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大饥荒纪实│燕子│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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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大饥荒纪实
燕子 (发表日期:2008-12-17 11:04:47 阅读人次:4255 回复数:22)
1958年-1962年期间，在中国大陆发生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望尘莫及的最严重的大饥荒。作者杨继绳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查阅了十几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比较全面和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荒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就是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中集中发生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　　本书分为上下篇，共28章。上册《各地情况展现》分为“祸起中原、甘肃不甘、天府饥魂、安徽不安、粮仓里的饥号、富饶的饥馑、岭南风云、齐鲁之难、浙江之折、大饥荒中的云南、燕赵悲歌、黑色的贵州、各省饥荒纵览、大城市期间的城市生活”14章；下册《综合专题》分为“罪不在天，也不在苏联、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公共食堂、‘五风’肆虐、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庐山之变、粮食问题、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大饥荒的制度背景、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14章，并附有《大饥荒的大事记》和《参考文献》。　　下册中用大量气象科学数据分析证实“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荒谬。彭德怀为民请命后，中共大臣为保自身不惜昧心陷害忠良：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在革命年代，他们中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的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刘少奇，主动揭发打击彭德怀，讨好毛泽东；周恩来，不仅不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石下井，彭说周“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猾”；朱德和彭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也看毛的眼色行事；林彪，对彭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猛，对毛雪中送炭；陶铸，在毛讲话之前就对彭批判上纲上线，劝降揭批，连彭的人格都彻底否定；就连贺龙这样有胆量的人，庐山会议成为毛的得力打手。　　大饥荒期间，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社会治安恶化，局部地区出现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为什么？作者分析了极权制度中共有效的社会控制：从1950年－1958年的各种大规模的、集中的、突击性的镇反肃反运动，全国每个角落被打扫得乾乾净净；中共严密的组织、控制流民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强大的政治洗脑和新闻封锁，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的军队保卫国家机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数还一直维持在400万人以上。这是一支由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80年代撤销)、防化兵、导弹兵多种兵种组成的高度合成化部队。还有全国数以百计的国防科技研究机构。100多所军事院校的军事科研的支撑、以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帝国时代，党指挥枪。毛还吸收并完善了中国历代监军制的经验，从而形成了严密的监军办法，政权以外的民间力量难以推翻它，因此极权制度具有超稳定性。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专制制度下人民的反抗情绪。　　作者在《前言：永久的墓碑》中说：“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如因此事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墓碑是凝固的记忆。极权制度下当局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极权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作者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主编。作者说，作为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更知道报纸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册1095页作者：杨继绳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 2008年5月）

回复[1]: 蛇 (2008-12-17 11:26:15)

　　这本书看上去不错！谢谢介绍！

　　> 【作者介绍：杨继绳，男，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等职，现任现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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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的人写的东西，应该很有谱了！

回复[2]: 书肯定是好书。 自带板凳 (2008-12-17 11:35:18)

　　但是这一类的书，我不准备看了。

　　看完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后，我的心得是：关于毛和毛共的历史罪行和他们的人格缺陷，我基本上已经了解了。以后这类的书不必再看，因为继续看的话，结果只能是进一步积累他们的罪行的数量而已，本质的东西不会改变。

　　而那些累累罪行和他们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为人所不齿的品性的堕落，给我带来的生理反感是如此巨大，几乎超过我的忍耐限度。

　　

回复[3]: 科长 (2008-12-17 11:37:22)

　　杨继绳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杨继绳（1940年11月－）湖北省浠水县人，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教授、《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现居北京。

　　杨于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1968年1月加入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至2001年，任记者时发表多篇社会探讨性文章，如1972年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80年代撰写学术性文章，198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2000年初起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之一、《经济参考报》编委，并继续评论写作。杨已婚，有一子一女。

