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１９７８│陈某│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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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１９７８
陈某 (发表日期:2008-12-26 14:09:48 阅读人次:3631 回复数:19)
三十年前，１９７８年的深秋，高中时代。刚刚恢复高考制度，中学教育也走上正规。我念书的学校是上海市重点中学，试办理科班，集中全校优秀的老教师重点灌输拔苗助长。我几乎没用力气就进入了理科班，数理化对我来说真的一点不难，不就是那么一堆公式和推理？记住就是了，回家后基本不用打开书包。本来基础文化薄弱，进了理科班，知识结构也残缺不全了。好在我课外时间和现在不务正业一样，用来饱览闲书关心时事。我的思想和时代同步进化（三十年前俺就与时俱进啦！），经历了７６年的震动和觉醒，进入了７８年的思考和反叛阶段。　　其时北京的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魏京生等人正在西单墙兴风作浪。那时获取信息有两个非常方式，一是小道，一是敌台。我接触的小道消息有限，亲戚朋友大多是良民老好人，很少听到离经叛道的邪说。感谢“美国之音”给我带来自由世界的讯息，晚上躲在被窝里我用大哥自制的收音机耐心地调节频率，搜寻那熟悉的声音－－“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报道”。而在此之前我接受信息的正规渠道只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文件最新指示。　　上海虽远离京城，可向来是星星之火发源地和革命摇篮，因而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时“四大自由”是合法的也是唯一的民主表达方式。１９７８年末上海的民主运动有两大据点。一是人民广场东南角，有演说有集会，还有标语大字报。因离我家稍远，只去过几次。（乘坐公交车４２路，要买５分钱车票！）一是淮海路我家附近，我几乎天天去看热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淮海路的上海版民主墙居于陕西路和茂名路之间，市百二店对面。围墙的里面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那围墙大约三米高数十米长，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注，就像现在网络热贴后面的回复。从形式上讲，有标语口号政论文，也有小说诗歌和漫画，从内容上分，有个人伸冤的，揭露内幕的，呼吁民主的，声援北京的……整体气势与北京的民主墙遥相呼应。时而还有几个演说的，因是交通要道，警察一赶就散了。其时上海有一个乔某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君能言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字也非常漂亮。　　转眼到了１９７９年春，邓大爷搞定大局把老华赶下台后，北京的风向开始转了，政府取缔民主墙把喜欢贴大字报的赶到了月坛公园，试图打造一只中国式的民主花瓶。上海也相应铲除了人民广场和淮海路的大字报，仿照北京给民运份子留了一个口子－－复兴公园。整个阶段持续半年有余。我跟着去复兴公园看了几次热闹，没到年底就正式取消四大自由，把胡说八道的赶尽抓绝了。我始终只是看看，想想，从不跟人说话，也没有扔过砖头。好像我那时就是一个非常老谋深算的看客？　　许多年过去了，大约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在网络上看到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专访，专访上海老民运人士乔某某，遗憾的是网上只有目录没有正文。我给《开放》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开放》的老读者了，以前在国内通过种种关系长期拜读，现居日本乡下看不到这杂志，但对这篇文章特感兴趣，能不能给个电子版？还套近乎说我朋友认识你们金主编。《开放》的编辑给我传来了电子文本。专访很长，记述了上海民主墙运动的前前后后，现在隐约记得乔某某后来吃过官司又投靠了警方做内线，再后来一直混得不好，也就一个叛徒的下场。乔以自身经历写了长篇自传，国内无处发表。於是，乔某某拿着手稿突破封锁，跑到香港找到《开放》编辑部求助，蔡记者第一次听说乔的人生传奇，就写了这篇专访。　　三十年前，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我的思想也在１９７９年彻底转变。从毛时代的小马列主义者转变为崇尚西式民主的自由分子。三十年了，世界变得更加五花八门了，譬如，全球普及了互联网，现在的我们可以和局长一起在“东洋镜”上自由自在地把砖头扔来扔去；三十年了，也还有许多一成不改百年不变的角落，譬如，朝鲜地区依旧没有言论自由。三十年前，我和持不同政见者一起默诵过这样的诗句－－“在暗淡的时刻，我们却在想，春天的花朵”，直到今日依然难忘。

回复[1]: 哈哈！三十年前你还是小拉来嘛！ 小林 (2008-12-26 15:05:38)

　　<<好像我那时就是一个非常老谋深算的看客？

　　

回复[2]: 蛇 (2008-12-26 15:44:24)

　　2008年的工作刚才结束了！开始扫除，迎接2009！

回复[3]: 小小鸟儿 (2008-12-26 16:16:08)

　　我也在大扫除，回家慢慢再看78年发生了什么事！

回复[4]: 大汉临离 (2008-12-26 16:24:24)

　　贺年卡终于搞完了，往年，忘年。

回复[5]: 好像你们星期一都不上班了？ 陈某 (2008-12-26 16:43:36)

　　我们要30日才放假

回复[6]: 咦？邓星 (2008-12-26 17:23:53)

　　小林把“小拉来” 发挥得如此准确，好样的。。

　　星期一我也要上班的，最后一班。。（哈哈，说得有些暧昧）

回复[7]: 小木樨花 (2008-12-26 18:32:56)

　　　原来复兴公园还有这么个历史啊。

　　请教陈版主，四大自由是什么意思啊。

回复[8]: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龍昇 (2008-12-26 19:17:02)

　　有很多种说法的，这是其中一种。（是不是班长的意思不敢保）

回复[9]: 给小木樨花补课 陈某 (2008-12-26 20:41:14)

　　龙爷说的对。那时候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看来小木樨花还小。

　　好像宪法里也有的。后来被邓小平取消的。

回复[10]: 查了一下，首创权还是老邓呢 陈某 (2008-12-26 20:43:45)

　　为什么 “四大自由”没有编入邓小平文选？

　　（李建军081102于江西）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

　　经查对，现存的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确是小平当年所作。其中论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斗争中必须坚决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群众的多数和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实践所驳倒了。”

　　可是，改革开放后，取消了群众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

　　后来编写《邓小平文选》的同志，也把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漏掉了！我查遍了《邓小平文选》，就是找不到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的这份文件！

　　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禁止人民群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呢?

