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史上曾出现过一些职位较高的叛徒, 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影响和教训, 也对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损失, 为此, 叛徒一直是中共最憎恨的对象, 蔡孝乾就是其中之一。
蔡孝乾又名蔡前, 台湾彰化人, 1924年来到上海后, 在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 当时的上海大学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本营, 陈独秀、瞿秋白等均在此任教。在此期间, 蔡孝乾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 台湾共产党(当时称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在上海成立, 蔡孝乾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宣传鼓动部长。1932年, 蔡孝乾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任反帝总同盟会主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 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蔡孝乾参加了著名的万里长征, 1935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延安, 1937年抗战开始后, 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抗战胜利后, 台湾回归中国, 中共中央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 立即成立了以蔡孝乾为书记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并决定派蔡孝乾去台湾开展工作。1945年9月, 蔡孝乾从延安出发, 长途跋涉3个多月后, 风尘仆仆辗转到达上海, 在上海与其他一些准备赴台的中共干部会合,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整休后, 在46年 7月蔡孝乾一行搭船抵达基隆港。此后, 在蔡孝乾的领导下, 日据时代被破坏的台共组织得到重建, 各地的基层组织也发展起来了, 并大量吸收新党员, 李登辉就是在此时期参加了共产党。
但在1950年1月, 蔡孝乾在台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 不到一周, 蔡孝乾就彻底叛变了, 他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在台共产党组织和人员的名单资料, 使400余名党员骨干在一夕间遭到逮捕，使当时台湾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曾是中共绝密情报来源的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中将等人的被捕, 使这代号为“密使一号”的中共在台情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该组织曾为中共方面提供过不少重要的军事情报, 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在台共产党组织的严重破坏, 使当时解放军攻打台湾的计划也不得不延宕和改变。
此后, 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 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台《中央电台》中广播。广播中他说：“我是蔡孝乾，在中共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籍高级干部之一。在今日中共许多党的高层干部中，有我熟悉的朋友，也有我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同事......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 也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后来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是中共对台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接着蔡孝乾又说：“在此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 对党员的控制, 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这番分化离间的话对仍坚持在台隐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又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蔡孝乾背叛了信仰、出卖了组织后, 被台湾当局封为情报局副局长, 但他从不公开在台露面, 而后他销声匿迹, 闭门著书。蔡孝乾曾写过《一个台湾人的长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研究》等书，《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研究》还被译成数国文字出版。最后, 蔡孝乾在台湾以国民党上校军衔悄然退休, 隐居度生。
其二为龚楚(又名龚鹤村), 1901年生, 广东乐昌人, 1916年来广州上中学, 翌年, 参加孙中山的粤军, 后又考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 1923年任国民革命军少校参谋。1924年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 龚楚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 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 回家乡乐昌县开展农民运动, 后任共青团乐昌县书记, 乐昌县农会组建农民自卫队时, 因龚楚有军事经验, 被任命为主要负责人, 其间, 龚楚还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介绍和发展多人入党。1927年2月, 中共乐昌县支部正式成立时, 龚楚任书记, 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 龚楚在当地率农民军武装起义, 并将军队开拔到江西, 在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后, 余部编入贺龙的第20军。而后, 龚楚被中共派往朱德的部队工作, 任副团长。28年4月参加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会师, 并在毛泽东为党代表的红四军内任前委常委。1929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广西开展工作, 任广西前委委员。 同年末, 参加广西百色起义, 起义后成立红7军, 军长张云逸, 政委邓小平, 参谋长龚楚。1931年红7军转战进入江西苏区后, 龚楚历任红7军军长、代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等要职。
