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庵的良性恶作剧│杜海玲│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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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庵的良性恶作剧
杜海玲 (发表日期:2006-05-04 23:23:44 阅读人次:2315 回复数:0)
日本报纸上做书的广告，常有“不要在电车上读”之句，意在宣传此书催泪或逗笑。这几日读远藤周作的《狐狸庵闲话》，常被引得开怀——乘电车之于我意味着宝贵的看书时间，心有羞怯，也只得一边窥视车厢是否有人侧目，一边继续埋头偷着乐。　　远藤氏在《乐天主义之劝》里，曾写过他极爱恶作剧，并将恶作剧分了好几种——此书已还给图书馆，我只能述大意，是恶作剧有恶性与良性。举恶性例，是远藤在诺贝尔奖发表日的晚上，接到号称是《朝日新闻》编辑的电话，告诉他，那位苏联作家骤死，约远藤写一篇评论文章，5页稿纸即2千字。因次日一早需见报，故当夜11点登门取稿。　　远藤不疑，伏案疾书，夜里10点半一青年上门取走稿子，却连人带稿如黄雀杳杳。良性恶作剧，是远藤所爱、所为，他曾在克里姆林宫公然将刀叉放进自己皮包以观察周围贵宾的反应，也曾架起望远镜研究几百米外友人家的晚餐，更曾在医院闹成一个被小护士批评的老顽童。　　远藤住院时住单间，但住久了，其他四人病房的病人也都成他朋友。每当有新病人入住，就有人来通风报信：“先生，新人来了！”远藤便迅速脱去病号服，穿上西装，再套上白大褂，胸前挂一个听诊器（这些都是深知他习性的友人探病时送来的道具），就去看新病人了。　　病房里其他病人都是他同盟，见他如此打扮进来，便故作恭敬状，俯首呼“先生”，蒙在鼓里的惟有新病人。远藤一脸正经给病人把脉，听诊，嘴里则动不动蹦出几个德语单词。最后，告诉病人，我的徒弟一会儿还要来看看，你有问题，到时候问我就是。遂转身出门去。　　远藤又有一本剪报簿，里面都是些怪怪的小新闻，比如，1，一个小偷在要逃走时正遇主人回来，只得躲入壁橱。主人一家晚饭时开电视，是“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的歌曲，小偷就习惯性地在壁橱里拍起了手，因而被捕。2，奈良东大寺大佛前众人虔诚跪拜时，忽有人爬上大佛，在大佛掌心跳起了舞。　　3，一家庭合家晚餐时，忽然房顶破了一个洞，掉下来一个满身蜘蛛网的男人，那男人见人举家惊愕，满面笑意问：“哈哈，吓了一大跳吧？”诸如此类，远藤称这本收集了“笨蛋”新闻的剪报簿是他在心情郁闷时的解药。　　其实，这位老顽童是天主教徒，他说自己“虽是教徒，却怎么也不好意思做严肃、深刻、虔诚状。”他有严谨写纯文学的“正业”，作品有《海和毒药》、《沉默》等被译成中文。写这些“求道”纯文学时，他署名“远藤周作”；写轻松随笔时，他号“狐狸庵”。写前者用普通HB铅笔，后者用不费劲也笔尖爽滑色浓的3B铅笔，以铅笔之浓淡分思虑的深浅，分求道和调侃之姿势。　　对于之所以用两个名字写作，他在随笔里这样写：“比如我什么时候死了，友人们来守夜，总要议论我，一个说我不错，另一个说我不好，第三位友人纠正道：不错，虽然看上去不好……一百个人说下去，我在棺材里也得想，我不单是那样啊。除了外表，任何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一面太复杂、太混沌，自己都无法把握。外表的自己不仅是一张给别人和社会看的脸，甚至也是自己意识里定型的脸：小说家远藤周作、丈夫和父亲远藤周作、与友人谈笑的远藤周作。然而，还有一个外面的我所未察觉的‘我’，那是悄悄遥控外表的我的另一面。‘狐狸庵’，这个随心所欲胡说八道的，便是那另一个自己。” 　　我前面写到了他在医院爱恶作剧，有需要补充的是，他长年患病，住院3年余，其间多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他在1995年获文化勋章，1996年辞世。与病友一同度过的漫长黯淡岁月，他让病房经常充满了笑声。在他写医院的一节里，还有这样的句子：“医院里我以每周一次的频率目送其他病人的死亡。我望着蓝天，想着，一个生命消失了。这蓝天依然这样蓝啊，街头人们川流不息，电影院里坐满了人，咖啡店里响着一如既往的音乐。对于这项事实，我总是（愚蠢地）感到难以抑制的眩晕。”也许因此，远藤周作在狐狸庵里没事偷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