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十二生活的另一面│小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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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十二生活的另一面
小林 (发表日期:2006-07-28 17:56:54 阅读人次:1598 回复数:4)
生是日本人、死为中国魂　　十二　生活的另一面　　新的工作对小林清，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一项陌生的，全新的课题。当然也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可并非是身穿二尺半出身小林清力所能及的，也决不是靠革命热情和英雄主义能完成的。小林清有负组织重望。　　当时东北局某部对小林清，信任之深，待遇之好，实属特殊。但不幸得很，使笔者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勅书，书中言词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概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中国共产党东北局某部对小林清，实也令人感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小林清作了许多重要工作和贡献，艰难而且危险，他却完全没有料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及下场。　　此时此刻，生活却突然向小林清掲示出它的另一面。其实，像小林清这样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日本人，并不妨碍别人的晋阶之路，可是偏偏有臥榻之下不容他人鼾睡的“同志”以“莫須有”的理由打击他。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斗争史。这里面的哲学，这里面的訣竅，对于作为日本人的小林清来说，直到他死都没学会。　　作这一行工作需要冷静，綿密，細致的组织能力，残酷，无情的处理能力，正确，敏捷的判断力。而小林清在八路军干的是反战宣传，策反，大众性工作。量材适用，充其量也只适合当名宣传干事而己。加之他是军人出身，热情冲动，直来直去，感情用事的性格。好象不是干这一行的人材。不！根本就不应该干这行。中共东北局某部犯了一个用人不妥的错誤，硬是打着鸭子上架。可话说回来，不用你用谁？跟中国共产党忠诚，可靠，坦白，赤诚的日本人还真不好找。　　小林清犯了个一生的大错誤，而且是不能改正的错誤。　　在东北地区的大约近几十万日本人的遣送工作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到１９５２年告一段落。根据日本著名人士高崎达之助所著的『满州的终结』一书中的统計数字，从解放区回国的日本侨民达到２３万多人。　　根据１９５３年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连络委员会三个团体签定的『商洽协助日侨回国的公报』条约，全部日本侨民在在天津，上海，秦皇島三个港口集中回国。　　随着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天津，上海，鉴于此情況，在旅大的中共东北局某部也移到天津。小林清负责遣送日本侨民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但是，正如小林清后来所明白的，革命任务的趋于完成，他的使用价値也将告结束。　　他坦率真诚，什么暗箭伤人之类，在他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事。恰恰是他的“同志”和他的同事不容他在臥榻之上鼾睡。　　他的同事土肥駒次郎给他搞了黒材料，向上级打了秘密报告。　　土肥駒次郎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土肥駒次郎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野心主义者。小林清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喜欢喝咖啡。对工作好像很有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告密行为，后来发展到共产党内，成为一种风气，想要升官就告密。不过首次发明者好象还不是日本人―土肥駒次郎。　　“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 　　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活中，把人按政治关系的亲疏分党内党外，党内又有新老之分，有延安来的和地下党之分，党外有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分。这是典型的拉一批打一批手法，使得人们为了争宠取悦而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和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为了要达到分而治之和严密控制的一举两得的目的，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建立告密制度，并且用“向组织汇报”反映情況的名义使之合法化。这种制度鼓励和指使大家互相告密，掲发别人的所谓非革命言行甚至私生活，还把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赞美为“向组织靠拢”的表现。