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树下》│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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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树下》
九哥 (发表日期:2008-05-19 11:39:09 阅读人次:2149 回复数:3)
希望我个人的丑陋能唤起万众的良知　　　　《芭蕉树下》怀旧中篇小说　　献给祖国的农民　　九哥　　　　（一、引子:憋了我25年的秘密）　　九哥是何许人也？最最简单明了的介绍是“一个城里人”。具体一点是“定居在日本名古屋的挪威籍华人。”但这还算不上太具体，因为我不是生来就住在名古屋，在那以前是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奥斯陆以前我还曾住过澳洲墨尔本。再追根下去，可以追到我的学生时代上海，出生地湖南长沙，甚至追到我的祖籍湖南新化。说了一大通，无非不是想说明：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　　我，虽说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却有着一位农民兄弟。我姓成，我的农民兄弟姓田，所以显然我们不是血缘兄弟，而是结拜兄弟。　　我，一个地道的“城里人”，凭什么要跟“乡巴佬”结拜兄弟？那是因为田兄救过我的命。为了田兄那番救命之恩，自1978年分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祖国改革开放后，我生父重病住院，我曾回乡搬田兄的大女儿，我的大“侄女”军花（当时18岁）来省城专业看护我的父亲。田兄也从乡下行程两天赶到省城看望。后来，我把军花的妹妹三花也接到了城里。两姐妹一边帮着我亲兄弟家里做家务，一边在外面学做缝纫。住了好几年学成后回乡当裁缝去了。　　所谓“田兄的救命之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是1977年，我当时在湖南省京剧团乐队拉提琴，被当作省属机关工作队的队员派到湘西去推广良种。一天，我晕倒在田里，脸部完全被水田淹没。是我的田兄及时抢救，生命才延伸到至今。那便是我们结拜成兄弟的由头。　　此事在当时当地传为佳话，省里还有人下来接见过我。要不是我九某平时表现欠佳，我的故事，应该是值得上报纸上电视拍电影的。　　但是，在这个讴歌“贫下中农和国家干部亲如兄弟” 的动人篇章里，却有着一个秘密，一个除我以外，绝对没人知道的，当时被人知道了就不得了的，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今天的九哥，不但已脱离了组织20余年，还早就换了国籍；国家的农民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工作队的领导和同志们也基本离休的离休，下岗的下岗，我的那个秘密大概不会再给任何人带来灾祸。所以我觉得是把“憋了我25年的秘密”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些，也许是空腹时读比较安全的故事。　　　　（二、下乡的由头）　　那天，在名古屋的家里，为了省掉那一万日圆的安装费，自己动手装了个BS天线盘。调试着天线盘的角度，电视里便出现了个熟悉的小平头。那是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做的一个“介绍在美华人、奥斯卡作曲奖获得者谭盾”的节目。“二十多年不见了，他老弟还是那个改不了的小平头。”我想着，又为他高兴又为自己嫉妒。于是想起了这段往事。　　1977年，我才20出头，在省京剧团当小提琴手。那天晚上演出，却发现旁边没有谭盾，便问了邹队长。老邹说组织已决定让谭盾参加省属机关工作队，马上就要去湘西推广良种。我对着邹队长开了个玩笑：“要是我是共青团员，也够资格去。” 　　如果没有这个玩笑，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多出一个叫“九哥”的杰出小提琴家，更可能会少出一个叫“谭盾” 的著名作曲家。　　第二天，邹队长通知我，组织尊重我的请求，让我代替谭盾下乡。因为正好谭盾向组织提出了“正努力学习，准备报考1978年文革后第一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其实九某当时也在积极练习，准备报考次年的上海音乐学院。但是“要是我是共青团员，也够资格去”是从我口里流出来的水。我当时以为“男子汉出言，驷马难追”是真的。只好硬着头皮接旨。　　团领导交代我：“省直机关工作队已经派下去两个月了。参加工作队的人一般都是党团员。组织之所以让你非团员的小成去，是给你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你要去的那个生产队，有省直机关工作队的甘队长在，只因为甘队长有时需要去上面开会，所以只有甘队长不在时，让你帮着看一看。平时，你的任务主要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临走前。团里的邓秘书再三逼着我去买了几斤面粉。他帮我炒熟。因缺油，面粉炒得发黑，一股焦味。他把炒好了的面粉放进一个铁制的大桶子里。说：“这样，在习惯农村生活环境以前，你至少可以抵挡一阵。”我当时很是怀疑有把那些黑糊糊的东西带下乡的必要。“我们伟大祖国的农村，到处是鱼米之乡，那是出粮食的地方。如果农村都没有饭吃，那城里人不早就都饿死啦！” 　　邓秘书不由我声辩，硬是把那桶面粉塞进装着我所有家当的麻袋里。（那麻袋还是邓秘书的私有财产，直到现在，我都还没还给人家）他一扁担把我送上了开往湘西吉首的火车。等车开了，我向邓秘书招手时，看到他眼神里的几分担心，才意识到，一个人出远们，我小九还是第一次。　　到了吉首，我挑着沉重的担子转长途公共汽车，又想过要丢掉那个既占地方又占重量的铁桶桶。几下决心，还是没忍心丢下邓秘书的那番情意。好歹到了凤凰县，见到了工作队的甘队长。　　甘队长首先表扬了我自备干粮，继承了“红军闹革命”的光荣传统。再反复叮嘱我不要暴食，要细水长流。并建议我买了三盒最便宜的饼干。跟着甘队长在县里住了两天，我被茶田公社的人接到了公社。　　那天正好是全公社省工作队的同志们集中学习。（每个月集中一次）餐桌上大鱼大肉还有酒。我虽誉名九哥（酒哥），却是滴酒不沾之徒。正像许多朋友给我的中肯评价：“不抽烟不喝酒，就玩女人。”那天，却被工作队的新哥们灌得烂醉，像堆烂泥般粘在地上。（那是我人生仅醉过的两次之一）　　　　（三、下乡头一天的遭遇）　　朦胧中，我感到巨痛，惊醒后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几只、、、且叫它们的学名“老鼠”吧，总有一尺之长，连尾巴的话，把我枕头边的饼干盒子啃开个很大的洞，饼干粉末满床都是，一些还弄到了我的身上。所以那些热情的耗子在帮我清洁身子时无意咬到肉才醒了我的酒。　　请展开您的想象力：“一个城里伢子，一个文艺战士，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一个人，坐在一张巨大古迹般的木床上，黑洞洞的，只有几只赶也赶不走的造反派耗子陪伴”将是幅什么样的图画。　　后来才知道，我在公社被灌醉后，没办法，工作队只好罚那些灌我的小伙子们，把我和我的东西送到了我所属的生产队。因为他们先来，比较有经验，故特意把我的饼干盒子放在了我的枕头边，以便于照顾。　　一整夜，我不停地挪动，不记得花了几十个小时才熬到天明。　　早上，我打开重重的木门，发现门口有一小块平地。有两个孩子，三四岁的带着个一两岁的，坐在我的门口。看着她们贪厌地吃着自己地鼻涕，我把从耗子口里争夺过来的几块残缺递给了他们。大的接过来，给了一小块给小的，然后拖着小的就跑了。　　等我回进房间，把我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准备去找组织，我的门“吱”地被人推开。我乖乖，我的门前坐满了孩子，总有几十条吧。（当地管人不叫“个”叫“条”）看见我，孩子们中有些起身准备逃跑，但看到我满脸舞台经验的专业微笑，大家好像放心了些。那是些什么样的孩子呢，详细的我懒得去描绘，反正，“他们是在陈放了数月的垃圾箱里搅拌出来的”，还要算是比较文雅客气的写实。一方面九某有天生爱小孩的毛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同志”（当地管党的干部叫“同志”）的身份，我对离我最近的几个孩子头，做了做抚摩的手势。那几个孩子立刻将手抬起，以代替了口里的舌头向我伸来。我庆幸还留有些昨夜通宵不眠而保卫下来的饼干残骸。与其说是“递”，还不如说是“丢”到每只色彩斑斓的小爪子上。最后的几只手分不到，只好把残骸变成更小的单位。　　正当我慢慢品尝“救星”的滋味时，一位身穿军装的中年人跑了过来。　　“原来是新来的小成在这里违反纪律，害得我门口也围了一大群。” 　　他自我介绍姓黄：“就叫我老黄吧。我是你旁边二队的。正好今天大队几伙计碰头，我领你去。” 　　在碰头会上，我得知我所在的芭蕉大队分四个生产队。第一生产队最穷，所以派了工作队甘队长再搭配了我这个非党团小萝卜。二对是那位北方的南下干部老黄。三队是非党人士老林，一个戴了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广西人。四队是组长老刘，也是个硬邦邦的南下干部。算起来应该有五位同志，但甘队长因上面有事，暂时不在生产队，那个暂时，一直暂时到一年的工作队基本结束。　　会上讲了许多和农民打交道的纪律和注意事项，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唯一记得清楚的是“绝对不能私自给农民，还有他们的孩子食物。绝对不能暴露自己带了干粮。绝对不能透露我们干部每人每天从国家那里有一毛钱的生活补助。” 　　散了会，老刘组长把我带到我的食户田家。（一般是住在哪家就吃哪家，但因为我的住家是妇女主任，丈夫不在不方便，故寄吃在最困难的田家）　　田家老人解放前是雇农，老太太曾被土匪霸占，想必年轻时有几分姿色。解放初期老太太跟着田大爷从土匪窝逃了出来，才一直受到阶级保护。　　家里有三兄弟，老大系老太太与土匪之子，早就外搬，一直受气，连老太太去看望都要等天黑以后。老二结婚有女儿三个，军花二花三花（后来又有两朵花）是个赤脚医生，也就是我后来结拜兄弟的那个。老三当时还是单身。　　头一天的饭菜，其实不是饭菜，是用少许米饭，加一些南瓜叶子南瓜花，或者一些红薯藤，还有些什么我搞不清，混合做成的粑粑。惟独我的碗里，老太太背着孙女们给放了一小块肥腊肉。我城里的那点老底，再加上一天前公社那点新存，怎么也没能把那顿“忆苦餐”礼貌下去。　　回到住处，天已见黑。一开门溜进一女人。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我发现那姑娘很年轻。她轻轻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大概也是想要点吃的，说着搂起上衣露出奶子。这可了不得。我九某当时刚20出头，还是处男一个。吓得我连忙往外跑，跑去敲隔壁妇女主任的门。　　等主任闻风出阵，那女人已逃得无影无踪。　　“这事一定是二妹，以前也是，只要有同志，就来讨吃的。好吃懒做的资产阶级。”妇女主任梅菊很是非分明地。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美梦，把亿万个子孙费在了裤衩上。　　　　（四、从第二天开始）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吱吱”的门声把我吵醒。打开门，我乖乖，又是一大堆“垃圾”，比昨天又多出好多条。那便是我的第一生产队的全体孩子。孩子们听说成同志早上发饼干，激动得早早就来排队了。　　这怎么办！　　我立即关上门，敲着隔壁的墙求救。但最最革命的妇女主任梅菊这时也装耳朵聋。因为她的两个儿子排在最前面。要是今天，我可以打个手提电话报110，或者给朋友发个求救的E-mail。　　“吱吱”的门声越来越响，我若再不露面，肯怕就要发生暴动。虽然还有一桶炒面粉，但我怎么可以违反组织纪律。我急中生智，拿出那三个空饼干盒子，打开门亮给孩子们看。孩子们哪肯罢休，一涌而上，于是我文艺工作者的灰色制裤立刻变得五彩十色。没有办法，我只好再次退进“城墙内”。想了想，拿出我的小提琴，奏起了样板戏“白毛女”片段。　　门被轻轻的推开，没有暴力，甚至没有吵闹。静静地，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接着，我奏了一首奇普里安.波仑贝斯库的《叙事曲》。那曲子很长，而且同样的旋律反复无数遍。但孩子们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仍然静静地听着。其中有两次小一点的孩子哭，都被其他孩子嘘着被带走。总有半个小时吧，我停下来，走出去，发现外面还有一些大人。孩子们第一次体会到，半张着的嘴，不仅仅只是为了吃东西。　　“哪一首好听些？”我问。开始没有反应。我又把两首曲子的头奏了一遍。结果令人兴奋。孩子大人一致同意“第二首（叙事曲）好听”。　　谁说贫下中农不懂音乐！　　从那以后，便养成了习惯。一到早上，我就要在门口开一场音乐会。每天拉同样的曲子，孩子们还不乐意。我只好翻出我所有的乐谱：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每天轮着上。　　早上开音乐会，白天跟着农民下田干活，晚上老黄老林过来吹吹牛。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　　过了一阵，我城里积累在肚子里的那点板油已经耗得干干净净，如果掏出来洗，肯定不用洗洁剂。团里邓秘书给炒的那桶子英明，连桶子都洗了两遍。于是，每天不到钟点，就开始一分钟一分钟地盼望军花来叫“瞒瞒（当地语“小叔叔”），吃饭啦。”每听到这声音，我就会比那些一尺长的耗子们还冲动。吃起饭来，（当然不是“纯饭”，而是各种带饭的，十分美味可口的野菜仙粑）变得狼吞虎咽。一个月下来，已经忘了“肉”字怎么写了。　　等到第二次去公社集中“学习”，看到那纯白米饭，和大鱼大肉，犹如深仇大恨的敌人，恨不得一口都吃下去。我一口油滴滴的大肥肉没来得及嚼，就忙着抢下一块。结果头一块堵在喉门卡上、、、、、、这一次，不是被人灌酒醉了，而是被自己塞油醉了。亲爱的读者，你被油醉过吗？你知道被油醉了是什么滋味吗？如果你想试试，去弄块大肥肉、、、算了、还是别试了，幻想很难受很难受就是。　　这回只能怪自己，没有人抬着回去了。我走一阵歇一阵，一拐弯，看见芭蕉大队那山顶上的三棵大树，就知道不远了。我又坐了一小会，心里只想吐，甚至都反回到口里，又舍不得浪费，学着牛反刍，嚼了嚼又咽了下去。　　　　（五、初遇七岁的五妹）　　话接着上回讲。在从公社回生产队的路上，我休息了片刻后，刚刚想起身，看见一个小女孩挎着个小布袋走了过来。等那女孩走近，我朦胧看清她的脸，一张不认识的，大约六、七岁的脸。当她看见我时，却像是看见了老虎豹子一样，拔腿就跑。人没做坏事干嘛跑？莫非偷了人家的东西。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觉悟顿时激励着我，把油醉也激励醒了，跟着就追。那几岁毛丫头哪是我共党干部的对手（对脚），几步就追上了。那孩子撒腿就往田里冲，几步一跟头倒在田里，我不愿弄脏鞋子，在岸上大喊了几声“快上来，要不我叫民兵了。”那孩子就是一动不动，一只手使劲把那个布袋子往田泥里按。我喊了几声，实在不行，那时天气已冷，也怕冻坏小孩负责任，便很不情愿地开始脱鞋。正在这时候，我看到有人过来，我喊了一声，那人便跑了过来。　　跑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妇女主任梅菊。她本来就光着脚，一步就下了田，把那湿淋淋的孩子像只耗子一样拧了起来。“这不是五妹吗，一个多星期不见，你妈到处找你呐。”我没摸着头脑，“五妹是谁？” 　　原来我管理的第一生产队有位出名的生崽婆，不，讲错了，是生女婆。大妹二妹三妹……已经产到七妹了。二妹就是那个为了要饭曾露奶子给我看的少女。六妹七妹就是我最先丢饼干的那两堆“垃圾”。而眼前的五妹，我还是“多多关照”的“初次见面”。　　梅菊到底是母的，抱住孩子就往村里跑，边跑还边嘟噜：“一个人往外跑多危险，掉在田里不搭帮成同志，你就没命了。”当我正准备为那莫名的荣誉多陶醉一小会时，我的阶级觉悟提醒了我那孩子手里的布袋子没有了。我叫住梅菊，指示她去找。梅菊放下五妹又下了田，很快从田里找出了那个布袋子。等梅菊上了岸，全身颤抖的五妹不要命地冲上去抱着那个袋子，我们两个大人都弄不过她。最后梅菊蛮干，被五妹像小狗一样咬了一口。