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 从放养到饲养│弧笑弦│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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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从放养到饲养
弧笑弦 (发表日期:2010-11-24 09:46:05 阅读人次:1176 回复数:0)
我姥姥是位朴实乐观的东北农村老太太，不算中途夭折的孩子，她一生共计养育了八个儿女。她老人家虽然去世近20年了，但我至今还能背诵她那些用生活打磨得熠熠生辉的至理格言。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你们现在养一个孩子咋比我养八个孩子还难呢？”我姥姥这句格言的背景约当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的第十个年头。她老人家如果能够活到现在，大约就会明白一个道理：野生放养同家居饲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据我母亲回忆，在她小时候，获取口粮是十口之家最重要的奋斗目标。那个年代，每年春夏之交，庄稼地里刚好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个哥哥姐姐就会挎着柳条筐，向河对岸的山上进军。在我们那里的山坡上，生长着数十种可以食用的草本植物（俗称“山菜”）。山菜采回家以后，要进行细致的挑选工作（家家户户在这一时期都去采山菜，劳动效率低了采不到，效率过高过快容易误操作），避免把类似山菜的有毒植物吃进肚子。筛出毒草后，我姥姥会用磨盘大的一口黑铁锅烧水，将山菜掺上少量的玉米面（玉米磨成的粉状物）加以搅拌；当时买不起酱油，锅里只是撒上一把盐，之后把搅拌均匀的山菜团放在水里煮熟。　　　　这样的食品是当时的家常饭。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山菜几乎绝迹，吃不到了，大家转而另觅食物。其中有一种食物生长在橡树上，橡树的果实（一种坚果，当地称为“橡子”）成熟后被磨成粉，掺入少量的菜叶，仍以上述方法料理后吃下去。不过橡子这种东西很糟糕，连续吃过两顿以上，就会拉不出屎来。尽管如此，橡子毕竟帮助过无数家庭，抵挡住了当年那场大面积的饥饿。　　　　除了齐心协力解决口粮问题，其余时间，八个孩子基本上是不被约束的。这个意思就是，除非有必要进行集中，尽可以民主，想干啥就干啥，家长不会管你，也没工夫去管。用我姥姥的话说，就是“放一群羊”的意思，基本上属于野生放养状态。　　　　同今天比较，我认为那个年代的孩子尽管吃不饱、吃不好，却享有相对宽松的行动自由，这一点远非今天的独生子女所能比拟。不用刻意搜寻，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例证：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除了正常的课业之外，还要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特长培训。家长在付出金钱的同时，也收购了孩子的自由。此外，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的孩子真正进入了“精心饲养”的时代了吗？　　　　2005年初，上海一位家庭问题学者发表了一份报告。根据其对上海某个区的调查，得出这样一个平均数值：“养一个孩子，需要49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值，据说是基于2003年的物价水平得出的，学者本人申明：在中国的欠发达地区（比如一些偏远农村）和家庭，远远达不到这个平均值；但在另一些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家庭，又远远超出了这个平均值。我提醒读者注意：在目前的中国，“相对发达”地区所对应的，至少是占中国人口总数80%的农村；此外还不包括东南沿海以外的欠发达地区。让这些家庭用49万元人民币养一个孩子，等于让一只蚂蚁吃掉一头大象。不过我要特别感谢这位学者，他得出的这个数值，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看清中国家庭的真实处境。　　　　我们已知，家庭是先于婚姻存在的一种体制；婚姻被发明出来以后，进一步完善了家庭体制的构建。两者逐渐融为一体，集合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如前所述，婚姻的演变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脉络较为清晰，直至目前普遍倡行“一夫一妻”制为止，始终处于渐变当中。而家庭体制，基本上却是一成不变的，构架也呈现着一劳永逸的通用模式。