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八年（7） │春夏│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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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八年（7）
春夏 (发表日期:2007-10-17 17:30:15 阅读人次:1656 回复数:1)
你想，我每天从下午5点打工到晚上12点，每个月挣16万日元，一年下来就存了90万日元，如果一下子被骗走40万日元的话，能不拼命吗？　　他說:“現在銀行關門下班了，要不明天我再來還給你”。　　我說;“你不要耍花招了，你以爲我還會相信你嗎?今天我見到了你，你不把錢還給我就別想走了，銀行關門了沒有關係，從現在起我們找個咖啡店等到明天上午9點銀行開門爲止，喝咖啡的錢我付”。　　他見我动真格的了就有點害怕，於是二人進了一家24小時營業的咖啡店坐了一個通宵，半夜時他給他的老鄉我的大學的同學用廣東話唧唧呱呱也不只說了些什麽。第二天我們一起去大塚車站南口的東京三菱銀行，他將40萬日元取出來後還給了我。現在每當我看到大塚車站南口的東京三菱銀行，就會想起當年的事情。從這件事情使我認識到，在日本，千萬不要相信任何人，千萬不要輕易將手中的錢放出去，一旦放手了，你就別想再要回來的，不管是借給人幫他（她）還是先付款後拿貨。许多人都是这样的，借錢時不覺得錢多，還錢時就覺得好像是從自己心尖上挖了一塊肉一样心痛，所以人人都是借錢容易還錢难。　　第二件事。靈魂大暴露。　　日本經濟从1994年以来是近幾十年來最差最難的，连日本人找工作都很难，更何况外國人呢？即便是找到了工作，工錢也不如“泡沫經濟”时代了，不仅低，而且打工還受到各种的限制，所以外國人在日本的犯罪率年年上升，“綁架”、“偷盜”、“搶劫”，其实都是爲了一个字——錢。　　1991年的日本經濟還處在“泡沫經濟”的慣性上，雖然在走下坡路，但工作還是有的，只要能吃苦。我認識一個陳姓福清人，每天只睡5個小時覺還是在電車上，一個人打5份清掃活，一個月下來有78萬日元收入。那時犯罪主要是小偷小摸，或者製造出售假護照假身份證假電話卡，最厲害的也就是老虎機的假鑰匙，所以有笑話説中國打假太狠，結果大家都跑到日本來了。由於還能找到工作，所以許多沒有簽證的就搶佔好的工作拼命打工掙錢，這樣就有爲了一个工作機會相互勾心鬥角。我曾在山手線的神田车站下面找到了一份1小時1000日元的洗碗活，無意之中告訴了一位和我一起在大塚情人旅館打工上海人，結果不幾天我被洗碗的日本料理店的老闆解雇了，後來我才知道，就是這個同胞以1小時900日元的價格搶了我的工作。那時的東京华人人人自危，谁都不願意和同胞打交道，也不会講自己真實的姓名、住所和在什么地方打什麽工，原因都是因为怕吃虧上當。　　1986-1988年來了許多就學生，這當中有很多人“黑”了下來，可是護照有效期是5年，所以這些人擔心護照到期後就是出頭也回不了國，所以許多人打算在護照到期前掙筆錢就回國。他們不同於偷渡來舉了債的人，他們是掙多多得，掙少少得的一群人。我在東京遇到以前在一個運動隊的二個隊友就是屬於這種情況，一個姓劉，一個姓汪。　　劉能來日本是靠汪的幫忙，但劉答應汪的條件是來日本成功后要給汪2000美元好處費。劉13歲進省運動隊的。劉和汪都比我早進運動隊2年，他們算是我的前輩。我們所在的運動隊從1975年開始在中國算是強隊，最輝煌的時候是1980年在瀋陽拿了一個全國甲级联赛的冠軍，5個主力隊員就有三人是國家隊，其中劉就是其中之一。劉是18歲入黨，當過省勞模，獲得過省“新長征青年突擊手”，在省里算是一個有點影響的人物吧。1987年來日本進日語學校，因爲年齡很小的時候進的專業隊，沒有什麽知識也沒有什麽文化基础，也不是個讀書的料。來日本半年不好好學日語經常逃學，所以學校告訴他由於出學率不高，簽證可能會有問題。一天他在池袋某商店轉了一圈什麽東西也沒買就下樓，在電梯出口處被二位保安人員堵住在門口，請他去一下辦公室。　　警員:“請打開你的包，將裏面的東西拿出來。