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中曾经提出这样一种观点：
“ 近代日本的历史，是一部在对华认识上失败的历史。”
的确，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与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可以说，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中国问题，自始至终与日本的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而如何看中国，无疑是近代日本对华政策、对亚洲政策乃至日本整体国际战略赖以形成的重要前提。
近代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到了德川时代末期（幕末），日本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回首历史，近代日本书写的，无疑“是一部在对华认识上失败的历史”。
圣人君子之国
关于幕末以前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日本学者日比野文夫在“幕末日本中国观的变化”一文中做过一段十分生动的描述：
“ 江户时代的知识阶层对中国的尊敬是非同寻常的，他们关心的对象虽然从儒教逐渐转向文人墨客的趣味，但热情丝毫没有改变。能够去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长崎游学，是他们一生的梦想。许多日本的文化人虽然无缘直接见到中国人，但却渴望结识离中国更近且同样拥有中国文化的朝鲜人，因而总是翘首期盼十几年才赴日本一次的朝鲜使节的到来。”
中国学者严绍 将幕末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概括为“一元论中国观”：“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漫长岁月中，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之间思想与文化交融的特殊关系（中略），所以日本人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始终怀抱尊敬的态度。自飞鸟奈良时代起，直到江户时代，在这一千余年间，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日本人对丰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与它自身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关联的同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都始终尊敬如一。这便是从尊敬中国的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而伴之以憧憬整个中国现实的日本‘一元论中国观’。‘ 一元论中国观 ’，的基本特点，是知识性与理念性的。这就是说，古代日本人主要是通过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来与中国接触，并以此理解中国，由此在观念上产生敬仰之情。作为民族的一种心理传统，世代相传。”
日本学者长谷川庆太郎认为，“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作‘ 圣人君子之国 ’。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尽管对于“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作‘圣人君子之国’”等等在日本人的中国观发展变化过程的时间划分上的判断难以苟同，但是，总体来看，对于幕末以前的日本人而言，中国是“盘踞”在日本头顶上的一个泱泱文明大国；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泉，是憧憬和学习的偶像。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
19世纪中叶，是东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西方列强的武力东进，使得围绕日本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西方列强首先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1840年6月，英国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最终清政府战败求和，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社会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后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也接踵而来，要求分享侵略利益。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于沉睡着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强烈的震撼。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遭受过这样的民族耻辱，从未经历过如此全面、深刻的民族危机。
马克思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护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只知炫耀上古圣人之德，不察古今之变化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给日本敲响了民族危机的警钟。
井上清在《日本军国主义》中指出：“鸦片战争，一下子暴露出中国这个古老大国已经变得极其腐败无能。从此以后，中国很快被从南面压迫上来的英国和从北面入侵的沙俄打头阵的欧美列强变为半殖民地，中国的广大领土遭到瓜分。（中略）正当幕府等被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吓破了胆，面对西方束手无策时，1853年（嘉永六年），美国提督佩里率领的舰队开进了江户湾，转年，不容分说地迫使幕府缔结了亲善条约。随后，美、英、俄、荷、法五国，又迫使幕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从此日本就被纳入了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市场。”