有的人为了讨好领导，争取参加共产党，或者为了升官，就以此为途徑，把别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积极地向党组织汇报，有的是口头，有的是递小条，也叫“打小报告”几乎成了职业密探。这种小报告往往断章取意，或者歪曲原意，甚至捏造誣告，但有关领导偏听偏信，未经核实，更不用说对质，就悄悄地存入到人事部门的个人档案袋中，成为下次政治运动中整你的根据，或者影响你的工作调动，升迁和前途的不利证据。　　而积极汇报的人則被封为“积极分子”，备受宠信。结果誣告有功，而被告密者則被当作“有罪推定”（Presumed　guilty）的嫌疑犯来对待，从来不对这种小报告中的事实进行核査，甚至不告诉本人，以致小林清一輩子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巳被当作不信任的对象。　　小林清一輩子命运坎坷，就像屈原一样，但至死不知原因出在哪里。所以，只要汇报和告密制度不废除，这种冤案隐患始终会存在。　　　土肥駒次郎是原满鉄调査部留用人员。他是日本的大学毕业，是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文化，有工作能力。但是没有小林清的革命資历，不把小林清打倒，他怎么升官呢。以小林清如此热情好友，毕竟还是看错了土肥駒次郎，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　在这里设想一下；有可能是小林清巳失去了使用价值。到１９５４年，全部日本侨民在『商洽协助日侨回国的公报』条约下，在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连络委员会三个团体帮助下，全部回国。作为某部和小林清来讲，再没有可派遣的日侨了。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小林清完成了历史使命。　　因为小林清在他活在世上之时，始终没有把他工作的具体情況告诉过笔者，所以只能依靠笔者的理解去猜測，这是非常痛苦而又不足为凭的，不能服人的，但也只好如此了。（处处保密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要想弄清真相，谈何容易。所以请原谅，总是猜測，遗憾的是这猜測和事实差不远）　　小林清的使用价值没有了，換个角度也可以说利用价值没有了。　　当时，日本政府外务省发表公报，说中国方面提供给日本方面的回国侨民名单中，回国的日本侨民不只这４万多人，还有以前曾留在中国大陆而现在情況不明的许多日本人，为什么不让他们全部回国呢？　　　其目的就是指像小林清，土肥这样的日本人。日本政府大概是很希望能把小林清弄回日本的。但没有真凭实据。又由于中日两国当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日本政府不可能向中国政府直接要求引渡小林清。但也不能叫日本政府抓住把柄啊！这里有着干渉其他国家内政的嫌疑。　　所以，把小林清“保密存放”起来，是出于国际形势的圧力下，那么内蒙古就是绝妙的好地方。离北京，天津都不远，交通也还方便。在当时的１９５４年，内蒙古是大后方，背靠苏联，即安全，又可靠。　　　正好在这时候，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解決了高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问题，会后发表的公报并没有公开高，饶的事，只提到一些干部滋长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強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圧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資本和独立王国”。并特别提倡要开展党内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了解内情的小林清没有想到，组织上趁势把他定性为“作风腐化，有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強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了不起。”的干部。　　如果组织上要決定不用他了，他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错誤；如果组织不想打倒某人，他的材料再多，也会被看成是“阶级敌人的挑拨”，而被置之不理。　　他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对于日本政府外务省发表的公报、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６日就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留在中国大陸的日本人问题发表声明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愿意回国的在华日本侨民一向是給予各种便利的。到１９５５年３月底、经过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赤十字、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连络会的共同努力、在原有总数約３万５千名日侨中、巳有２万９千名愿意回国的日侨返回日本。现在虽然居留中国的有６千多名日侨、他们表示愿意長期或暂时侨居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有力地驳斥日本当局的不实之詞：　　“现在日本政府竟提出所谓“撤侨问题再没有进展”的指責、这是毫无根据的。相反的、中国在日本有数万侨民、他们的权益并未得到应有的照顾。他们同祖国和家庭的联系还受着阻扰、他们更没有回国的便利。可見在中日两国侨民问题上、应該谈判解決的并不是日本侨民问题、而倒是中国侨民问题。”