梅菊一巴掌，才把那布袋子控制在手里。五妹见没有希望了，“啪”地一坐地，“哇”地哭了起来，哭得像死了伟大领袖一样。　　梅菊把那布袋子打开，就顾不上手痛了。因为那袋子里装的不是别的，是比金银财宝还要紧的东西。　　　　（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计划生育”）　　话说梅菊把七岁五妹的布袋子打开，发现里面都是饭，是真正的米饭，而不是我天天在田家吃的那种不纯的饭。不过，也不是我们正常理念里的米饭，而是把饭晒干，晒回像米一样的颗粒。吃的时候用水一泡又回到饭。从理论上是运用了我们现代“快餐面”的高科技。所以那干饭粒刚才被田水一泡，又泡回了饭的形象。我凑过去看了看，一股馊味冲鼻而来。梅菊先是惊了一下，然后把整个脸都钻进了饭袋子里。我只好立刻制止：“这可是阶级斗争的证据，在没搞清这些米饭的来源以前，销毁证据可能是犯罪。”梅菊是共产党员，当然知道成同志话的分量。贪厌地嚼着口里的馊气，很不情愿地把“证据”递给了我。　　这时，我们发现五妹已跑得无影无踪。　　连夜，我们召开了工作队紧急会议。老林的感想是：“那么小的孩子能弄到那么多的饭，真了不起。”他还唠叨说自己两个孩子，小的七岁，大的都快满十岁了，还不知道怎么把米变成饭。老黄的意见是：“孩子是队里的人，要来的饭也应该是队里的饭。明早熬锅粥给队里的孩子们分了就是。这样也可以打击外出要饭的积极性。”老刘的分析就不同了：“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一个人在外面呆一个星期，怎么可能要得到这么多的饭。一定是里应外合，大人搞米饭，孩子搞搬运。” 　　于是，工作队决定，先按老黄的，第二天熬锅粥，分给第一生产队的孩子们。（为此，我还得把全队的孩子清查一遍。其中有两个该算成一队的还是二队的，我还跟老黄争了几句。）第二步，按老刘的意见，我们清查各队人数，看有没有不出工外出影响社会治安的。　　把那布袋子放在老黄老林老刘住处，我都不放心。为了防老鼠，我从老林的住户家借了个小水缸，把布袋子放进水缸，上面盖上盖子，盖子上面再压上两颗土砖。　　那一整夜，我的鼻子是如何被那气味招待，还有耗子们，是如何的热闹，就留给读者们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　　本想在早上音乐会的时间，用演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时间，让梅菊把那袋子馊饭熬成粥，然后向孩子们宣告这个振奋人心的，像“共产主义实现了”般的好消息。可早早爬起，却一直没能等到孩子们来。奇怪，一个也没来。　　说也是，有谁要听强盗卖唱！　　我没法，考虑把那袋子馊饭还给五妹。找到梅菊，让她带路去找五妹的家。梅菊把我带到附近，借故有事，就跑开了。我推门而入，记错了，五妹家没有门。我进去见到了全家七条妹围着母亲。让我惊讶的是，那婆娘又要生产了。　　“你已经生了七个了，还生！这是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我大声吼到。　　可那婆娘，声音虽不大，但还蛮有道理地说：“大家都违反计划生育，不同的只是我没有把我刚生出来的女儿mai diao。　　她是说“把刚出生的女儿‘卖掉’还是‘埋掉’”，我没能听懂。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人类干得出来的事。（动物，就更干不出来了。）　　我赶紧跑到离我最近的老黄报告。老黄说这事很严重，在工作队期间有违反计划生育的事，整个工作队都得牵连进去。于是我们一起又跑到组长老刘处。老刘二话没说就去了公社。　　下午，公社来了几个人，一运猪的大箩筐，把七条妹娘塞了进去，两个大汉抬着就往公社跑。那母亲像被宰割前的猪一样嚎叫。那七条小猪在后面跟着嚎叫。只有那个做爹的，蹲在地上，一声不啃，双手抱着脑袋。　　后来的事我没敢细问。只是老林告诉我：“好像在路上就不行了，只好停在一块挡风的大岩石下，就生了出来，是个男孩。可男孩也是违反政策……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计划生育’！”说着，他把眼镜取下来擦了擦。那动作，让我想起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停了会，老林又继续着他的感慨：“革命是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所以说革命是残酷的，这对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或是刚刚出生的婴儿。” 　　大家看老林那算什么觉悟，还“同志”呢！刚出生的八弟破坏了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将影响伟大祖国进入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是无情打击的革命对象，尤其是他的存在，会给我们工作队带来麻烦。　　不过，关于伟大导师“革命就是暴动”的学说，以鄙人20年在外的经验看来∶“革命不一定要是暴动，更不一定要推翻一个阶级。革命也可以是做文章，或请客吃饭，可以不那么残酷。学会跟人妥协退让，和平共处，也是一种革命，一种我们伟大民族弱势的斗争艺术。”我从不敢怀疑“伟大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唯独在这一小点上，我想给舵手提这么个意见。当然，也不是我小九的意见有多么正确，只因为咱们的红太阳最讲民主、最能听进臣民的意见！　　两天后，七条妹娘从公社被抬了回来。之后就一直“装疯”。据说在我们出工时，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和梅菊的门槛中间坐一阵，哭着要她的八弟。但这事我只是听说，因为她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　　从那以后，如果孩子们调皮捣蛋，大人只要喊一声：“成同志来了”，孩子们就会四处逃命。　　那五妹的布袋子“饭米饭”等着上级的处理意见，在我的水缸里摆了两天后，都臭了。最后丢给隔壁的“虎儿”，把那狗都熏跑了。　　根据调查，是公社有关人员在吃饱了饭后调查，五妹在外面根本就没有大人接应。她只是到了晚上就去偷公社人员吃剩丢进猪饲料坛子里的米饭。到白天就把它们晒干，为了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八弟一份见面的礼物。虽然她只有七岁，但好歹也是个姐姐。她爹、还有大妹二妹三妹都必须在队里出工，四妹要照顾家务，六妹要看管七妹，出家找食的光荣就只能留给五妹了。　　从生产队到公社虽然只有一条路，但是条连大人脚不停鞋也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现在想起来我还在感动。我们中华民族，真的应该为五妹感到骄傲，就像“红灯记”里唱的一样：“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七、永远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五妹事件”让我们党的干部们更加意识到“永远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上级领导因此再三强调，以后抓了是哪个队的，哪个队的干部就要负责。因为小孩子在外面要饭，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光辉形象，尤其是像五妹那样的富农子弟。（五妹是富农子弟？！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她家也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挖苦的富农之一）　　于是我们各队来了个人口大清查。还真让我查出来几个本上有名却从未见过人的败类。于是我又抓着梅菊（是记工分的）带我去挨“家”搜索。不过那些“家”，不能算是家，因为英文里的Home家庭，和 House房子，都不存在。几根破树干支起一个棚，几把稻草怎么也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可谓出不闭户夜不闭窗（因为根本就没有门窗）。停在了一个这样的“家”前，梅菊很立场坚定地向我汇报：“这是田十大的家。他是个富裕中农，一天到晚就等着复辟资本主义，好收回他那几亩地。” 　　我不由一阵凄凉，到现在还在感叹：“我们伟大的祖国真的是无产阶级的队伍一天天成长壮大，连世世代代和土地捆在一起的富裕中农，都被改造成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比工人阶级还无产的阶级。” 　　那一阵，我真的是天天捧着一本书看，那就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关于农村工作的若干讲话”。一来是毛文豪的文字确实很有可读性，再说除了他老人家的书，我也没敢带别的。（难道下乡带本《约翰.克利斯朵夫》？）　　根据毛老人的教导：“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富。”我走访了本队最最贫穷的雇农田瞒六。田瞒六家有三个儿子，个个年轻力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那个家，还真有点Home和 House的意思，比我见过的任何富农中农强多了。真有点穷人翻身做富人的样子。　　田瞒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同志怎么到现在才来给我们送被子？想冻死我们吗？”（全队只有他不知道老子姓成）。我得知他们没有御寒的被子，出门便问梅菊。梅菊第一次有点不讨好地看了看我，没出声。事后我了解到，每年的工作队一来，都总是去看他家，给他们家可能是一个生产队每年仅仅一套的补助被子。冬一过，他们就把被子拿去卖掉。又等下一班工作队。只因为小九下乡晚了点，才让他们挨了冻。　　之后的几天，田瞒六天天跑来找我，问我什么时候给他们补助被子。由于申请的被子还没下来，我只能学着打官腔：“不要忘本，不要忘记旧社会，要斗私批修嘛。” 　　说出来你不相信，他居然不知道旧社会和新社会怎么个算法，还以为60年前后饿死人的时期是旧社会。等我解释旧社会就是“地主”，新社会就是“同志”时，你猜他说什么了，说出来让你也吓一跳。　　“旧社会怎么啦，旧社会比新社会好多了。旧社会没饭吃，找地主还有个地方借，旧社会的地主是乡亲邻里，怎么也要给个脸面。新社会没饭吃连个借的地方都没有。借不到出去讨饭也不让。你们同志年年换，换来换去，城里人都一样。”（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原土话记不得了）　　“他娘的！敢骂共产党！！反了！！！”我顿时觉得身后有党，有人民军队，有无产阶级专政，拿出我午餐那几个野菜粑粑全部的能量，跳了起来。　　“田瞒六，你反啦！你以为你是雇农就了不起啦，敢反党反社会主义啦！你敢反对共产党，雇农也是反革命，是反革命我们就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你已经忘本了，你是新型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 　　当然，以上也只是大意，原骂还带了些脏话，比如“你妈妈的抹噶”等最最纯正原始的革命唾液。　　田瞒六吓呆了，自被打成雇农，还从来没有人敢骂过他。一听说我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连忙抓着自己的儿子给我跪下，还要我把脚踏上去。唯一的请求就是不要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这下引来了许多幸灾乐祸看热闹的人。事后我一跃从强盗变成了英雄，在生产队很是人气。只是工作队的其他同志听到此事，让我在内部作了个反省。　　补助来的被子我让梅菊送去，田瞒六却说“告诉成同志，新社会比旧社会温暖多了，想起共产党毛主席就热血沸腾，被子就不必要了。” 　　田瞒六因“被成同志打成了反革命”，再也没在村里抬起过头。　　　　(八、越困难越要反腐败) 　　工作队的人，历届都一样，一下去首先就查帐。我因为当时太绿，除了五线谱的豆芽菜，压根就不知道“帐”是啥玩意儿。直到工作队小组长老刘再三催问，才找了生产队长想走走过场。　　不想这么件我原来以为是很简单的事，却变得异常复杂。首先是会计说帐在生产队长手里，接着是生产队长总抽不出空。最后，我只好“成假刘威”，和老刘深夜进攻生产队长，才把帐本拿到手。　　我还真拿出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几天几夜没睡觉，终于查出来有几斤种粮不对。于是向生产队长问话。队长敷衍地说：“有时大队干部开会，会后煮碗饭吃的事也是有的。干部开会不记工分，吃碗饭也不算过分。” 　　可我还是不相信只有几碗饭的腐败。一定要去会计家搜，定要搜出堆金子来。　　“搜不出金子怎么办？”队长问。　　“那就揭了他家的顶，砸了他家的锅。”当时共党干部的我，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那千万不行成同志。他家的屋顶不用你揭，已经到处是洞，他家的锅也用不着你去砸，已经破破烂烂。你要去搜，人家也有脸面，去年的同志也是要去搜，他大儿子一杆枪横在门口，谁敢进去？他大儿子可是民兵，有武器的。” 　　“我也有武器的，我才不怕。”其实我说的武器，不是枪，而是毛泽东思想。说我不怕枪，那是假的。枪谁不怕，傻瓜才不怕。　　第二天，我应邀去隔壁大队“开会”，那里有一位姓夏的女战友，和我一样，也是个“文艺战士”。于是我把小提琴放进琴盒里，背起来就出了门。　　经过会计的家门，迎面被会计的小儿子一根木棒截住去路。原来生产队长听说我“也有武器”，便立刻通知了会计“要注意成同志的行动。”当我出门背着我的小提琴，当然就被人当成了武器。（别说，那小提琴盒子看上去，还真有点像件什么新式武器）　　我一见那小毛孩，还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也举起我的“武器”，叫到；“把你哥叫出来，叫他别忘了带武器。” 　　像写书一样凑巧,这时会计的大儿子肩扛着杠枪，手拧着只野兔子，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他弟弟大喊到：“哥哥快跑，同志来抓人来了。”大儿子见弟弟吓得那个样子，大笑起来：“成同志逗你玩的，他抱的是条扯琴。” 明明是“把”很高雅的西洋乐器、乐中之王的“小.提.琴”，怎么可以莫名其妙地成了“条”“扯.琴”，这比他手里拧着的那只野兔子更不可饶恕。“拿保卫祖国的枪炮子弹去保卫你一家人的肚子，等敌人打来了怎么办？” 　　“等敌人打来了，”大儿子满不在乎地抢着说：“等敌人打来了，我们早就饿死了，还保卫什么祖国？” 　　你看你看，就这觉悟，还民兵呢！那德行把我气得官腔也打得特别流利：“真不像话，我没收你的枪！” 　　“拿去吧，反正没子弹了。” 　　他这一手，反而弄得我很尴尬，因为我对同志有没有没收枪的权利，还没问过。只好：“我这就去武装部告你。” 　　大儿子见我来真格的，有些不耐烦了：“去吧去吧，要不要我把部长的名字告诉你。” 　　这是第一次有农民敢跟我，一个共党干部唱反调。我那种人生中第一次刚刚品尝到的“高人一等”的感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我气急败坏地：“我扣..你家的工分！” 　　听到这一声吆喝，会计从屋里冲了出来：“成同志，你可不能扣我家的工分，我家是下中农，是受同志保护的……” 　　大儿子没等父亲说完：“别求他，你求他他会以为他是菩萨。反正求不求都是挨饿。” 　　“你，你，……你他妈的……，我去告诉刘同志。”说完，我直奔四队找刘组长，把去看隔壁队女战友的事搁之脑后。等下次我再见到夏同志时，她心里已经有了位更优秀的青年。真他妈懊愤！　　后来，刘组长是如何处理那件事的，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几个月后，我和会计的大儿子不但既往不咎还成了朋友。等“肚子里面闹革命”到达最严峻的时候，我还给省城的哥哥写了封鸡毛信：“急需自动步枪子弹！”个把月后，我收到一个小包裹，上面写着“四号电池”。　　寄来的四发子弹三发放空，只有一发让我和老林品尝了一点鸟鲜。　　　　(九、主席的教导活学活用) 　　老实说，“主席的教导”怎么个“活学活用”法，这套技巧，直到今天老九掌握得还不够自信。