一个令人崇拜的强大帝国和礼仪之邦，竟然被西方夷狄击败，这引起了日本人的忧虑和警觉。鸦片战争的教训，不仅促使日本重视和关注西洋，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这个“老大帝国”。
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一些开明之士就已经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及中国等亚洲国家所面临的矛盾。1838年，渡边华山（1793～1841）在《慎机论》中指出，西洋“艺术精博，于鼓励教、政之羽翼方面，似非唐山（注：指中国）之所及”，认为如今中国的文明未必如西洋文明。1839年，他又提出了中国和印度的文明日趋停滞衰落的观点，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惟我独尊”、因循守旧的思想意识所致。渡边华山在《外国事情书》中指出：“在此地球内，诸如唐土之类，视一国为天下；诸如印度之类，视地球之外尚有三千世界。毕竟皆为空疏无稽之谈，只知炫耀上古圣人之德，不察古今之变化。”
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佐久间象山（1811~1869）、水野忠邦（1793~1851）等也敏锐地察觉到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佐久间象山指出，“英夷寇清国，声势相逮”，认为形势十分严峻。鸦片战争爆发后，时任德川幕府的老中总揽政务的水野忠邦立即意识到，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胜海舟（1823～1899）在《开国起源》中也特别强调：“ 邻国之事也是我国之鉴。”
可见，众多有识之士均以鸦片战争为警钟，纷纷提出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他们认为，清政府的政治腐败、武备不修，以及封建统治者狂妄自大、因循守旧，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伴随者“西力东渐”以及中国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日本人的中国观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1862年，“千岁丸”访问中国，堪称是导致日本知识阶层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巨变的又一重要契机。
支那固陋而导致自灭
“千岁丸”访问中国，正值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1856年10月，英国和法国为了扩大在华利益，再次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又一次大量丧失了领土主权，导致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 千岁丸”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来到了中国。
参加“千岁丸”中国之行的成员，大多为各藩挑选出来的年轻武士。这是自锁国以来，幕府首次派遣官方船只来中国，同时也是开国后，幕府企图打开与中国交往关系的一次尝试。“千岁丸”抵达上海后滞留了两个月。许多人写了不少文章和日记，记述见闻和感受。
展现在“千岁丸”上的日本人眼前的中国，是一幅凄凉的景象。峰源藏在《清国上海见闻录》里描述说：“清方连把守上海城门的兵力也不足，现在是交给英法两国来守城门。”“ 城内书院成为英军营房，乱丢孔子画像，人影绝迹，其情可悲，令人不胜叹息。”他指出：“目前上海的形势是：内有长毛（即太平军）的进迫，外有洋人的压制，清朝官府不过在城内苟延残喘。其手脚已动弹不得。”
吉田松阴（1830~1859）的学生、维新志士高杉晋作（1839~1867）也是“千岁丸”上的成员之一，他写道，“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法属地，又可也。”认为上海实际上已成为英法殖民地，而这不仅是中国的耻辱，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前车之鉴，必须铭记在心。高杉晋作在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之后，总结说：“支那固陋而导致自灭。”
目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遭遇，许多日本人与“ 千岁丸”上年轻武士们的感受一样，将中国视为“天下万国之殷鉴”。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就是横井小楠（1809～1869）和福泽谕吉（1834～1901）。
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
横井小楠是幕末的开明思想家。1855年，横井小楠阅读了中国思想家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之后，受到很大震动；1860年，横井小楠完成了其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作《国是三论》。
《国是三论》融汇了横井小楠全部思想理论的精华，文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袭和欺凌而束手无策的悲惨境地，告诫日本切不可“ 坐视旁观”。指出：“宜鉴支那。彼为亚西亚洲之大邦，往古大贤相继勃兴，文物先于万国开放，古分草昧之万国为九夷八蛮，施怀柔之政。自此以降，主暗愚而失，贤明而兴，世代故多有革命，然自称中国华域。待万国以蛮夷无异古夕。（中略）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海外诸国往往穷理开智，施仁崇义，国富兵强，不知诸夏之落伍，仍待之以夕日夷狄，蔑视等于禽兽，终于道光年间，因鸦片之乱而为英国所挫，不得已而立和亲条约。然朝野之习气，骄傲侮慢，守约不坚，条约数变。咸以彼屈大义怖兵威，折良港沃土偿其违约之罪，屈辱至极。而朝廷无人，优柔寡断，不曾有惩前毖后之念，又不决和战之议，唯苟且偷安而已。（中略）
今岁四月与法国共同发兵，大讨其不信不义之罪。七月遂破天津之海河，进逼北京，风闻清帝因之大惧，逃遁鞑靼。支那则承英国好意存留帝国之号。国体郧坠如此，后不得专帝号矣。
支那乃日本唇齿之邦。其覆辙近在眉睫，齿已寒，非坐视旁观之秋。（后略）”