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一些愿意回国的华侨也搭乗“兴安丸”“白山丸” “高砂丸”三只船返回中国、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三只船中以“兴安丸”客轮最大、“兴安丸”接送回国的日侨和归国的华侨、因此也最有名。　　这些回国的华侨大多数成了发展中日友好工作的骨干力量。他们曾在日本生活学习过、日文嫻熟、对日本的社会、文化、民情有較深的了解、因此他们能得心应手、遊刃有余地进行对日外交工作、并逐渐成为中国对日外交中的中坚力量。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非林丽韫莫属。林丽韫是台湾台中清水人、后在台北上小学、因当时家乡遭遇地震、８岁时随家移居日本神戸。１９５２年高中毕业后、林丽韫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在父母的支持下、与著名作家陈舜臣的妹妹陈妙龄一起来到北京、就读北京大学生物系。由于日語精湛出色、林丽韫从１９５４年起担任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日語翻译、２４岁时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后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的林丽韫曾是中共“十大”至“十五大”的中央委员、“十六大”的代表、从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后获连任６届中央委员殊荣的大概除华国鋒外、别无他人了。　　另一位曾任中国駐日本大阪領事館的領事的郭平坦、他家是关西地区有名的华侨家庭、他本人于１９５６年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因他自幼生長在日本、不少日本人称郭平坦的日語是归国华侨中最优雅純正的。还有曾任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長的黄世明等人都是这个时期归国的。　　随着沧桑岁月的流逝、他们大多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感到欣慰、他们童年生活在战争期间的日本、曾亲身感受过当时日本人趾高气揚、高人一等、将中国人視为“二等公民”的岐視行为。多年后、他们作为外交官在与日本交往中欲备受日本人的尊敬乃至恭维、对此他们感触良多、一致认为年轻时选择回归祖国的道路是正确的。　　而当小林清认识到、年轻时选择回归祖国的道路也許是正确的时候、他巳经在现在的道路上走出了老远了、没法回头了。　　同时、在日本的华侨也从舞鶴港搭乗以上船只回到中国。其中有一位日本人和华侨们一起来到中国、她就是专门学习中国文学而喜欢上中国、愛媛県中学教師的藤原素子女士。当时只有中国留学生、华侨才能回中国、日本人是不允许来中国的、她以和中国留学生结婚为借口、才好容易来到中国。她乗“兴安丸”来到中国以后、在河北省保定市一所中学做教師、后在河北大学教日語、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研究、加入中国国籍、改名为藤穎、并当上第七期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５日、周总理接見以田尻正泰为首的日本民间广播联盟代表团和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記者的时候、专门就日本政府提出的调査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的问题发表谈話説：　　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駐日内瓦总領事向我国駐日内瓦总領事提出了调査所谓“下落不明”的3.5万名日本人的问题。接着日本众议院议员広瀬正雄氏又两次給我来电、要求派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来调査所谓“行踪不明的日本人”。这是一个突然而来的不友好的行动。对日本侨民问题、我们己经进行了处理而且还在处理。　　按照国际慣例。这些事情是应該在恢复邦交以后才能解決的。但是、我们没有拘泥于这一国际慣例、而在中日两国还存在着战争状态的情況下、就通过日本三团体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加以解決。3.5万人左右的在华日侨中、经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助返回日本的己到达2.9万多人、犯有各种罪行的前日本军人和免于起訴的战争犯罪者1500多名回国数目还未計算在内、１９５７年９月间、还有８名满刑的和年老多病提前释放的战犯将被释放。　　周恩来总理最后极其郑重地説：　　“这些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岸信介首相是故意同中国为难、挑拨亚州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拿誣蔑中国来討好美国、以便取得美国的援助、进行重新武装、复活军国主义。我们希望日本能夠摆脱美国的控制、早日恢复中日正常关系。岸信介首相的做法是同中国的愿望相反的。当然我们相信日本人民是愿意中日友好的。” 　　最有力的辨解也不如反驳。　　有关战争犯罪者主要指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关东军的将領们。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红军開始向占領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猛烈进攻。凭借战胜徳国的余勇、手中有苏联制造和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得到的大量武器弹药、向关东军发动毀灭性打击。