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灭神记│周成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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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灭神记
周成林 (发表日期:2006-04-01 17:19:59 阅读人次:1461 回复数:0)
布尔什维克枪杆子里出政权，信邪不信神，俄罗斯宗教在其眼中，自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十月革命巨炮刚刚响过，俄国东正教会就予谴责，说这帮人承袭反基督衣钵。教会并且告知神职人员，基督精神超越世俗政争，乃唯一真理。数年后，被当局监禁的多名俄国主教，还联名写信重申教义：“道德、公义与律法之准则不容置疑且不容更改”，而共产主义，不过朝生暮死之时代产物。　　布尔什维克逐步消灭宗教，首先从教会做起。一九一八年，俄国东正教会正式与国家分离，宗教亦从学校课程中消失。教会虽然未亡，但资产被清算，教堂亦被一间间关闭，而这一关，就足足关了二十年。信教没有明令禁止，但预设前提，不得危害所谓公共秩序与干预政治（此一前提，不知当今中国是否承袭自苏俄。梵蒂冈新近任命香港敢言主教陈日君为枢机，实为全球华人信众与非信众之光。但北京依然老调重弹，贻笑大方，教人不忍卒听）。　　在尊奉唯物主义的官方眼中，信教就是迷信，而迷信，注定要被科学取代。破除迷信，当然要从娃娃抓起。共青团是反宗教先锋之一。到了平安夜，共青团员高举红色圣诞树，沿街高唱挖苦宗教的歌曲，向红色政权的臣民宣示红色福音。既然《圣经》满纸荒唐言，巴库一班学童，就成了破除迷信的实验品。这些孩子被真正别有用心的成人带去公园，要他们祈求上天赏赐免费午餐。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于是又教他们向列宁求救。片刻之间，革命导师果然派人送来丰盛食物。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此话看来不假。经此测验，小子们终于明白了一大革命硬道理：派面包的不是上帝，是列宁（中共仇教灌输，笔者儿时亦受害不浅。举凡教会所办育婴堂，皆为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之所在。幼年读连环画，有讲邪恶修女拿祖国花朵做医学实验的，看得毛骨悚然。至于洋教士与洋修女，多为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间谍。前些年翻书，见识清末仇教宣传，实与当政同一伎俩，不禁哑然）。　　为了借科学光芒驱除愚昧，一九二一年，列宁要求苏共实施“战斗无神论”与“战斗唯物主义”。一九二三年六月，苏共成立无神论者联盟。一九二九年，联盟已有九千个宣传小组，会员达四十六万五千人。翌年，战斗唯物主义者协会光荣诞生。苏联各地，掀起波澜壮阔的灭神运动。无神论者掘开五十八位圣徒坟墓，意在唤醒愚昧信众，所谓圣徒，不过一堆白骨。然而老天总算有眼，某圣徒虽然见光，肉身居然不坏。于是观者雀跃，信者弥坚。那位修院的共党管理人，当场吃了反革命暴徒一顿毒打（犹记某年，某老伯向笔者宣传无神论，说美国太空人升月，哪见什么仙男仙女，不过荒漠一片。笔者尊老，未克当场反驳。近来读书，知美国首位登月者阿姆斯特朗脚踏耶路撒冷圣地，情绪激动，自认内心体验远超登月，不禁再次哑然）。　　一九二二年，灭神周刊《无神论》问世，销量成千上万。又有《劳工无神论》月刊，主要面向普罗大众。一九二五年，《无神论者》杂志创刊，以深奥科学文章为主，意在精神颠覆顽固之教会智识阶层。一九二零年代，苏联学府常有灭神与护法辩论，教会人士亦蒙准参与。据说无神论者提问往往一剑封喉，譬如“真有上帝否”、“死而复生有无可能”……然而鸡同鸭讲，真理愈辩愈糊涂。辩论之走火入魔，莫过右列两端：为证永生不靠信仰，苏联生物学家开展实验，用科学方法延缓人体老化，复兴衰退器官。一九二八年，某信徒欲求物质不灭，结果死于输血。　　一九二二年，苏联当局以赈灾为名，下令教会交出包括圣杯、法衣在内诸多珍宝。迫于压力，牧首Tikhon勉强尊命，但拒绝交出与圣事有关的财物，结果惹恼当局，实行明火执仗，霸王硬上弓。征收期间，总共一千四百多起冲突，八千多教士被杀。当局并从重从快，举行五十四起公审，处决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坏分子，包括深得穷人拥戴的列宁格勒大主教本雅明。牧首Tikhon亦以反革命罪锒铛入狱，要在《消息报》发表悔过书才能过关：“本人谨此声明，从今以后，绝不再与苏维埃政府为敌。” 　　Tikhon牧首入狱期间，官方还支持激进教士自立门户，成立爱国教会。一九二五年，爱国教会所辖教区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三个，共有一百九十二名主教。但爱国教会缺乏虔诚信徒拥戴，很快失宠于官方。Tikhon牧首一九二五年荣归主怀。一九二七年，Sergei Stragorodsky正式接掌俄国东正教会。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饱受当局监禁与逼供的Stragorodsky发表声明，承认苏维埃联盟为教会之世俗祖国，祖国的荣耀，就是教会的荣耀。然而数百教士仍然不服，坚持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据估计，截至一九三零年代，在苏联北方某劳改营，大约五分之一的犯人，都是与社会主义祖国作对的教士。　　二十年代末，尽管俄国教会因当局打压苟延残喘，但俄罗斯民众的宗教热诚并未寿终。一九三零年，斯大林在苏共十六大发言，指责宗教为社会主义建设绊脚石。其实苏共中央年前已经决定，要发动更大规模的灭神运动。