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与囚人（下）│龍昇│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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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与囚人（下）
龍昇 (发表日期:2007-05-10 11:16:39 阅读人次:2662 回复数:15)
王贵从新疆到北京追捕逃犯时放了我一马，三年后我又落入他的手中。　　我转入流浪生涯，有王贵“离开北京”的劝告，当然还有当时形势所迫。那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底的事，北京的警察正准备每年“五一节”前的大清查大逮捕。大江南北流浪近两载，看无数山河风光、长无数人生阅历。但那时“祖国山河一片红”，天下皆为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天网恢恢，离文革终结遥遥无期，我终又自返新疆归案接受改造，吃一天的五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返回的原中队，区队长已不是王贵，只听说他调到大队去了。　　也是命中定，我还得经历一次逃亡。回疆数月后的一日，我在胡杨林中伐木，突闻一阵枪响，紧跟着看到一个蓬头垢面人窜出，原来是一位缉拿归案仍关押在大队地牢的难友，不堪折磨又跑了出来。形势紧迫，我慌忙让他钻进一个枯树筒中，给接踵而来的警卫胡指了一个方向后，放走了他。警卫没逮住他，气急败坏而归，打老远举枪给了我一梭子子弹。那一梭子没打着我，紧跟着又是第二梭子。第二梭子打在了我背后的胡杨树上。第三梭子就将我逼进了胡杨深处。我不敢回中队了，在胡杨深处当了五个月的“白毛女”。　　那片胡杨林在叶尔羌河南之南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林中有能维持人之生命的野生动植物，没有了阶级斗争。我原本想以其为“桃花源”了此一生的，不料某夜看到叶尔羌河北岸上空的三发红色信号弹，又将我引回到人间现世。我按信号弹方向涉过河摸到了一座大麻扎（维族人坟地），我深信能从中抓到个传说已久的潜伏特务间谍，就能将功折罪洗清自己特务间谍的嫌疑了。不料，我却在那大麻扎中让一群人给按住来了个五花大绑。　　我被捆死猪地装在牛车上摇晃了半夜，又在一个小地牢中换上副明晃晃的手铐，被带进一间挂着“政法股”木牌子的房屋，房中桌后坐一警官，是王贵。　　王贵没有认出我这老同学，因为我已变成“白毛女”了。他例行公事地交代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再问我姓名年龄，我给他报了个假名。再就书归言传了：属于什么组织？什么时候潜伏下来的？放信号弹是和什么人联系？枪放哪里去了------。哈，我这想逮特务的人叫人当特务逮了！我告诉王贵我的样子也许像特务，但不是特务是好人。　　“好人深更半夜躲在戈壁滩的坟地里干什么，谁能证明你是好人？” 　　看着手腕上的铐子，我考虑了一阵觉得逃回胡杨林是没戏了。我实话实说了：“王贵。你就能证明我是好人。”听得特务能叫出警察名字，着实吓了他一跳。　　“王贵，你将我的头发扎起来，胡子掩起来，仔细看看我是谁。”我高举被铐着的双手。　　王贵犹豫了一阵，但还是按我所说做了，将我的脸从长头发乱胡子中拨出来。良久，良久，他笑了，提拳照我胸上就是一捶：“妈的，搞什么鬼名堂，刘颖！” 　　原来在这段久违中王贵成了大队政法股干事，不直接管囚人专管审案破案了。我这算一案，落入他手中。我向他交代了第二次逃亡的经纬，请求他再放我一马回胡杨深处当“白毛女”。他没答应，但他证明了我不是特务是好人，将我送回了原中队。我回原中队自受一番收拾，但免去了大队警卫再给我一梭子子弹，他本是要打死我的。　　大队离中队几十公里，再见王贵不易，再见王贵又近一年。那回他来我中队查一案：我中队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捅了一个人大腿一刀，一个月才痊愈，但下刀人始终查不出来。兵团老干部查不出凶手，任务就又落在了了解我们、押送我们进疆的警官政法干事王贵头上。　　那案子属于“坏人打坏人——活该”，劳改单位本不太追究的，但那次的“坏人打坏人”破坏了一场运动，因此就要追查。是这样：进疆四年多，兵团给我们这批人搞了次长达半年的运动——“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者算“人民内部矛盾”，通不过者算“敌我矛盾”。