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忠诚│林思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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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忠诚
林思云 (发表日期:2006-05-17 23:44:17 阅读人次:2284 回复数:4)
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同之处，其中就有“垂帘听政”。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可以是没有任何职位的一介平民，而法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要听从这个“平民”的指挥。这种垂帘听政现象，在欧美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体制国家还是共产主义体制国家，都从未出现过。因此西方人对邓小平辞去一切职务后，仍是事实上最高领导人的“垂帘听政”大惑不解，为此当年赵紫阳还不得不专门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解释：中共在重大问题上，还要请示邓小平决策。　　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单纯，职位和权力是一致的，有职就有权，不管谁当总统，都能指挥得动军队。欧美国家的国家领导人一旦失去职务，也就等于退出政治舞台，不再对国家政治有影响力。不管是美国下台的克林顿，还是俄国下台的叶利钦，都无力再对国家政治指手划脚。　　中国的政治体制却复杂得多，经常会出现有职无权、有权无职的“职权错位”现象。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皇帝独裁的集权体制，然而历朝历代都出现过皇帝大权旁落，宦官外戚篡权的情况，近代更有著名的西太后垂帘听政。为什么西方国家不会出现“职权错位”，而中国经常出现垂帘听政呢？探其原因，不难发现其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大有关系，这就是中国人对于“忠诚”的理解与西方人大相径庭。　　西方人所谓的忠于党、忠于国家，是一种抽象化的忠诚。西方的忠诚是忠于领导人的职位，谁担任领导人，我就忠于谁，就服从谁的领导。中国人却把忠诚具体化了，中国的忠诚是忠于某个具体的个人，不论他得势还是失势，不管他是否在位，我都照样忠于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西方式的忠诚是“人走茶就凉”，而中国式的忠诚则是“人走茶不凉”。　　一个身居显位的高官，必然提拔重用一批人。不过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这种提拔重用有不同的理解。西方人认为上官的提拔重用，不过是想利用自己的才能为他办事，他出钱我出力，双方是相互利用的交易关系，谁也不欠谁，因此没有必要对上官特别感激涕零，将来也没有报恩的必要。中国人则认为上官提拔重用自己，是对自己的一种特别关照和恩赐，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中国人不认为上官提拔重用自己是交易关系，而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被提拔重用就等于自己欠了上官的恩情，将来有机会一定要知恩图报。　　“荆柯刺秦王”可谓中国式忠诚的一个典范。荆柯本是卫国的一介布衣，被燕太子丹重金请来，好吃好住尽意奉养，无所吝啬，最后荆柯被感动：“太子遇柯厚，乃至此乎。但以死报之”，这才发生了荆柯刺秦王的故事。荆柯拼死刺秦王，不是为了思想信仰，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只是为了回报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中国这种以死报恩的情结，西方人往往很难理解。　　也正因为中国人的报恩情结，中国的官场特别容易形成“帮派”。一个高官在位时提拔重用一批人，这些人出于报恩心理，不知不觉就成为该高官的死党，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无条件地站在这位高官的一边，也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帮派。西方官场是按政见的不同分派，什么左派右派、鹰派鸽派等等；中国官场并不是按政见分派，而是按照几位政治长老人物分成几派。有时候西方新闻媒体硬按西方的标准把中国官场分成保守的鹰派、改革派的鸽派，但被他们分为鸽派的时常有很保守的动作，而被分为鹰派的也时常有很改革的举动。　　中国式忠诚还有一个特点：忠臣不事二主。一个人一旦忠于了某人后，就不能再改变立场，哪怕那个人再荒唐无能，也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三国时代武将吕布的武功水平是当时最精湛的，只是因为多次易主，后人对他的评价就很糟。相反关羽尽管武功不怎么样，但对刘备忠诚不二，因而被后人尊为道德的楷模，封为“关帝”，其地位甚至还在他的主子刘备之上。　　近代这种“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观，又被上升为“中国人不为外国效力”的爱国主义情操。一些中国人出于各种原因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外国籍，但心理上却难以摆脱“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负担，因而很多人经常要在各种场合上表明自己的“中国心”：我加入外国籍但心还在中国，身在海外仍不忘报效祖国。“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西方人看来，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改变国籍，不必非要忠于自己出生的国家。按照西方的道德观念，成为哪个国家的公民，就要忠于哪个国家，绝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时，很多出生德国的德裔美人，毫不犹豫地扛枪上前线为美国与自己的祖国作战，没有人责备这些人是“德奸”，美国也没有怀疑这些德裔美人对美国的忠诚，照样任命他们担任高官和将军。　　与西方人相反，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则是赞成“身在曹营心在汉”。