关东军在中苏边境的工事大都不太健全、因而很快被苏军打得望风披糜、有的阵地两天之内被倾泻７０００吨砲弹、許多关东军未見到苏联红军便被大砲轰死在阵地战壕里。　　从８月９～２１日、苏联红军仅以3.2万人伤亡的代价、取得歼灭关东军67.7万人的巨大胜利。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参謀長秦彦三郎按照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命令、率領关东军９７名将領、１５００名校佐在長春的关东军东城演习场、列队向苏联红军繳枪投降。　　在关东军官兵的哭声中、１５００多名关东军将校被押上几架飞机、腾空而起向遥远的北方飞去、两个小时后降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王爷庙、把日本将校们押到一座兵营关起来。第二天、苏联红军把这些关东军将校送到赤塔、关在这里的战俘収容所、然后又转运到伯力、即哈巴罗夫斯克第４５特别収容本部。　　１９５０年初、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期间、曽与苏联外交部長维辛斯基谈到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日本战俘及伪满战犯问题。日本投降后、中国忙于解放战争和国家重建工作、忙于内战战俘处理、任务繁多、百废待举、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日本战俘及伪满战犯、只好麻煩苏联代为看管。当然、这批战犯中国要接受过来并加以审判、但是因为那时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战犯方面、而审訊内战战犯的时间最快也要１９５１年。　　周恩来与维辛斯基商谈、按照中国的实际情況、应該先处理内战战犯、以平民憤、后期再处理日本和伪满战犯为宜。因此、对苏联应該移交的日本伪满战犯、可否請苏联政府暂为代拘留、到１９５０年下半年再行移交。　　１９５０年６月、苏联駐中国大使罗申正式通告中国方面、苏联方面准备向中国移交日本、满州俘虏。周恩来和中国政府认为接受日满战俘的时机巳经到来、決定由外交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共同研究接受日满战俘的具体事項。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与苏联方面友好协商、決定在中国黒龙江省绥芬河車站进行交接。为此双方商定、塔斯社届时发表中苏移交日本战犯的联合新闻公告：　　苏联政府決定将９７１名对中国人民犯有严重罪行的日本战俘移交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此事、塔斯社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２日及６月９日业巳声明。　　上述日本战俘巳于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８日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負責移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負責接受完毕、并将与此有关的主要材料由苏联方面移交給中国方面。双方代表并就此事签訂了战俘交接的议定书。中苏两国交接战俘工作、至今巳告完成。　　苏联代表团像扔下一堆大包袱一般向中方深恶痛絶地介紹战俘的表现説：“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頑固不化的坏家伙、根本无法改造、只有杀掉！” 　　周恩来了解到日本战犯的思想情況、明白这是一场艰巨的工作、決心要做到苏联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与毛泽东研究、异常重視这些日本战犯的接受、关押和审判问题、亲自做出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決策。　　周恩来很快召見公安部長罗瑞卿、司法部長史良、传达毛泽东和他研究的审判原則：　　“我们把这一批日伪罪犯接受关押起来、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日本战犯大都在侵略中国的战场上血債累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个设想在当时是极其大胆的、周恩来完全明白其艰巨性。　　“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該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説杀一个、一百个也很容易得很。我们还是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長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抽调干部、修建监狱等接受日本战犯的細致安排。对于撫順战犯管理所出现的问题、周恩来了如指掌。对日本战犯提出的要吃米饭的要求、不少人认为是异想天開、周恩来听完全电話請示立刻做出指示：　　“吃大米、是日本民族的习慣、可以尊重。可以給日本人吃大米饭、要把他们改造好不是么！” 　　那时、看守日本战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日两餐高梁米、給日本战犯优待、按周恩来指示改成一日三餐大米饭。　　１９５４年１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抽调７００多名司法干部、进行偵訊工作。这項工作注意个别偵訊和认罪检举相结合、严肃审问与广泛调査相结合、加上耐心教育。经过东北工作团的实地调査、日本战犯的罪行基本査清、对日本重点战犯做到了罪証确凿、鉄証如山。