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八年（5）│春夏│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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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八年（5）
春夏 (发表日期:2007-09-15 07:25:30 阅读人次:1863 回复数:2)
前輩知道我騎的自行車是撿來的，就給我講了一個真實的事情。　　大約是我來日本的前2、3年的事情。一位從西安來日本不久的國費生在車站撿了一輛能騎的半新半舊的自行車并把它騎回學校了。不巧的是這輛自行車正好是他同一個研究室的日本同學的，該學生是於一個月前在車站前的一家酒店里喝完酒後出门，發現自己的自行車不見了，於是就到站前的警察所報了挂失。　　日本工薪階層的員工有個習慣，就是下了班後如公司沒有加班時一般也不願早点回家，因爲回家早了怕被老婆認爲在公司不受重用而瞧不起自己，所以一下班這些没有工作的幾個人就会相約到經常去的某一家居酒屋喝酒，喝了一家不够还要喝第二家，一喝就喝到最後一班電車爲止，有的日本人有時爲了能趕上最後一班電車，就將沒有上鎖的自行車騎著就往車站跑，到了就隨手一仍，可是被丟車的人還以爲自行車是被人偷了於是就会去報警挂失的。　　剛到日本的不明真相的外國人還以爲撿到了便宜呢，結果被懷疑是偷車的。因爲日本人一般是不會撿來路不明自行車騎的。作为外國人在日本最好是花錢買自行车也千萬別撿不要钱的自行車騎。　　一個月後當日本同學看到自己的自行車被中國人騎著時，也不問問本人這輛車的來歷就懷疑是中國人偷的，於是打電話叫來了警察。結果一下子來了二輛警車進校，學校還從來沒有看到過一下子來二輛警車的情景，所以也驚動了校方高層。警察不問青紅皂白把西安人帶走了。按日本人説法，只要上了警察署或是警車的人，將來無論是就職還是升學都很困難的，所以警察照顧他要他跟在警車後面去警察署協助調查，好在國費生都會講日語，可以自己為自己申辯説明，可是日本警察就是不相信他這個外國人，要處罰他，最後是他的導師出面擔保才躲過這一劫沒有被強行送回國，那时學校外國人很少，所以成了当年轟動全校的新聞。就是在他回國幾年後，還一直流傳著，有的日本老師一見到新到的外國留學生，就告誡他們千萬不要撿來歷不明的自行車騎。聽了這段故事後，我連忙將撿來的自行車推還原處，然後重新花8000日元買了一輛舊的自行車。　　每天上午9點去學校研究室自學日語、復習考試所需的課程，下午4點和小楊一起離開學校騎車去工場打工到晚上12點，這樣一晃來日本半年了。一天，我還是像往常一樣去學校，可是一走進研究室，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直到警察來取我的手紋時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後來聽同學告訴我，我才知道原來前一天晚上整個研究室大樓被盜。僅我所在的研究室損失就有10萬日元現金被盜。　　從那以後，我總覺得背後有一雙眼睛，覺得日本人好像都躲著我一樣的，只要我想拿學習用具，馬上就會有人跑過來問需要什麽，只要我在研究室里，大家就像躲瘟神一樣離我遠遠的，見了面也不像以前有人打個招呼什麽的，我想可能因爲我是外國人，是被懷疑的對象吧，再聯想自行車事件，更是心情沉重，覺得外國人在日本這個心胸狹窄的民簇中生活實在太沒勁兒了，感到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恥辱，這時我想到了回國。這是我來日本的第一次想回中國。　　一走了之，其後果會不會更使日本人的猜疑變成肯定?還是等調查結果出來後再考慮回國？這就是我當時的顧慮。就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孫，他說:“在整個研究室里，不光只有你，還有我，我才不管日本人是怎樣看待我們中國人的，我現在只知道考試通過，你也不要在意他們，這個民簇只知欺軟怕硬，瞧不起比他們窮的國家，所以我們要爭氣”。通過這件事，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日本，無論出現什麽壞事，日本人首先是懷疑外國人幹的，日本人永遠不相信外國人。