　　他于2004年末出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了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的亲身采访资料，并刊载了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与他的三次访谈内容，因杨与赵曾承诺在赵在世时不会出版，故直至2004年末赵病重时才付印面世，因题材敏感及他的新华社记者身份，出版时颇受注目，该着作亦有被其他媒体引述如日本产经新闻之《邓小平秘录》。

　　至于1999年4月完稿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发行，却在中国大陆出版屡遭阻挠。分别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未果，而经增补资料的书稿在2006年透过广州花城出版社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与香港版本相比虽有删节（分别在第二章与第十八章的最后一节），但仍受警告，其书不能参展或者重印。杨怀疑是因为2004年末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之关系，遂于2007年1月投书至时任中宣部长刘云山批评当局违反宪法、剥夺他的出版权利（详见外部链接）。

　　

　　[编辑] 著作

　　《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9月版，书号F713.5.00

　　《技术贸易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版，ISBN 7-5011-0931-1

　　《社会奥秘之门》新华出版社1993年1月版，ISBN 7-5011-1754-3

　　《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ISBN 7-80109-306-2

　　《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7月初版，ISBN 962-04-1659-7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5月初版，ISBN 962-04-1750-X，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上书之国内版），花城出版社2006年6月版，ISBN 753604721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ISBN 722603493X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11月版，ISBN 962-675-803-1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册）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初版，ISBN 978-988-211-908-6

　　

回复[4]: 蛇 (2008-12-17 11:50:55)

　　N年后树“丰碑”的时候，看来这个记者的名字要被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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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这样的“教授”真恶心：

　　> “现在买房，就是爱国。”在12月13日举行，由招商银行和潇湘晨报主办、阳光100承办的阳光100财富大讲堂上，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这样表示（12月16日《潇湘晨报》）。

　　

回复[5]: 科长 (2008-12-17 11:56:45)

　　在中国把真话说出来是有秘诀的

　　多维社记者高伐林／专访《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中国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日益细密严格，许多问题被禁止披露和讨论，为什么《炎黄春秋》能够享有“网开一面”的待遇，连连发表敏感文章？杨继绳总结过若干博弈的“安全规则”，但他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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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知道“杨继绳”这个名字，是2005年4月在出走的前中共中央委员、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他的茶几上堆著高高一摞书刊报纸，最上面的一本书油墨尚香，就是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08年10月17日，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了专程前来的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他经十年调查研究，今年上半年出版了上下两册厚厚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这次专门讨论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会议上，做了题为《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的发言。三天会议结束后，他接受了多维社记者的专访。

　　《炎黄春秋》连续刊出敏感文章

　　杨继绳长相憨厚，穿着朴实，不像清华的毕业生，也不像新华社高级记者，倒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镇干部。因为他的《炎黄春秋》副社长身份，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但杨继绳对多维社记者有言在先：我不是《炎黄春秋》的法人和主管，按说情况不应该由我来介绍，不过多年参与杂志的运作，就谈谈个人的看法吧。

　　多维社记者问：那么《炎黄春秋》的主管是谁呢？

　　杨继绳说：杜导正主管，他是终审人。

　　杜导正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在新华社工作了近四十年，当过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在他的身份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就是《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管机构。不过，杜导正已经85岁了，他这个终审人，是挂名而已吧？

　　杨继绳却说：不，杜老可不是挂名，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要看。原来我也是终审人之一，后来写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本书，挨了上面的批，比较招人注意，杜导正就让我别当终审人了，只当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另外还有吴思和徐孔──徐孔是一位“老右派”。

　　《炎黄春秋》最近几年刊出不少题材和内容敏感的文章。像2007年7月号上田纪云《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率先正面描述被废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的往事：“1986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更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 ’。……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却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再如2007年2月号刊出谢韬的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时也洛阳纸贵，唤起众多猜测；今年5月号的《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从标题上就与“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迥然有别。

　　刘云山说“你们去看《炎黄春秋》吧”