一九二九年开始，当局的灭神口号注入更多暴力语言，譬如要求民众“日日痛击宗教的脑瓜”。在斯大林治下，俄罗斯宗教的浩劫愈演愈烈，东正教堂、犹太教堂、修道院、清真寺等多被关闭或没收，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要么进了劳改营，要么死于非命。一九二八年以降，当局关闭的宗教场所不过五百三十二所，到了一九四零年代，苏联大部分宗教场所要么炸掉，要么关闭，要么改为他用。莫斯科市中心有名的Strastnoi修院，摇身一变成了国立反宗教博物馆，而小型的科学无神论博物馆亦遍布全国各地。　　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东正教会共有四万六千四百五十七座教堂，一千零二十八所修院。一九三九年，估计只有一百或少于一千座还在运作。在莫斯科，一九一七年有六百个各类宗教社团。一九三九年，只剩二十个。就连上文提到的爱国教会亦难逃一劫。列宁格勒本是其根基扎实的据点，但一九四零年，爱国教会只馀一座教堂。二十与三十年代就职的东正教与革新派主教，分别为二百九十与四百位。一九四一年，在位的各剩十名。这些主教，有的死于劳改营，有的因为反革命罪被处决，其余不知所终。二十年代，教区牧师约四万人。一九四零年，还剩四千人（宗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之劫难，包括西藏在内，至今未有全面权威之专著问世。将来若秘密档案公开，相关统计数字，或许更为可观骇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官方又立法限制宗教组织，明令宗教不得传教，禁止宗教学社，禁止青年与女子宗教团体，禁止教会读书会与图书馆，禁止所有形式的宗教教育，禁止……教士从此真正赋闲，只剩撞钟做做法事。不过撞钟亦没那么轻松，因为官方规定，教堂内除了祷文，不得陈列与收藏其他书籍，且做法事需在指定处所，而教士亦必须是该区居民之一（估计有利街道居委会革命群众监控）。官方还对教士课以百分之八十的所得重税，另有百分之二十，乃惩罚不当红军为国效力的教士。教士服务天主，以教堂为家，本来天经地义，但当局灭神苛令，却使很多教士要靠教民施舍，才能借得一间屋子栖身，或是勉强求得三餐。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苏联明令穷困教士不得成为国家包袱，一举剥夺了他们的养老金、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　　立法限制宗教组织的同时，苏共中央并设立监管灭神的委员会。为更好肩负起灭神教育重任，无神论者联盟更名为战斗无神论者联盟。一九二九年，该联盟只有四十六万五千会员。一九三二年，会员增至五百六十万。苏共文宣部门并将灭神宣传权下放，由联盟在农庄、工厂与机关举办各类灭神讲座。一九二零年，苏共举办的类似活动只有两百三十起。一九四零年，猛增到二十三万九千起，听众达一千一百万。无神论教员向农民传授“无神气象学”，农庄开辟“无神田”，教育村民只有依靠科学才能果实累累，而非祈祷迷信。一九二九年，官方推行“连续工作周”，将大多数周日变成工作日，意在阻止信众前往教堂。最后，连圣诞节亦更名为工业化日，以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科学唯物主义大获全胜。　　可是神依然在。一九三七年人口普查，百分之五十七的苏联民众，承认自己为信徒。这一结果，当局一方面不相信，一方面亦适当放松，采取有限的怀柔政策。但紧随而至的大清洗与大恐怖，教会与教士又遭劫难。一九三七年，官方认可谢尔盖大主教与五十一名主教执掌俄国东正教会，但就在同一年，其中五十名主教因为反革命与间谍罪被捕，有的被处决，有的被监禁。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以破竹之势攻入苏联，共产政权摇摇欲坠。斯大林祭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法宝，奄奄一息的俄罗斯宗教，亦重新有了利用价值。当局允许教堂重开，允许教会声讨德国法西斯，声援伟大卫国战争。一九四七年，苏联约有两万座教堂与六十七所修院，但相比十月革命初期规模，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即使这样，苏联官方对宗教的监控亦从未放松。一九四四年，苏共中央号召恢复针对宗教迷信的科学教育。一九四七年，成立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取代一九四三年解散的战斗无神论者联盟。一九四八年，多名学生因为聚会讨论宗教而被捕，据说他们言语不敬，对马列主义多所责难。　　读苏俄宗教受难简史，笔者最受打动的故事之一，乃一九三零年某位荷兰神学家的访苏经历。他发现自己入住的莫斯科某旅社，对面就是一家小小礼拜堂。他留心观察，看路过那里的行人，究竟有多少会向礼拜堂点头鞠躬，当然他们的致敬，身体语言可能细微得难以觉察。他穿过马路走向礼拜堂，看到门口大幅标语写有马克思名言：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他走进礼拜堂，见到一位法衣褴褛的教士正向信众布道，而旁边站了一群无神论小子，嘘声不断。他后来听教士说，礼拜堂就快转做文化中心了，而附近的圣弗拉基米教堂，早已成了电影院。教士还告诉他，电影院的门厅，以前挂了一幅圣母像，现在的观众经过，还有人在自己胸前划十字。　　一九六四年，苏联某地调查显示，该地居民只有百分之七点九承认自己为虔诚教徒，另有百分之五十九点四以无神论者自居。一九三六年，谢尔盖大主教接受私下采访，他说自己要以无比的耐心，等待耶稣基督在俄罗斯获胜的那一天。——他说得完全没错，虽然这一天，足足等了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