這個民簇只怕比自己強大的民簇，哪怕你仍二顆原子彈讓他嚐人類製造空前絕後的核災害，他還是叫你爸爸，但比他弱的民簇，哪怕他侵略過你，不要戰爭賠款，養育曾打過我們的戰爭孤兒並無私的送還給他，他仍可以對你說我沒有錯，還照樣每年去參拜供著甲級戰犯的靖囯神社，照樣瞧不起你。　　中國是我的祖國，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的祖國，在國内對“祖國”二字的概念應該説是很模糊的，當我們置身海外時，對“祖國”二字的份量才懂得了真正的含義:無論你幹什麽事，都會與“中國”連係在一起的。我們在海外的中國人要團結要爭氣才對。　　至今我還保留著那張讓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盜竊調查書”，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1991年5月16日這一天和我一雙手的大掌印。　　不卑不亢、光明磊落、遵守信用、據理力爭是這件事後我給自己定下與日本人相處的原則。　　我第二次想回國的時間是時隔一年的1992年5月。　　1990年的時候，一個大學畢業生被大約50家企業爭取進公司，1991年時是大約25家企業，可是到了1992年的時候，一個大學畢業生只有一家企業招聘。從90年—92年是日本處在“泡沫經濟”的慣性上，實際上日本的經濟從91年開始走下坡路了，只是大家沒有明顯的感覺罷了，可到了1998年，是50個大學畢業生爭著進一家企業。　　當時我看出了這一點。這时我已來日本一年多了，思想也由開始想好好學點知識回國報效祖國轉變到掙點錢回國當個“萬元戶”上來了。所以1991年8月辦完延續一年簽證手續後就打算去東京。　　我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上的小學，那時正值停課鬧革命的年代，而在1968年毛主席说：“我们都有两只手，不要在城市里吃闲饭”，那时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所以全国当年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当时叫他们是“知识青年”，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开始了“上山下鄉”運動，其结果是“讀書無用論”的思潮泛滥，再加上毛主席还說过:“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所以全國的學制都改了，小學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由12年學制一下子減了3年為9年制，我的整個基礎學习阶段正好趕上了那個年代。　　这还不算，在我讀高中1年級即16岁的時侯，我就有一米八六的高个子了。一天省篮球教練員跟蹤到我家，跟我父母説，今年8月份省運動隊有集訓，希望我能參加這個集訓，如果被選中的話，還可以進專業隊，有工資，國家包吃包穿包住，还可以不用“下鄉上山”。當時我父母怕我身體吃不消，沒有答應，可是我怕“上山下鄉”到農村吃苦，所以第二天我偷偷地拿著自己簡單的衣物跑到省集訓基地去了，我清楚地記得那是1975年8月20日，我進了省運動隊，成了一名專業的運動員。　　整個基礎教育我基本上沒有學到什麽知識，雖後來讀了4年“工業自動化”專業的工科大學，但還是底子薄，所以考日本大學的碩士生對我来讲，既没有基础又不懂日语所以是不现实的。　　因爲我沒有直接進日語學校，所以我的日語很糟糕，要想考上碩士資格是難上加難的。我所在的學校離東京坐電車只需3個半小時，每週去一次學校參加發表會就行了，還有學校所在地打工機會少掙不到錢，在東京有二個以前同一運動隊的戰友，聽其中一個介紹，他一個月打三份清掃活每月净掙54萬日元，並說我如來東京的話他可以幫我找工作，於是我就決心去東京投靠他。　　1991年9月開始到我就職，我總共在東京呆了9個月。這9個月對我來說是一生中經歷最多的，在述説打算第二次回國之前，先聽聽我講講在東京的經歷吧。　　我在省運動隊呆過8年，中國的大城市幾乎都去過，來日本也走過幾個城市，比較起來我還是喜歡東京這個國際都市。並不是因爲東京大方便，而是喜歡東京不論是好的機會還是壞的機會都很多，我雖不善冒險，但我是不怕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下奮鬥的。　　東京是冒險家的樂園，在東京的9個月使我增長了不少的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