　　多维社记者问道：眼下公认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日益细密严格，对互联网上的舆论也采用了各种行政和技术措施来控制，许多问题被禁止披露和讨论，为什么《炎黄春秋》能够享有“网开一面”的待遇？你们发表这些敏感文章，是跟有关方面通过气，得到特别的许可吗？

　　杨继绳连连摇头说：我们没有请示、也不需要请示任何人。

　　我追问：莫非当局真是要留一个“新闻自由”的标本，来做抵挡批评政府管制言论的挡箭牌？

　　杨继绳笑了：还真有这回事──中宣部长刘云山真的对批评者说过：你们去看看《炎黄春秋》吧。

　　他思忖了一下，接著说：这份杂志能够坚持一种相对开放的面貌，有多种原因。杜老是个老共产党员，思想仍然是体制内的，但他开明，看到了历史潮流大势所趋。我们杂志的顾问队伍，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等也多是党内民主派、多是老革命。主管机构对我们也给予了宽松的环境。

　　杂志的主管机构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5月10日，先后有萧克、周谷城、费孝通、程思远等人当会长，2006年换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为新一届会长，实际管事的是第一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多年来，炎黄文化研究会创办“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举办过多样化的学术研讨会，还编辑出版《炎黄汇典》等书籍；出版《炎黄春秋》也是其工作之一。不过，杨继绳介绍说：炎黄文化研究会对《炎黄春秋》基本上是不管，过一段时间，召去汇报一次而已。

　　而当局手上对杂志能打的牌又实际上很少。《炎黄春秋》是民间办的，又没有用他们的钱，现在发行八万多份，能够平衡收支，略有盈余。当局想过换人这一招，就要张文彬来跟杜导正谈。张文彬说：“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杜导正说：“你说吧！”张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找个接班人哪。”杜导正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回去就安排让吴思当了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是我们的内部运作，还是照常。

　　

　　“安全守则”经验谈

　　在当代中国讲真话，没有勇气是不行的；但是只有勇气又是不够的。多维社记者问：你们自己内部，对敏感文章要进行讨论，也评估过风险？──个人的风险和刊物的风险……

　　杨继绳说：那当然。几个副社长都要看，都要讨论，都要评估。不过，我们评估的是对于杂志的风险，个人的风险基本上不用考虑。近年来当局控制媒体的方式方法比过去还是聪明了、进步了：书出了问题，只处理出版社；杂志出了问题，只处理杂志──黄牌警告，停业整顿，换人，扣发书号，停刊等等。他们打压和查封报刊本来是因为政治问题，也说你是出了经济问题：卖书号啊，超越了出版权限啊。

　　评估风险，怎样才能“化险为夷”呢？杨继绳在 2007年香港大学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过：我们要当先驱，但不必当先烈。他总结怎样才能安全的规则，第一条就说：不要犯低级错误。低级错误往比高级“错误” 更危险。他举例说，《炎黄春秋》发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从过去50年当局奉行的理论标准来看，是颠覆性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危险，这是“高级错误”。而《21世纪环球报道》之所以被封，不是因为发了李锐文章，而是说中共中央同意李锐的文章。中央怎么会同意李锐的文章？这是硬给中共中央加上去的。中央当然恼火。

　　杨继绳列举的低级错误还有：对现任领导人的人格侮辱，对现行的重大方针政策正面挑战，泄露国家机密，国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敏感话题，等。

　　杨继绳介绍的第二条安全规则是，要了解国家允许的言论边界。“怎样才能了解这个边界呢？在于学识，在于眼界，在于经验。井底蛙当然不知道危险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条，恐怕《炎黄春秋》得天独厚：创办者与操作者多年投注心血，建立起雄厚的顾问和核心作者队伍，在网站上列出名单的“核心作者”就有近百人，其中有田纪云、胡启立、朱厚泽这样的前高官，也有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知情人及其后代，还有中共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各个山头的“大腕”，所持观点有“左” 有“右”，有体制内也有体制外。其它哪家刊物能集中这么多有学识、有眼界、有经验的顾问和核心作者？

