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的虫豸，五分的魂儿│燕子│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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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的虫豸，五分的魂儿
燕子 (发表日期:2008-02-11 21:57:59 阅读人次:1824 回复数:1)
――日本记录片导演池谷薰　　　　历史记录影片《蚂蚁兵团》是我看的日本导演池谷薰的第二部作品。　　根据1946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美联合遣送日俘日侨会议公布，中国战区【不包括东三省】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为二百万零一千六百余人，加上后来沈阳联络总处的东北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联络处统计的数目，共三百以十多万人。对于潜逃的战犯，一旦发现，立即逮捕，并送交登船港口的当地军方扣留，主管局审讯。1945年11月，第一艘遣送船从塘沽起航。大遣送开始时，在山西、山东、河北等部分地区，仍有少数日军拒绝向共产党八路军作战，从而使一些地段的铁路被破坏，交通受到阻碍。但是绝大多数进入日俘集中营的人都殷切地盼望回国，一种叫“孤狗狸”的日本民间占卜像传染病一样流行。日俘们以此相互慰籍推测遣返日期和是否会作为战犯拘留。日俘们一听说要向港口集中，乘船回国，无不欣喜若狂。　　然而《蚂蚁兵团》通过现年逾八十岁的原日本老兵奥村和一，2005年与池谷导演在中国纵横3300公里寻找当年杀人现场的过程，讲述这么一段鲜为世人所知的历史：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秘密返回太原，驻扎在山西省的日军北支那派遣军第1军的5万9000名日军向阎锡山投降。阎锡山在中日战争期间，盘踞与山西省西部黄河一带偏僻山区，不与日军作战以图保存实力，他在山西搞“门罗主义”，推行自己的一套治理之策。此时阎锡山要同共产党争夺地盘，同时为使山西境内的二十几处日本产业继续维持生产，他准备大量留用日本的技术人员。　　8月31日阎锡山秘密走访投降的澄田徕四郎中将，要求第1军全部留下作为阎锡山的雇佣军同共产党作战。第1军装备完善，军容整齐，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阎锡山亲自跑到日俘营演讲，劝诱，允诺给予种种优厚的待遇。澄田中将经过思考，回答阎锡山，可以考虑部分留下。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长元泉馨等军官也投向阎锡山旗下。尽管宫崎参谋对阎锡山的做法提出谴责，向阎锡山出示了陆军总司令部关于遣返日俘的各项训令，但是双方讨价还价中，2600名日本兵在1945年8月以后继续留在中国作为“暂编独立第10总队”，编入国民党的正规军。胆敢违背波茨坦公约公然买卖军队的澄田中将原本是一名国民政府指定的战犯，软禁中的澄田立即成为阎锡山的军事总顾问，亲自指挥太原防卫战。1949年2月太原陷落前夕，由阎锡山一纸手书放行令只身乘坐飞机逃回日本，回到日本后被免除战犯责任，终老其死。而被澄田出卖与抛弃的2600名日本兵在国共两党激烈的内战中，约550人战死，其中不少阵亡前还高呼“天皇万岁”的口号，殊不知这时天皇陛下正在与麦克阿瑟合影留念、高谈阔论呢。　　活着的日俘被转送到矿山或农场劳改，最后于1954年全部回到日本。而幸存回到日本的2000名士兵，早在1946年被以“现地除队”为名，取消了军籍。他们与别的原日本兵不一样，活着的没有领取日本政府颁发的“军人抚恤金”的资格，战死的家属没有领取“遗族抚恤金”的资格。正如一位老兵说的：“我们像蚂蚁那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了”。　　奥村和一于1944年从早稻田大学专门学校被征兵。日语中“一般征兵”与“学徒出阵”的意义不一样，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保存国家栋梁，所有文理科大学生，一些地方甚至包括专门学校的学生，不到最后关头，决不将学生送上战场。 1944年以后，败仗的空气日渐浓厚，才不得已向在校学生征兵。1946年奥村在山西成为日俘，在军队人事处干部劝说和命令下，留在中国战场。1948年负伤，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以后在中国度过6年的战俘劳改生活。1954年回国以后，等待他的是早已于1946年被“解除军籍”的通知，换而言之，早在1946年“奥村和一”这个名字已经从军籍、户籍上消失了，他成为一个“黑户口”。而且由于在红色中国6年的经历，背后被贴上“亲共、赤色”的标签，很长的一段时间被日本公安盯为“要注意的人物”。　　2000名幸存的日本老兵中，以奥村为主的13名老兵终于在2001年，也就是战后半个多世纪后勇敢地站出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残留阵亡者作为公务牺牲，取消“现地除队”措施，承认至1954年回国前夕的军籍，补偿军人和遗族抚恤金，究明山西日本残留军的真相。2004年败诉。