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的“原风景”是什么？
答：可以说是我小时候北京五十年代以灰色为主调的色彩,文革中以红色和“国防绿”为主调的色彩，还有下放黑龙江时的黑土地,白雪和暗红的落日。这些是我一闭上眼睛就浮现出来的“原风景”，也许构成了我的基调。
——访谈实录
就这样，浮出相片黑暗的底色，你静静的微笑照亮了手中的瓷碗。
那是一块蓝青花瓷碗。Make in CHINA。不是那种名贵的瓷器，那种拍卖价达天文数字的宝贝，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瓷碗。你从书架上轻轻取下，用十指捧着它像捧着心爱的至宝。你只是随意从书架取下，却认真得像是使出吃奶的力气托着它。你想说什么？
瓷碗似乎张着口也想说什么？
呵！CHINA——中国。
话题从碗开始，就从一块最普通的碗开始。
——为什么捧着碗？莫非学四川老农，那张著名的油画“父亲”？
——不，没想过，摄影师让我拿件喜爱的东西，我就随手抓了一块碗。碗就是饭碗，民以食为天嘛。毛泽东不是说过，吃饭问题最大？没错，饭碗是第一要捧牢的，年轻人不明白，一个捧字，辛酸全在了。碗，家家都有，人人在用，进一趟博物馆，必然供着那祖宗——碗……
就这样，捧着一个中国碗，在日本式的客厅里你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摄影师没有用刺眼的闪光灯，只是抱着大大的镜头咔擦咔擦，很真实地记录了东京这个普通的日子，这只静静的蓝青花瓷碗。
对目光而言，世间的一切共同诞生。对饭碗而言，瞬间的重量，就是米饭的重量。
唐亚明，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也。你的名乃堂堂正正也。唐，本是皇家姓：亚明，亚洲的光明——命名者令尊大人如是说。尽管后来稍有歧义，平民者的理解是：亚军指第二名，亚明也就不那么明了。似乎平民的话对你更有震动力。你在日本出版的自传《中国红卫兵纪实》（岩波书店）开篇便是“1989年禁严令下的北京，昏暗的街灯下……”
你出生于1953年，兄妹十人，一个传统式的“子孙满堂”之家，更是一个红彤彤的革命家庭——父亲是“红军干部”，母亲是“抗日干部”。然而，似乎越是革命越要被革命，便是那场举世惊人的文化大革命之理。
你从小就学会探监，为了看父亲一面，躲着哨兵爬窗户，一个窗挨一个窗地爬过去找父亲。那是俄式建筑物，窗户很大，阶梯很高。小小年纪的你就懂得动脑筋，判断父亲一定是被关在一楼，因为怕要犯跳楼自杀。那年头含冤自杀者何其多啊。而父亲曾任《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总编，是被江青关起来的大政治犯，死了还了得，必定被关押在一楼。
果然。从一楼拐角的窗口，你看到父亲熟悉的面容了，尽管胡子头发是那么的长，乱得可怕。兴奋的你差点没高呼万岁。你使劲咬住嘴唇，敲响了窗户。父亲一惊一喜，又马上警觉地退回门边，把门反锁死以后，才回到窗口和儿子说话。不一会儿，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你被哨兵从窗台上给拎走了。
后来读到父亲给战友的信 ：“我这个人是个极普通的人，不像你们夸奖的那样“知识渊博”，那么善于团结群众。我的一生，一部分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一部分时间是做报纸工作，最后这十几年又是在监狱和苦难中挣扎过来的。我没有干过翻天覆地的大事，也没有立过功受过奖，平平常常，在普通的岗位上，不知不觉已成为70岁的老人，真正的唐老大爷啦。”
也许，“唐老大爷”给儿子的“遗传基因”是平凡。但平凡中的伟大却是“爬窗”。当世上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爬窗”就成了一种壮举。
1983年，你东渡留学。那时，国门只开一条缝，可以说你是偷偷挤出来的，犹如当年的“爬窗”。后来笔者问你，为什么来日本？
依然捧着那个中国碗，你淡淡地笑着说：我们那个时代和层次,恐怕不是为了生活,为了钱。主要是图新鲜,想出国,想出去看看,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中国当时太封闭了,出国难于上青天。所以大都是一去不复返。我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有可见的光明前途,但是看到父辈兄长,我腻了。即使把它们都牺牲了,也要出去看看,这在当时是我周围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我自己想来,也许促成我下决心出去的原因,有文革中所受到的刺激这一背景,即所谓的“信仰危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没有“爬过窗”的年青人，大概以为窗就是窗，隔窗观景，晴天一窗灿烂，雨天半窗忧愁。
问：你还记得到日本第一天的情形？
答：第一天,在周围的超市转了一圈,惊讶地发现,所谓“物质大大丰富”这一我们常用的词汇是这么一回事,我第一次看到了现实中的这一词汇。当时,我的父母还在世,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想让他们也看看。他们是老革命,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没有看过“物质大大丰富”。
还有,那天我去区役所办手续,发现很像中国,大吃一惊。现在想起来,姓“公”的在哪里都一样。
问：你的今天怎么样？
答：很难说,至今我也不知来日本是对了,还是错了。尽管我无力追回已逝的岁月。我总在想,也许还有另一种人生,而我与之失之交臂。
你写的《翡翠露》真实地记载了留学的心路历程，揭示出文化摩擦等深刻问题，是小说也可以读成中日文化论。此书获得了第八届开高健赏的“鼓励奖”，使你成为在日本文学奖上第一位获奖的中国人。
你旅日25年，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又在东京大学读研究生，在综合文化研究科修得硕士学位，之后于同校攻读博士课程。在校学习期间，你就参与翻译和出版，工作颇有成绩。