　　尽管杨继绳讲得有理有据，但是包括他在内，《炎黄春秋》几位副社长多未能做到安全过关：杨继绳的书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基本上不能在国内出版；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吴思几乎每一本书都被当局禁止发行，其中就包括那本《潜规则》。但“潜规则”这一概念由于其新颖和准确而深入人心，《炎黄春秋》主办者就是凭借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与宣传主管部门进行博弈，总算在当局容忍度的边缘保持了平衡。

　　杨继绳归纳的最关键原因是：《炎黄春秋》多年来积累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今任何人若打算查封这家杂志，都要顾及政治成本太大了，是否承受得起？

　　新闻与历史，必须贯串“真”字

　　杨继绳1940年出生于湖北浠水，读高中时，经历过“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大饥荒，父亲被活活饿死，凄惨的印象深深刻在他的脑际。

　　虽然他从小爱写作，作文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但1960年考大学时，却阴差阳错进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不过，正待毕业时赶上“文革”，新华社要招学工科的记者跑工业经济新闻，杨继绳被选中，派到天津分社。一干三十多年。到他晚年，却从新闻转到了历史。杨继绳觉得这两者本来就是一脉相通，历史就是昨日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与历史，都必须贯串一个“真”字。他因三次探访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写作又总是萦绕让掌权者芒刺在背的敏感话题，招致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不满，先后被三任中宣部长点名批评，他的几本书也被禁，但他仍信奉“求真理、讲真话、做真人”的最高信条。

　　杨继绳告诉我，他跑遍了大饥荒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数易其稿，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披露，从1958年至 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上下，两者相加共计7000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人类当代史中空前惨痛的大悲剧。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和平发展年代里发生的惨剧。而这场大饥荒，也间接引发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是凝聚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也是为那 3600多万受难者所立墓碑之墓志铭。

　　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记者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能见证历史重大事件、能采写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杨继绳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运。他对多维社记者谈到很多采访过的人与事，我们将在今后陆续介绍。

　　

　　

回复[6]: 小木樨花 (2008-12-17 13:02:54)

　　>>杨继绳告诉我，他跑遍了大饥荒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数易其稿，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披露，从1958年至 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上下，两者相加共计7000多万人，

　　

　　杨先生真是好样的

　　本来是政府该做的统计，政府该给人民一个交代的……

回复[7]: 简单地说 大象 (2008-12-17 14:42:08)

　　饿死人:3600万--------坏事.

　　少出生:4000万--------不一定是坏事.

　　两者相加:7000多万----为何一定要笼统地两者相加?

　　

回复[8]: 就《墓碑》答客问 黑白子 (2008-12-17 15:18:17)

　　ZT杨继绳：就《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

　　

　　作者：高伐林

　　高按：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先生来美国开完关于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之后，回到北京，给我发来一些资料。以下是其中一篇，对于不了解1958年到1962年大饥荒全貌的读者，此文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你为什么写六十年代大饥荒这本书？

　　杨继绳：1958年到1962年，在正常的气候年景，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3600万人被活活饿死，还少出生了4000万人。中国古籍有“易子而食”的记载，而在1960年，父母吃亲生儿女、儿女吃父母的事情多有发生，人吃人的文字记载超过千起。

　　饿死的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么惨烈的事件，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少有的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事。而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至今还被人为地掩盖。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万饥魂，当然也对不起我从事的职业。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着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

　　高：你这本书揭露了中国一段黑暗历史，展现了一段痛心的悲剧，你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有违你的初衷？

　　杨继绳：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的民族。爱之深才痛之切。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每一点进步和发展，我总是由衷地高兴，对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人祸、罪恶灾难，我更是痛心疾首。

　　勇敢地面对本民族发生的灾难，揭露自己国家的人祸和罪恶，不能说是有损国家的形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没有人祸和罪恶？