中国人即使加入外国籍，也还要为中国谋利益，更不能做“对不起祖国”的事。一个美籍德人回德国讲学经商，没有人认为有什么特别值得赞扬之处；而一个美籍华人回国讲学经商，就会被新闻媒体提升为“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行动。这有时不免会让人感到纳闷：这么爱国的人，怎么还把中国国籍给丢了？　　前些年中国乒乓球队有个选手何智丽，后来出国入了日本籍后，加入日本队与中国队打球，对此很多中国人愤恨不已，斥骂其为“汉奸”。其实何智丽加入日本籍后，从法律上讲就不再是汉人了，自然也没有资格当“汉奸”（抗战胜利后查出李香兰是日本人，就不能再判她汉奸罪）。可是中国人不这么看，只要你出生在中国，就永远被看成汉人，无论如何也脱不掉汉人的身份，永远有当汉奸的资格。　　中国式的忠诚推广到家庭就是“孝道”。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方面，中国和西方也有极大不同。西方人把养育子女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并不要求子女将来会报答自己的付出。西方人长大后各奔东西，不会呆在家里孝敬服侍老人，当然他们也不指望自己的子女将来会孝敬自己。这就像老雀费心费力养大小雀，老雀完成了它的使命，小雀远走高飞，两者各不相欠。中国人则把养育子女，看成是父母对子女的单方面恩赐，因此子女就有义务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前中国父亲打死儿子都不犯法，而西方父母打孩子就会被告上法庭。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人抱怨说：“我的孩子白养了”，意思是孩子不孝，自己的养育没有得到回报。在西方就很少听到“我的孩子白养了”的抱怨。　　最近看到一条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的报道，说山东一个乡村的乡民，向从海外归来的女儿女婿要钱，遭到拒绝后竟然将女儿女婿双双砍死。该乡民认为他对女儿有养育之恩，有资格向女儿讨要钱财。遭到女儿女婿拒绝后，乡民气愤自己的女儿知恩不报，自己白养了她一场，一怒之下砍死了女儿女婿，而且还不后悔。这个新闻的背后也是中国式的忠诚作怪。西方国家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是一种义务，子女成年后各自谋生，将来并不要回过头来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因此很少听说西方国家的父母会理直气壮地向子女索要钱财。有人说上述杀人新闻的产生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养老体制，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体制也是在战后才逐渐完善，20世纪以前的西方国家基本没有什么养老体制，但那时西方国家也没有人认为父母有权向子女索要钱财，有权讨还养育的回报。　　除此之外，中国式忠诚还是产生“人治”的底蕴。我们经常听人们指责中国老是人治，没有法制，这里不仅有制度问题，还有文化传统问题。比如在揭发犯罪方面，不少人知道自己的长官、朋友犯了罪，但由于他们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患难之交，因此告发他们会面对沉重的道德负担。李志绥写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后，被一些人批评：“毛泽东当年对他那么好，他还要出卖毛。”中国人出于报恩心理和义气，往往会对有恩于自己的人开脱和隐瞒罪行，把个人恩怨放在法律之上。　　《水浒传》里有这样一个典型“义气枉法”故事。宋江的情人阎婆惜发现宋江与晁盖等江湖大盗有来往时，宋江为了灭口杀了阎婆惜，而卖糟腌的唐牛儿误被当作犯人绑到县衙。浑城县知县与宋江私交甚好，他明知唐牛儿是冤枉的，但为了开脱宋江，把唐牛儿判了个故纵凶犯逃脱罪，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书中的浑城县知县并不是贪官，宋江也没有对他进行过贿赂。该知县之所以百般为宋江开脱，不是出于贪赃枉法的邪恶动机，而是出于“仗义救友”的义举。现在中国法院很多不公正的判决，也并不全是法官受了金钱贿赂的贪赃枉法，很多情况下也是法官出于对恩公的报恩、对朋友的义气，而把个人恩怨放在法律之上的义气行为。中国法官也同样有报恩心理，遇到曾经厚待自己的上官、曾经竭力帮助自己的挚友前来说情，很难不顾及他们的情面。　　中国人的报恩心理之重，常被形容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最著名的报恩故事之一是《三国演义》里的关羽放曹操。由于曹操曾经厚待关羽，关羽为了报恩，在曹操危难时刻私自放走了他。这个故事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将军为了个人的恩怨，居然放走了交战敌国的元首，是绝对不能饶恕的叛国行为。而中国人不但没有谴责关羽把个人恩怨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叛国行为，反而赞扬关羽这样做是有恩必报的真正男子汉大丈夫。在中国倍受欢迎的金庸武侠小说，也贯彻了中国式的报恩观念。比如《笑敖江湖》里的令狐冲，明知他师傅是个恶人，但因为自己欠了他的教养之恩，在他不利时总要放他一马，是关羽放曹操的另一个版本。　　不过任何民族的道德观念都会变化。自从近代西风东渐以来，西方文化的渗透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很大冲击，很多传统的道德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守节和孝道，已经越来越不被重视。近年来不断有人惊呼中华民族正在“道德沦丧”，也是言有所依。　　同样中国传统上的“中国式忠诚”，也遭到很大打击。目前中国式忠诚还有一定的市场，而且越落后的地区，文化程度越低的人，中国式忠诚的倾向也越明显（就像那个杀女儿女婿乡民）。但在开放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西方“人走茶凉”的道德观念，谁在位就效忠谁，谁下台就不再理睬。尽管这些人在不少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见利忘义的小人，但不能不承认在中国西方式人走茶凉的“小人”正越来越多。　　由于中国人道德观念的变化，中国式忠诚的市场越来越小。今后中国领导人要想垂帘听政，想靠部下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控制影响中国政局，无疑是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