是不是说：毛主席的教导只要对我有用，拿来我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过，“掌握得不够自信”也不能成为借口，反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我仔细学习了主席的阶级分析的理论，觉得应该“活学活用”。因为，总不能说解放了近三十余年，地主还当地主，（错了，地主分子早就被消灭了，也就是被打死、整死、饿死了。）富农还做富农，贫农还是贫农。如果真是那样，岂不是对我们共和国30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污蔑吗！　　我把我主管的第一生产队，按照实际的经济情况，重新作了一次阶级分析。结果令人沮丧。因为那结果与原成分刚好相反：富农最贫穷，贫农最富有，（所谓富有，也就是屋顶少漏点水的水平）中农还是中农。　　在田里干活时我注意到，原富农和他们的子弟干得最卖命，原贫下中农最懒惰，中农还是保持那种中不溜的本性。　　有一天，我看见雇农田瞒六的大儿子在自留地使着队里的牛很卖力地干着，便骂他出工吊儿郎当。他却恬不知耻地回敬我：“那是给队里干，这是给自己干，当然不一样。” 　　那大儿子的话向共党干部的九某阐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暂时还没达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先进的程度；离共产主义的境界差得就更远。　　于是，我暗暗决定：“对主席的话要活学活用，要依靠现在的贫农，团结现在的中农，保住现在比较富裕的人。” 　　　　（十、第二位在桌子上立鸡蛋的天才）　　如何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他们干队里的活像干自己家里的一样？把田分到各家吗？那可不行。那早有罪名“三自一包”，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复辟。不过，中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形成过资本主义，怎么个复辟法？那也是九某对主席的教导不能理解的部分之一。　　那就不把田分到户，把田分到组行不行？组也是集体，只是比生产队小一点的集体。　　于是，我把我主管的第一生产队的所有成员作了详细的调查，发现整个生产队的人基本上都姓田，据说以前这里叫“田村”，所以说大家多少都有点亲戚。田村又分三大家系。于是我考虑把队里的田、农具、牛等，让大家公平分成三份，再让队里的人家自由自愿分成三个组，由各组的代表抽签。以后各组干各组的。收成时除了上交地主的租，（不、又讲错了，是上交国家的租；不过解放后国家是土地的主，那国家还是地主）余下的各组自己分。这样，大家干起来应该像田瞒六的大儿子在自留地里一样玩命了吧。　　我为自己大胆天才的主意感到兴奋。要成功，我就是田村的救星，要失败，我就走人。被组织抓住，能怎么样我？还能开除我的“非党籍”不成？把我遣送回去还不照样拉提琴！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吃午饭时，开玩笑似的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食户田兄。你猜怎么着，那装出来的玩笑赢得了田妈的一块肥腊肉。（比初到那一天的还要大块）　　为了怕人说我们“关起门开黑会”，下午，就在田头，生产队长和几个为头人物把我围住。没给我作大报告的机会，甚至没让我具体解释我主意的天才之处，本来以为很复杂的事情，几个人几句话就搞定了。　　正当我为自己“跟贫下中农心连心，灵犀一点就通了”而感动时，田兄告诉我：“队里不来同志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干的。其实同志没必要指导我们怎样种田，只要不管我们就行。”没想到，我这个改革的先驱，不过是重蹈共党的覆辙。田头会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妇女主任梅菊知道这事是成同志同意了的。（梅菊是外姓人，有打小报告的名气。此事成干部我当然多有受益）最好是成同志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免得万一暴露给成同志惹麻烦。等明年的工作队发现，生米已变成了熟饭（真正的饭）。就是明年逼我们再共产，至少今年可以好一年。好一年算一年。” 　　这是我下乡后两三个月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田”里面的人。　　就这样，一场“复辟资本主义”的地下分田活动在一队顺利进行。但是，正如大家所料，梅菊听到消息，立刻跑来汇报：“成同志，不得了啦！富农们要造反，分田搞旧社会了。”按照大家的决定，我这次装年幼无知，反问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怎么可能‘搞旧社会’”。梅菊见跟我说不通，便说要急着参加大队的党员组织生活，完了再来向我详细汇报。说着往大队部跑去。　　我见势不妙，连忙跑去告诉队长，然后直奔大队部。在门口，正好碰到梅菊。我一把把她叫住，说：“生产队的事还没弄清楚，如果你到大队部去乱捅，我就去告诉生产队里的乡亲。”梅菊万万没想到，她一贯依赖的同志，这回把屁股坐到富农一边去了。“哇”地大哭起来：“他们一分田，我和田满六就没人要了。那我们怎么活啊？”我一时没找到什么高明的安慰，便拿出那两个月现学的官腔：“这个，要相信组织，我们会考虑的。” 　　有了这句话，梅菊好像安心了许多。但还是哭丧着走进了大队部。我不是党员，本没资格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但事在眉急，也顾不得组织原则，几步跟了进去。梅菊见我跟进了会场，止不住大哭：“我家大毛的喉咙被勺子卡住了。” 　　嘿，真有她的。我一放心，鼻子就闻到股可口的气味。屋子里总有十几号人，大家围着个火锅。“打了只野猪，既然来了，成同志一起来，一起来。”大队长让人给我挪了个地方。　　我这才注意到这里面坐着芭蕉所有的干部，还有我的刘组长和战友老黄，奇怪的是老林也在。（老林不是党员，但后来他们向我解释：老林已经上交了入党申请，属于扩大会议的对象）　　吃着我那份，只恨自己没长狗牙，否则连骨头都要营养掉。　　吃完了，等着和梅菊一起走出大队部，你猜咋地？离大队部不远，聚集着十几个田村的精英。我为梅菊捏了把汗。由于她的智慧，避免了一场可能的血腥革命。　　　　（十一、为求生而挂彩的老黄）　　春耕即将来临，但我们肚子里的底气实在难以胜任。　　60年后出生的城里人大概很少人知道饿肚子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到60年才几岁，饿肚子的记忆也不会太刻骨铭心。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过吃“忆苦餐”。（就是用野菜加糠做成粑粑）不过那也只是偶尔一两次，没有几个月连着吃的。记得吃“忆苦餐”的时候，大人们总要为该说“好吃”还是“不好吃”而争论。当时我不理解大人们为什么要争论这么件简单的事，直到生产队连续几个月的“忆苦餐”吃下来，才知道“忆苦餐”好吃不好吃，是因人而异的。　　连续几个月的“忆苦餐”，别奢谈肚子里的油水，就是排泄通道因润滑系统失灵都拒绝正常运行。再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而我们所在之地，因不是湖区，没地方打鱼，也没有大山，故除了野兔鸟类，长不出有质量的营养物。“靠水吃水靠山吃山”的智慧在这里无用武之地。正当我觉得山穷水尽，求生的愿望又给了我们一线柳暗花明。　　一天黄昏，我去二队找老黄吹牛，在路上用手电筒一照，发现只小青蛙一动不动，竟让我轻手擒拿。青蛙不是鸡吗？要不怎么叫“田鸡”。三步并成半步，我兴奋地跑去告诉了老黄我发现的“新大陆”。老黄一听，从靠椅上弹了起来。　　“立刻行动”。　　“碰到蛇怎么办？”我担心地问。　　“怕什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老黄到底是当兵的出身。　　于是，我们穿上长桶套鞋，拿起电筒，布袋子（就是没收了五妹的那个布袋子，本来想留做反面教材的，没想到派上了正面用场了）和打蛇棍就地取材去了。那一晚上，收获还真不小。两个人加起来总有好几斤。一划拳，又输给了老黄，只好一起拿到老黄处准备和住户分享。但住户看到活青蛙，吓得像见了死人一样，不但不肯和我们“共产”，甚至不许我们用他家的锅。无赖，我们又一起跑到我的食户田家，结果也一样。　　奇怪！　　不是农民有多么小气，如果换了你，有人要借你的锅炒蚯蚓打屁虫，你干不干？在去三队找老林的路上问了几个人，才知道不是什么宗教迷信，而仅仅是当地没有吃田鸡的文化传统。在当地人看来，田鸡是不能食用的。就像我们城里人不吃猫不吃蛇一样。不对，城里人也有吃猫吃蛇的。那就像我们城里人不吃老鼠蟑螂一样。也不对，大概也有吃的。嘿！要找出点我们城里人不吃的东西还真不容易！那么再举一例，就像饥饿中的山羊，你给它什么上好的牛排，它也会宁可饿死的。怪不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草食动物”，至少一部分中国人是。　　到了老林处，他兴奋而又踌躇地揭开了他的小秘密。那是一个炒菜的小锅和一个小酒精炉子。“怎么不早说！”于是我们三个人，背着领导刘组长，美味了一顿。　　第二天晚上，老林也积极表示愿意参加“战斗”，结果刚出门，就说什么也看不见。虽然老林的确近视，但鬼知道他是真看不见还是别的。于是我们分了工：我和老黄负责抓田鸡，老林负责扒皮做熟。老林是广西人，他把青蛙皮也煮了进去，有一次把隔壁大队的女战友恶心得死去，又活来。还有一回，他夹了块比较特殊的肉给我，说是他贡献的小动物，但我吃不出什么特殊的味道。之后老林告诉我：“那是你家养的耗子肉，不错吧。”怪不得老林听说我的住处有大耗子，立刻热情地帮忙放了些夹子。还每天不厌其烦地跑来“处理”。没想到都“处理”成维持他生命运转的高蛋白质了。难怪老林长得越来越鼠头鼠脑的。有了这次经历，老黄和我都规定老林，“从此以后，不准告诉我们吃的是什么肉。” 　　因为当地人不吃田鸡，没人跟我们争食，所以我们估计，就是每隔一天抓一次，吃到回城时都吃不完这里的青蛙，和它们的子子孙孙们。　　我们这个小小的秘密，像湖面上荡漾的水波，一波波扩大开来，就连隔壁大队的女战友们，都有些蠢蠢欲动。四队刘组长应该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装着不知道的样子。　　终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晚上，我和老黄照旧一起外出“奋斗”。走到田边，他听到田里一声水响，用手电筒照去就已经晚了。老黄“啊”地一声倒在地上，用手紧紧按着小腿。我立刻意识到，他是被蛇咬了。我犹豫了一下，等估计蛇已经跑远，再过去问老黄：“不要紧吧。” 那立刻残酷地证明了只是我的主观愿望。老黄全身颤抖，开始昏迷。我做出了对待毒蛇患者应急办法的条件反射，立即取下裤带把他的小腿处绑住，便往村里拖。我背不起他，倒不完全因为他是东北大汉，而是我那文艺战士的三号灰色制裤本来就偏大，加上几个月的减肥，没有裤带就直往下掉。　　正在这眉急之时，有人过来了。那些人不是别人，正是七条妹爹和他的几条妹。那几条妹见到我，拔腿就逃命，只有七条妹爹犹犹豫豫地走了过来。我这才认出那是通向七条妹家的必经之路，上次抓五妹，也是在这一带。七条妹爹见势不妙，说要赶快把老黄伤口里的毒液吸出来。　　“要不会死人的。”他说。　　“那你还等什么？” 　　其实没等我说完，七条妹爹就趴在地上开始一口口地吸，一口口地吐。然后我们把老黄抬起来，往村里跑去。好歹到了村头，七条妹爹也倒了下去。后来才知道，七条妹爹牙不好，口腔嘴唇也都有溃烂。　　我只好丢下这两个人，拧着裤子往我的食户赤脚医生的田兄家跑，但田兄那天正好外出借米，不在家里。我大声吆喝，村里几个大汗闻风而来，两个运猪的大箩筐，一人一箩筐就往公社卫生院送。　　七条妹爹在半路就断了气，死在离八弟出生的那块大岩石不远的地方。对他的死，公社卫生院有两种解释，一是“由于本来就体弱多病”，二是“人在箩筐里的放法不佳，造成呼吸困难窒息而死。”（最后卫生院还是采用了第一种解释）但在农民中流传的说法是“八弟要见老子。” 　　人死了，不管有多少种解释，留给生产队的都一样，那就是留下了一桌女人，一桌无依无靠的女人。于是我成同志决定，这家“富裕中农”从此享受“雇农”待遇。　　至于老黄，被送到公社卫生院后，再被送往县城，既而送到省城，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第二生产队。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老黄，他仍瘸着一条腿。他告诉我：“从那以后我就戒吃田鸡了。” 　　老黄是抓田鸡才被毒蛇咬的消息传了上去，很快，就下了“关于工作队期间不准抓田鸡的规定”。　　　　（十二、烈士是怎样烧成的--老林之死）　　自老黄被毒蛇咬坏回城后，就再也没有归队。也就是说，二队从此就脱离了党的领导。为此、在公社集中学习时，长期驻扎在县里的甘队长召集了我们芭蕉大队的几个同志，也就是刘组长老林和我，开了个十来分钟的会议。会上决定二队的工作暂时由老林兼管，小成（我）在有空的时候也应该附带着看看，理由是四队的刘组长离得太远，管起来不方便。　　“要是甘队长能早点回来就好了。” 我不知轻重地提了一句。　　“那怎么行，县里的工作怎么办？”我的馊主意立刻遭到了老刘和老林的坚决反对。　　小会开完后，是盼望了一个月的大鱼大肉白米饭。我坐在老林的旁边，注意到老林在盛饭时，压紧一大碗，然后将一半用手捏成个饭团子放进一块大手绢。他每盛一次饭都这样，最后把包满饭团的手绢放在椅子上一屁股坐瘪，再将其放进衬衣里面。这一连串的小动作，除了我之外应该没有人看见。而老林本人，一定以为没事，因为我也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　　“学习”饱了后，老刘老林和我一起回大队。走到三叉路口，老刘先去了四队，我也朝一队走去，只有老林说走累了要休息一下。　　我走了一阵，看见七条妹家里的二妹东张西望，一个人朝那山坡上的三棵芭蕉树跑去。不知为什么，我起了疑心，便尾随了上去。　　来到芭蕉树前，我躲藏了起来。不一会，你猜我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了说出来人人都要听、却许多人不敢或不愿相信的事情。只见老林忽然出现在二妹的面前，他从衬衣内取出厚厚的米饭饼。二妹冲了上去。但老林像逗小狗一样，一侧身，把饭饼藏在身后。这时二妹在老林的面前“啪”地跪了下来，老林这才把手绢打开，把饭饼放在地上。二妹便真的像条狗一样扑了上去。接下来就是些“儿童不宜”的事情。　　老林走到二妹的后面，像撒尿一样打开裤档的风纪扣掏出他的工具，上下遥了遥，就在二妹屁股部位的裤子上随便找了个洞，延伸了进去。二妹只顾得了塞得满满的嘴巴，对“塞得满满”的后面，似乎没有太多反应。才几个回合，老林就喘着粗气，成仙了。而二妹，还在清结着手绢上残留的饭粒。　　等他们走开，我撒腿就往四队跑，（一路上还觉得两腿分叉处肿胀得挺碍事）人不停脚跑到老刘处，向老刘一五一十五详细作了汇报。本以为没有奖励至少够捞个表扬，没想到，老刘竟说：“这事不大可能吧？小成不要想像力太丰富，不能干什么都来艺术创造，这样会害了我们的同志的。”无论我如何发誓我讲的都是真话，老刘还是教导我：“要冷静策略重证据。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定不能到处乱说。这可是纪律。” 　　回到队里，关上门，从裤挡里掏出来，把所有的委屈和激动，几股作气都发泄了出来。　　之后、这件事在我心里憋了一个月。等到下次工作队在公社集中学习时，我在饭桌上向老刘频频丢眼色要他注意老林，老刘却装孙子问我是不是花草过敏眼睛痒。　　吃完“学习”后，又是三人一行回芭蕉大队，又到了三叉路口，又是老刘先回四队，我回一队，老林又要休息一下。我途中改道往那长着三棵芭蕉树的山坡攀去，来到了老地方，没看见老林和二妹，却发现了藏在块岩石后面的老刘。我和老刘的眼神相遇，正要打招呼，被老刘的手势止住。　　不一会儿，老林果然出现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东张西望，好一会没有动静。终于，老林显得有些失意，站起来，像是要走开的样子。我正遗憾今天没有戏看了，一个女人出现了。我和老刘同时惊讶地发现，那女人不是二妹，而是二妹的姐姐大妹。她穿着套赶集用的衣服，比平时整齐漂亮。大妹走到老林面前站下。老林赶紧解开衬衣把饭饼递了过去。大妹打开手绢，只拿了一小块塞进嘴里，又把手绢包好放进了自己的上衣里。接下来的事情很有点蹊跷，因为并没有像上次我碰见的那样，老林掏出他的家伙从大妹的后面进攻，而是好好坐着在谈话，有点像是同志向社员讲述着什么，也有点像情人在谈恋爱。老林几次伸出手去抓大妹的奶子，都被她用手挡开。