　　小平同志写的作的报告，为什么没有编入《邓小平文选》呢？

　　

回复[11]: 东京博士 (2008-12-26 22:08:35)

　　复兴公园在我们小时候就是大家去乘电马的地方，仅此而已，居然还晃悠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摇篮？

回复[12]: 小木樨花 (2008-12-26 22:14:57)

　　多谢龙升和陈老板

　　我只知道四个现代化，四个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还有嘛，初唐四杰之类

回复[13]: 资料陈某 (2008-12-26 22:36:10)

　　《关于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同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议案，为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的权利。”修改为“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的规定。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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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此条目的中立性有争议。内容、语调可能带有明显的个人观点或地方色彩。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壁报，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的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言语—书写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它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却又不单纯是言语—书写方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

　　目录 [隐藏]

　　1 起源

　　2 历史

　　3 相关

　　4 外部链接

　　

　　[编辑] 起源

　　毛泽东曾说，“中国自子产（？—前522，春秋时期郑国人）时就产生了大字报。”毛泽东把古代的揭帖认定为大字报的起源，是想借用古已有之赋予大字报的合法性。而古代的揭帖，只是私人张贴的启事。广义地看，现代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称作大字报。但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直接起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编辑] 历史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亦有人考证，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中广西柳州市、宾阳县均有大字报出现；见《柳州市志》第五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宾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 页）。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提意见的大字报成为反党言论的罪状，在包括批判大字报的裹挟、反击下，50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开除工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毛泽东（1958年）因此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毛泽东被授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的桂冠。同年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下的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强行曝光，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常在大字报的天头、地脚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

　　从外表看，大字报的发表似乎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实际上仍然服务于毛泽东动员舆论以整肃现成党政系统的战略需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除了个别失控的相对无政府主义时期（如派性武斗），总是与中央精神协调的。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从形式上看，大字报不仅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有用书写纸，也有用旧报纸写的，体裁上也门类齐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丰富多彩。张贴的地方，从学校、机关、厂矿、街道的墙壁、门窗，甚至人身上。时间上也是天天有新内容、新花样，不断更新。由于大规模的大字报耗费了大量的纸张、笔墨，时有纸张断档的现象发生。大字报经反复覆盖糊成了厚厚的一层，成了回收废纸者丰厚的收入来源（只能夜里偷偷地撕）。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有抄录、收集大字报内容作为借鉴或情报的。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

　　美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在华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字报的书写，抗议给他们特殊待遇是“修正主义”做法。受内地冲击，香港总督府外也曾贴满大字报。文革反对派也利用大字报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有伊林·涤西（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白志清（重庆）《我爱我的祖国》、《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李一哲（广州）《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78年反对“两个凡是”的西单民主墙中，大字报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9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

　　1990年代中期以来，仍有人因受到损害无处申诉、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或出于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利用大字报形式表达意见。个别人因此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国外也有类似表达形式，如高秋福的《在国外看大字报》就描写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加拿大国会大厦联邦广场、德国科隆大教堂的大字报墙。

　　有人把互联网与大字报进行类比，说它们都是非主流的民间媒体，没有言论“守门人”（编辑或主持）的开放园地，不用刊号、书号，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名流或小人物，教授或学生，高明或平庸，都有同等发表权利。其区别仅在于：公共场合与私人空间，群众围观与独自收看，手抄件与印刷体……互联网是抽象、无形地展示在私人书桌的屏幕中；大字报是具体、直观、乱七八糟地覆盖在繁华街道的墙壁上。

　　

回复[14]: 雨 (2008-12-28 21:22:38)

　　78年好像第一次跳集体舞，在学习小组欺负一同学让他趴墙上写作业，不许用桌子。

回复[15]: 志村犬 (2008-12-29 14:48:17)

　　老大，我来了。78年我才8岁，小屁孩子啥都不懂。

　　敌台我常听，没机会驾驶飞机去台湾，很遗憾。

回复[16]: 你8岁就会开飞机啦 科长 (2008-12-29 15:00:18)

回复[17]: 保存一下 骏骏 (2018-07-27 14:30:46)

　　偶尔翻看到

　　

　　开放杂志|⑥④前夕拯救喬忠令！

　　2015-6-4 金钟

　　六四事件26週年前夕，開放網獲得一條最新消息：上海1979年和魏京生齊名的民運領袖喬忠令，被上海公安秘密關押在精神病院已經五年，正在接受改變大腦思維的藥物摧殘。一位醫生竭力營救他，無效，已經來到美國尋求支持。

　　喬忠令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現年70歲。早在文革中因反動言論和同學好友王申酉被打成反革命。四人幫倒台後，王申酉竟以「現行反革命」被槍殺，後平反。喬忠令1978年投身民運，組織「上海民主討論會」。每天到人民廣場發表演講，激烈批判共產黨，要求實行多黨制、民主社會主義，平反冤假錯案。廣場人山人海，他被稱為「喬司令」。在鄧小平下令鎮壓時，點名北京西單民主牆和上海民主討論會，先後抓捕魏京生和喬忠令。喬被判刑三年，出獄後一直在公安的監控下，以金錢美女脅迫他做特務，沒有工作，親戚朋友都和他斷絕關係。他選擇寫書控訴社會和政府……