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通过了审判日本战犯的決定：　　“现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則和人道原則、对我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极其严重的損失。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該予以严惩、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１０年来的情況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巳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決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寛大政策分别处理。” 　　１９５６年６月、分别在沈陽、太原做出了审判。这是中日两国间的一件大事、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合会三团体专门来接运即将回国的释放战犯。　　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７日接見了他们和战犯代表。日中友好协会的長野右衛门转达了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对中国释放日本战犯的寛大措施所表示的謝意、周恩来很有风度地回答説：　　“几年来的情況起了变化、所以我们決定了这一方針。中国政府決定分三批释放日本战犯、释放的人数超过1000人、只有４５人巳经准备判刑。这些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在中国人民面前、如果日本战犯一个也不判刑很难交代。” 　　第二天、周恩来又接見日本国营鉄道工人访华友好代表团、日本亚州委员会文化代表团、日本法学代表团和日本电影代表团及貿易人士、他分析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与日本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　　战后中日两国的情況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站起来成为一个新国家、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圧迫。这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相互接近、相互友好。周恩来説：　　“战犯在东京、紐伦堡的法廷上都有判死刑的、但是、我们考虑现在不需要这样做、可以从轻处理、而且、我们还考虑可以邀請这些战犯家属来中国访问、看看自己的亲人。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一小部分战犯判刑呢？这是因为对中国人民要有个交代。” 　　在场的日本人士无不对中国人民的寛大为怀态度所感动、对周恩来总理一再表示深切的感謝、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建议通过处理战犯问题、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我报告这些情形、希望各位回到日本后向日本人民解释、中国政府也要向本国人民解释、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再開始中日间全面的友好合作。我们的飞机场、火車站、碼头为你们開放得越多、那就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鋪平道路。中国人民和中刻政府随时都伸出友谊之手、随时都愿意和日本政府商谈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问题。” 　　在中国政府关怀下、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８日、被中国释放的１０１７名日本战犯从天津乗“兴安丸”回国。　　而小林清却没有这些日本战犯那么好运气、小林清落在康生的手里。中共中央某部是直接归康生领导的（延安时代时，康生是中共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副部长是潘汉年），一貫是左倾路线占主导的部门。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以“抢救失足者”为名，陥害了许多好同志。康生办认反革命分子的眼力，他能从容貌，动作，兴止上分办好人坏人的高超相面术，早在延安时期之前就达到炉火純青，“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使用这些特异功能，残害了成百上千的党内外知名人士。秦桧陥害岳飞，当被人质问时尚支吾道“莫須有”，康生陥人於死地，甚至连“莫須有”都没有。他比秦桧高明之处在於，预先设定罪名，逼人就范。不屈服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至死不认也没关系，有无人证，物证，口供都不重要。一样定罪，处置。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宁愿错杀一百，不愿错放一个”在这一点上，康生和国民党是同车之辙，如出一师。　　说实在的，在这样的部门里，小林清能以全身而退，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当时，杀人灭口，不留后患。康生也能作得出来。幸好那时康生在任山东省党委书記，不在中央。他由于在延安时的恶行，解放后并不得意，一直以养病为名，躲在幕后等待时机。所以小林清只给了个流放的处分。　　