终于，老林站了起来，又像要撒尿一样从裤子里掏出了他的玩意儿，在大妹面前甩了甩。大妹低着头，一动不动。老林只好抓住大妹的一只手在自己的东西上揉了揉，就几喘粗气完事了。我当时真羡慕老林能如此速战速决，不像我小九，看着自己的被子，整夜都被支撑成帐篷的形状。　　等老林和大妹分路走远后，老刘才向我挥了挥手。我一直在体验着战争时期侦察兵的滋味，那味道，竟和小时候捉迷藏没有太大的两样。　　老刘对我说：“今天的事儿，在组织没有下结论作处理之前，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也是组织纪律。” 　　共产党哪来的那么多组织纪律，累不累啊！　　几天后，老刘破例来找我。（他一般是不主动来找人的）他递给我一份资料，说：“有什么补充或者不同意的可以提出，如果情况属实，就请也签个字。” 我一看，是“关于林某某同志违反纪律的报告”。　　报告中列举了老林的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违反纪律。在公社集中学习时偷饭带给农民。二条是：欺骗农民的感情。在与一位女社员交往中，林某某同志对她隐瞒了自己有一个老婆两个小孩，已经没有再婚生育资格的事实，而对该女农民说‘工作队结束后带她进城学缝纫。’” 资料的最后是一堆帽子，比如“严重破坏了工作队的形象；影响了党与农民的关系”云云。而对老林的性行为，老刘在报告里则只提了一句“有越轨作风问题的嫌疑。” 　　大约一个星期后，甘队长回队了一趟，还住了两天。他向我详细询问了老林的情况，尤其是老林与二妹性行为的情况。还安排时间让我写了个补充报告。之后又回县里去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一天晚上，老林忽然来敲我的门。他一只手拧着个酒精炉子，另一只胳臂夹着个很大的信封。他坐下来，若无其事地闲聊了几句，说：“自从不准抓青蛙，这酒精炉子就派不上用场了，先放在你这里。（当时我还怨他假大方，因为我曾见到过他有好几大瓶子酒精，但拿来的只有一瓶）还有这个信封，（那大信封封得好好的，还用绳子绑了几圈）里面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现在要去四队找老刘聊天，就也先放在这里，明天再来拿。”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准备出门，一个小孩跑来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是老林写给我的：　　“小成同志：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的。我求你为我办两件事：1，请你告诉刘组长、甘队长和工作队所有的领导和同志们，说你亲眼看见我是为了抢救老百姓的财产冲进火海献身的。2，请你把我昨天交给你的那个大信封亲手交给我的妻子。这事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最后，这封信你读过以后请立即烧毁，决不可让人看见。　　我们虽然还算不上是朋友，但相处得不错。事到如今，也找不到比你更信得过的人了。你还年轻，斗争的残酷可能还无法理解，相信你以后也会慢慢体会到的，到那时，你不会为帮了我这个忙而后悔的。　　总之，这是我对你，也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恳.求。　　别了，我的两个骨肉孩子，还有人世的一切。” 　　信还没读完，我撒腿就往老林的住处飞跑。　　跑到老林处，浓烟已经冲顶。我用力推门，门推不开。我一屁股把门撞开。一股浓烟向我扑来。我镇定了片刻，隐约看见老林吊在屋梁上，双手还紧紧抓住绳子作着本能求生的挣扎。他的脚底下堆满了木家具和棉被，火已经烧着了老林的鞋子和裤子，他的脚一个劲地乱蹬着，喉咙里发出些微弱得辨别不出意思的声音。　　在那种情况下，其实我不必冒生命危险，只要冒破相的危险，把老林从屋梁上弄下来，救老林一命，应该是有八成把握的。但是，救出来以后又怎么办？救出个被烧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老林，再加上一堆“破坏”“背叛”的头衔，叫老林怎么熬到死的那一天？！但事实上，当时我根本就来不及想那么多。我只是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只有片刻的惊呆。也就是那个惊呆的“片刻”，大火已经扑向老林的全身。他是不是在自己的全身浇满了酒精，那就是无法证实的事情。我下意识地丢下那封老林写给我的、还没读完的信，吓得被浓烟推了出去。　　上午的这个时候正是大伙出工的时间，所以队里只留了些老人和孩子。　　这时、一阵狂风，把老林家的火苗刮到旁边的一些草屋上。我一急，随地捡了个破铁壶，拿起块石头猛敲，挨家挨户把留在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都叫出来，并派人赶快去田里叫人。　　这时，天翻滚着团团乌云，（连续数星期的干旱，虽对抑制我们推广的杂交水稻的无限分枝有好处，但再不下雨，就有干死禾苗的危险）而在那一天的那一刻，我更需要菩萨显灵救火，当然是在把老林化成灰升了天以后。　　暴雨看着从那三棵芭蕉树的山坡上俯冲过来。这时田里出工的人们也赶了回来，一起站在小坡上急切地盼望着大雨的来临。而那雨，覆盖了一队二队后，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停留在三队边沿。竟有那么巧的事！如果这不是本人的亲身经历，我一定也会和大家一起选择不相信的。　　这时，人们才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上，纷纷跑下坡，从还没完全着火的屋子里抢出些值得的东西，无非是些坛坛罐罐、鸡鸭狗猪什么的。　　这时，三队长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焦急地问：“成同志，林同志呢？怎么不见人？” 　　我用手向火海里指了指：“他冲进火里救、、、、、、” 　　三队长一听，就要往火海里冲，被我下意识地抱住。这时我发现，三队长也并没有拼命要挣脱的意思。我这才补上一句：“恐怕不行了，林同志已经进去了好一阵不见出来。” 　　这时有个妇女拧着一桶水准备灭火，三队长接过那桶水，从头浇到脚，还往套鞋里灌了些水，便冲了进去。不过，还没等我来得及喊人“救队长”，三队长又从火海里跑了出来。只见他不但光着身子没有了衣服，连头发眉毛都没有了。我顺手接过一桶水朝他那木炭黑的身体上泼去，三队长一串喊叫，便看见被水冲下来的一些皮。　　不一会，整个三队的村子都笼罩在那片火海里。火，总烧了个把小时。人们站的站、坐的坐、哭的哭、嚎的嚎、捶胸顿足的捶胸顿足，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化为一片灰烬。　　大火的第二天，甘队长又来了一趟。他立刻召集了工作队的全体队员，也就是老刘和我，三个人开了个会。在会上，我按照老林的遗愿，简单创作了：“起火后，老林指挥我帮助老人孩子撤退，自己却冲进火海抢救农民的财产，而被烧死了。”讲完，还强调：“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甘队长听了后，好像还没有过瘾，再三安排我讲得再详细、再具体些，并反复提示：“你怎么知道老林仅仅只是为了救财产，而不是为了救老人和孩子？”我当然知道，因为老林在他给我的信中就是这样委托的，只是这事我无法讲出来罢了。不过，刘组长提出的疑问“农民有什么财产值得老林用生命去抢救？”也确实让我很难把话说圆。　　不久，从省委工作总队下达了“关于向林某某同志学习”的通知。通知中，陈述了老林在工作队期间的一系列优秀事迹，连“坚决拒绝下田抓田鸡”“把食物从自己口里省下来救济他队最最困难的农民”等等也统统算上。在讲到他“为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惜牺牲自己最最宝贵的生命”时，对老林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冲进火海，把老人和孩子们营救出来，最后在抢救农民财产时才以身殉职”的英雄事迹，作了毫不显夸张、生动而详细的描述。　　在公社召开的追悼大会上，甘队长亲自上台讲述了老林的光辉事迹，并宣布根据老林的身前遗愿，追认老林为中共党员，并赋予“模范工作队员”和“烈士”的光荣称号。最后，甘队长在说到：“林某某同志，是我们的好党员，好同志，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战友而痛心、、、、、、”时，竟然失声哭了起来，弄得会场变成了鼻涕的海洋。　　三队长除了那双灌满了水的套鞋（那套鞋，我后来了解到，是老林送给他的）保住了他的一双脚以外，全身烧伤。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县城治疗，而仅仅打死了条狗，将狗油涂满全身。据说他最痛苦的是，不能坐下或躺平，只能站着，数天数星期地站着。当我再次在田里见到他时，他仍光着上身，像只金钱豹。全非的面孔简直就是“半夜歌声”。头发和眉毛像长了癞子一样稀稀拉拉。　　老林去世以后，他留在我处的那个大信封和酒精炉子常像闹鬼一样让我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打开了那个信封。　　信封里有一叠手稿，还有老林和孩子们的照片，一串钥匙和一块很旧的手表。另外，还有一封给他妻子的信。我战战兢兢地打开那封信，看了几行。大意是：　　“寒梅：　　我知道我不配你，这些年来委屈了你。我也知道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我，准确地说是没有看得起过我，或者说你并不需要我。我还知道你和那位藕断丝连的老张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本来以为，我们都不得不这样忍受下去，直到耗尽我们的生命。但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女孩，她叫大妹。她需要我，她的全家都需要我。在她的面前，我找到了自信和存在的价值感。是她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原打算等工作队结束后和你平等地离婚，然后再把大妹接到城里一起过，让她学缝纫。我甚至还想过，等孩子们长大了，我放弃城里的工作，和大妹一起到县城开家缝纫店、、、、、、　　但没想到我犯了错误，犯了一个最可耻的错误，犯了一个将永远玷污我们孩子名声的作风错误。你也知道，为了我父亲那个‘国民党臭文官’的成分，解放后这几十年来的历届政治运动中，我是如何遭受被革命和专政的。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们也遭受和我同样的命运。正是为了孩子们，我一直在努力工作，一直在争取入党、、、、、、但事到如今，我除了踩钢丝走捷径外，别无选择。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孩子们，也是为了我自己。了解了这一点，你也许会好受些、、、、、、　　这本《爸爸的一生》是我为孩子们赶写出来的。等孩子们大了，想要了解他们的父亲时，再给他们看。这块手表，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物，将来也请你交给大儿子。　　寒梅，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好歹也算夫妻了一场。有什么恩爱怨恨就此画个句号。孩子们就只能拜托你了。为了孩子，也为了你自己，好好活着、、、、、、” 　　当时的九哥20才出头，对于老林的这个沉重的委托，怎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气。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夜晚，我蹬上了那个小山坡，在那三棵芭蕉树前，砸烂了老林留给我的酒精炉子，将炉子里剩下的酒精浇在那个大信封上，一把火，还给了老林。　　工作队结束后，虽曾几次打算去看望老林的妻子和孩子，甚至还打通过电话，但终究没有见过面。还有那块很旧的梅花手表，本打算以后找机会亲手交给老林的大儿子，但十几年后不幸丢失在匈牙利。　　　　（十三、与老甘共事的日子里）　　自老林“牺牲”后，甘队长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回到了芭蕉大队。　　回到一队的头一天，他就摆出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姿态，下地去见队里的农民。他像老熟人一样同队里的人们打招呼，而农民们却问我：“又来了位新同志吗？”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大家：“甘队长不是新同志，是老同志，很老很老的同志。” 　　第二天开始，甘队长改为挨家挨户地访问。我很惊奇地发现，虽然他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沉默寡言，但和农民聊起天来却很拿手，尤其是，他竟然讲着一口流利的湘西土话。他那点本事害得我嫉妒得要命，要命得也拼命学着讲起土话来。（到后来，我才知道，甘队长祖上就是湘西的，也难怪！）　　最先访问的农民，当然是雇农田瞒六。到他家的时候是上午11点多钟，奇怪的是田瞒六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没有下地，而躺在院子的太阳底下抓虱子，只有他的婆娘在剁着猪菜。　　“怎么，田里的活都干完了吗？”甘队长问。　　田瞒六吱吱唔唔。我生怕一队搞的那个“分田到组”暴光，而田瞒六的大儿子刚好帮了这个倒忙：“我们家的田都佃给田大冒家了。” 　　原来，我的一队在分成三个小组，分田分农具分牛时，只有原雇农田瞒六和最最革命的妇女主任梅菊不好安排。于是，队里根据人口分给了他们最好的田和一条小牛崽，让他们组成个特别小组。而这两户革命家庭，又分了，田瞒六家人多、分了七成的田，梅菊则分了三成田加一条牛。分田不久，原富农田大冒，不知以什么条件跟田瞒六做了笔生意，把田瞒六家的田都佃下来。你说这回成分该怎么划，雇农出租田给富农种，多么有趣的事情！可谓“翻身做主人”了。　　不是说“农民以田地为本”吗？为什么他们居然放弃田地给别人种？田瞒六的回答倒还蛮有道理的：反正一年辛苦到头，收来的谷子也差不多都要上交，还不如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这样还可以不那么肚饿省点口粮，把田出租出去多少还能收点租。“同志年年换，政策年年变，等明年新的同志来了，一定有新的办法。如今吗，能混一年算一年、、、、、、” 　　从田瞒六家出来，我的心里忐忑不安，当然是怕因“分田到组”的事受纪律处分，但更担心的是老甘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要把三个组合并起来。那，恐怕就会变成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意外的是，老甘出了门以后，什么也没有问，就好像“分田到组”的事没有发生一样。他是默许了这种战略，还是舍不得再失去一位“好同志、好战友”，而再“痛心”一次，就不得而知了。只是一起回到我们的住处，坐了下来，他叹了口气，说了句：“田瞒六一家子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果不然，个把月后，甘队长把田瞒六上面的两个儿子介绍到县基建队做工去了。那在当时，是如同大学生到外国留学一样幸运的事情。　　其次访问的是妇女主任梅菊。其实梅菊就在我们的隔壁，为什么要先去田瞒六家？我不知其奥妙。敲了梅菊家的门，开门的是她6岁的儿子大毛，家里还有二毛和一条狗。不见梅菊，我们便去田里找人。见到了梅菊的田，却见不到人。这时，老甘蹬下来看着田里的禾苗。那禾苗比其他任何田里的都长得茂盛。我正暗暗想“到底是分了田，梅菊一定很卖了点力气”，老甘却着急地说：“这田再没有人管，就只能是稻草丰收了。” 接着，他很专业地向我解释：“我们推广的杂交水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用很少的种子，一般一支只要两三颗，（过去都要5到8颗）而插秧完后几周，就会分枝，一般分到十来枝，就要控制它无限分枝，要不然禾苗的营养都要供给禾枝，就产不出谷子了。瞧，就像这一片田一样。”老甘指着梅菊的田继续说：“而控制分枝的方法就是放水晒田，要等到分枝停止后，再放水进田。”老甘说着，脱掉鞋子下田放起水来。　　虽然我一直没能解决对蚂蝗的成见，还是只好跟着下了田。