运动须过数道鬼门关：劳动关、忆苦思甜、自我检查、揭发检举。多数人都闯过去了，但有一人检举了某人说过“江青是三流戏子，林彪长得尖嘴猴腮”，结果令那人提前进入“敌我矛盾”判了三年徒刑。监狱和劳改中人最最容不得这种给人栽赃立功赎罪之作法，便有六十人聚一屋中，由十几人棒打了那揭发检举人一通之举，最后有人给他“放了点血”。　　那六十人中有我，来查案的老同学王贵自然也要审审我。　　“六十人中我已问过五十九人了，他们有人承认曾举木棍打人，但没人说看到最后下刀的是谁。我把你放在最后一个来问，你能告诉我是谁吗？”穿警服的王贵如此审我。　　“你先说那家伙该打不该打，用木棒打人的会遭惩罚吗？” 　　“我不能说那人该不该挨打，承认用木棍打人者我都批评了。但动刀者则另当别论。” 　　“要是交代出下刀者，能换回被判三年徒刑人回队来吗？他并没说过‘江青是三流戏子，林彪长得尖嘴猴腮’，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冤枉的。” 　　“案已定，他已然送进监狱了。”王贵有些惋惜地说：“他的案不是我定的。” 　　“不是你定的就太好了。我也不为难你了，既然五十九人都没看到下刀人，那下刀人自然是我这最后的第六十人啦。你跟上面说不用审理用推理即可。”我表示愿跟他走。　　不料他没要带我走的意思，反微笑地说：“我明白了。刘颖，对你们进行的强制劳动，本属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既定的。再将社会中正在搞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运动加与你们本是无稽之谈。你记住，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就行，此运动即将过去。” 　　那次王贵来中队审我们的“私设公堂”案无功而返，到是给了我付定心丸。运动不久结束，宣布了我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从此可每月外出一次，三年有一次探亲假。那个挨刀人在五年后因杀死私通妇女之夫落入法网，是王贵将案子审得水落石出，将他送入死牢的。　　那五年中王贵来过我中队几次，我们碰上面只点头不语。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文革结束，他主动找了我一次说“我苯鸟先飞了”。　　我问“调回北京吗？”他回“是自谋出路。”我问“我们这批人也改造十年了，能有个说法吗？”他说“我们这批警察都没个说法，我怎知你们的说法呢。平反目前没戏，但有地方要的话兵团也肯放你们户口了，你也自谋出路吧。” 　　警察王贵在戈壁滩中呆了十年，自己想辙回北京当了个派出所副所长。囚人我在其后三年获准出国来到日本。当我从公司工人变成董事经理时，王贵变成了派出所所长。　　“六四”前我回国那次，偶然赶上高中半个班同学聚了回齐，看望当年的班主任老师。我们那个班许多同学是五十年代的高干军干子弟，八、九十年代的他们自然都是风云人物，聚齐中就有不少光辉事迹和惨烈故事摆上酒席，惟独王贵和我无豪言壮语可述。有同学问“二十余年，惟两位音讯皆无，干何丰功伟业来着？”我们才说出一个当警察一个当囚人，而且是在一起当的之事。　　“奇也！胜似《警察与小偷》电影，我们的经历也就轻于鸿毛了。”有人说。　　我说我和王贵虽作为警察和囚人共处十载，也不过过过十几句话，并无更深过节，因此也无惊人故事。有人问“王贵，你就没照顾老同学老哥们儿？”王贵说没特殊照顾，我说照顾了。有人说我在国外了，飞黄腾达了，我说不如大家。有人说王贵当派出所所长了，赶明儿可奔公安局长了。王贵说他昨天把派出所所长给辞了，把大家说得一愣。王贵解释说不是把警察给辞了，是他请调回监狱当看守去了，那甚至把我也给说得一愣。　　王贵再给大家解释：“这派出所所长我当够了。因为有很多人要给我送礼，我不敢接。不是送烟送酒，是送一沓子一沓子人民币，要解决个户口问题。你们说我敢收吗。不收吧又把上面头儿得罪了，上面的人拿的一沓子人民币更厚。我拿不起躲得起，干老本行。” 　　“那你不降了吗？”有人担心。“升了。”王贵说了一个令人匝舌的监狱名字。　　“我操。王贵，下次刘颖再碰上你，可得多照顾点啊！”有人开玩笑。　　我也开玩笑：“妈的，这美事老想着我？你没听听那监狱的名字，是我这阶层人能进得去的吗，都是关你们这级别的人的呀！” 　　众人大笑，改冲王贵作揖：“老同学，有朝一日落您手下，您可高抬贵手啊！” 　　“没问题，我会偷偷多塞给你个窝头。”王贵的许诺又引起一阵大笑。　　那次相聚还有过一次约定，秋天里我校六十六年校庆，大家再聚。秋天之前有了“六四”，我又真抽不出时间回国参加那次校庆，便爽了约，因此就再没看到警察王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