕所旁边儿的一间小屋里苦读。由于我闯荡天下、属于有事业心的那种,所以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也正合我意,离你们丫这帮土鳖越远越好。
接下来是动产。这回不能不人人平等。但是钱好分，东西不好分。于是群策群力，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卖!把东西变成钱!
那年头儿是乾龙的官窑花瓶换不了几瓶二锅头的继续革命的年代!我操,一鼓作气全卖了!……「分田分地真忙」!
不值钱的只有爷爷穿旧了的衣物和「卷宗」。「卷宗」是爷爷几十年所有的案例记录，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抄写在宣纸上,分成一袋一袋,装成一箱一箱。为了避免后患、斩草除根,被我姑姑要求进步的儿子付之一炬,一页也没有留下!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这样领导着革命土鳖改变了我国的历史。以至今天看到的溥仪离婚案情都是道听途说。加之天下文章一大抄，三人成虎,事实于是再也没有真象了!
我是孙子,又在上海!等我放假回到家,妈妈打开一个箱子,说:「这都是爷爷身边儿的东西,没舍得卖。」
我翻了一通,心说:「别操了,能卖的早卖了!」我挑了一件中山装,那是爷爷出席政协会议才穿的,只好算作爷爷的遗产了。
第二次沾光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指导员庄严宣布了我们班同学的命运。在笑声与哭声之中,我被分配到了市委统战部。
第二天我就拎着铺盖卷儿到统战部去报到了。统战部人事处的同志看了我递上去的一张证明之后,递给我一封信、不由分说、立马就把我发配到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拎着铺盖又赶到位于陕西路的民革,民革人事处的同志验明正身之后,把我下放到了宣传处。
宣传处的同志们好像早就在等待我的到来，我一推门儿,门对面儿的一位老同志就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伸出双手、面带微笑、快步向我走来。周围的几个同志也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
我赶紧把铺盖撂在地板上，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他比我矮一头，因此仰望着我,弄得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是统战部派来的……」我自我介绍。
「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来来来……」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了对面的会客室。我俩并排坐在沙发上,看上去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个中年妇女给我们端来两杯热茶。
「来,喝茶!」
我因为赶路正觉得口渴,就端起杯子啜了一口,那么醇香的龙井茶,它向我揭开了新生的帷幕!
「你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到我们民革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你的家庭又有着民革的光荣传统,我们几年前就打报告希望上面为我们物色一个够条件的接班人啦。」
看来我党什么都了如指掌。我来民革,看似偶然,实是必然:「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在似懂非懂之间,我看到了自己面前的曙光,也看到了日趋衰弱的国民党复苏的希望。
六
我终于弄清楚接待我的这位同志是宣传处的处长。他最后明确地告诉我,我的任务就是办好「民革报」,「报纸是我们的喉舌。」他说。为此,我的首要任务是:1,尽快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遗老遗少搞好关系,因为他们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稿源。2,尽快领会「民革报」的精神和熟悉编辑发行的过程。
民革所在地是典型的法式花园洋房,花园还挺大,有假山、有亭子，很合我的心意:早上可以继续练练声、念念外语什么的。楼下有一间小食堂，供应简单的午餐和晚餐,并且十分便宜。
我被安排在三楼的一个房间。到了晚上我才发现,整座小楼除了院门门房的老头儿,就我一个人。我开始怀疑民革雇我来是不是为了帮他们看房子?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上午家访,下午看报的生活。上午,一个将要交班儿的老民革带我到遗老遗少的家里去喝茶吃水果,下午就坐在我的办公桌前看报。
「民革报」是月刊,只有「人民日报」的一半儿大,而且比「人民日报」还他妈没劲，虚头八脑的,没一点儿实在的。我不到一小时就熟悉了它的精神,因此接下来就闲得无聊。我从楼上把我的书籍、字典搬到楼下码在宽大的办公桌上，开始继续翻译弗洛伊德。
我办公的房间在处长的隔壁,比处长的房间还要宽敞、排场。除了另一张办公桌，还有茶几、一个三人皮沙发和一对儿单人皮沙发。我觉得民革给我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一天下午,处长过来视察工作。我赶紧放下翻译工作、先下手为强，指着另一张办公桌说:「这家伙怎么这两天没来上班儿?」
「不能乱说!」处长马上制止了我:「这是赵副市长的位子,他最近在北京开会,明天会带回来新的精神,下一期的「民革报」就按新精神办。」
「赵副市长……?」我因为刚开始工作,还不太了解上海的情况。
「赵祖康赵副市长,民革的老前辈。」大概是看到了我疑惑的目光,处长告诉我。
原来如此,我等于白高兴了一场。这样说来,我有可能就是一个听差的,或者是组织上派赵副市长来监视我?……我在这两者之间琢磨不定。
第二天,赵副市长终于见到了我,我见他人很精神,就迎上去亲切地握着他的手。他说:
「是小张吧,欢迎你!」
他看了一眼我办公桌上的东西,接着说:「不愧是个大学生!」
我受到了表扬之后,憨厚地朝他笑。他又说:「好好干,像你爷爷一样!这里大有前途!」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一咯噔,他好像也知道我爷爷……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爷爷扫大街的事儿?……像我爷爷一样?……这事儿有点儿麻烦。