打开了这一片田所有的水口后，老甘又开始摘掉一些过于茂盛的分枝。干了好一阵，梅菊赶着她的小牛崽匆匆登场。对甘队长“为什么不晒田”的问题，梅菊回答得很委屈：“我一个女人，家里有两个孩子一条狗，又添了一条牛，哪还有时间管田里的事。”她还再三强调：“我们贫下中农只能依靠社会主义大家庭，还是集体的力量大，搞分田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 　　对梅菊“永远不忘阶级斗争”的高度觉悟，不知怎么老甘这次没有表扬。但当场决定把她的那一片田接过来做“工作队试验田”。当然是在收成归队里（也就是梅菊）的前提下。梅菊这才赶着她的牛，一串山歌调子消失在山坡的丛林里。　　我们最后访问的农民，是受雇农特殊待遇的原富农七条妹家。带着老甘从门洞（那真的算不上是门口，所以只能形象地称之为“门洞”）弯下腰走进去时，七条妹娘看到我就把脸往一堆柴火里躲，而大妹却一把抓住老甘：“林同志，接我去省城、、、、、、” 　　我朝里面看了看，二妹三妹都不在，大概是出工去了；四妹五妹也不在，一定是外出要饭去了；只有六妹带着七妹在玩耍。等甘队长终于和七条妹娘搭上腔，她才指着自己的女儿大妹说：“痴癫，整天就念着‘林同志，接我去省城’。”被疯婆娘说成是“痴癫”，可见大妹情况不妙的程度！而大妹却豪不示弱，一面回敬她娘的“疯婆子”，一面站起来抱住甘队长，说：“赶快带我进城学缝纫。”说着，一只手就去抓老甘的部下。（说错了，应该是：去抓老甘的“下部”，学名就是“生殖器”）　　从七条妹家出来，老甘一个人走在头里，我几次追上去，看见他那张铁青的脸，又自觉退到了后面。　　从那以后，老甘就不再访问农民家了，而是一天到晚泡在田里，除了到处查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耗在梅菊的“实验田”里。我也只好成天跟着放水、剪枝、除草、抓泥鳅，还有抓蚂蝗、、、、、、” 　　快两个星期过去了，老甘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这倒让我感到有点不自在起来。终于有人从县里托口信来，叫“甘同志去县里开会”。　　老甘这才又召集了他所有的队员，也就是刘组长和我，开了一个会。会上决定：“一队和二队的工作，正式由小成同志（作者本人）担任，因为经过了几个月的学习和锻炼，和两个星期来的观察，小成已经进步到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了。三队四队的工作则需要老刘都担当起来。”老甘还反复强调：“我们的工作，到了最最关键和最困难的时刻，但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像老刘这样从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英雄战士，相信大家一定会坚持到秋收，把粮食交给国家，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一向对党的指示勇往直前的老刘，这回半饷没啃气，等老甘快要宣布散会时，他才吱吱唔唔提了句：“三队被烧得一根毛也不剩，如果有人提出要政府关心关心，怎么办？”甘队长的回答官气十分，却掩盖不了他十二分的无可赖何：“正因为国家很困难，所以才派我们来这里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带领农民搞生产交公粮，为国家作贡献，怎么能带头给国家增添负担？” 　　等老刘走后，甘队长用了随便聊天的口气，说了：“你当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几亿城市人口，军队国防，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级干部，教科文各条战线，还有各民主党派，甚至农村公社的各级脱产干部，都是归谁养着的？我国的农民苦一点，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一点老刘能比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更有体会吗？在我的老家，我的几个兄弟还不是过着和这里同样的苦日子。” 　　然后他交代我：“再过三天还不下雨就要往试验田里灌水。”此外还安排我每天作记录，记录试验田的生长情况。最后，他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了句：“小成，队里的事，辛苦你了。” 那句话，是我活到那天为止，最最赋有使命感、荣誉感、满足感，和最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　　梅菊也听说了老甘马上就要回县里，当天晚上，煮了碗什么东西送了过来，说：“甘同志这阵瘦了许多。”我这才注意了一下老甘，也许是灯光微弱的缘故，老甘那张本来就很干瘪的脸，的确更接近猴子的形状了。　　第二天上午，老甘正在整理东西，忽然听到山坡传来阵阵喊叫。老甘叫我快去看看。我朝着那声音的山坡跑去，听到不同的声音在喊叫着同一句话：“捅（摔）死牛了，捅（摔）死牛了。”跑到出事地点，才知道，是梅菊在山坡上放牛，牛“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了下去，摔得快死了。可那还才是条小牛崽，过几年，该是条多好的劳力。　　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伤心的事情，队里的人好像都挺幸灾乐祸，甚至还有人像过年一样喊着：“有肉分啦！有肉吃啦！” 　　那牛被几个农民抬到晒谷场，还在挣扎着想站起来。几个农民却说要乘还有口气赶快放血。一队的人家，都迅速而全部地就位将那小牛围住。这时只见梅菊在和一队长大吵大闹。　　“这牛是分给我家的，凭什么和大家分肉？”梅菊理直气壮地说。　　“是分给你家的，但只分给你家看管，牛还是队里的，死了当然大家分肉。”队长的话立刻赢得了一片欢呼。　　“队长说得对，牛还是队里的，但牛今年分给了我家和梅菊，我们应该多分一点。”这时，田瞒六的婆娘也来凑热闹。　　我见势不妙，立刻跑去向甘队长告状。　　老甘听了我的报告，好像悟出了点什么：“怪不得昨天反复说要请我吃肉，原来是搞这种名堂！什么觉悟？！”说完他匆匆往晒谷场走去。　　梅菊看到甘队长，像见到救星一样扑了过来。而老甘的态度使得梅菊看上去很一相情愿。老甘把一队长叫过来说了几句，然后，十分威严地，是那种我前所未见过的威严地，对所有的人说：“牛的事，请大家相信党和政府，我们会公平妥善处理的，大家先都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里有我和队长就行了。” 　　大家先是面面相觑，然后生死离别般地慢慢走开了，剩下的只有一队长，还有梅菊，远远的，还可以看见田瞒六的婆娘在窥视着。老甘这才没有好气地对着梅菊：“你也先走吧。”他那态度，显然出乎梅菊的意料之外，哭丧着，万分委屈地三步一回头。田瞒六的婆娘见没有了戏，也消失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梅菊为了表达对党的忠心和对甘队长的感情，费了分给自己的牛却没能讨到好，倒也怪可怜的。　　这时，老甘指挥我去四队把刘组长找来，并交代我叫老刘带上两天的换洗衣服和毛巾牙刷刮胡刀。　　等我把刘组长找来，牛已经被放了血。几个农民把那条小牛捆在两根木棒上。老甘只对老刘简单地交代了：“一队决定把这条牛卖给县里，换点钱买些生活急用品送给三队受火灾的社员。我们这就行动。” 　　“那小成呢？”老刘问。　　老甘看着我眼巴巴的样子，一挥手：“那就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份力，反正只有一两天。” 　　于是，三队来了几个农民，把小牛抬到了公社。又从公社弄了辆拖拉机，把牛和我们三人一起拉到了县里。　　第二天上午，钱就到了手。老甘安排老刘去买东西，却让我把我小军包里的东西都腾出来，背着个空包和他去了小农贸市场。他买了几斤包谷，一点黄豆和几个红薯，总之，把我的小包塞的满满的。然后交代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七条妹家。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买那些东西的钱，是老甘从自己腰包里掏的，与牛钱没有关系。老甘还特意叮嘱：“这事没有必要让下级知道。”弄得我忽然觉得自己挺“上级”的。　　回到县办，正好是中午饭的时间。县里有人送来一碗煮牛肉。老甘只看了看，还闻了一下，一口痰咽下去，说：“小成，你把它消灭了吧，下午还要赶路啦。” 　　那碗牛肉，我分出来了点给老刘，老甘真的一点也没尝，至少我没看见他尝。　　下午，我和老刘带着几个筐子，一拖拉机又回到了公社。公社，已经有三队的人在接应。　　从那以后，老甘就在县里忙。而我则养成了和老甘一起时的习惯，每天出去到处走走看看，剩下的时间就泡在实验田里。（按老甘的交代每天作着记录）有空就去各家走走，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比老甘的湘西话更地道的当地土话，和农民也越来越称兄道弟。农村的一切，包括牛屎蚂蝗，还有孩子们的鼻涕，也都成了美好的大自然。　　只是人们熟悉的景象，即我时常带着住户田兄的三个孩子，（背篓里放着未满周岁的三花，怀里抱着两岁的二花，手里牵着五岁的军花）的景象有些改变，取而代之的经常是背篓里放着两岁的七妹，手里牵着五岁的六妹。唯一让我头痛生畏的，是去七条妹家接送六、七妹。因为每次，七条妹娘都要躲开；而大妹却总会跑出来抱住我“要去省城”，手还会寻找我裤裆里的“部下”；剩下的几条妹，也都会围过来问我什么时候再给他们送吃的。　　　　(十四、刘组长的“退伍”) 　　又盼到了每月一次的工作队员集中学习，（又可以大吃一顿了）我等到刘组长从四队赶过来一起去公社。　　刚出村，又在那个地方，那个我曾经抓过外出要饭回来的五妹的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小孩搀扶着另一个小孩。走近一看，果然又是那个七、八岁的五妹。她被比她大了两、三岁的四妹搀扶着，两个人三只脚艰难地移动着。　　看到我们，四妹向我投来“help”（求救）的眼光，而五妹下意识地要逃走。但这一次她没有逃，一来是她瘸着一只腿，但我想主要是经过了几个月，她已经习惯了“成同志”，或者说是我近来的表现使她觉得“其实成同志并不那么坏，不但不坏，还挺好的。”她们随地坐了下来。　　老刘和我看了看五妹的腿。她的小腿被个要饭的小布袋包着。（就是那个曾被我没收过的小布袋）我打开小布袋，发现小腿红肿淤血，有很明显的伤痕。我叫老刘先去公社为我请一会假，背起五妹就往我的吃户田兄家跑。　　赤脚医生田兄看过五妹的伤，显得有些惊慌，问四妹是怎么弄的。四妹说是在公社小镇上被人打的。田兄对我说：“如果只是点皮肉伤还不要紧，但看来可能是骨折，甚至还可能有错位，那、就不是‘赤脚’能耐得了的了。” 　　为这事我后来到公社找过武装部长，想请他帮忙查一查打伤五妹的人。几天后得到的回答是：“四妹和五妹要饭时，四妹用石头打了别人家的狗，那家人用棍子吓唬她们时误中了五妹的腿。但也有说是五妹在逃跑时自己摔倒了。”告诉我的人最后传达了武装部长的意思：“倒不是因为狗家是有头面而不宜细查，而是因为五妹是超生育的，是户口不健全的，是违反国家政策的。也就是说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或者存在了很碍事的。”并提醒我“成同志作为党的干部，应该考虑自己的立场？” 　　武装部长说得多么正确，五妹岂能和狗比！因为在我们的国家，再贱的狗也是不会犯“计划生育”错误的。我怎么把自己的立场给忘了？再说，反正五妹的脚已经断了，是谁打的？或者是打的还是摔的？查出来又有什么用。　　那天，我把五妹的脚，后来变成了五妹的命运，留给了赤脚医生田兄，就走了。到了公社，工作队的学习已经结束，都围着桌子等着吃饭。看到我，大家一齐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等添第二碗饭时，我拿出小布袋，（就是刚才五妹包脚用过的要饭袋，那袋子上还留着五妹的血迹）我连着几大勺饭往里面装，然后锁好袋口放进我的军包里。我那样做，丝毫没有偷偷摸摸，只是觉得没必要让人看见罢了。　　饭后，工作队金秘书忽然叫大家集中，然后叫大家把包包都留下，到外面等，等着一个个地被叫进去，拿着自己的包包走人。　　最后剩下老刘和我，老刘进去拿着自己的包就出来了。我知道金秘书会在我身上浪费些时间的，便叫老刘“不要管我，先撤退。” 　　我一进门，就看见金秘书透过眼镜片射过来的刀剑。正当我在收寻世界上最强硬最动人的检讨词时，老刘跟了进来。他走到桌前拿起我的包递给我，说：“小成，你先出去，这事儿让我来。” 　　我拿着我沉淀淀的军包跑到门口等着。只听到里面有争论声，什么“党性、原则、上下级关系、权利”等等，等老刘一开门，漏出了一句“这事儿不能就这样了了，我要向县里甘队长汇报。” 　　“去汇报吧，让老甘来处理吧。”老刘没有好气地。　　一路上，老刘什么都没说，直走到三叉路口分手时，他才对着我：“小成，还有几个月，坚持就是胜利。” 　　和老刘分手后，我直奔五妹家。五妹躺在一块木板上，当她拿着我还给她的要饭袋时，很难用语言描绘她那简单表情底下掩盖着的复杂心情。她把饭袋放在怀里抱了一会，就被二妹拿去和大家分了。　　关于偷饭给五妹的事，我一直等待着，但工作队终究没作处理，只是下一次集中学习时，取消了大家自由添饭的权利，而改为一人一大钵子，是大得一个人很难一顿吃完的一大钵子。至于大家是一顿拼命掉，还是带回去“细水长流”，或者“救济农民”，那就是个人的爱好和决策了。　　等到田里的稻子快要长出谷子的时候，也就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勉强从寒冬里熬过来的人们，又进入了新的“雪上加霜”，尤其是遭遇了火灾的三队人们，更是难以存在下去。于是，先是三五成群自发地，接着是十几个几十个跑去找老刘要求政府发放“返销粮”。（也就是说向政府借粮食）刘组长也积极向县里打了两次报告。　　终于有一天，老刘门口聚集了三队的百来号人。老刘再三向大家解释：“我已经积极向县里打了两次报告，应该很快有回音了。”但是大家不听，说政府再不想办法，就要饿死人了。弄了几个小时，终于有人建议直接去公社求救。不顾老刘再三劝阻，三队一百多号人，在三队长的带领下，都往公社的方向移动。沿路又有芭蕉大队其他生产队的人参加进去。走出芭蕉大队，又有其他大队的人，参的参加，看的看热闹，还有半参加半看热闹的。到了公社，就变成赶集一样，拖儿带女浩浩荡荡几百上千号人。　　三队长为头找到公社的领导，说：“刘同志解决不了饿死人的问题，只好到公社来想办法。”公社领导一面叫武装部部长，一面叫来工作队金秘书。武装部长命令大家解散回各队去，但是大家仍然不散。结果，工作队金秘书只好出面向大家许愿要严肃处理刘同志。这时，金秘书万万没想到，老刘竟然出现在求救队伍的最前面。　　老刘站起来，像个“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一样，说：“有两件事情需要声明。一，我主管的芭蕉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确处在生死关头，是不得已才来请求救济的。这种求救的行动，是完全自发的，既用不着我组织，也不是我能阻挡的。二，不管我受到怎样的处分，也救不了大家的命。所以，还是说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三队的农民度过目前的难关。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着大伙的生命在，不怕没粮交嘛！” 　　最后是公社社长出面，说：“关于返销粮的问题，我们马上考虑。”说完，社长问“那领头的是谁，怎么人不人鬼不鬼的？” 他竟然没有认出被火烧得怪怪的三队长来。　　这时，天已渐渐见黑，大家才慢慢散开。　　老刘和我被金秘书留在公社。一小时后，金秘书要我先回队，而老刘，她却说：“老甘叫你立刻去县里见他。”而老刘却不从，他说：“我从朝鲜战场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阵地。在这种急骨眼上，我怎么能抛下我三队百十号人的死活不顾？”说着，他硬拉着我一起回队了。　　第二天，甘队长来到队里，他叫了我一起，先看了三队的一些农民，然后去了四队，叫老刘和他一起去县里反映情况。　　老刘又只带了牙刷毛巾，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因为“对付一下算了，反正只有一两天。”没想那“一两天”变得很长，长到了永远。　　一个星期后，老甘托人交给我一封信。信里有两个内容：一，把老刘的东西全部收拾捆好，叫农民拉到公社交给金秘书。二，在甘队长没有回来之前，暂时由我管理整个芭蕉大队。