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汉语中的会意字“家”，在世界所有语系当中最富于想象力：宝盖头意为房舍，房舍下面一个“豕”字，是猪的意思。连起来解释，就是“一个屋顶下，养着一头猪”。我们应该发现，“家”这个汉字虽然重要到了惊人的程度，却并存着一个惊人的疏漏，那就是人；反过来理解，有没有人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框架之下要有猪，或者说人就是该框架之下的那种动物。　　　　仓颉据称是发明汉字的始祖，他在“家”字的发明过程当中，可能主要考虑到了畜牧业生产的因素。我们知道，猪是一种繁殖力旺盛的动物，居“六畜”之首，多多益善。仓颉的用意大概是说：有房住，有肉吃，这样才算是一个丰饶和美的家呀！不过，他要对付的工作太多了，结果忘了把人的因素考虑到家，这样就留下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后患：身为万物灵长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不及一头猪来得实惠、看得重要。　　　　经过原始社会自由放养的家庭模式之后，私有制逐渐形成并开始说了算。一个屋顶下是否养着猪，以及养着几口猪，从此不再是家庭主人的私事，而成为权力干预的对象。权力意志感到兴趣的，当然不只是猪，更主要的是人。为了便于管理和集约经营，权力集团不断调整婚姻家庭的形式，使之发挥更大效能。历史走到孔子生活的年代时，家庭文化已经构建到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度。他的“齐家、治国”观念，也很快顺应了时势，成为官方语调，被积极推广。“齐家”与“治国”，历史性地被扯到了一起。　　　　无论“齐家”还是“治国”，都有一个总的前提，就是加快人口生产。即以家庭为基地，以“无后为大不孝”为统一宣传口径，实施分片包干制，规模化批量生产国家所急需的“豕”。在孔子生活的时期，诸候国之间正在没完没了地开仗，每个国君从势力扩张角度考虑，都将“备战备荒”置于首位。没有人丁，谁去打仗？没有人丁，谁来解决后方供应？基于这种共识，人口的大量繁殖便同国家利益勾连起来，呈现几何级数式飞涨，其态势远远超过“豕”的繁殖力，其效能一般而言也超过了“豕”。　　　　读者一定注意到，我在本书当中频繁使用“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压迫”的反逻辑，此逻辑同样适用于人口的粗放型繁殖过程。即：尽管权力干预人口繁殖具有很大的强制色彩，但对最小经济单元的家庭而言，逐渐发觉并未从中获益，反而无限加大了抚养子女的成本，因此不愿再响应政府号召。这样，权力集团就必须采取相对怀柔的新政策，来实现新的强制。正如同权力集团用“爱情”的名义对婚姻实施干预一样，对付人口生产，权力集团也须抛给家庭一个美好的肉包子。这个肉包子，就是“养儿防老”。　　　　此项宣传非常具有感召力，因为据说在生活资料十分匮乏的远古时代，有限的食物同无限增长的年龄之间，一度发生过较大抵触。在许多国家和民族当中都流行过类似“六十岁活埋”的风俗，就是把活到一定年纪而仍然不死的老者背上悬崖，或是扔到荒郊，任其自行了断。谁距离这种“待遇”更近，谁对死亡和遭遗弃的恐惧就会更深重一些，他们当然是在家庭当中暂时还说了算的长辈。于是，“养儿防老”的政治宣教首先受到家长的热烈拥护；一旦他们被搞定，以家庭为单元的人口生产基地，自然重新发动马达，恢复了批量生产。　　　　前文当中，我曾经着重指出家庭对于权力集团的首要任务，那就是和平时期纳税，战争时期纳命。应对高频的古代战争，家庭平素最重要的使命是生产粮食，扩充军备。一个多子女家庭，劳作一年打出的粮食，除充公以外，余下部分就可以作为自己的口粮；在农业生产技术单一的古代社会，人力资源越丰厚，剩余口粮的绝对值就越大。这也是家庭加快人口生产的重要因素。同样的道理，家庭在战争时期另一最为重要的使命是提供壮丁，换言之，即完成死亡指标的分派任务。一个多子女家庭，繁殖一生所生的男丁，除充军以外，余下部分就可以作为“防老”的储备了。　　　　人口的粗放型生产，沿续了几千年。由于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都从这种貌似合理性中不断获利，对家庭的这一使命始终给予积极鼓励，同时极力保护这种已由世俗力量担当维护的传统。如此一来，家庭体制相对于婚姻体制，便鲜有变化发生。　　　　截至1950年，全球总人口数为17亿，达到这个数字，人类共计花费了数千年的繁育时间；而到2000年，全球人口总数已经越过60亿大关，飞速增长的43亿人口，仅花费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在这个挤爆地球的数值当中，中国所做的贡献为世界所瞩目。尽管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及时颁布实施的人口抑制政策，但是第13亿人口大关，还是被一个北京时间出生的北京男婴突破了。　　　　在我离开自己的城市漂泊到北京之前，本市市长频频更换，最后一位市长年届退休，他在人代会换届改选后发表的就职演讲中称，自己可能是近年来惟一会干满一届回家养老的市长。此后几年，这位市长果然坚守岗位，但以外界的评价，政绩远远不及前几任那么轰轰烈烈。