七
赵副市长的出现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他就坐在我的对面儿，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当然,他的一举一动也在我的监视之下,我想:他肯定也有点儿心虚。但是我的翻译已经接近尾声,上海译文出版社正等着用稿儿。我这么忙,哪儿有时间监视他。
我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打一场持久战。我把字典和书籍在办公桌上垒成一面高墙,虽因此看不见他,不过他也看不见我!在他视力所及的左右两边摆好报纸和稿纸,做出要为「民革报」大干一场的架式,心里琢磨着如何像杨子荣那样「战~斗~在敌人心脏~」,好继续我的翻译。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我的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赵副市长似乎也无暇顾及到我。只有那么两天,民革要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我的工作才被打断。我得搀扶一些业已行动不便的老人进入会场。赵副市长做报告的时候,我还得留在会场里一边儿听报告,一边儿听招呼。有的老人儿精神不济,一会儿就打起磕睡。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过去给打呼噜的换茶杯让他睡不塌实。我得维护赵副市长的面子,特别是举手表决的时候,得让他们都醒着。
我做得天衣无缝,会后,赵副市长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天下午我正在翻字典,赵副市长突然走到我的办公桌旁。我故作镇静,继续我的工作。他看了一会儿,问:「忙什么呢?」
我说:「赶稿儿。」
「什么稿?」
「弗洛伊德的译文。」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抬头儿看见他好奇的目光,于是干脆停下手里的活儿,给他讲解起来。我说,党号召我们要解放思想,现在看来,光有毛泽东思想恐怕是不够用了。要介绍一点儿国外的新思想,是不是?
他点头儿同意。我接着说,对我国人民来说,弗洛伊德的思想就是新思想……说是新思想,其实也不新了,三十年代有个高觉敷的就翻译过一本「精神分析学引论」,不过没什么影响,那时我们在集中精力打仗……
我不知道赵副市长是否知道弗洛伊德是个挺伟大的人物,他好像对我的介绍不置可否,一声不吭就回到了他的办公桌。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相安无事。一天,处长找我谈话,问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我说一切都好。他说:「要做好本职工作。我们知道你是有这个能力的,要好上加好!」
凭我这么聪明,我马上就猜出来处长在警告我。同时他也在利诱我,他主动提到了房子的问题。我理解房子对我来说的重要性:在上海,没有房子就找不到对象,而没有对象就领不到房子。但是为了我国人民,我必须抛弃个人的得失!
我必须做一根「鸡肋」,让他们觉得食之无味,这样我才能调走。晚上,我隔三差五召集上海的文学、哲学、艺术爱好者到民革来开座谈会，又是烟又是酒,搞得乌烟瘴气。终于有一天,赵副市长跟我说:「我们谈谈。」
我知道时机成熟了,便说:「好吧!」
他开门见山:「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组织上帮你解决!」
我也开诚布公:「我想调走。」
他一愣:「去哪儿?」
「社科院文学所。」
「你有把握吗?」
「他们同意接收我,不信您可以去问。」
我趁机拿出三封信,那是蒋孔阳、伍蠡甫、贾植芳三位教授给我写的「护驾信」,他们和民主党派有关系,赵副市长肯定认识他们。
赵副市长看了信，叹了一口气,他什么也没说。
用了半年时间,我终于获得了自由!……不过不知什么原因,我一直觉得对不住赵副市长,我只见他叹过一回气,因此每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有点儿心酸。
八
我终于逃出了国民党的虎口,真有点儿刑满释放了的感觉。我决心从此不再占爷爷的光,和国民党一刀两断。
事后琢磨起来,赵副市长恐怕不是一个好党员,他居然没有教育好我。他一直在监视我,而且生杀大权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居然把我放生了!当时我认为,如果弗洛伊德的著作是黄金,那么「民革报」就是土坷垃。他恐怕看出了我的观点,也许他也这么认为。据说他留过洋。不管怎么说,我得感谢他,如果说我爷爷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陷害我,那么赵副市长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在我的眼里和在爷爷的眼里,国民党恐怕不是一回事。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客厅里一直挂着国民党的党旗和孙中山的头像,一直到文革前夕。他所以为的国民党恐怕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而现在,不管是国民党还是什么党,都归毛主席领导。我跟着国民党混,还不如直接跟着共产党混呢。
总之,我对国民党没有什么亲近感,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天上午,我去爷爷家,一进走廊,看见走廊的椅子上坐着一排土头土脑的老头儿,穿着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腰杆儿挺得笔直,帽子都放在大腿上。这阵势我还是头一次见,感到很稀奇,就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梯去找奶奶。奶奶告诉我黄维来看爷爷了。我问奶奶黄维是谁。奶奶说黄维是国民党旧军官,刚刚放出来。还说:他们在说事儿,不要打搅。
「那楼下那帮子呢?」
「那是他的部下。」
我操!我心里想,放出来还这么威风?