　　附圖：2001年5月號開放雜誌長篇報導上海民運人士喬忠令。

　　公安將異議人士強制性送進精神病院

　　2001年4月，喬忠令好不容易帶著數十萬字書稿來到香港。找到開放雜誌陳述他的遭遇，希望得到香港媒體的支持。我花了十多小時和他面談，並寫了一篇九千字的報導《在上海公安的魔影下》，作為封面故事發表在五月號開放雜誌上。5月，他回到上海。一段時間內，聽到他的處境並無改善。然後像我們接待許多來訪者一樣失聯了。……沒想到，事隔14年，一位上海的青年醫生馬錦春先生從美國打電話給我，詳述喬忠令被迫害的狀況及他援助喬脫離困境的經過。

　　馬醫生七○後一代人。曾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學醫，又在政法大學學法律，做過律師。後在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做醫生。2009年由內科轉精神科。2014年8月三病區的王慧醫生告訴他，有一個被公安送來的病人。幾天後，馬醫生見到病人喬忠令，聽他訴說從文革到寫作自傳三部曲的冤屈，並出示他手邊的文件資料及手稿。馬帶回資料看了幾天，並根據他的觀察，喬忠令在醫院生活正常，資料真實，無精神病症狀。完全是一個「不同政見者」。

　　上海精神病醫院有一種按照「強制單」送來的患者，無需經過醫療診斷。護送者通常是公安機構。他們在單上簽名後，醫院不得拒絕接受。喬忠令2010年世博前被公安與居委會押送長寧區精神病院，後又轉松江區華陽橋精神病院，2014年2月轉送閔行區「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即馬醫生上班的單位。喬忠令在這三家醫院被不斷加大劑量的服用精神病藥物。這些藥物可令大腦受損，喪失記憶和思維能力，還影響心臟與血管的正常運作。馬醫生和喬忠令交談時，意識雖然清楚，但手與嘴唇在不斷抖動。公安指稱根據喬忠令的著作，他要推翻共產黨已是一個「被迫害妄想症」患者。

　　青年醫生見義勇為營救喬忠令

　　馬醫生說，根據他的專業判斷和信仰主耶穌的同情心，決定要營救喬忠令。當他將此計劃告訴喬時，喬感動異常，連道謝謝。馬醫生反說，是我應該感謝你才對，你為國家的民主進步犧牲了一生，我們晚輩什麼也沒有做。他們這樣折磨你很不公平。馬醫生告訴我他採取三個營救的行動：

　　一、打電話詢問醫院醫務科駱慧燕，喬忠令的醫療費是誰付的？駱質問他：你關心這個事幹嗎？掛斷電話。馬再找醫院高慧副院長。高明說，喬是公安強制單送來的，醫院必須接受。錯了也不怕。喬忠令的「精神病」帽子誰也摘不了。高勸馬醫生不要插手這件事。

　　二、找到喬的主治醫生沈怡。要求對喬忠令停止服藥，喬沒有精神病。沈怡說，這事他不能作主，病區負責人邵斌元可以作決定。馬醫生致電邵。邵回答說：下星期一再說。到了週一早上，高院長來電話，要馬醫生馬上到他辦公室去。馬去了。期待有新的說法。結果只有一句話：警告馬醫生再不要插手喬忠令的事！

　　三、要求停藥失敗。馬醫生轉而要求「減藥」，以減少喬忠令的痛苦。他找到盛佳玲主任。她是醫院在專業上最資深也是有最高信譽的醫生，已經60歲。馬希望得到她哪怕是有限的支持。他告訴這位長者：對喬忠令的診斷很可疑，沒有足夠的臨床依據。不料，盛主任以一副長輩的關照口氣反過來說服他：今天在我們這個時代，反對共產黨，那是精神有問題的人才會反共。她舉例一個同學的父親，劃了右派後，再也不去關心政治，一頭搞專業，很有成就……

　　營救之路走不通，期待國際社會聲援

　　三條路都走不通。馬醫生想，喬忠令遲早一天要被他們毀掉！他救不了他。只有一個辦法：讓這個迫害人權的案子在海外曝光，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聲援，他知道是有先例可援的。但這樣做，會不會帶來更大的迫害？他和喬忠令商量。喬說，他已經是古代的義士一樣，他的問題、他的要求早已公開，官方也知道。他無所謂了。倒是擔心你的安全。馬醫生回家和太太商量，終於夫妻倆一條心—— 選擇去美國！

　　為此，他做了相關的準備。利用每週一下班可以見面的機會為喬忠令拍了視頻，包括書稿。喬寫了親筆信。他為喬買了好多食品，分給同室共居的兩名年輕病人，盼他們以後不要欺負喬先生。他先於去年十月到洛杉磯一遊，查看環境，印象很好。便於今年4月20日帶著在一家大型超市任職的太太和幼女，從上海浦東飛往芝加哥，隨即向移民局提出要求政治庇護。

　　馬醫生對我說：無論從醫學或信仰的角度，他都不可能再留在大陸，留在上海精神病院和他們同流合污，不能再以醫生治病救人的高尚的名義，做政治迫害的事。他說，喬忠令不僅對歷史做了貢獻，而且是一個優秀的人才，在一個正常的國家，他起碼是一個大學教授。他為人正派，有道德。長期忍受著每月200元的清貧生活。馬醫生說為喬忠令的健康和自由做點事是值得的。（2015年6月3日香港）