在国民党大举围剿下, 1934年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此时, 龚楚奉命率部留在南方发展游击区。在敌军的围剿下, 艰苦的游击战越打越困难, 部队愈战愈小, 与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在革命前途渺茫的情况下, 1935年5月的一天, 龚楚率部队来到家乡附近, 在夜深人静之际, 他独自一人悄然离开了革命队伍, 抛弃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革命事业, 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在当时革命低潮时, 在残酷的环境下, 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 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有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离开了革命队伍, 龚楚本也可以象当时那些人一样, 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互不妨碍, 但龚楚却卖身投靠, 不遗余力地为国民党围剿自己昨日的同志和战友。
龚楚叛逃回乡不久就投靠了国民党, 在粤军第1军中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 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等。龚楚为国民党出谋献策、卖力地围剿红军游击队, 甚至还率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的国民党军, 诱使赣粤边区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叛变, 并利用叛徒去追捕项英、陈毅、陈丕显等南方红军负责人等, 在这次山间的围捕中, 幸亏陈毅一行的侦察班长及时发现后鸣枪报警, 项英、陈毅等才得以逃躲一劫。
抗日战争爆发后, 龚楚率国民党军队参加对日作战, 曾任第7战区少将参谋, 第46军参谋长等, 抗战胜利后, 还一度任徐州市长, 46年回广东任职。1949年10月, 解放军进军广东时, 龚楚闻风而逃, 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老家乐昌县山区, 共产党方面去信要龚楚率部投诚, 此时, 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 局势无法挽回, 于是率部下山向当地中共政府投诚, 随后又去有关机构自首。同年12月, 解放军准备攻打海南岛, 海南岛的国民党守将薛岳为龚楚的乐昌同乡, 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在请示中央军委后, 决定拟派龚楚经香港去海南岛, 要龚楚将功赎罪, 策反薛岳投诚。龚楚当时满口允诺, 抵达香港后, 他又思忖道, 按共产党一贯的纪律和政策, 他今后在中国的日子不会好过。结果他没有去海南岛对薛岳进行劝降工作, 反而滞留香港定居。
朝鲜战争爆发后, 龚楚曾应蒋介石之邀从香港赴台, 当蒋介石拟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 组成“反共救国军”,伺机配合反攻大陆时, 他深知国民党已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反攻大陆”实无可能, 便婉拒委派。
从此, 龚楚远离政治旋涡, 在香港经商办实业。龚楚在香港足足住了40年, 其间曾去美国办了“绿卡”, 但由于语言相异, 环境和生活习惯不同, 他还是重归香港, 晚年在香港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 龚楚著有《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
80年代后期, 中国人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 年近九旬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落叶归根的念头。此时, 龚楚在乐昌老家的地方官员从出于发展当地经济建设的考虑, 为了吸引龚楚及其家人回家乡投资, 也不断派人来港游说龚楚“回家看看”。由于龚楚在家乡的祖厝早已因修公路拆除, 当地政府为了向龚楚示好, 按原来的面积和式样重新选址建造。新居为单家独院式的楼房, 内部设备一应俱全, 尽显现代气派。在得知龚楚即将回国时, 当地政府也讨论了如何接待安排诸事宜, 最后, 广东省委统战部批复为:“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对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 待后再作考虑”。看来中共官方对龚楚的历史问题还是有一定的保留。
90年9月, 龚楚夫妇在亲属的陪同下, 坐火车从香港经深圳回到阔别40年的故里, 一下火车, 龚楚先发函致当年百色起义时共事的邓小平, 告知自己已从香港回到故乡, 并请求准许他在家乡长住。龚楚的回乡在当时引起一阵轰动, 当地的各级官员、亲戚故友等都闻讯前来拜访, 一睹当年“大叛徒”之面目。还有国内不少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也纷至沓来, 对他进行采访, 让其应接不暇。龚楚虽然年过九十, 但思路仍然敏捷, 记忆亦清晰, 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 他仍能忆述清楚而不含糊, 令来访者惊异不已。当然, 他只谈在红军时的经历, 常常谈得津津有味, 眉飞色舞。当问及为何脱离红军时, 他则一再回避, 缄口不谈, 推说“已记不得了”。
此后, 当地政府为邀请龚楚回乡定居的努力也得到了回馈, 龚楚的家人在当地不仅自己投资, 而且还牵线他人前来投资建设。在九十年代, 乐昌县从龚楚家人处共引入4亿多元人民币的投资项目。
1995年龚楚在广东乐昌县的家中去世, 享年95岁。
龚楚青年有功，中年有过，晚年有节, 他人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反映了在纷乱的中国近代历史下他复杂的一生。
(2005年1月15日《中文导报》)
|
看来叛徒也有好下场，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