我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悄悄地溜到楼下,拧开客厅的侧门就走了进去。旧军官有什么了不起!我想。
爷爷和黄维坐在沙发上,大概是因为我进来了,就停止了交谈、转过头来。
多年以后,我从报刊杂志上逐渐知道了黄维是一个什么人物。不管历史如何定论,当时我觉得他比我爷爷还像我爷爷。我本来打算进去猫一眼就溜出来的。有的人,你看上一眼就足够了,不用说话。但是黄维的目光有一种吸引力。他的目光敏锐却没有一丝狡黠,他直视你却使你感到亲切。
爷爷对黄维说我是他的孙子,对我说他们正在谈事儿,但是黄维招手让我坐在他的边儿上,问我叫什么,说我的名字好。还问我有什么爱好。
我说:「京戏。」
他问我:「什么角儿?」
「黑头。」
「什么派啊?」
「裘派。」
「嚯!」他说。
大概是看我回答得挺干脆,他说:「来一段儿吧。」
我也正想露一手,当时我们那一带没有比我嗓门儿大的。
「老的?」我说。
「好,老的就老的!」
当时我最拿手的是「探皇陵」,正好儿我爷爷也没见识过,我就站起来吼了起来。没想到的是,黄维居然楞个愣地给我有板有眼地哼哼过门儿。唱到「见皇陵不由臣之泪交流」,外边还响起了掌声。
这老家伙还有两下子!我一边儿吼一边儿想。在我幼稚的感觉里,一入了党,人就变得抽象了、概念了、麻木了。但这老家伙好像生命力挺强。一当兵呢，人就变得冷漠了、没人性了，就像日本鬼子。不过日本鬼子还情有可原,他们杀的是外国人,我们的党,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杀的是老乡。我估计黄维可能和我一样,不适合参军、入党，怪不得关了那么多年。
我起完哄,他们又谈了两个小时,外边儿的就那么坐着。奶奶叫我上茶……后来我再去爷爷家,我问爷爷:「黄爷爷又来了没有?」
爷爷说,他忙起来了,又要搞科学实验,又要搞文学创作,还有政协的一摊儿……
我和我爷爷没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估计他瞧不起我,嫌我不懂事。我也不大瞧得起他,他不像黄爷爷。不过不管怎么说,按照逻辑推理的话,我还是应该感谢我爷爷。他要是不把家败光,土改的时候肯定被就地正法了。他要是被正法了,爸爸肯定就上不了燕京了,也就勾搭不上我妈妈了,因此可以肯定,也就没有我了。
九
还别说,我虽然看不上我爷爷,但有一点,我不得不佩服他。那就是扫大街。他从大概八十六开始扫,一扫就扫了两年,风霜雨雪,一天没断!
那时候清洁工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忙着革命去了。街道的清扫工作由牛鬼蛇神负责。我爷爷还够不上牛鬼蛇神的条件,大概因此他觉得很不公平。他主动找到革委会,要求负责一段街道的清扫工作。革委会说他年纪大了,他说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儿锻炼锻炼身体。
人家扫街都穿工作服,我爷爷扫街穿笔挺的中山装,拿着扫帚和畚箕,趾高气昂的,就像去参加政协会议。因为他负责的那段儿明显地比其他地段干净,还受到了革委会的表扬,勒令牛鬼蛇神向我爷爷学习。
有一次我去爷爷那儿,因为好奇,决定视察一下他的工作。那天上午他刚把街道清扫了一遍,我悄悄跟在他的后边儿。跟踪我爷爷很简单,因为他目不斜视。我发现他也在跟踪着一个人。跟了一段儿,当那个人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上,他才放弃了跟踪。他走过去踩灭烟头,之后用扫帚扫进畚箕……
原来如此!这他妈了逼的得扫到什么时候?……我赶紧拐进一条胡同,免得他转身的时候看见我,怪尴尬的。我实在不明白,这老丫挺的是闲疯了呢?还是想当劳动模范?也许是想感动谁?都这年头儿了,能感动谁呢?
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儿感动,我可真没他那个耐心法儿……多年以后,我翻译东西和写论文感到不耐烦的时候,倒常常会回想起爷爷扫街时拣烟头的那个镜头。
爷爷扫街扫了两年多,一天革委会的同志来了,让我爷爷停止扫街,我爷爷觉得挺委屈,说他身体没问题。革委会的同志急了,说:「您身体倒是没问题,可我们受得了吗?我们已经挨批评了,说我们落实政策不彻底……您就别跟着添乱啦……」
我爷爷茫然若有所失,他大概知道他又错了。那天就成了我爷爷下岗的日子。下岗以后的那几天,他好像挺不适应,整天失魂落魄的。我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打开的报纸,眼睛却望着窗外的蓝天。如果说我对他的不幸遭遇有过同情,那次就是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我真怕他憋出什么病来。
注:
「那孙子」:「那」音「nei，四声」。「那孙子」,北京话,特别流行于文革后期,意指「那个人」。
例句:部长那孙子不像话,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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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在瞎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