而土肥駒次郎却有和小林清不同的下场，他被养起来了，专家待遇，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后院，于７０年代去世。妻子土肥种子也在中国去世。　　土肥駒次郎享受外国高级专家待遇，平常连水都不喝，喝的是咖啡，吃得就不用说了，享受幸福生活。他比小林清小几岁，却早早去世。小林清屡经磨难，却终于身体尚健地望到了曙光。　　　１９８４年夏，小林清夫妇被玖村芳男拉着去北京友谊宾馆看望土肥駒次郎的未亡人土肥种子，他深深感觉到，有些事情正如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这时的小林清，頗有权势，是揚风快帆，春风得意马蹄轻，似有飘飘然的感觉。用中国话讲“不知老几！姓什么了！” 　　笔者在工作之便，采访过几位当年曾被小林清遣送回国的日本侨民，有切齿恨他的，有破口大骂的，还有感恩不尽的。真是众口不一，无法归纳而己。但一位知情人谈到小林清的工作说：“当时谁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还让保密。那个时候，那个部门的工作整个都很幼稚。” 　　他一个日本人，先是当“新民行”的老板，后是任“秋林公司”的经理。在旅大有权有势，颇为引人注目。　　这时期的生活，这是他人生中的順境。人在順境时容易犯錯误。当时，他拿着活动经费，在日本难民中出入。当时，他让谁回国，一句话就是。拜访他的，求情的，送礼的，堆满了他门口。他自己讲，钱，物一概不收，（当时他待遇极高，出门都是坐轿车）是八路军的作风。他说，“三大纪律，不拿群众一針一线。” 　　而为了早回国找上门的日本女人，他笑纳不拒，照单全收，日本皇军的作风。他还洋洋得意地说： “我的第一嗜好是革命，第二嗜好是女人。” 　　其实，小林清从根子上就喜欢异性，从小就有喜爱女人心态，跟女性在一起，精神特别好，心里也覚得舒暢。以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后，才知道这是“阶级烙印”。　　组织上知道小林清的毛病，也对他做出过严肃的批评，给了他应有的处分。但他就是改不了，他痛心疾首地用拳头拼命擂自己说，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我他妈的把自己骟了吧。　　开始小林清对给他的罪名有过怀疑，和左倾路线执行者进行反驳，争斗。军人出身的小林清想必“武士道”精神发作，粗魯，硬气，又爽快的山东腔的“操他妈”三字经也一定没少骂。他这时的中国话虽说没有问题，但是反驳，辧白，还是相当不行，最起码当时反应不过来。一直到死，他的日语比中国话好。中国话里他最熟练，脱口而出的，恐怕还是三字经吧！　　在山东八路军教育出来的小林清骂起人来，既没有语言的修饰，又不懂中国语言的深奥，活脱脱是个暴烈的大兵！这种感情化的争吵，不仅无助于他，并且使事情更加恶化。　　结果，组织上让小林清去大后方―内蒙古学习商业，组织上说，由于你的工作机密性強，在大城市有危险，特别是有日本人的地方更危险。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但小林清表示不愿意去“安全”的大后方学习，他想去当时在刚建在北京的，培养日本革命斗争干部的马列主义学院第２分院学习。　　当时，留在东北工作的日本人解放连盟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日本人，都进入马列主义学院第２分院去学习，（第１分院是东南亚各国的革命同志）这个学校是中国帮助日本培养革命斗争干部的学校。就像２０年代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样。一开始学校办在河北省邯郸，后来移到北京市西宛。约有三百多人，大部分是在中国参加解放战争的日本革命者，还有的是从日本乗船偷渡过来的日本共产党员。当时的校长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文山（高倉てる），副校长是中国的连貫同志和漆克昌同志。　　这所学校是附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列主义学院，该校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５年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列主义学院；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６年称中国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１９６６以后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可是从这里毕业，回日本的日本同志都说是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　　据大城盛德（秋山徹）回忆说，小林清也想去马列主义学院第２分院去学习。在旅大市公安局外侨科工作的秋山徹和大山光义同志向东北局来的王晓云同志（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员，曽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死在任上）提出了去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候补者名单，名单里有小林清名字。这样作的话，可以使小林清和大家在一起，将来有可能一起回国。大城盛德他们都知道小林清所在组织的机密性。　　王晓云同志对秋山徹和大山光义说小林清和你们的组织不一样。他的组织的领导不同意小林清去马烈主义学院学习。　　小林清不知道，武藤恵子也去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了，一直到１９５８年才回日本。武藤恵子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小林清没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呢？　　