不久，13名老兵中病死、中风多名，剩下的5名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起诉，2006年9月，全部败诉。法院的理由是：2600名蚂蚁兵团是根据“自由的个人意志”留下的的“志愿军”，并非由军部命令留在中国作战的雇佣兵。　　天啊，天！记录片中一位老兵老泪纵横，捶手跺脚，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弥天大谎吗？战争结束后，谁不想立即回家呢？谁还会想留在异国他乡为不认识的双方卖打仗命呢？事实上，他们被军部告知的是，日本战败给了美国，而非中国，因此他们作为潜伏的先头部队留在中国，等待与日本本土再次送来大部队会合，图谋东山再起。　　影片中出现了早已脑中风十几年的90岁的宫崎参谋，在病床上嘶哑喊叫，到死为自己没有保护好部下遣返回国深感痛苦和耻辱。　　战后几十年过去了，奥村终于开口向79岁的老妻开始讲述一个人的战争。《蚂蚁兵团》的镜头下的是历史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呈现的瞬间，被历史、政治、国家、组织等权力愚弄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早年，我还看过池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电视记录片《延安的女儿》，讲述的是文革故事。延安农民的女儿王海霞，是当年北京下乡知青的被抛弃的副产品。父母回城后28年，音讯渺然。海霞决志上京寻亲，勾起的当年知青的千千心结和个人如何面对历史的真相的难堪表情。下乡的生父早就遁回北京，活得像个窝囊废，生母已嫁作他人妇，拒绝了见亲生女儿。历史戏弄和蹂躏了个人，个人也彻底背叛了自己。为海霞四处奔走寻亲的老知青，深宵对著镜头说：“我所做的，是要证明我是人，不是禽兽！”。一矢中的，人祸误尽苍生，但局中人追寻的，或许就是遗落了许久的尊严。　　导演池谷薰，一副憨厚而狡计的中国农民老脸，话不多，嘿嘿地笑。从1989年起拍摄和导演过多部中日记录片，如《达赖喇嘛叙述流亡30年》、《独生子女》、《印巴巡礼·检证日本的战争》、《黄土高原农民的今日》等等。由于拍摄达赖喇嘛，有几年被不允许进入中国。《延安的女儿》由于描写文革，《蚂蚁兵团》触及国共内战，目前中国都没有播出。　　当我问及他为何将目光始终投向中国，池谷缓缓的说：“缘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它，改变了我的命运。1989年5月－6月之间，我在中国，本来6月3日我预定要去天安门，但因为别的事儿给耽误了，没有去成。不久，在电视上看到了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使我感到极为震撼的是，当坦克和战车压境，一个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居然站在坦克前面，试图阻挡它前进。坦克转向哪儿，他就跟着跑到它前面，站立，挥舞，叫喊。看到这个镜头，我狠狠地咒骂自己，畜生！作为一个传媒人，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之际，不在现场，重大失职。我从这个镜头上看到了中国民众底层蕴涵的巨大力量。中国有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下有对策’里面蕴藏的就是中国底层的能源。历史和政治妄自尊大地奴役底层，戕害和摧毁底层的尊严，但是卑贱的小民，自有自己的节操。历史，绝非无意义的反复循环。我的作品，就是个人对于遗忘的抵抗。不久的将来，我要拍一部六·四的记录片，绝非知识精英的“六·四”，而是普通底层民众的“六·四”。　　日本的电影分作几类，大而言之，一类由松竹等大电影公司出资的商业片，他们也有“自主规范”，明的有，不允许拍摄影响青少年道德伦理的影片；暗的有，不许触犯天皇的忌讳。他们是电影市场的金融寡头。　　另一类就是池谷导演们的“有志者电影”。他们必须到处奔波筹资，靠有志者捐款。比如《蚂蚁兵团》在拍摄前筹资的宣传单甚至到了我这里，个人从一万日元【650元人民币】开始。他们需要3000万日币，最后只筹款到预定的小部分，摄制组几乎都是义工，边筹资边拍摄，池谷导演至今还全身欠帐累累。这样的电影，只能在小剧场上演，还要非黄金段时间。比如，最近小剧场上演的《太阳》，直接以昭和天皇为主人公电影，就是俄国导演拍的。描写被北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记录片是加拿大人拍摄的。纯艺术片也属于小剧场的范畴内。当然，还有连小剧场都不能进去的电影。比如，二战中国劳工、原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电影。只能由有志者自己通过NPO组织极小规模的上映会。　　当问及是池谷是否有拍摄故事片、娱乐片的计划时，池谷说，我的记录片就是人性与命运故事片。日本有句俗话，一寸的虫豸，还有五分的魂儿，何况一个人呢”。　　其实，我早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将流亡者的口述历史用记录片的语言保存下来。继今年刘宾雁去世之后，又有几位相继病逝或在病重。这个荒唐的世界，正在遗忘这些因思想、因文学而受难的流亡者。一个中国导演不能做？不去做？不想做？不屑做？的事情，或许一个日本人能行？这么思忖着。　　 2006年11月15日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