福音馆书店是日本一家出版儿童绘画书的老字号。福音馆书店的老板访问中国时，曾请你去当翻译。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老板看中你，决定聘用你这唯一的中国人到公司来。你恍恍然表示：自己既不会画画，也不懂编辑儿童读物呀。书店老板却笑着回答，“我就是要找这样的人”。就这样，你成为进入日本出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成为十分罕见的，在日本出版社工作的中国人职员。
那时你的工资比老邓还要高，领到工资袋时连自己都吓了一跳。于是，你在富士山购置了别墅，你喜欢这座美丽的山，但你的手里依然捧着那块中国碗。你甘当中日文学出版交流的桥梁。
“人降生来世，就在自己周围架起一座座桥梁，以不断加深自己同各种人和物的联系，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而生存其中。”这是日本皇后美智子在《架桥》一书所说的。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你翻译了这本书，交付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
当时是中日关系的阴雨时期，出版受到阻碍。你想方设法“搭桥”：请美智子从自己的相册里挑出八张照片，其中有皇后出访时抱着小孩的。于是，这些珍贵的照片在中国首次发表了，《架桥》成为日本皇后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
你何止是翻译，你是在架桥呵。
你找出书中令人感动的句子，反复念给笔者听。你觉得皇后的童年回忆相当珍贵：“在战争年代防空袭大疏散的时候，城里人都躲到乡下，还是孩子的美智子也在那时到了农村，她回忆自己在农村怎样得到书，又怎样读书，读什么书等。文字亲切感人。我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感动，而且跟作者产生了一种共鸣。因为我曾下过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尽管两者的历史背景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但是从城里到农村，没有书、渴望读书，有一本书就拼命去读……这些经历可说是感同身受。”
其实和普通人相比，美智子有更多的苦恼和遗憾﹕缺少自由的空间。你感叹道：“皇后美智子的文章写得很真实，有的内容让人读后直想掉眼泪。有些地方写得很细腻，譬如说，‘人生的一切并不是单纯的，我们必须在复杂的环境中活下去，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国与国的关系亦如此。’我相信这句话发自她内心，也是她一生经历的写照。”
看来你特别关注人生经历的写作。就连翻译一只猫的传奇，你也“别有用心”。你以为一只猫也会是酷的，何况人呢 ！这是一本描写了生与死、以及爱，读了一百万次也不会厌倦的永远的名作。”？《活了100万次的猫》，被100万个人宠爱过，却连一次也没哭过。它对一切漠不关心，直到有一天，变成了一只谁都不属于、只属于自己的野猫，野猫的意思就是逃了出来，逃出门窗，逃出圈养，逃出栅栏， 逃到路上，成为自己。原来，不论是被厚待的，还是遭欺凌的，要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心情和人生，都要离开，才可实现。 于是，在孤独与不安之中，它爱上了一只美丽的白猫，有了爱与被爱的体验，它才头一回知道为什么而活。当心爱的白猫死去，这只100万年没有哭过的猫，搂着死去的白猫嚎啕大哭—— 整本书最让人揪心裂肺的一页！最后一页，猫不见了，是一幅淡淡的风景画。莫非有过了自己，喜欢过了自己喜欢的，它知足了?
学会珍惜，其实比寻找更难。也许就在自己的日子里，在家里，在桌边，你也看见了那一只“美丽的白猫”？
门开了，你的夫人刚回家, 轻轻地沏上一壶茶，轻轻地捧到我们面前，轻轻地微笑着。她的一言一行都很日本。我望着她纯朴的身影，就像看到了那幅淡淡的风景画……
多年来，你创作的作品、编辑的图书在日多次获奖，你分析日本的出版现状时表示：日本一贯崇尚古代中国而轻视现代中国，究其原因：1、中国现当代文学受到政治影响，日本人不感兴趣；2、中国现当代作品受苏联现实主义影响，与西方文学有距离；3、日本人喜欢细腻、含蓄，甚至压抑的情感和平淡的表现方式，不习惯中国式的大起大落、粗线条的感情、激动人心的张扬；4、日本的基础教育中没有东方现代文化的内容……
你说，一定要打破这种局面，要挑战现代。你新近翻译的长篇巨作《狼图腾》就是一次努力吧？这部融合自然、动物、历史、文化于一体的“奇书”，以其粗犷雄浑的文字风格，厚重深邃的生命内涵，成为引人注目的出版焦点。
《狼图腾》以宏大的篇幅，深刻表现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几千年来相互依赖与争斗的关系，给中国的古老文明以崭新的历史解释。作者认为游牧民族一次次南下，给不断趋于“羊性”的农耕民族输入了“狼性”。你说，这是一部厚重的书，有深刻内涵的书，能牵动读者思想和情感的书，能让人了解民族历史和文化之根的书，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值得一读。
我想，能牵动你思想和情感的是什么？
也许答案就在你的富士山别墅，就在那张高高悬挂的狼皮，那是一匹漂亮得让人害怕的狼皮，夜晚它裹着整张草原的气息向我凝视……
唐亚明简历：1953年生于北京，曾从事新闻工作，任职中国音乐家协会翻译日本歌词。1983年来日，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京大学大学院。后就职于福音馆书店，是活跃在日本文学出版界的资深华人。著书《不知道披头士的中国红卫兵》（岩波书店）、《东京漫步》（中国旅游出版社）、《翡翠露》等。翻译日本皇后美智子作品《架桥》、著名作家佐野洋子的《活了100万次的猫》等。由他创作和编辑的作品，曾获开高健奖励奖，讲谈社出版文化奖赏，产经出版文化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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