在信的最后，甘队长和老刘一样，写了“小成，组织信任你，还有几个月，坚持就是胜利。” 　　我的天！！！　　读了那封简单的指示后，我终于有点知道了“红军战士在长征中失去了队伍”是什么滋味。　　从此没有了老刘的消息，只在两个月后，收到几个大包裹，包裹的来历不明，只写了几个字：“小成，请分给三队最困难的人家。”包裹里是一些旧衣服，还有几件孩子的，另外还有一只小玩具狗熊。　　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虽然生死关头已经过去，但决不缺用武之地。我按那纸条的意思做了，只有那几件孩子衣服，除了留下一件给了我的吃户田兄的女儿军花外，其他通通都给了七条妹家。那只小狗熊，我亲手交给了仍不能行走的五妹。只有那些吃的，我暂时全部自己留了下来。后来除了营养了自己一部分外，分几次给了梅菊的大毛二毛，田兄家的三朵花，还有五妹六妹七妹，但都是很秘密地。　　老刘为什么再没返回队里的事，我后来试着问过老甘。老甘只是很简单地说：“他犯了组织错误。” 　　“把农民的真实情况向领导汇报不正确吗？”我问。　　老甘的回答很有水平：“老刘的错误不在于他做的事情是否正确，而在于他忘了党派我们干什么来了。作为党的人，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不在于是否正确，而在于那样做对党有没有好处，符不符合党的利益。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 　　老甘的那段原话，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应该算得上是“牢牢记住”了吧，只是一直不太理解罢了。直到最近，我重读了一遍《雷锋日记》，才意识到老甘说得是何等的正确。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一部大机器，我们草民都是那台机器上的螺丝钉。而老刘的错误就在于：把“螺丝钉”当成“人”了。　　数年后，我得知老刘离开了省委直属机关，作为一颗“螺丝钉”到商业厅下属的一个业务“机器”上光荣去了。　　　　（十五、我死里逃生的秘密）　　上次说到我们芭蕉大队正处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尤其那场把老林炼成“烈士”的大火，使三队“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甘队长回了队里一天，把“带领农民到公社闹事”的刘组长领到县里去“想办法”。一去，连人连办法一起，如同“打狗的肉包子”一去不返。我们芭蕉大队五个工作队员中剩下的两个中，老刘是唯一的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一走，党在芭蕉大队的象征，就轮到我这个非党人士了。　　大概是我太年轻，还也许是我当时很瘦，更可能是农民们通过去公社求救都没有用，所以知道找我也是白搭，所以从来没有人来麻烦过我。麻烦我的只有我的肚皮。　　终于，我的吃户田兄家也揭不开锅了。那天早上，田兄的母亲穿了套赶集用的青布衣裳，背着个背篓，高大的身躯压在她小小的双脚上出门了。听田兄媳妇说，翻过山再走几十里就是贵州，那里有一个在镇上做事的远方亲戚。“不到迫不得已，家婆是不会去求人的。” 　　老人家不在，自然就没有中饭，（其实不能说是“中饭”，用“饭”字实在太奢侈，比较折中的说法应该是“中餐”，不是“中国餐”，而是“中午餐”）到天见黑，我和田兄走出村子去接老人。我们路过一个小小的山坡，那里满是小石头墓碑。我问∶“那都是些什么人？”田兄告诉我：“那些都不是人，是鬼，饿死鬼。”原来，1960年前后，因为一下死的人太多，队里觉得按传统方式由各家分散埋葬，会占地方太多；而且，有些是一家一家的死，只能由别家的人学菩萨做好事，所以就规定了集中埋在这一片。由于墓碑大多是后来死者的亲属补上的，当然是指那些还有幸存亲属的，所以到底埋了多少鬼，具体埋在哪里，没有详细记载。我跟着田兄沿着那块坟地走了一段，没敢数，总有好几百吧。过了那块坟地，又看见一块新地，田兄又告诉我：“那是为今年的准备的，自三队起火后，大队就考虑了。” 　　多么及时周到的考虑！　　干瘪的肚子被心事塞得满满，却压制不了肚子里“咕噜咕噜”的情绪。我和田兄坐在田头，静静地等着。这时，田兄建议：“这样干等着，还不如抓点田鸡。”一来我知道田鸡对于当地人来说，就如同我们城里人的蟑螂，是绝对不吃的。（不过，人饿急了，可能连蟑螂吃起来也会很香的，再说，说不定蟑螂还含有什么了不起的维他命Q呢！）还有，老黄被毒蛇咬的事，小九也还心有余悸。当然，最重要的是工作队有“不准抓田鸡”的规定。此外，还有最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田兄妈妈一回来，我们就有大米饭吃了。　　远远，隐约可见田母的影子，我们兴奋地跑了过去。见了面，我首先从老人背上接过看上去很沉重的背篓，但那“沉重”的背篓却非常的“不沉重”，不但不沉重，还好像没有东西一样。一看，里面空空的，真的没有东西。老人只简单说了一句：“没找到人。” 　　那么远的路，田母怎么不先联系一下，打个手机发个依妹儿什么的？！可那是什么地方什么年代？记得和老人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老人问我：“你看见过汽车吗？汽车有多大？有我们的房子这么大吗？” 　　老人见到我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肯移动。说也是，六、七十岁的老妇人，凭着她那双小脚，空着肚子翻山越岭来回几十里路。　　田兄背起母亲，我背起空背篓，（那背篓突然变得很沉重）回到了田兄的家。看着田兄把母亲安放在床上，我便回了我的小屋。想起一天，除了早上两个野菜粑粑（是两个不带“米”字旁的“巴巴”），一天没有进食物，便后悔起不该把老周留给我的酒精炉子“还”给他，要不然，我一定会去违反纪律抓田鸡的。如果碰到毒蛇，连毒蛇也一起烧了吃。” 　　我饿累交迫，昏昏入睡，想着明天一定还会天亮，却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田兄送来一碗煮田鸡。当地人决不借锅给我们煮田鸡的往事使我对那碗田鸡感到十分困惑。田兄却说：“反正那锅子我们暂时也用不着，还不如给同志煮田鸡。把同志饿死了我们可担当不起。” 　　那碗田鸡，提供了我做梦的营养。我梦见“田兄的母亲快要饿死了。田兄把我带到那块新坟地和我商量，为了老母来世不至于再挨饿，应该埋在哪里风水会好一些。而我却想着弄点肉去救田母的命。我摸了摸自己身上，肚子里是没有油的，全身也都皮包骨头，要剃，就只能考虑大腿和屁股、、、、、、忽然，我听到梅菊喊到：‘我们应该先杀牛，吃完牛再吃同志。’” 　　“对了，杀牛！”我恍然大悟，从梦中醒来，更清楚地喊叫着：“杀牛，杀牛救命。” 　　我的喊叫一声比一声大，叫醒了隔壁的梅菊。她敲着木墙说：“成同志，醒一醒，你在讲梦话，这么大声会吵醒我们家大毛二毛的。” 　　第二天，我“杀牛救命”的命令遭到各生产队长的抵抗。“成同志是开玩笑还是疯了？！把牛都杀了明年大家都得死。” 　　空着肚子去了田兄家，田母仍卧床不起。田兄不知从哪里弄了个红薯，但老人坚持要把那个红薯给孙女军花和二花分了：“我反正要死的”。　　军花在分红薯给二花时，撕下一块红薯皮，很懂事地塞进我口里。那成为我后来特别疼爱军花的理由之一。　　我小半辈子，从来没有那样沉重过，倒不是因为我代表着党，而是因为我是个城里人。一个新中国的城里人，却救不了一位农村的老人，而要眼巴巴看着她饿死在我的面前！　　我习惯地来到梅菊的“工作队实验田”。禾苗已经抽穗，长出嫩嫩的谷子来。但我问自己：田母的生命能延续到谷子成熟吗？还有我自己，能坚持到谷子成熟吗？　　我，成钢九，一个京剧团拉小提琴的城里人，凭什么要被埋在这个乡村的山头上？当地农民是土生土长，他们是农村户口，天生是与山河同生死的命，死了也是活该。而我，是城市户口，就是芭蕉大队的人都饿死了，回到城里，我那份口粮也一颗不会少的。于是，耳边响起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一阵风，我觉得自己要漂浮起来。侦察了周围的情况，有田兄在下田的右侧，前面有五妹被四妹搀扶着走过来。算计了一下我这样掉下去，五妹和四妹肯定能看见并且会跑去报信给田兄，便随着那阵风，从田坎上滚了下去。其实，经过了那么些天的“减肥”，我的戏并不需要做得太费劲，只要随着风不那么坚持就行了。　　回忆起来，我不敢说我翻滚下去的动作比美国好莱坞明星们的来得更“酷”，但至少可以说比他们表演得更“真实”，更“实用”。　　我栽下去的时候，是脸朝底的，也就是说：我的整个脸都在泥巴里。也许是几天的饿累交迫，也许那几个翻滚“滚”得我真的昏倒了，我残留的那点点微弱的意识真有些懒得再把脸翻过去。我知道，我应该坚强求生；我应该想想要是我死了，会给田兄带来怎样的灾祸；我更应该想想将来，将来会有那么多的国家等着我去看，将来会有一群女人等着我去爱，将来会有一帮孩子等着我去做；还有，我当时还是个处男，我那东西还没给人带来过幸福就这样费了，多么可惜！但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想，或者说懒得去想，只想静静地那样多呆一会。　　我的头被一个小女孩抱起，我甚至懒得睁开眼睛，只从流到我耳朵边的就知道那是四妹的鼻涕。而五妹，连跳带跑去喊田兄，结果又摔了一跤，而那，使她本来有希望长好的小腿变成终身残废。　　接下来我感觉被人抱了起来，然后是被人摆在地上，被人用水冲，再后来是有人用嘴吸出我鼻子里的泥巴。我的鼻子立刻告诉我那是田兄的嘴，因为他的嘴，经过长期抽劣烟而炼成了黄牙“特异功能”：如果说被蚂蝗叮住，只有用老烟枪的烟水才可以赶走它的话，那田兄就只要对着那只蚂蝗哈几口气就足以致它于死地。对于压胸人工呼吸，天生怕捞痒痒的小九还抵挡了一阵。但田兄扳开我的嘴要亲自对我进行最最亲密的“口对口”人工呼吸时，他那“致蚂蝗于死地”的“特异功能”立刻就把我从死里吓活了过来。于是，我听到一片掌声。　　“成同志饿倒了”的消息立刻传到公社，又从公社传到县里。第二天，甘队长又赶回了队里。尽管吃了大家凑来的一些包谷粥，生红薯干红薯烤红薯煮红薯，又睡了一晚，“我觉得好多了”，老甘还是坚持要农民用个运猪的大箩筐把我抬到公社，沿路，还三番五次地检查我头部摆的姿势，大概是怕再次发生像七条妹爹那样，因摆在箩筐的姿势不佳而造成呼吸困难死亡的惨剧。继而我被送到县里的医院。老甘始终没给我机会问他“我什么时候可以回省城？”因为每次我想开口说话，他都打断我：“好好休息，什么也不用说，一切我会安排妥善的。” 　　在县医院住了两天，第三天正好有领导从省委来检查工作，老甘却跑到医院陪在我的病床边。金秘书几次来催，老甘却说：“小成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他是我从京剧团点来的将，我不能不对他的生命负责任。” 最后，省委的几位大领导不得不来到医院见甘队长。领导们进门之前，老甘特意嘱咐我：“不要勉强，你的身体还很弱，不必跟省里的领导打招呼说话。”其实，我那时的身体，别说打招呼说话，就是叫我爬起来跳一段“忠字舞”或者“迪斯科”，也会很胜任的。　　医院临时把我转移到单人病房，等几位省委领导同志在院长的陪同下进了病房，老甘一面叫大家安静，一面哭丧着脸说了句：“多好的同志。”他那句话像是从喉咙的痰缝里挤出来的，弄得旁边的小护士贡献了一把眼泪。　　在医院又呆了两天，老甘没有再出现过。到第五天，金秘书帮我办了出院手续，让我自己回生产队。　　等我回到芭蕉大队，看见一队的晒谷场排着长长的队，老甘和各生产队的队长，还有会计，在给每一家分谷子。名字都由老甘报，再由会计重复一遍，大概是怕老甘的发音土得不地道。每家人领到粮食都跑到老甘面前说一句类似：“感谢工作队，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的话。老甘向他们挥挥手，像电影里党的形象那样光辉灿烂。　　之后，老甘在队里呆了几天。再没人以为他是“新同志”，而都知道了“甘同志不但是一位很老很老的同志，而且是一位在县城里做大官的同志。”老甘除开带着我到各家走走外，又花了许多时间在梅菊的“工作队试验田”里。他仔细看了我的记录，并问了我许多问题。而我“生命危险”的事，则没有再关心过。至于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城”的问题，更是没有机会，也不好意思提了。　　老甘那一次回队，几乎每天都去看过七条妹的家；但梅菊，则只在门口聊了聊；而原雇农田瞒六家，却一次也没有去过。　　老甘离开队里时，特意去看了我的吃户田兄家。田母的身体大有好转，再三感谢了老甘，那架势，就差没有下跪了。　　田母说：“要不是甘同志救命，我就只好去死了。” 　　而老甘则风趣地说：“是您儿子救了我们小成一命，这说明我们共产党和农民本来就是一家人，看我们小成和您儿子亲如兄弟，您就当多了个儿子。您老一定要长寿，以后有机会，让小成带你进省城看看。” 　　田母被老甘说得一把口水一把眼泪：“我溜溜（当地感叹词），我哪有去省城的命……要到了省城，就可以看见汽车了。” 　　就那样，我和田兄结拜成兄弟。田兄还有一个弟弟，那年还没有娶嫁娘，在一起住。我排行老三。田兄的弟弟因此被升级变成了“二叔”，而“瞒瞒”（最小的叔叔）就成了我的专利。军花二花三花一直这样叫我，一直叫到现在。　　这就是我那个“死里逃生”“讴歌共产党和贫下中农亲如兄弟”的秘密。而这个秘密，直到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　　至于田母，我当时真的下过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带她进省城看汽车，只是后来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前几年我回乡过一次，给她老人家带去了几张我挪威汽车的照片。等下次回国，有空回乡的话，再考虑带她去省城看汽车的实物，如果她老人家还看得见的话。　　　　（十六、丰收的咦呀）　　秋收前的一个月，是黄金的一个月。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指田里渐渐变成金黄的一片，还有我们的生活，有了老甘从政府争取来的返销粮，接着是老刘从城里寄来的一些爱心，加上寒冷气候已经过去，田里的活也不再那样要命。我一天用不着干太多的活，高兴时到处逛逛，或跟孩子们玩玩，到了芭蕉大队快一年了，还是头一次享受如此的奢侈。　　不过，好景不长。在收成前两个星期，我接到了老甘的指示。那指示是要我和隔壁大队的女队员，同是“文艺战士”的夏同志一起排练一个“具有专业水平的文艺节目，准备在丰收庆功大会上献艺。”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几个月前，我会把老甘视为“给我终身幸福提供机遇的恩人”。但是，彼一时此一时，此时的夏同志已经坠入另一位优秀青年堂屋里的常客，（湖南专用术语“堂客”。后来他们结婚、生育、生活、幸福。）　　我把排练节目的风漏给了妇女主任梅菊。没想当天下午，她就带了全大队几十名妇女出现在我门前的小坪里。大家的踊跃，除了“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外，也应该有梅菊“唱歌也算出工，照样记工分”承诺的作用。　　大队长听说一大帮婆娘去找成同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以为是梅菊带领娘子军对共产党进行围攻，急着叫了四个生产队的队长，急匆匆来到我的小屋。得知不过是唱歌的事，几个人一商量，决定每家只能出一个人记工分唱歌，其余的属于“志愿军”。即使这样，似乎也没有减低大家的积极性。　　经过严格认真的选拔，“芭蕉大队女社员合唱团”就诞生了。　　在这之中，发生了一些小纠葛。其中之一是梅菊当然地把自己当成了合唱团的领导。另外是梅菊无论如何只让七条妹家的三妹参加，而不让二妹参加，就是做“志愿军”也不让，理由是二妹生活作风不正派。后来是我亲自出面，才勉强同意二妹参加排练。　　我们的活动是，每天上午，集中练声。因为我是拉提琴专业的，对声乐其实很外行，但还是尽量专业地，把我在京剧团每天早上听到的那些“咦咦咦-----呀呀呀-----”教给了合唱团的社员们。　　下午，那阵阵“咦咦咦-----呀呀呀-----”的艺术就随风荡漾在金色田野的每一个角落。　　晚上，我们又集中练习曲目。具体唱了些什么，就没必要说得太详细。反正那个年代有那些革命歌曲，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不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说出来也没有用。