　　

回复[18]: 骏骏 (2018-07-27 14:31:45)

　　【附錄】2001年開放雜誌專訪喬忠令原文

　　

　　2001年4月，喬忠令在香港開放雜誌編輯部和總編輯金鐘（左）交談並出示他的自傳書稿。

　　在上海公安的魔影下金鐘

　　自從三月底（2001年）徐澤榮事件曝光以來，（開放雜誌）編輯部一直很忙。四月十二日，當同事告訴我有大陸讀者求見時，我想雖忙還是按慣例見見面為好。沒想到坐下來，一談就是兩小時！來者是一位江浙口音的中年知識份子，昨天才到香港，是經人介紹登門來訪的。他就是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喬忠令先生，上海人，今年五十六歲。

　　他告訴我三件事：一、他這次「冠冕堂皇」來香港是他的一大勝利；二、他帶來一部長篇自傳《老百姓》很想出版；三、他要見媒體，尋求支持，因為上海公安局斷了他的生路。一邊說一邊展示他帶來的文件，包括證件、公文、信函、文稿等。

　　原來他是「北京之春」時期的風雲人物，和魏京生、西單民主牆同時，上海人民廣場有個「民主討論會」，喬忠令是主角之一，公開提出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結果被鄧小平點名批判，半個月後上海市公安局執行逮捕判刑。釋放後又一直被上海公安監控於魔掌之中，他則用一支筆不斷抗爭，申訴，寫作……他的故事開始於六十年代，歷經文革，延伸至世紀之交具典型性和傳奇性。在閱讀材料，查證案情同時，我又請執行編輯和他談了一次。最後，我們決定為他做一個深入的訪問，於是，在十八日、十九日花了十三小時，長談兩次，終於看清了一名出身于工人世家的青年學生，怎樣在毛澤東和共產黨近四十年的專政折磨下變成一名堅定的不同政見者，同時，上海市公安系統從毛時代迄今不變的對人民實行兇殘鎮壓和陰毒的特務統治的黑幕，也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這是一個難得的認識中國和中國人命運的個案。值得花些篇幅加以報導。

　　六四年內定為華師大右派學生

　　喬忠令的曾祖父是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李鴻章辦的江南製造局炮廠做鑄造工，祖父曾是五十年代中共西南軍區的勞模，父親是上海一中型企業的副廠長，父親與幾個叔叔都是企業中的基層幹部、共產黨員。他們家族在上海沒有任何「不良紀錄」，因而也沒想到會出現喬忠令這樣一個新社會的逆子。

　　喬忠令一九六三年入讀華師大中文系，六四年社教運動中因為他多讀了幾本書，發表獨立的文藝觀點，成為中文系重點批判對象。例如他不同意老師說中國資本家都是剝削致富，不同意說社會主義沒有悲劇藝術，甚至不同意毛澤東六四年教改講話。，說可學的已經很少，還要減課程，開卷考試，讀大學幹啥？喬忠令說：

　　「那時學校風氣已經很壞，農村來的同學已經熱衷批判、告密、入黨入團，無心讀書，霓虹燈讀『兒虹燈』，臀部讀『殿部』，我的宿舍都被他們翻遍了。文學系右派教授徐中玉、許傑已停止開課，講師錢谷融，發表過很有影響的《論文學是人學》，那時批修正主義文藝思潮，被揪出來批，與秦兆陽齊名。讓他開課做反面教員，由中文系黨總支副書記帶到班上來，向同學宣佈，讓錢某講課是培養同學們刺刀見紅的能力。同學們仍然很敬重他，但還是有人告密，說他講魯迅的《祝福》宣揚修正主義觀點，又遭到黨總支批一頓。錢走的那天，誠摯地向同學說，他甘做一塊石板，讓大家踩著他成長進步，淚盈語咽，一時氣氛凝重．我帶頭鼓掌，大家也鼓起掌來，女同學還哭出聲來。」

　　六四年十月開始全班批判喬忠令，三個月不斷，罵他已墮落為「右派修正主義的接班人」，內定為右派學生，把他孤立起來，他便鑽到歷史系資料室去讀書，讀了很多馬列和文史禁書。六五年開展社教，他分配在安徽定遠縣蹲了一年，又親身瞭解到大躍進失敗的真相。黨委交代下去不准打聽三年災害情況，開憶苦思甜會，要億日本鬼子、蔣介石之苦，他和空四軍學毛著標兵張春余一起主持貧下中農開會：

　　「哪知農民上臺說到六○年熬不下去時，就放聲大哭。只好換人發言，還是訴大躍進的苦，說十六歲姑娘只換一鬥高梁米，村裏開始吃死人，從無惟到明光，人都死光了。野狗吃人吃紅了眼，人末咽氣，就撲上來咬住胳臂不放……全場哭聲震天。張春余是個正派軍人，他沒有禁止發言，而是低頭強忍悲痛。散會後，他把我拉到一邊，要我不要對人講農民說的事。」

　　文革中和王申酉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喬忠令還在安徽滁縣三和公社和陸軍臨汾旅四十多名幹部一起參加第二期社教，聽到郭沫若在北京宣稱他的幾百萬字著作都要燒掉，大為震驚。工作隊也開始大字報批鬥「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丁亞，這個紅軍幹部「生活糜爛」，搞了不少女人，進而炮轟許世友……八月份，喬忠令回到華師大，參加文革，當了四個月的造反派。前校黨委書記常溪萍一貫寧左勿右，反右時抓了四百多個右派，六五年在北大搞社教又逼死四十多人，在六六年冬的造反潮中，被南下點火的聶元梓等人點名批鬥，華師大紅衛兵狂熱跟進，常溪萍在批鬥中多次被打得昏死過去。