這個飯盒在哪裏買的?” 　　劉答:“在別的商店買的”。　　警員:“請看一下錄像好嗎?” 　　劉:“……” 　　錄像清清楚楚地記錄了他整個偷飯盒的過程，他啞口無言。　　警員:“你是哪个语言學校的?有學校的電話號碼?” 　　警員打通了學校，與校長通上話了，將發生的事情如實地告訴了校方，要求學校將人領回去，結果校長當即回絕並宣佈將他開除。爲了解決問題，店方與警察取得了聯係。幾分鍾後警察趕到商店，在取證調查時發現他包中還有一雙女士皮鞋。　　警察:“這雙皮鞋是在哪偷的?” 　　劉答:“在五反田”。　　於是警察開著警車帶著他從池袋趕去五反田，在他指定的商店，叫來了店長，由他親手將這雙女士皮鞋還給店長並道歉，然後警察要他在調查書上簽字蓋手印，並保證今後不犯後，看在他是初犯并還是個就學生就放了。可是從那以後他就“黑”了下來。　　我是來日本1年後才有機會和他在東京見一面的。在他家裏，説到這件事情时，他自豪地說:“從池袋去五反田，警車呼嘯著，前呼後擁著像個大總統橫竄東京好不威風”。看著昔日朝夕相處的隊友，我有一種不認識他的感覺。　　劉於1992年1月結束了日本4年半的“黑戶口”生活，攜妻回國了。5年夫婦二人共掙了約有1500萬日元，最近聽説他又回到原來的省運動隊任女队教練，仍然還是中共黨員。　　隊友汪的故事比他更傳奇了。　　汪和劉都是1973年進省運動隊的，1981年我們出訪非洲4國回國後就复员了。下队后他在體育場当業餘體校的教練。該體育場看臺下有一些空房出租，正好有一個叫沙松電冰箱廠的代銷點就在臺下某一空房里，負責銷售的是一個有點姿色的女人，姓羅。那年頭甲级联赛的足球票很緊張，電冰箱票也同样很緊張，于是二人就互通有無，这样一來一往關係就很熟了。　　时间一长相互一了解，都觉得彼此相見恨晚。羅的丈夫是工農兵大學生專學日語的，正好她丈夫所在城市的電冰箱廠要與日本松下電器公司合作辦企業，雖然日語學習只有三年時間，但在那個嚴重缺乏日語人才的年代里她的丈夫是很珍貴的。從中日雙方合作意向開始到建廠出產品的全過程，她的丈夫全程參與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最後被日本松下電氣公司看中，於沙松冰箱投產後，進了松下電氣公司就職，由於他工作出色受到上司重用，同時也由於他一表人材被分社社長的女兒相中落入了情網，所以羅與丈夫谈判離婚已经有2、3年了，羅是不想离婚的，誓将离婚一拖到底。隊友汪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羅的。　　翻譯官與女售貨員的結合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翻譯官的父親是市委組織部部長，“文命”時被打成“走資派”，發配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年代，一家人都隨父下放農村。倒楣的出身生在倒楣的年代，走資派的兒子能得到根正苗紅工農出身的地區文工團小姐的青睞，好像枯木逢春，能不被受到感動嗎？後又通過“走後門”幸運的成爲一名最後一批日語專業的“工農兵”學員。畢業不久正趕上1979年的“洋冒進”和組織部長的父親官復原職，所以輕而易舉地進了當年人人羡慕的中外合資企業。　　羅雖然知道老公在日本與社長的千斤同居，也清楚老公是不可能回頭的，但還是不願離婚。女人都是這樣的，當沒有找到新的男人之前，總是不願放手中的男人。自從遇到身高1.91米的汪時，沒有主見的羅找汪商量怎麽辦? 　　汪勸她:“離了算了，你離我也離，然後我們結婚，但要他把我們倆辦去日本留學”。　　羅一聽有這等好事？於是羅給在日本工作的丈夫寫了一封同意離婚和想來日本作爲條件的信，翻譯官爲了盡快能離婚，就滿口答應了。　　所不同的是，在信中，羅沒有提到將汪也一起辦到日本，原因是羅怕汪到了日本後不離婚豈不是雞飛蛋打不划算嗎?1986年辦去日本留學手續好像很容易，羅去日本的簽證很快就下來了。羅臨上飛機前這樣告訴汪:“我先過去打個生活基礎。我們一言爲定，如果你將離婚證書寄給我過目了，我就把你辦來日本，否則一切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