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那些革命歌曲外，还有九哥简化版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合唱部分《全世界人民皆兄弟》，此外还特别为梅菊排练了一首领唱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秋时的芭蕉大队，虽不是绿水青山，却也黄水金坡。黄昏夕照下的炊烟，三队临时棚子里露出的点点灯火，田野里青蛙昆虫的交响，村子里传来几声零散的狗叫，再飘出阵阵女人的歌声，鱼木脑袋也会诗意澎湃。　　到了收割的日子，合唱团取消了上午的活动。但社员们仍在田里兼干着“声乐专业”。一到晚上，再脏再累大家也会自动来到我屋前的小坪里练上几曲。　　对于“咦--呀--”娘子军，人们开始还只是惊讶和羡慕。慢慢，看着手里醉心的收成，队里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幼都染上了“咦咦--呀呀--”的毛病。渐而，“咦咦--呀呀--”取代了当地一高兴就发的感叹词“我溜溜”，进而，变成了大家的流行招呼形式，一见面就“咦咦--呀呀--”。　　于是乎，隔壁大队就开始传说：“芭蕉大队的人最近都‘咦咦呀呀’嗓子痛。” 　　这个传说到了公社就变成了：“芭蕉大队的人都得了‘咦呀’病。” 　　这个传说被报告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芭蕉大队的‘鸡鸭’都病了。”县政府迅速报告了卫生免疫部门，立刻派来了一个三人的兽医疗队。　　收割一开始，老甘就回到了队里。他对我搞的“娘子军合唱团”表示了“英雄所见若同”，只是对贝多芬的《全世界人民皆兄弟》表示了一些疑问。首先是“全世界人民真的皆兄弟吗？”其次是“ 这种歌适合不适合在丰收庆功大会上唱？”再就是“这歌农民唱得来吗？”不过老甘又说了：“在这种地方，唱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没人懂。”听了大家的排练后老甘又说：“这也简化得太离谱了。”于是他作了有哪个声部、哪个和声“是绝对省不得”的指示。“否则老贝（贝多芬）会气得从泥土里爬出来找你麻烦的。”到那天，我才知道，老甘并非一开始就是党的干部。他从农村当兵后，曾在一个部队文工团乐队吹过笛子。怪不得他那“声部”“和声”说得还挺像那么回事。　　也许是党教育多年“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统一思想”的成就，农民对分声部很不舒服。唱着唱着就“统一”到一起去了。最后，老甘只好决定分组练习，由我带一个声部组，老甘带一个声部组，分开练习。在稳固之前禁止两个组的人混在一起唱。连出工都尽量避免让不同声部的人闹到一起。　　好，唱歌的事就到这里。下面讲讲正事。　　话说那年的收成，虽没有57年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的伟绩，但据老农们说：“是自盘古开天地，从来没有过的。”也就是从那天开始，芭蕉大队有个农民画家借了张我的照片，天天在家里画。不久，我发现几乎家家都挂着我的画像，尽管那画像看上去很走样，走样得有些像个菩萨。真正令人发畏的还不是把我画得像个菩萨，而是我的画像挂在了曾经是挂伟大领袖的地方。更使我想起来后怕的是，万一那年的杂交水稻失败，农民颗粒无收，或只收颗粒，那我在人们的脑子里是幅什么样的画像呢？！　　在秋收的过程中，尽管农民们为了少交公粮，一有机会就不报少报，但老甘成天守在秤面前，想必没让农民捞上太大的便宜。　　忙完秋收，又忙着收公粮，当然也包括收返销粮,就是一个多月前政府借给农民的返销粮。那是老甘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忙得他把自己最宝贝的照相机都交到了我的手里。那让我很过了一番“海鸥单镜反光”的瘾。　　都忙完后的一个晚上，公社的大广场上点起了火把，会场被来自各队的社员挤得水气不通。金秘书请来了省木偶剧团的演员，表演了精彩的壁影剧“兔与龟”；夏同志上台清唱了一段花鼓戏“打铜罗补锅”；金秘书也亲自出阵来了段诗歌朗诵“祖国啊，母亲！”最后才是我们芭蕉大队的“娘子军合唱团”。　　尽管那些暗暗的火把，把眉毛胡子照得一把焦，合唱团的演员们还是很认真地个个都把脸涂得像个猴子屁股。首先是梅菊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她一出台，对党的那份感情就如同火山爆发，还没等我拉完过门，就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她越喊调门越高，调门跑到合唱队员们无法参入的程度。她后来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对党的感情我比任何人都深。”说来也是，要不是党的领导甘同志和我小成同志帮她照管了她的那片田，说不定来年她就只有做牛吃草的命。　　老甘除了在晚会前，用工作队员们以为是当地土话，当地人以为是城里官话的发音作了个报告外，就一直把场子交给了金秘书。而他本人则拿着他那带有很大闪光灯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那阵阵闪光，也把演员和会场的情绪一次次推向更高的程度。　　接着是合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唱歌时，底下的看客比前面任何节目时都热闹。是我们太差劲？还是大家在讨论哪条女是哪条男的嫁娘或女儿？等贝多芬的“全世界人民皆兄弟”唱完后，大家一阵欢呼喧闹。大概是知道节目演完了，还没过足瘾吧！金秘书灵机一动指挥我上去小提琴独奏一首中国乐曲“庆丰收”，而我把她的指示“误会”成了克莱斯勒的“丰收锣鼓”。（不过也差不多，都是热热闹闹）最后我的娘子军合唱团再次登台谢幕。底下不知谁带了个头“咦咦呀呀”，顿时“咦咦呀呀”响彻茶田公社的云霄。就那样，“晚会结束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　　在参加晚会前，我拜托过田兄的弟弟，要他一定要背五妹去公社，因为五妹的脚还不能走路。散会后，田兄弟弟说碰到条好女，（那女子后来成为他的嫁娘）把五妹摆在离我远远的视线内就跑开了。我一时找不到二妹三妹，一定是挤着领夜宵去了。（公社为演员们准备了夜宵，但我的娘子军合唱团里只有记工分的那部分人、比如三妹才有资格享受，而没有二妹等人的份。）我收拾了东西，背着五妹要去公社吃夜宵，但五妹说什么也不肯靠近公社办公楼，我每移动一步，她都要发出见到毒蛇般的尖叫。无赖，我只好把她交给了个社员，独自去公社吃夜宵去了。　　在我和娘子军们带着成功的满足和余兴，谈笑风生回生产队的路上，借着月光我发现五妹和那个背她的社员在一块大岩石下等待。我的记忆提醒我，那块大岩石，正是八弟出生地的标记，此外还是五妹她爹去世之方位。五妹看见我们，没有往她的两个姐姐二妹三妹处去，而是瘸着脚挪过来抱住了我的腿，赖着皮要我背她回去。顷刻，那孩子回到了她自己的年龄。　　我们拐了一个弯，便又看见了小山坡上象征着芭蕉大队的那三颗芭蕉树。再走一段，就到了去七条妹家的必经之路。这时，五妹已昏昏入睡，长长的鼻涕明显感觉在我的后脖子上挪动。在这里发生的一些往事犹如电影的快镜头在我眼前闪现：第一次在这里与五妹相见，她像见到了老虎一样逃到田里，将要饭的袋子藏进田泥里……和老黄在这里抓田鸡，他被毒蛇咬后，被七条妹的爹救。而七条妹爹自己却中了毒，在送去公社的路上丧了命……还是在这条路上，这条一点也没有变化的路上，今天的五妹，却在我的背上安详地入了梦。　　秋收后，老甘并没有急着回县城，而是在队里花了几天的时间写材料。我看到他写的标题有两个，一个是《关于成功种植杂交水稻的报告》，另一个是《关于成功领导芭蕉大队的经验》。写第一篇《关于成功种植杂交水稻的报告》，老甘好像没有费太大的劲，因为他手里有一些参考书籍，还有我的那个记录本，加上我们帮梅菊照顾的那几块实验田，收成确实不错。但写第二篇《关于成功领导芭蕉大队的经验》，好像就比较痛苦。不过换了谁也很难把芭蕉大队本来是四个半工作队员，到最后只留下我这么半个的事情说得圆润。还有“分田到组”的事，虽最终证明了是件“能提高生产力”的好事，但老甘搅尽脑汁也不敢如实把那说成是“成功经验”，而用了许多条件语，比如“在特定的生产环境下，在不影响集体分配的前提下，为了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了短期的实验性的分组……”云云。在那个报告里，好像只有“用歌声唤起了贫下中农对党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写的比较顺畅。　　最后，老甘问我：“小成，你在领导芭蕉大队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 　　老甘的这个问题我没能回答，因为，我领导芭蕉大队最好的经验就是∶ 　　“不领导”。　　　　（十七、尾声）　　丰收的稻子也收了，公粮也交了，庆功大会上歌也唱了，“我们总算胜利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老甘嘘了口气，在回城的那一天这样说。　　那天，老甘早早就起来了，他很快地清理了自己简单的行李，拿着他的海鸥单镜反光照相机就出去了。这一回他不是去走访农民，而是去拍风景。后来他出了一本《湘西风情》的黑白影集。　　我去到吃户田兄家时，看到桌上摆着史无前例的、丰盛的早中餐，其中包括只在过年才拿出来的猪膘肥肉。而为这顿饭忙了一晚的田妈却不在。田兄告诉我，家里人都吃过了，他弟弟陪着母亲早早外出有事去了。那桌上的都是留给我一个人的。但军花二花看着桌上谗谗的眼神向我泄了密。　　和军花二花一起，后来田兄夫妇也来帮忙，费了老劲吃光了桌上的所有后，回到住处打好了行李，想跟隔壁的梅菊道谢再见，却不见梅菊的影子。“跑到哪去了？”我真纳闷。离开的日子早几天就“安民告示”了。每走到一家，还都挤了人家一堆眼泪。当时我还担心，才给个信就这样，等我真离开的那一天，大家还不要哭得像死了人一样！现在看看，我那个担心是多么的自作多情。“这不，大家连人都不见了。真不知农民比城里人还薄情，还善于演戏！” 　　等老甘回来，已经是中午。他后面跟了一串尾巴，那尾巴是大队长和各生产队队长，除了没有三队长以外。一队长安排了几个劳力把老甘和我的行李送往公社，我们一行便上了芭蕉小坡，就是那个长着三棵芭蕉树的小坡。老甘用三脚架把照相机架好，又反复调好了焦距拨好了自拍，大家都排好了位子，等三队长来就可以按快门了。而那被大火烧得人鬼不是的三队长，隔着山坡蹬在地上，像被钉子钉死了一样一动不动，任凭老甘，大队长怎么大声吆喝“照相啦”也不管用。不过如果大家知道他刚刚丢了订婚了好几年的嫁娘，（本打算收成好就过门的）没有胃口和大家排在一起照相，也是件不难理解的事。　　最后没办法，老甘只好发话：“那我们几个先来几张吧。”但四队长，就是老刘曾所在队的队长说：“三队长不来，我们照有啥意思。”他这样一说，弄得二队长也跟着拆台：“我一泡尿憋了好久了，憋尿的面孔照起来一定很难看”，便跑开解决去了。　　正当老甘和大队长处于尴尬之时，他们的吆喝：“照相啦”，在村子里引起了回响。首先是妇女带着孩子们，接着是男女老幼一齐上，把芭蕉小坡围得满满。老甘只好叫我维持次序，他掌握快门。直到他宣布：“没有胶卷了”为止。（后来我在老甘出版的《湘西风情》的黑白影集里，也看到了几张这次拍的照片。）　　就这样，我们干部的合影成了永远的遗憾。和大队长，还有除三队长以外的各队长握手告别后，我和老甘上了通往公社的路。　　一年来，这已经变成了是条多么熟悉的路啊！在这条路上，又前前后后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啊！　　但本来可以浮想联翩的路上，却没有给我那个安静。因为几乎是全村子刚刚照完相的人们，拖儿带崽，像赶集一样跟在我们的后面。（农民的心情，是不是“送瘟神”，我就不得而知了）走到半路，突然田兄的弟弟从树丛里钻出来，握得我的手上满是他的眼泪鼻涕。（早知道应该带点卫生纸备用）我这才知道，田母昨夜几乎没有入睡，为我做了那顿准备了好几天的饭后，便早早和二儿子出门，躲在半路等着看我的背影、、、、、、　　又走了一段，来到那块大岩石前，我的眼睛一直跟着那块岩石移动。果不然，七条妹娘抱着最小的七妹，坐在岩石的旁边。看见我，又像见到了鬼子一样：“成同志来了。”拔腿就跑。那疯婆引起了人们一阵哄笑，那哄笑染得我心情一片蓝色。　　近一年来，这条路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如果说头一次，也就是初来乍到被人灌醉的那一次，觉得这条路最长的话，那今天的这条路，就要算是走得最最艰难的了。　　到了公社通往县城的车站，忽然爆发出一片掌声。这才发现，梅菊带着我的“娘子军合唱团”全体团员，还有一些非团员的“自愿军”，夹道在等待着我们。他们重复地唱着我们表演过的那些革命歌曲，还有贝多芬的《全世界人民皆兄弟》。她们有些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喉咙也被鼻涕卡得走调。但那是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最感人的人声之一，要不然也请不出老甘的几滴干泪。　　就这样，我离开了茶田公社芭蕉大队，那个我生活了近一个年华的天地，告别了把我溶为之一的乡亲们。　　到了县里转火车，才发现我背包的体积之巨大。因超大放不上行李架而不得不打开，一看，里面塞满了糍粑、粽子、红薯、米饭，但这还不是最感人的。还有滴着油的肥猪肉和挤破了壳的生鸡蛋。另外，还有一个本来以为不属于我的背篓，背篓里放了一双手工布鞋，那是我田兄嫂“送给弟弟的一点意思。”搭帮那个背篓，才把那些粮食腾出来,让背包放上了行李架。　　回到京剧团，我在欢迎会上把那些粮食一人一点分给了全团的同志们，被大家当成了“忆苦餐”。而那床被猪油鸡蛋染得满是地图的被子，还有田兄嫂送给我的背篓和布鞋，则伴随了我很多、很多年。　　　　（十八、多余的话）　　为那一年的苦劳，京剧团共青团领导找我单独谈过话，害我差点成了名“光荣的共青团员。”要不是我回京剧团就闹着要“脱产恢复业务，准备报考高等院校”的话。　　1978年，文革后艺术高校第一次招生。本来应该去“湘西工作队”的谭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据说本来是落选了，因为他那“怪怪的噪音”没能让中央音乐学院的权威们韵到味。但那“新奇的作品”送到美国却唬住了大鼻子，弄了个什么奖后，才让中央音乐学院的权威们承认是“一时疏忽搞错了”）而我本人，在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时，从上海派来监考的老师看了看我那双刚从田里抽出来的手，说了句：“比起小提琴演奏来，你可能更适合搞小提琴制作。” 　　我当时真的很懊愤，后悔不该为了一句话的面子费掉了我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一年，而失去了78年可能入学的机会。　　现在回顾起来，如果当时有个算命的告诉我：“如果不去湘西，你可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小康二流小提琴家；如果去湘西，你可能成为个无名的中康小业主兼流行作家”，我想，我还是应该选择后者。　　老实说，如果没有那接近一年的农村生活经历，我也许会像一些城里人、那些把禾苗当成韭菜，以为花生是长在树上的城里人一样，会把我国八亿农民，都看成是表情呆板、反应迟钝、缺乏感情没有情调无知愚昧、有着因干旱而开裂黄土般面孔的另类。总之是一层与自己格格不入毫不相干的“乡巴佬”。　　对于谭盾的成功，我很诚实地说。在为他高兴骄傲的后面，确实有几分嫉妒和不服。不过，也许那种“嫉妒和不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多年后，是谭盾的“水乐”，还是九哥的《芭蕉树下》更显为人知，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还是件说不定的事情。　　　　（十九、重返芭蕉）　　自回城后，我与工作队的战友们就再没有什么联系。　　我只知道老甘调到省委当大官去了。现在，想必他若不是搞腐败被关了起来，就是因反腐败而下岗了。　　改革开放后，因我家父重病住院，缺人照顾。在求亲戚不好意思，雇拥人又不放心的情况下，我便想起了我结拜兄弟田兄的大女儿，我的“侄女”军花，便回乡去接她来帮忙。　　凤凰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农贸市场，现在变成了颇现代的小电器市场。旁边还办了些“发廊”“按摩院”“录像馆”什么的。　　茶田公社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茶田乡”。　　通往芭蕉的那条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铺了点沙石。　　半路，走近那块大岩石，第一个碰到的是七条妹娘。