马列主义学院第２分院于１９５７年解散，所有日本人教员，学员也于１９５８年归国。正赶上日本首相石桥湛山突然生病，由岸信介上台执政，岸信介年青时作为农商务省官僚，被派往伪满州国作产业部长。战后被定为Ａ级战犯，遭到美军逮捕，１９４８年释放。１９５３年加入自由党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岸信介作为极右派，上台后冻结中日关系。１９５８年５月，长崎市内的百貨店举办中国物产展览会，挂在展览会的中国五星红旗被一暴徒撕下。该日本右翼暴徒被警察逮捕后，即刻被宣告无罪释放。岸信介内閣还挑衅发言，称日本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即使撕掉中国国旗，也不应该算刑事犯。　　“长崎国旗事件”马上引发了中国的強烈抗议，中方矛头直指岸信介，指名道姓地批判岸氏。岸信介担任总理的１９５７年２月到１９６０年７月，日中关系几近中断。所以，于１９５８年回国的日本同志们可惜归不逢时。正逢冷战开始，岸信介右翼政府执政，世界上也正赶上麦卡錫旋风，大多数人被定为赤色分子。生活，行动都被警察跟纵，监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给日本培养革命斗争干部的学校最后没有像中国共产党期待的那样出现革命斗争干部。倒是出现了许多合法的众议员，参议员，如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原众议员工藤晃，榊原利夫，立木洋等都是这个学校出身的。　　组织上命令他去学习时，在这样的时刻，小林清就变得怒不可遏，他厉声高喊说，我不愿意。他呆在天津，住在劝业场附近的恵中饭店。　　为了达到让小林清去大后方内蒙古学习的目的，组织上软硬兼施，哀求哄骗全用上了。　　过年了，组织上請小林清吃饭。吃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的意义，西方人很难一下子弄明白。自从太史公写下“鴻门宴”这一千古绝唱后，中国的吃饭的外延直朝着无穷大膨胀开去。　　吃的什么饭，小林清记不得了。　　部长一向不太喝白酒，但服务员拿上红葡萄酒时，他一摆手：　　“撤下去，这是过年，来真的，上茅台！” 　　服务员欲待斟酒，部长又是一摆手：“我来斟。” 　　小林清连道：“部长，这可不敢当哦。” 　　“什么敢不敢当，小林，我斟酒是有道理的啊！” 　　“什么道理，愿听其詳。” 　　“我们相识多少年了，小林？”　” 　　“１９４６年我到部里，到现在７年多了。” 　　“７年，真不容易啊！当年你冬天游过鸭绿江，经过朝鮮到长白山，进入组织，那时咱们一貧二白，你还记得吗？咱们作了多少工作啊！把那么多的日本难民送回日本，给国家上繳了多少財物，买了多少飞机，支援朝鮮战争。不容易啊！小林清，清廉！清洁！为中国革命作了很大贡献！现在中国強大了，这都有你一分功劳！”说着：　　“喝！干！” 　　真怪，小林清本来郁郁的心情，忽然热起来，那是一种帯了酸滞的热。三杯酒下肚，小林清连脖子也红了起来。　　这时的酒已不像刚入口时那么灼烫、辛辣了。变得绵软、光滑，香气馥郁。酒流下肠壁犹如雨渗旱地，所到之处滋润有声，青苗芳草舒茎张协，如梦方醒充满生机。嘴里兀自可以品咂草苗穗饱满多浆的无穷甘乱。小林清愈喝愈觉得神清目朗，愈喝愈觉得通体剔透，愈喝愈清澈，愈喝愈晶莹，有如月光照空潭，渐至忘情渐至于我…… 　　他感到自己正在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一种亢奋，类似慷慨赴义的悲壮；一份深沉，顿感任重道远的毅然决绝。泪水涌上了他眼眶。他充满感情地说：“１４年前，我是一名曽经在战场上将枪口对准八路军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八路军不但没有把我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把我当作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对待，并使我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覚醒。我曾向自己发誓：永远跟八路军走。” 　　宾主频频举杯，融洽无间，酒酔之后，部长用“人格”担保，去内蒙古学习三年，将来日本革命成功了。那时你就可以回日本，就是日本商业部部长。“人格”在炉火纯青的政治家手里，也可以当作一张牌打出来。技高一筹，脸皮厚一寸。说人格担保，也是当时政治手段。　　拙于汉语的小林清眼睛又湿润了：“我这条命是共产党，八路军给的，党叫到那里去，就到那里去，你给我敬酒，我不敢不喝，干！” 　　小林清是在最后时刻屈服的。　　由于激动，加上酒在作怪，小林清禁不住高兴起来。早些时候的愤怒已被忘得一干二浄。他们站起来，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甚至大动感情，泪流满面；无法唱下去。　　还是后来一位老上级仲曦东说的好：“当时唯一缺少的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部长只是缠绵淡雅地劝小林清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窗外皑皑白雪，看了看小林清通红的脸，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同志了。这最后一杯酒，小林清一定是高兴地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吧。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小林清心头的哀音。既然另一个民族的人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去呢！在扑朔迷离的政治格斗中，取胜的究竟是恪守仁义信节操的道德君子，还是指鹿为马的冷血杀手　翻遍中国二十四史，在凱旋的号角声中，骑在胜利女神身上的，没有一个谦谦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