　　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历史健忘症是国家的不幸，是民族的悲哀。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我这样做正是一种爱国行为，是和我的初衷一致的。

　　高：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摘？

　　杨继绳：作为一名有44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希望我们这个党真正为民族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也犯过很多重大错误。这段悲痛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把它写出来，谈不上是抹黑。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一个真心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政党，就应当主动地承认这些错误，坦诚地分析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诚恳地做好善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消减这些错误在老百姓心中的阴影。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老百姓心中的阴影越强烈。一个人长了疮，在他身体强壮时，切开脓包，排出毒素，痛苦小，风险也小。趁共产党政权还比较稳固时，切开历史的脓包，比到时候算历史总帐，冲击力要小得多，风险要小得多。我就是那个切开脓包的人。

　　去年我在香港时，一家杂志社的年轻记者问我：杨老师，你为什么不退党？我说：我现在每月交党费，过组织生活，我没有想到退党。她说：你不是承认共产党有不少问题吗？我说：基督教早年搞宗教法庭，火烧主张日心说的科学家布鲁诺，现在基督教不也很可爱吗？基督教能进步，共产党也会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内不仅有腐败，还有一股健康力量。正是健康力最，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后，这股健康力量会继续推动中国共产党前进。承认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历史错误，总经教训，正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进步的一种努力。我认识一些头脑清醒老党员，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支持和鼓励我写这本书。

　　高：你这本书出版以后会产生很大的震憾，这种震憾不会是当权者高兴的事，你考虑到出这本书的风险吗？

　　杨继绳：我已经充分估计到了写这本书的政治风险。在选择这个题目时，我就义无反顾。虽然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明白人支持我、鼓励我写这本书，但作为整个组织体系，整个权力结构，还是极力掩盖历史真相的。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我珍惜生命，但真需要我为正义献身时，我决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要前进，必须有牺牲。作为一名有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牺牲，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历史舞台上的喜剧，有悲剧。历史总是偏爱那那些为国家和民族而牺牲的悲剧角色。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英雄的奢求，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先贤们那种英雄气慨时刻在激励着我。有了这种气慨，就不怕任何风险。

　　高：有人说“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最真实、最全面、最权威的一本专著”，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杨继绳：我很感谢这个评价，看过书稿的朋友们也有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最终能不能获得这个评价，还得看读者的态度。不管能不能得到这个评价，我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采访的机会，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仅复印资料的费用就花了两三万元（完全是我自己承担的）。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我想，即使别人学术水平比我高，花的时间比我多，但他们不可能有我作为一名资深新华社记者的方便条件。

　　目前已经出版的关于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著作有以下几本：一，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二，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三，丁抒：《人祸》；四，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还有专门研究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的专著一本，即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我很尊重这几位作者的劳动，但他们都没有我这样的写作条件。

　　《墓碑》这本书分上下两册，共80万字。上册展示了十二个省在大饥荒中惨烈的的情况，展示城市居民不同类型人们的的生活状况，还对各省饥荒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本书的下册就与大饥荒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民深入的揭示和分析。如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计算，当时的粮食供求情况，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大饥荒年代的国民经济，“三面红旗”的提出和后果，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残害，庐山会议如何加剧饥荒，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等。书中所个绍的每一件事实都有最可靠的原始资料为依据，引用资料的注解有两三千条。

　　

　　

　　

　　杨继绳（高伐林摄）

　　

　　

回复[9]: 燕子VS黑白子 大象 (2008-12-17 15:35:51)

　　燕子:>>......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黑白子ZT:>>.....饿死的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

　　以饿传饿就这样形成鸟!

　　

回复[10]: 科长 (2008-12-17 15:36:14)

　　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王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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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的推算是，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2005年9月，中国民政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学者认为，趁熬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老人们还健在，社会各界应共同深入调查，用政府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完成这一浩大的抢救工程，为共和国留下可资征信的完整材料。（《看天下》10.22）

　　

回复[11]: 吴卫建 (2008-12-17 15:40:10)

　　>少出生:4000万--------不一定是坏事.