其实我根本没有认出她，是她见到比过去多出0.5个体积的我，拔腿就往村里跑，边跑边喊着：“成同志来了！成同志来了！”那喊叫，与打鬼子的电影里：“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基本上一致。　　拐过一个弯，又看到了小山坡上的那三棵芭蕉树。我停了下来，想着：这20余年来，天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拿我自己来说，先是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然后是去了澳洲留学，然后又转战挪威，再然后又移居日本。这一切，要如何向田兄解释才合适？尤其是他的结拜弟兄如今变成了个“国际友人”！　　芭蕉大队也没有了，现在叫芭蕉村。那芭蕉树下，我隐约看见一个人。走近一看，是原三队长。他那变得满是皱纹的脸皮交织着20年前被火烧的焦痕，更是难以辨别眉毛鼻子的准确位置。他一时没有认出我来。几句交谈，得知人民公社已经过期作废，现在都分田到户各干各的了。至于他的个人情况，知道了他仍是单身，便不愿意了解得太详细。　　走上那条通向七条妹家的必经之路，跟着记忆搜寻着七条妹家的破棚子。但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破棚子，而是一栋三层楼的新砖瓦房子。我当时想那绝对不可能是七条妹的家。但好奇心驱使我走近了那房子。迎面冲出来的是一个长的很肥的中年妇女。直到那女人把我抱住，口里唠叨着：“林同志，带我进省城”，我仍然不能把她和当年瘦弱的大妹联系在一起。　　家里只有三个大人，除七条妹娘，大妹外，还有五妹。五妹见到我显得很高兴。她仍瘸着一条腿，而且瘸着的那一条腿比另一条好的要短一些。据后来田兄说是因为骨头错位未能及时治疗，长期不用而萎缩造成的。　　家里除了三个大人外，还有一堆小孩子。乱七八糟的城市儿童玩具摊了一地，惟独一只很脏很旧的玩具小狗熊，被个塑料袋子包好放在了孩子们够不着的柜子上面。五妹见我盯着那只我觉得有点眼熟的小狗熊，证实了：“这是成同志送给我的，在我还小的时候。” 　　五妹告诉我，母亲身体还不错，只是经常要去那块大岩石旁傻坐。大妹一直在等着林同志。二妹自嫁到贵州后再没有回来过。三妹四妹都嫁了人，生了一大堆女儿，自己带不了就往家里丢。　　顺便插一句梅菊的事。自改革开放后，她就带着大毛二毛离开了村子，到县里开店做生意，响应党的号召“先富起来”去了。　　五妹一直没有提及六妹和七妹的事。后来听人说：两姐妹先是经梅菊介绍，到县里一家发廊学洗发，后来又被人带到省城，继而又去了广东的什么地方。那房子就是六妹七妹的钱盖的。她们姐妹每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要带好多新鲜东西。她们的穿着打扮，是全村女孩子效仿的楷模。每次返回广东，村里总有一帮女孩子要跟着她们去，甚至周围村子的女孩子也有跑来跟她们攀亲戚的。总之，七条妹家如今鸟枪换炮，变成了芭蕉最富有，最起眼，最令人羡慕的人家。　　至于五妹本人的婚事，她只是羞涩地笑了笑：“谁会要一个瘸子。再说家里也要有个人管着。”五妹是坐着说这段话的，我看着她那女性黄金时期的脸，再加上说这段话时从脸上飘过的那片彩云，还有身上明显是六妹七妹穿过时了的时装，凭良心说，五妹还是蛮pretty蛮tasty的。　　走进村子，昔日的模样已不复存在。到处都是新房子，尤其是三队，在那片废墟上建起了个新世界。惟有田瞒六的家，原来最像样子的房子被比得最最寒碜。　　我没有去看田瞒六，因为我已经不是工作队，没有“访贫问苦”的任务。但听人说，他两个儿子被老甘介绍到县里搞基建后，老大自己跑到能挣更多钱的矿上去做事去了。结果在搞爆破是被炸死。三儿子娶了婆娘就搬到婆娘家去了，老二也很少送钱回来。加上共产党也多年没派同志来关心过他了。此时的田瞒六，说他“上无靠下无依”，是一点不过分的。他的生活就靠收点地租，（他仍把地租给了人家种）再就是婆娘养几只猪和鸡鸭。　　田兄也盖了新房子，进去一看，与其说是新盖的，还不如说是在旧房子的基础上翻新的。曾经挂伟大领袖或我的画像的地方，换成了财神爷。而我的小照片则很郑重其事地安排在家庭成员照片镜框的中间。　　田兄仍然行医。但是，他显然没有其他赤脚医生行医发财至富的本事。当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帮我进点‘中药’？”我一时没明白他要“中药”干什么？（我的湘西话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结果还是军花翻译给我，说爸爸是需要“真药”。因为田兄说：“从正规渠道进的药也有假的，碰到这种情况，治死了人难道是我的罪过？”说到这里，田兄把头转过去，用手背揉着眼睛。　　这时我才想起家里怎么没有老二，也就是田兄的亲弟弟。记得他们兄弟亲如手足，老二曾表示：“就是讨了嫁娘，也要和哥哥嫂嫂一起过。趁着大家无言的片刻，我站起来又去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家庭照片。有一张是田兄弟弟，旁边有个女人和四个孩子。我立刻明白了，老二一定是违背了诺言娶了嫁娘后就分开过了。　　“老二也有四个儿子！”我高兴地说。　　田妈纠正我：“是三个，三个女儿。” 　　“那还有一个呢？”我指着照片上的孩子们问。　　不知我那句话说得有什么错，竟然弄得全家人都下起阵雨来。我知道不妙，正不知如何是好，门外几十条小孩子争着叫我“爷爷”的喊声救了我的命。田兄告诉我那些都是亲戚的孩子们的孩子。现在村里每家都在拼命生，生崽像比赛一样，为的是怕像田瞒六那样，老了没人管。看来，还真有个被“计划生育”遗忘了的角落。　　田母身体还算可以，只是眼睛已经看不太远。要真的带她进城看汽车，摸到汽车的门恐怕会以为汽车就像一个小山洞。　　关于田兄和他弟弟的事，我是后来把军花接到城里后，才慢慢问出来的。　　原来，田家老二娶了嫁娘后，开始是大家一起过的。兄弟之间有什么摩擦还好说，但一个厨房里挤着两个嫁娘，就难免牙齿不碰到舌头。田老二的嫁娘一心想生个儿子，在田家占上风。可惜和嫂子一样的命，一连三千斤。到第四个，终于得了个儿子。老二嫁娘终于如愿以偿，确实在家里神气了一阵。没想那儿子多病，有一次发高烧，田兄给那孩子注射了一针，没几分钟就送那孩子入了仙境。田老二终于相信了嫁娘的说法，那便是：“嫂嫂嫉妒我们有儿子，指使哥哥故意把儿子给害死了。”从此哥弟不共戴天。弟弟带着嫁娘和三个女儿搬了出去，从此就再没有音讯。田母的眼睛就是从那时开始，变得越看越近。　　田兄拿着给侄儿打的针到上面去化验，证明了那药是假货。怪不得他要我帮他进“真药”。不过，那事我还真的爱莫能助。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信息：“1992年，湖南遭特大洪灾，疫情严重，可当地基层卫生院里竟有70％的假药。”连政府的机构都这样，我一个假洋鬼子又有何能耐。　　在那次回乡的日子里，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村长田大冒。因为在全村的人里面，要数他对我最殷勤。田大冒村长几乎是天天都来陪我，天天要请我吃饭。其实当年搞工作队时，我跟田大冒很少交道。就是在本书里，也只在当年分地时，原雇农田瞒六把分给自己的田租给了田大冒家种时才提到过一下。田大冒祖上为富农，解放后一直受压。但仗着他家劳力多，干活卖力，也一直是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他把田瞒六，梅菊等人的田都租了下来，成了当地最大的新兴地主。“民主”选村长时，他也就凭着自己的实力，不选自成了村长。田大冒村长对我殷勤了几天后，才试探性地问我：“政府这次派成同志来是什么任务？是不是政策又要变了？”当他知道我这次“不是被政府派来的”的时候，脸上才出现轻松而后悔的表情。那以后，也就再没有见到过村长的影子。　　就在离开芭蕉的头一天晚上，和田兄谈起了七条妹家的事。当我表示“深感内疚”时，田兄讲出了个可以让我立功赎罪的爆炸性消息，那就是“八弟还活着。” 　　据田兄公社卫生院的内线透露，当年八弟在路上出生后，母子被抬到公社卫生院。但卫生院的人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是自己的手“处理”掉了那个小生命。于是交给了“有着丰富清洁经验的”临时工。那女人见是个男孩，便想起县里那对不能生育而想死了要个儿子的夫妇，便一拖拉机到了县城，用六斤重的八弟换了三块钱。八弟三岁时，那对夫妇车祸双双丧身。一个远亲无赖把八弟这个“包袱”带到了省城，不久又被那个远方亲戚送进了孤儿院。最后不知怎么七搞八搞，被一对在省城教英语的美国教师夫妇领养，带到美国“水深火热”去了。　　我后来找到了那对美国夫妇曾教过书的学校，打听到了那对夫妇在美国Los Angeles 所属的教会。曾也写过一封信却没有回音。因为一直太忙也就没有继续努力。不过，写完这本书后我打算去美国Los Angeles看看。如果真能找到八弟，那就不知道又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剧终　　九哥　　于名古屋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これは生活だまじめ 2002/5/13 19:00 　　几个月了,终于看完全部. 　　唏嘘不已,也是一部人生喜剧! 　　人生的乐章远不止此. 　　続けて、僕は九哥の次の文章を楽しみにしてます。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回应:九哥：《憋了我20多年秘密》解雨 2002/5/13 19:16 　　虽然有点儿童不宜,倒是篇好文章。　　九哥还是有才华的。看过几篇了,有的好,有的好像哗众取宠,刻意搞笑,迎合读者得厉害。九哥再过一个境界,大概更好哦。看山又是山了。　　不过为何总是台湾给出书,不是总在揭露大陆阴暗面吧。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关于老林 wd.trever 2002/5/15 10:31 　　老林这个人物比较有争议哦，矛盾得很。　　您想说他到底是个英雄，还是个混蛋？他去死的举动，好想说明他还算是个人。你想在那个时候升华一下他的人物造型么？他要是稍微有一点人性，你就不该让他的恶根插到二妹的身体里！最后你把东西都烧了，就是不愿意帮恶棍骗亲人吧？但是最后是“我”帮老林成就了英雄啊！鄙视他的话，就不应该管他！这样“我”显得也没有原则了。这个小成，原来不是很讲原则的么？　　嗯，就这部分没看懂！您给指点一下！　　总的来说，写的真好！儿童不宜？又不是儿童文学！哈？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 wd.trever 2002/5/15 10:33 　　随便问一下，《少年失宠物》评论中问您的问题，您回答了么？我还没看到，就被删掉了！转到这里好么？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to wd.trever 蚂蚁 2002/5/15 11:41 　　九哥说他拜读过您的大作。　　关于他书中的人物，他说尊重读者的看法。　　《少年失宠物》因要被出版，所以删除，您的问题请重贴，我会转给九哥的。　　九哥的助手　　蚂蚁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 wd.trever 2002/5/16 17:35 　　蚂蚁：你好，原来九哥还有助手帮他打点这里的事务。：）　　九哥出门了？希望回来的时候能带回来新的故事！　　我是看了九哥的东西，才有兴趣写东西的。还是初次尝试，请九哥多指教！　　那些问题，是些私人问题，想问问九哥的年龄。赫赫。。其实，就是好奇心。　　书什么时候出版？在日本买的到么？　　什么时候出新作？每天都在翘首！：）　　wd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Dude walked by 2002/8/27 19:18 　　Everything you've met could be fictional. Then I might permanently suspecting my life is boring. LOL, laugh and grow fat!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真实就好南门道 2002/12/20 23:24 　　老九这篇小说看得我鼻子直发酸，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他怎么敢看不起中国人？！哪位说老九不以中国人为傲的仁兄，如果不是个白痴；就是大陆以外某个地方的XBC。前者爱莫能助；后者当然就只能原谅了。　　其实每一张生活在海外的黄面孔，又哪有资格看不起中国人？！又哪敢不热爱哪片黄土地？！除非你勇敢到能象白人一样，抢占到哪片土地，就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国家，你们都是移民；或者除非你能修炼到斟破富贵贫贱（不仅在经济上）。当然，等你到了哪个层次，是哪一国人又有什么重要？老子爱是哪国人，就是哪国人！关你屁事？！我们毕生奋斗的共产主义里就不存在什么国家。世界大同了，咱俩还谁跟谁？阴阳大战总比血流成河漂亮的多，和亲比打仗好，做爱比杀人美。奇怪今天就没人为了你是赵国人还是秦国人来争个面红耳赤。我看最好再弄他一大堆杂种，把整个世界变成是一个无国界的杂种社会。人类的素质就更能提高了。再不用为了哪无谓的分界线去争个你死我活。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呢？人死了，万事皆空，什么主义都是多余的。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背负那么沉重的十字架，想方设法在各自的生存地快活地生活才是真。起码对得起你入籍时发的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刻骨入髓。又岂是你说要背叛就能背叛得了的？！不信你拿块面包涂点黄油，看你能吃得了多少餐。当我朋友Vivienne用塔罗牌算出她的前世原来是中国的一个童养媳时。她的高兴劲跟我们很多同志拿到绿卡没什么两样。从此逢人就说她“其实”是中国人，也没见她的同胞把她批个狗血淋头。。。。。　　扯远了，还是回到老九的美文上。我认为文以载道。关键是哪个道是否真道。真实的东西（包括情感）不一定都是美丽的，又时还可能是很丑陋的。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Only the God is perfect. 但我认为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来才是好事，起码作者能睡得着，读者也不用作呕。难道我们看伟光正的东西还没看够吗？！在那种历史背景下，老林的“恶根”不插到二妹的身体里，他还能插到谁的身体里！他又有什么能力想要插到谁的身体里就插到谁的身体里呢？起码他的插入能填饱二妹的肚子。又何错之有？难道用枪看着哪些人白白饿死而不让他们出外讨饭就很完美吗？起码从这点我就认为老林是个真英雄。哪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生存交易，你总不能让老林白干活不拿钱，你情我愿的。犯不着去上纲上线。你有胆量撕下你的伪道外衣去行这个善吗？无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原则，高水平的作家应该无原则地反映现实，他不应该去改变角色，而应该让他的角色去走自己的路，如此才能得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真味。也多少为读者留下一点思考的余地。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如同历史的像片 slx 2003/4/3 21:21 　　看了九哥的这扁文章，如同历史在回放。真情也随着一道而来。让人感叹不已。　　e-mail url 　　　　主题作者日期　　这是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素描桂林人 2003/8/7 02:50 　　0,我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人，我知道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实况，九哥的描述是真切朴实的。相比那些文过饰非，粉饰太平的官方写作，九哥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