　　喬忠令參與並目睹這場瘋狂的「革命」，六七年起他便看清了文革的權力鬥爭本質，反省自己參加造反，表示懺悔，在幾個好朋友間發洩對文革不滿，說了不少「三反言論」。如：中國壞在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一定要打倒列寧、毛澤東比不上蔣介石，只有依靠老婆江青、實現共產主義至少需要二千年……

　　喬忠令的朋友中有兩位是「拔尖」的，一位是數學系四年級的羅建華，他匿名寫信給周恩來，攻擊毛是孤家寡人，文革中剷除異己，周親筆批示，立為大案，限期破案。另一位是物理系的王申酉，王六四年社教中，就被打成「反動學生」，六六年夏天全校學生上北京接受毛檢閱，唯他一人不准去，留校勞動。喬形容王申酉「性格內向靦腆，勤奮好學，不愛交際，知識淵博」。六六年十二月，王申酉以「孤膽英雄」之名寫一篇二萬字的大字報控訴對他的政治迫害。一九六七年間，他倆常在一起聊天，談上海幫，談文革現狀，從中國未來到認識論，從共產國際到宇宙天地，無所不談。終於在六八年一月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這三名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大學生一起被「揪出來」。校革委會舉辦「王申酉反革命罪行展覽」，罪證是什麼呢？全是讀書筆記和讀毛選寫在書上的眉批！羅建華被正式逮捕，喬忠令二月中被關押在校，公開批判他「勾結反動學生王申酉之流，組成小集團，散佈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毛主席，誣衊文化大革命，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墮落成了反革命。」（新師大戰報，六八年三月）

　　張春橋要粉碎喬忠令的政治能量

　　華師大這場清隊運動為時半年，師生六十多人自殺，包括黨委書記常溪萍在內，八百多學生定為敵我矛盾，自殺猶如一場死亡比賽，有臥軌、跳樓、割脈、服毒各種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慘的單位。四人幫軍師張春橋見此戰果，親自撰寫師大清隊匯報面呈毛澤東，著重提到王申酉、喬忠令及吳澤三案（吳澤是歷史系主任，其妻在監管中和紅衛兵上床，被指為用美人計拖革命小將下水，轟動一時）。不料毛見張春橋報告後，竟發善心，批示「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暗示對文革初替他衝鋒陷陣的學生還要利用，於是師大清隊在血腥未散之中不了了之。

　　除羅建華判刑十五年外，喬忠令、王申酉得以記大過，重新發落。在畢業分配中，校方上報市委，張春橋、徐景賢對喬忠令的處理，作出批示：同意畢業，但要「粉碎喬忠令的政治能量」。我對此不解，張春橋何以如此重視你的能量？

　　喬忠令說，他當年造反時，曾是「野戰兵團」的頭頭，擅長演講，讀的馬列又多，很有影響力，即使反革命言論，也認為是有深度的。張春橋的批示，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以後長達三十年，上海公安不放過他，源出於此。

　　王申酉在文革後慘遭殺害

　　更慘的則是他的「同道好友」王申酉。這位也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大學生，熬過了文革（不予畢業，在校監管勞動，每月生活費三十元），竟在四人幫倒臺後，以「現行反革命」之罪被上海公安局於七七年四月槍決。雖然八一年七月中共為他平反，並舉行追悼會，夏征農稱讚他是「熱愛馬列主義的好青年」，但是，製造這件震動全國的冤案華的師大黨委成員陳准堤、王玉春夫婦卻逍遙法外，而核准殺人的市委書記更若無其事，官升三級成為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王申酉被處決的佈告貼滿師大校園時，喬忠令悲痛之餘，為亡友寫下一首小詩：

　　我愛你，但不喜歡你，

　　你只是欺騙我，

　　我怎能相信你，

　　你熱情地　引我，

　　我流著淚投進你的懷抱，

　　然而你拋棄了我，

　　我活生生站著像個大問號，

　　滾燙的腮頰死一般冰涼，

　　親吻的唇印變成青銅鐐銬，

　　我在寒淒中流浪，

　　失去了當年的容貌，

　　你的雙眼像燃燒的火環，

　　我愛你，但不喜歡你，

　　處女的貞潔難道只有一次，

　　你的呼吸曾使我癡顛若狂。

　　喬忠令說，他記得和王申酉相處最心怡的一幕是，在一個夏日的夜晚，兩個好朋友仰望星空，喬問：宇宙最黑暗的地方在哪裡？王申酉答道：「在最明亮的地方。」

　　參與七九年上海民主運動

　　四人幫被捕，中共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文革這個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殘暴的時代終告結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歷史性的中共三中全會前後，全國數不清的被賤踏被殘害的民眾開始騷動，他們上訪、告狀、請願，要求平反幾十年的冤假錯案，恢復被剝奪的正當權利。上海也不例外，在人民廣場（今人民公園）每天晚上人山人海，主體是從各地回來的「知識青年」，演講、貼大字報、要戶口、要吃飯、要工作。逐漸有人提出政治性訴求和人權口號，滕滬生、楊周成為造反人物，這次造反不同於紅衛兵，矛頭針對共產黨。

