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原来亦攘夷│周成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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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原来亦攘夷
周成林 (发表日期:2006-05-05 19:27:52 阅读人次:1497 回复数:0)
天气渐渐热了。取出一册新买的旧书《福泽谕吉自传》来读。作者是明治维新开风气的大家，不仅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利用“公费旅游”遍历欧美，而且首次将英语辞典（《韦伯斯特大辞典》）从米国带进日本；停留伦敦期间，又买了许多英文书，据他说：“这就是英文书输入日本的开端，而在日本能自由使用英文书也是从此开始的。”前几天从网上下载了日本放送协会（NHK）最近的系列片《明治》来看，福泽当年的小册子《西洋事情》，赫然是明治初年小学生的课本。参照福泽自传的说明，原来这本小书尽管“粗陋浅薄”，却是“无知社会的指南，甚至维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订的”。　　福泽来自下层武士家庭，痛恨讲究出身的门阀制度，也鄙视幕府与皇室的守旧派。虽是洋派人物，但他幼时教育却以汉文典籍为主，自称通读《左传》十一遍。他初初研习当时盛行东瀛的兰学（即以荷兰文为主的西方新学），学英文乃因为偶然事件的“刺激”：当时横滨开埠，他去参观洋人租界，发现自己连商店招牌写的是英文还是法文都弄不清楚，回家后，悟出英语乃世界通行语言，于是发愤自学，翻译著书，后来又创办庆应义塾（即庆应大学前身），传授洋学，培育维新人才。　　虽然从小读了大量汉文书，福泽并不崇信汉学，甚至诸多不敬之辞。他自传中对汉学的批评固然“偏激”，但以彼时日本现状，却是一剂苦口良药：“当时社会的一般情况，包括政府在内，虽说文明教育已稍有普及，但中年以上的重要人物怎么也不能进入洋学的佳境。不管在考虑问题上或在判断事情上，他们都只好借助于汉文书，他们已处于事事都靠汉文书来解决的风气中。由于我很蔑视那种为人尊重的、微妙而不可思议的大汉学主义，并且以它为敌，所以对我本身非常危险。” 　　福泽所说的危险，不单因为他不敬汉学而招来，更因为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盛行“攘夷”，除了攻击洋人（如著名的生麦事件，四名英国人从香港来日避暑，路过生麦村，恰好遇到岛津久光藩主由江户回藩，道旁英人闪躲不及，其中一名英人李察森的马首触到队伍中人，结果李察森被一武士拔刀斩死），也累及鼓吹洋学的同胞。关于攘夷，福泽自传不少叙述，五花八门，今天读来实在有趣并叫人遐想，譬如他从欧洲回国，惊见社会攘夷之风大盛，“许多进出口商开设的洋行忽然关闭，一些自称为浪人的则到处大露头角”。这些十九世纪的日本愤青，不仅抨击念洋书的人是无法无天、说谎欺世的卖国贼，福泽的一位同道手塚律藏，因为到长州藩邸说了几句洋话，邸内有些年轻武士就要杀他，害得手塚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另据汪公纪《日本史话》，明治二年，有位六十多岁精通汉学的官员，就因他觉得米国大总统华盛顿可媲美尧舜，某日从官厅回家，被六名志士为民除奸，就地斩杀）。　　具体到福泽自己，他也是数度遇险，皆因运气实在好，方得免祸。明治初年，庆应义塾迁至东京三田，福泽在营建私宅时，叫木匠在壁橱后开了一个暗洞，准备万一对手登门“拜访”，可以逃脱。更有甚者，维新前后十馀年，福泽居东京，晚间决不敢外出。出外旅行，也要隐姓埋名，不敢在行李上标明“福泽”二字。有一次，他乘船回故乡中津，因气候恶劣，暂时停靠攘夷之风最盛的长州室津。船一到岸，福泽就去理发，理发店老板对他喋喋不休，“打倒幕府”、“赶跑洋人”云云。他心中不安，又见满街雄纠纠气昂昂的扛枪兵士，觉得“我这真名实姓‘福泽’一旦暴露，那只有吃一颗子弹”，但也只好故作镇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担心害怕简直无法比拟，真有如瘫痪病者被野狗围咬一般的狼狈。” 　　福泽所记明治前后诸多攘夷趣闻，最好笑的一桩，乃“命英国王子洁身晋谒”，完全可与英国使节马嘠尼出使大清国的远夷来归趣闻媲美。事情由来如此：明治初年，英国爱丁堡王子赴日旅行，要来皇宫访问。但明治政府有些官员，觉得洋人污秽，于是命英夷在皇宫二重桥洁身除秽，方可晋见神圣的天皇陛下。其时米国公使听了此一笑话，高兴得跳起来，专门呈给米国总统一份八卦报告，标题用语也很古怪：“Purification of Prince of Edinburgh”。不过，福泽记录的下面这个反应就不好笑了：当时还有位米国前国务卿，正携女公子来日游历。其人本与英国佬不合，亦同情日本，但实地一看，“无论如何也不表示同情了。他也断言有这种劣根性的人民，不客气说很难自立”。　　当然，以后的事情，并非如这位米国佬所预言。经历明治维新，日本不仅开化，亦自立了。至于再以后的日本，因为开化过度而自信心大爆棚，种种走火入魔（包括二战期间再度出现的攘夷之风），相关资料汗牛充栋，实在毋须笔者唠叨了。　　（说明：拙文题目中的东夷，是笔者戏称日本的专用语。请读者毋与该词的其他涵义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