据说他把精力的主要部分就放在清理前任遗留下的烂摊子上面，为一大堆政治呆死账还债。我提到这件事是想指出，今天的人口挤压，同样由历史造成；今天所进行的努力，同样是为历史还债。比如中国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广泛深入地宣传“养儿防老”，早就使这个当初的肉包子融入传统的基因当中，成为今天每个家庭奉为圭臬的自然法则。这股强大的混沌力量，很难受制于一般性的新式宣传。　　　　同时我也在认真反思我姥姥说过的那句格言：是否放一群羊，真的如同放一只羊那样简单？反思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我放弃了这种比较。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人口数量本身（全球已经创建了一个足够60亿人口享用的超级粮仓，不出战争和超强自然灾害的话，养活地球上的人暂时没有问题），而在于养活的方式，即：放养与饲养的差别。　　　　回到本章的开头部分，近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孩子还处在野生放养的时期。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依据“49万元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推算，中国社会已经局部地进入了集约化生产人口、局部实现精心饲养的时期。但是饲养费用如此之高，大部分中国人如何承受？难堪的根源在哪里？　　　　在北京生活期间，我曾与一对“丁克”夫妇交谈，探讨不生孩子的问题。以我的粗浅之见，他们两人都毕业于名牌院校，读到了硕士，碰巧都在外企担当实力中层，合并月收入至少在两万元人民币以上，养一个孩子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他们对我的计算方式很不理解，反过来问我：“你能保证这个孩子从小有保姆、长大有家庭教师和家庭医生吗？国内的素质教育等于瞎胡闹，挣分数、考大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孩子的惟一出路，那么你赚够了这个孩子初中起就到加州留学的储备金了吗？中国的孩子18岁根本长不大，要到30岁才成人——也就是在他们娶妻生子之后——这笔储备金还得父母来出，付账以后你就得破产。这样一算，谁还敢生孩子？” 　　　　经过这对“丁克”夫妇点拨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孩子生不起，中国的孩子太遭罪。　　　　我所指出的“精心饲养”时代，仅仅局限于目前中国社会的先富阶层、城市阶层和高知阶层。在与之相对应的弱势社会阶层当中，“野生放养”的特征仍很明显，“养儿防老”的传统预算仍然流行。　　　　在对这两个阵营的心态比较之后，我认为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先说相同之处，就是都把“防老”视为年轻时代的第一要务。比如一个不知道“三险”、“五金”为何物的农民，到他种不了地也牵不动牛的晚年，养老资金只能向儿女提取。这样他就必须在青年时代加快生育步伐，刨除各种农业税和生产生活消耗，最终尚有生命利息可以提取。“防老”储备，在相对强势的阵营当中同样流行，除了积极参加各种保险之外，还必须尽可能地减少非生产性成本支出和消耗，首当其冲是把孩子“计划掉”。毕竟，“49万生一个孩子”不是个儿戏。　　　　再说不同之处，就是对个人幸福资源的分配各不相同。假如现在有一对年轻夫妇计划生三个孩子，以获取三份晚年的防老资金，那么他们就将从现在起付出三倍于别人的辛苦，把有效的生命期作为投资，奉献出去，在晚年可望获得幸福；相反，一对“丁克”夫妇则不必如此，他们宁肯养三只猫，也不愿意从年轻时起就因为抚育孩子而成为“负人”。由于提前支取到了有效生命期的幸福，大体上更不吃亏。　　　　从比较的结果来看，作为目前阶段的中国家庭，每一个看上去都比较“幸福”。惟一不够幸福的是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优生学的角度看，多生子女家庭往往达不到优生水平；而具备优生水平的家庭，则不愿多生或者根本不生。许多人类学家对此非常担忧，认为如此下去，多年以后会严重地降低中国人的人种质量。我个人的看法是，农民工也可以生出爱因斯坦，但以粗放型的人口生产方式，对于促进人种质量肯定力不从心。　　　　从人种质量角度追溯上去，两千年前“养儿防老”的鼓吹者真是罪孽深重。但是，不能因此就把儒家学者全部从坟墓里拉出来枪毙一遍，因为相对于权力意志，他们每个人都无足轻重，只是他们的主张恰巧搔到了权力集团的痒处而已。事实上，就算没有“养儿防老”理论的发明，当时的权力集团也会另想办法，实现对家庭人口生产的责任摊派。　　　　现实总是要负责为历史还债；历史也总是要由今天的现实来预约。只要家庭的第一责任（人口生产）不予卸除，多年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今天的作为抱怨不已，像西西弗斯一样，没完没了地为野生放养的历史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