　　喬忠令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中蘇邊境接受「再教育」，七三年底以工傷治病之名逃回上海。讀書交友、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熱情》，等待黎明的到來。人民廣場的熱潮自然吸引他，他天天晚上都去。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的聲浪，把他壓抑多年的激情又重新點燃。七九年一月他發表第一次演講，二十分鐘。一月八日，他帶頭和一些朋友在廣場升起一面巨幅五星國旗，以掛半旗的方式紀念周恩來逝世三周年。喬忠令說：「從這天起到四月十八日被捕，是我的『百日維新』，我全力投入上海的民主運動。北京則是西單民主牆的『北京之春』。我們上海人有點不同，是以演講而不是大字報為主。我天天去廣場演講，一天幾場，主要是批判中共的半封建主義，半社會主義，也許由於大膽敢言和演講能力強，我成了當時矚目的公眾人物。」

　　「被鄧小平嚴厲批判的上海民主討論會，事實如何？」喬忠令解釋說：

　　「上海民主討論會是一個很鬆散的組織。七九年一月二十日大約十多個民主活躍份子在復興公園開會，有位朋友寫了三條建議，由我宣讀，建議成立『上海民主討論會』，提名應榮耀為負責人，口號是做黨中央的革新派，打擊頑固派（汪東興、陳錫聯等，）爭取中間派（華國鋒等）。大家一致同意。這就是真相。很快地，民主討論會就分裂了，大部份人包括溫定凱、李建民、梁申奇、李放等另外成立『民主之聲』，出版民刊，我只好一個人唱獨角戲，天天去廣場演講。主張也比較激進，要求開放黨禁、允許多黨制、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要加上政治現代化和人民生活現代化、要求允許私營及外來經濟。我最大罪名是提出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國才有希望」。

　　喬忠令說，三月份中共上海解放日報將人民廣場的活動寫成內參上報中央，其中給他戴三頂帽子：「反革命份子、林彪四人幫殘餘造反派喬司令、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說上海鬧事，是他煽動、教唆知青衝擊黨政機關，要效法伊朗城市暴動，亂中奪權……於是，在三月三十日北京理論務虛會議上，鄧小平講到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點名北京上海一些「反革命份子、壞份子」煽動群眾鬧事，必須嚴肅處理。

　　鄧批判喬忠令的話，收入鄧選第二卷一七四頁：「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

　　鄧講話下達後，北京上海就開始抓人，魏京生三月二十九日被捕，喬忠令四月十八日被捕。魏京生十月受審，判刑十五年，喬則審了二十個月，八○年十二月才判刑三年。喬後來獲悉，當時中央政策規定，凡屬民主牆範圍的問題，最高刑罰三年。上海一共抓了十三人，只判了三、四人，喬判刑最重（魏的刑期因鄧指示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加判十二年）。給喬定的罪名是「妨害社會秩序罪」。

　　

回复[19]: 续骏骏 (2018-07-27 14:32:23)

　　提籃橋三號樓中隊長王雲生

　　喬忠令過去被關押都是「群眾專政」，真正坐牢這是第一次。讓他切實領略了「專政」的滋味。他說，提籃橋「監獄」的神秘，讓他一覽無餘，要寫中國小說，怎麼能沒有提籃橋的「生活體驗」呢？只有在那裏才可以看到赤裸裸的人性，殘忍、欺騙、孤獨、怯懦、憐憫、友善、堅忍……。這座英國人設計的監獄，每個牢房約四平方米，牆角設一便桶，原只囚禁一人，現在關押三人，擠逼可見。中共實行「以囚制囚」，選窮兇極惡的流氓犯當牢頭，不僅任意打人，見著眉清目秀的俊犯，還要被他雞奸。一週二次的「放風」，上百人聚集陽光下，可以隨便交談，那是獄中唯一的「自由」。

　　喬忠令關押兩年多。得以提前四個月出獄，是他爭來的。一九八一年七月，他在獄中廣播聽到為學友王申酉平反的消息，激動不能自已，「你們不斷平反，又不斷製造新的冤案，虛偽！可恥！」便嚎啕大哭起來。從此，天天大喊口號：「打倒法西斯逼供信！」「上海公安局犯罪！」搞得一層牢房不得安寧。放風時，一位老囚犯對他說，共產黨真是對你寬大了，以前喊一次口號，加刑二年，一個叫林昭的女犯，就是這樣被他們在地下室殺死的。（他們至今不知林昭案的真相）。

　　現在獄方也承認要講人道了。喬忠令的三號樓中隊長王雲生，是勞改系統的模範，五十多歲，北方人。他多次叫喬忠令下樓到他的管理室聊天。「他有一天跟我講，」喬回憶道，「實話說，我的這頂小小的烏沙帽，沒資格為你為任何犯人甄別案情。幾十年，我看得多啦，公檢法不負責任，盡把人往我們這裏送，讓我們背黑鍋，給他們擦屁股！你說，我怎麼辦？我有權拒收嗎？我敢說他們製造冤案嗎？這裏是個倉庫，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倉庫管理員……喏，這樣吧，樓上不舒服，你就下來坐坐，喝喝水，抽抽煙。上去不要對別人說。口號，就不要再喊了。你要替我們想想，二百多人都是渣滓，無惡不作，你喊口號，他們高興。你跟他們不同，你寫的報告，我看過……但有時，我仍控制不住，十一月深夜又發作，又大喊口號，王雲生上來把我大罵一頓：你喊什麼！沒打你，沒虐待你！然後，他放低調子說，我已經千方百計在讓你早出去了……我感到我出去的日子不遠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王隊長要喬忠令下樓去理髮洗澡，說父親、弟弟會來接他。下午王雲生對喬忠令說：「我們這地，要你來，你不得不來，要你走，你非走不可。不管咋說，外面辦事總比裏面方便。」見到四名公檢法代表和喬家人，他說了一句「我把人交給你們了」，扭頭就走出會客室。來人宣佈「保外就醫」，發給人民幣一千元，喬忠令出獄了。