　　就是，到了80年代以后还强制性少生呢。

回复[12]: 此條目的中立性有争议 科长 (2008-12-17 15:42:2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9%B4%E5%9B%B0%E9%9A%BE%E6%97%B6%E6%9C%9F

　　三年困难时期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此條目的中立性有争议。

回复[13]: 蛇 (2008-12-17 15:57:04)

　　>少出生：X

　　不是胡说8道一下，少出生人数应该统计“死亡孕妇”的人数···

　　也应该属于“非正常死亡”！

回复[14]: 蛇 (2008-12-17 16:05:59)

　　饿死的好像都是农村的，我虽然没在农村呆过，但给我的印象是，农村起码有地、有树、有草、还有水中鱼、山中兽等，按道理来说，不容易饿死啊！要是真是饿死，什么也没有的城市居民饿死的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农村啊，但事实好像正好相反，真不可思议！

回复[15]: 大汉临离 (2008-12-17 17:07:39)

　　农村也不一样，发灾难财的农民也有的。不说别的，当年进城荬烂菜叶还一块五一斤

　　值得骄傲的是，咱同学家里据说那三年一两粗粮都没吃过，父亲也就是个地方局级干部而已。

回复[17]: 不用挖出来再埋 老唤 (2008-12-17 17:25:19)

　　下个月在美国那边就发芽了。

回复[18]: 不用挖出来再埋 老唤 (2008-12-17 17:34:08)

　　>>蛇:对了，借这个地方请教个问题。一个月前买了几个郁金香的球根，埋在土里了，可一直不见动静，上周末挖出了一个看看，突然发现我把那个球根弄反了，芽是发了一点点，可发芽那端是向着地下的方向埋的，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挖出来再埋啊？如果不重来的话，那些芽会不会绕着再钻出地面？请大侠们指教啊！

　　大侠:不用挖出来再埋,下个月在美国那边就发芽了。

回复[19]: 吴卫建 (2008-12-17 19:00:24)

　　大侠:不用挖出来再埋,只是开花时花朵往下开花。

回复[20]: 小木樨花 (2008-12-17 20:12:38)

　　＞＞饿死的好像都是农村的，我虽然没在农村呆过，但给我的印象是，农村起码有地、有树、有草、还有水中鱼、山中兽等，按道理来说，不容易饿死啊！要是真是饿死，什么也没有的城市居民饿死的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农村啊，但事实好像正好相反，真不可思议！

　　

　　我也是这么想的。听我妈说，她小时候生产队把粮食都交掉了，有几年自己家里口粮一点没有，没东西吃，每天黄萝卜叶清汤，还算是好的，对年纪大一点的人或者身体弱一点的人，大家似乎都有共识，认为该饿死（除此没有办法），连菜叶子都不给。结果到城里她祖母家里，每天都有大饼可以吃到。农村里粮食征收很暴敛，不管农民死活。城市居民口粮凭票供应，基本不会饿死。

　　我妈老家可是鱼米之乡。那里熟，天下足的。

　　前些年我妈对我说起她小时候看到陈家好婆活活饿死的惨景，妈妈虽然一再强调是“格个晨光”（that time）我还是听得毛骨悚然。

回复[21]: 小木樨花 (2008-12-17 20:01:29)

　　回９楼〉〉以饿传饿就这样形成鸟!

　　

　　要防止以讹传讹很简单，政府出面统计一下，拿出具体数据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亲身经历那场灾难的人证现在还很多很多，要统计并不难，起码精确到姓名和性别是不难的。遮遮掩掩不提起，好像没发生过一样，还要人家不许以讹传讹，凭啥要求这么高。

回复[22]: 昨天在香港买了《墓碑》 龍昇 (2008-12-19 18:07:33)

　　打算大概看看（我见到过许多墓中人）就送人（朋友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