　　內控生活：公安誘迫當政治特務

　　出獄迄今二十年，喬忠令應是個自由人，然而不。他在自傳中用了六章的篇幅，描述他的「內控生活」，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市公安局嚴密監控的陰影中。

　　首先是在就業方面。公安局一直扣著他的人事檔案，喬忠令形容這好比「無期徒刑監外執行」。大陸就業和海外不同，雖可自由擇業，但被錄用，一定要有個人檔案。檔案在公安局，就意味著你是有問題，不可信任的，換言之，喬要有一份工作，必經公安同意。但多次爭取都得不到工作的自主權。

　　一九八三年，喬忠令向胡耀邦寫信要求工作，中共中央辦公廳復函，指示上海市靜安區教育局安排工作，結果，該局在公安指使下婉拒安排，並沒收了中辦公函。他又向上海市委要求安排工作，信轉公安，公安先後派出數人找喬談話，八四年五月，市公安一位姓翁的幹部登門和喬談工作問題，表示打算為他安排一份「舒適體面」的工作，但有兩個條件：

　　一是把過去的事統統忘掉，往後對誰也不要提起，二是協助我們完成我們交待的工作。

　　說完就告辭。一個月後，翁某又來，帶喬去靜安公安分局，一名姓樊的半禿頂瘦老頭跟他談工作安排。樊說：「替你安排工作，有難度。我們公安機關不是職業介紹所，不是慈善機構，只能憑你為我們工作的成績，為你安排工作。成績越大，工作安排越理想。從今天起，你可以裝扮成不紅也不黑，灰不溜秋人物，發牢騷，講怪話，到社會上去混，發現目標，接近目標，迎合他，取得信任，瞭解他的動靜，想什麼，打算做什麼，讓他一起講出來。再與我們聯繫。許多事我們做不了，只有你來做。」

　　樊怕喬不明白，繼讀說：「目標嘛，到處都有，你是名聲在外的人，你要利用這優勢，主動去找，找那些曾經同情你的人，氣味相投的人，去咖啡館、舞廳、酒吧、電影院、公園多接觸，如果給我們抱出一個金娃娃，我們就可以給你安排工作了。」

　　喬忠令終於明白了，他叫起來：「我不會假裝！不會撒謊，我要求落實政策，為什麼要我去做特務！」樊交代以後同在座的年輕人沈偉聯繫，然後就走了。沈偉給了一個電話，說想通了，隨時打給他。以後一年多，迫于無奈，喬忠令和沈偉虛與委蛇，有過幾次見面，有一次沈偉要求他去接近王若望（離心作家），瞭解王的動態，他都沒有理會。在民主討論會期間，特務對他跟蹤，假冒他的名義煽動群眾的印象，記憶獶新。他當然交不出「成績」，只要求工作。公安於是在八五年五月給出兩個工作，由他選：去上海港碼頭扛大包，或靜安襪廠做燙襪臨時工。他拒絕了。想到自己淪落到這種困境，不止一次痛哭失聲。

　　在佘山修道院教書的美夢破滅

　　後來，喬忠令又去找審他案子的檢察官馬震，控訴公安局逼他做特務。馬大罵上海公安局幾十年惡習不改。又說，喬判刑事，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表示有責任幫喬落實政策找工作。終於在天主教區佘山修道院大學安排喬去任文學講師。喬喜孜孜上任。給金魯賢院長做助手，出版《新經四福音》。金曾被中共判十八年刑，文革後大受重用，成為紅衣主教，頻頻出國訪問。金學問精深，諳七國語言，隨心所欲，中文造詣亦高，與羅馬教皇關係好，但外國對他有保留，覺得他對中共太溫順，不如龔品梅主教堅定。龔也在五五年肅反中被捕，判無期徒刑，一九八五年獲釋，喬忠令親見龔出獄回到教區，受到教士、修士列隊致敬恭迎的盛大動人情景（本刊去年四月有文章紀念龔主教的去世）。

　　不料公安的魔掌也伸進了修道院，辦公室楊主任原是公安局外事科長，後當了右派，平反後派去宗教局借來修院。這位楊某以介紹女朋友為餌，要喬當他的助手，監視四位元高級神職人員，一舉一動向他彙報。楊對他說，別看金院長表面聽話，骨子裏極仇視共產黨，你幫我做好工作，可以轉正，分配房子，漂亮女朋友都不成問題，否則，你隨時會被辭退。他要喬好好想想，想通了答覆他。

　　喬忠令如當頭一棒，發現自己還沒有跳出如來佛的掌心。激憤之下，他見人就說楊某是特務。事情驚動馬震，他氣急敗壞跑來責備喬忠令，為什麼楊某的事不告訴他，要到處說！「半個月後，楊某被調離修道院，去龍華寺廟裏當特務去了。我得罪了人，又擔心修生中有特務監視，情緒一落千丈，上課也抽起煙來。八六年暑假，我不辭而別，離開了佘山修道院。」

　　喬忠令一份維持六年多的工作是在上海聯建工程承包公司做總經理秘書。其實，這家公司就是上海公安局自己用來撈錢的，四百多職工，都是「自己人」。喬得以內控就業，發揮文筆之長，經常日以繼夜，趕寫材料報告之類，備受好評，但月薪最高也只有二百七十元。總經理陳根林是四六年入黨的一塊爛料，貪污揮霍從朱鎔基那裏騙來的幾百萬元撥款，九三年公司被一夥人砸爛，五百萬元爛賬不了了之。喬忠令失業，去一家廣告公司幹了幾個月，就再沒有工作過，他沒有檔案，進不了再就業市場。連每月八元的副食品津貼都領不到。

　　公安對住房和交女朋友的關照

　　「九五年之後，你靠什麼維生呢？」我問他。

　　喬忠令說，他九七年得到一筆住房拆遷補償費三萬五千元。他省吃儉用就靠這筆錢。他說，上海住房以前一向很緊張，他一直和父親住鬧市南京西路，三十平米房子不算大，但都是經過嚴格的政審才分到的公寓。後來弟妹成家都搬出去了，待他出獄來，公安不放心，又要弟媳回來住。直到九一年，他在聯建工作時，才分得一間愚園路的十六平米的汽車房，入住前公安局對左鄰右舍都作了政治動員，有人監視彙報他的來客。因此，一住六年，都閉門謝客，專心讀書寫作。

　　後來炒地皮風盛，愚園路拆房，被公安遷到福泉路住，還是十六平米。喬忠令說，入住第三天，鄰居就以歡迎為名，約二、三十個人輪流來室內看他，上下打量，似乎怕以後監視時認錯了人。這裏已是郊區。

　　喬忠令的婚戀狀況如何？在這樣長的時間裏，又有些什麼故事？他承認，在長期的監控生活中，使他常有一種恐懼的幻覺，他離群索居，也不善於和人來往。

　　「我這一生很少接觸女人，沒有條件談，但也不是沒有經歷，不過，這些經歷都與我的政治遭遇有關，也少不了公安的插手。」

　　他說有兩個例子可以談一下：

　　「其一，在聯建打工之時，有朋友介紹一位姓高的仁濟醫院的女護士相識，人真漂亮，她也自稱愛才，發展得不錯，已經到了可以到對方家裏做客的程度，也可和她父母打招呼。但後來發現她亂翻我的書信，我的通信錄不翼而飛，又說我害人不夠還要害她。我看到差距大，就提出分手，說我配不上她。她卻哀求，要保持戀愛關係。我追問通信錄哪兒去了？她跪下大哭，說交上去了，不拿，她交不了差。我當然不能和一個監視我的女人一起生活。」

　　第二個故事，不知是否喬忠令過敏多疑？情節如下：九四年六月朋友介紹一位「身份高級，才貌雙全」的女友，是一家公安投資辦的賓館的財務總監，這位女士曾在美國留學工作，比他小九歲，大方得體，首次見面就暢談二小時，很融洽。但後來女方反對他寫自傳，建議他七十歲再寫，那時就會增加二十年的幸福，現在寫只有五十年的痛苦。喬忠令說，七十歲寫不動了。女方很失望說，好，你要寫，會繼續痛苦二十年。喬忠令想想，算了吧，「我不是一個靠女人吃飯的人，寫書已是我生命最後的寄託，一定要寫。」他懷疑這事也很可能是公安在後面安排的。

　　以寫作自傳三部曲證明自己的存在

　　聽了喬忠令的陳述後，我最後問他：「公安為什麼要這樣二、三十年和你過不去？」他說：

　　「因為我是個從文革前到文革後都掛了號的人，被張春橋、鄧小平欽點過的人，雖然他們知道我只是一個讀書人，但對知識份子的思想影響，他們向來重視，不防患于未然。對像我這樣的人，他們有一條毒計，就是在精神上讓你自我毀滅，讓你加入他們的圈子，做特務，然後施以金錢、美女，這比判刑槍斃更厲害，更慘。我見過多少人被他們這樣制服呵，從民主派到宗教界的頭面人物，從親戚到身邊的好友，都淪為公安的工具，由他們擺佈，也得到好處。我被他們剝奪了一切，但精神上壓不垮我，我唯一的志趣，就是讀書，寫書，讓世人明白我的存在。」

　　他在給朱鎔基的信，給上海市委的信都多次談到他餘生的志向：

　　「許多和我同齡的青年男女，受不了政治迫害，生活折磨和精神摧殘，有的死了，有的瘋了，有的沉淪了，有的異化了。我居然活到現在，實在是僥天之倖。我眼前經常浮現他們熟悉的身影與音容笑貌，令我寢食不安。為了他們，我也要把一生經歷寫出來。」

　　他的七十萬字自傳《老百姓》已經五易其稿，他把希望寄託在香港，他期待人生最後的夢想可以在這個自由的城市變成現實。九八年，他申請來港旅遊，又碰到那個越不過的魔障：出國要單位蓋章，他的單位是公安！去年二月，他向朱鎔基申訴，三月報紙宣佈，出國旅遊，無業人員只需派出所蓋章即可。於是，他辦好護照，買了機票，十一月來港。不料，在虹橋機場又被卡住，那只神秘之手永遠跟著他！說他的書稿「可能涉及國家機密」，不准登機。今年二月十一日他再向江澤民、朱鎔基告狀，二月二十三日機場海關便通知他，可以領回手稿（審查了一百天），四月十日他再度辦理來港遊旅，海關終於開綠燈放行。

　　所以，他說這次來港是一大勝利。

　　在他返滬前夕，我們再次問他，本刊發表他的這篇訪問，會不會引起上海公安對他的報復？他說，他對上海公安的批評，中央早已知悉，毫無國家機密可言，他只是一名「思想犯」，何況他已沒有什麼東西害怕失去。是的，喬忠令和他的同時代人都是二十世紀最慘烈的共產災難的倖存者，他們失去的已經太多太多。當今天北京的當權者也在高談人權的時候，我希望他們也能關照一下喬忠令的生存權、工作權，順便清理一下上海公安系統欠下林昭、王申酉的極左舊帳，打掃一下在那眩目的商業光芒背後發出惡臭的垃圾。

　　——《開放雜誌》2001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