《国是三论》描绘出的是一个“ 反面教师”型的中国形象。横井小楠的这种“宜鉴支那”型的中国观，与鸦片战争后日本有识之士提出的“ 邻国之事也是我国之鉴”，以及“千岁丸”上的年轻武士们关于中国应成为“天下万国之殷鉴”的观点是一致的，它源于对中国“骄傲文弱”现状的深刻认识。横井小楠着眼于中国“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的病根，明确指出了“支那”由于太平盛世持续得太久，呈现出傲慢自大、日趋衰弱的积弊，而如今面临亡国之灾，朝野上下的风气仍“骄傲侮慢”，只知贪图享乐，不思汲取教训引以为戒；面对“西力东渐”的浪潮，中国已是“国体郧坠”，大帝国的名誉早已空洞无物了。
对天下事置若罔闻却高枕无忧
与横井小楠一样，福泽谕吉早在《唐人往来》（1865年）和《世界国尽》（1869年）等著述里，就称中国“ 大都是些不知天高地厚之徒，总以为自己的国家至高无上”，而且中国人“ 文明开化日益后退，风俗日趋衰败，不修德，不修身，目中无人，对天下事置若罔闻却高枕无忧。暴君污吏恣意欺下，其恶政难逃天罚。（中略）而且，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之民、恣意无理挑起事端的弱兵一败再败，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可怜。”
福泽谕吉的上述观点，与30年前渡边华山的中国观具有共同的特征。他在1869年发表的《清英交际始末》中再次指出，亚洲大国中国“从不知英国之富强，只是妄加藐视，不当其为劲敌，自诩华夏，称英国为夷戎。（中略）最终兵力日益衰弱，国家日趋贫困，直至今日萎靡不振的境地。实在可怜。（中略）毕竟是唇齿邻国，对其如此处境不可不知。”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劝学篇》的“初篇”，对中国人妄自尊大和不识时务提出了尖锐批评：“ 支那人似乎以为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别无他国，一看到外国人便脱口齐称之为夷狄，把外国人看作四脚走路的禽兽，妄加侮辱和嫌弃，并且不自量力地一味要驱逐外国人，到头来反落得个被夷狄所窘困的下场。”
1875年发表的《文明论之概略》和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是福泽谕吉的两部标志性之作。《文明论概略》指出了中国的落后状况以及面对西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态度，预言亚洲国家及中国的命运说：“再看东洋各国及澳洲诸岛的情形又是如何？凡是欧洲人所到之处，当地人民能否保全本国的权利和利益，并真正保持本国独立呢？（中略）至于中国，因为幅员广大，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内地，现在仅出入于沿海一带，但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亦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对中国能否维护主权和保持国家独立提出了怀疑。
自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
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惨遭失败，进一步暴露出清政府的腐败与软弱。
福泽谕吉听到中国战败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在“ 东洋的波兰”一文中说：“未来支那不止于与法国为敌，与欧洲数强国为敌的命运将迫在眉睫（中略）。难以期望庞大的东洋老大帝国他日不会陷于瓜里龟裂，为西方数国所分割。”就在这一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对近代日本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脱亚论》。
《脱亚论》再次强调了中国将为列强所瓜分的必然趋势，称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两个不幸的邻国，表示“以吾辈观此二国，遇今文明东渐之风潮，决无可以维护其独立之道。若不思改进，自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势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此乃毫无疑问。”针对中国衰败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顽固而不知变通”，沉溺于腐朽学说而思想僵化，“不思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此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惟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知廉耻，傲然而不自省。”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福泽谕吉的中国观产生的根源，在于其对传统儒学思想的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以及对西洋文明的肯定与认同。他将西方文化视为带有普遍意义的文明，而与其西洋观正相反，其中国观的主流，是视中国为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衰落的“老大帝国”。
在明治维新之后很长的一个时期里，福泽谕吉的中国观，不失为近代日本知识阶层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元论中国观的彻底破产
“支那固陋而导致自灭”、“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自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等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元论中国观”濒临崩溃瓦解。到了甲午战争前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日益加剧，日本国内“脱亚入欧”思想极度蔓延，“一元论中国观”最终彻底破产。
甲午战争获胜后，日本人自我意识空前膨胀，所谓“日本人种优秀”的论调蔓延于世。国民自我意识的膨胀，必然导致的是对“败者”中国的轻蔑，正如日本学者安藤彦太郎在《日本人的中国观》中指出的那样，“ 打败了老大帝国清国的日清战争，成为大大改变日本人中国观的转机。敌忾心变成污蔑感并广泛地渗透到大众当中。”
此时此刻，“一元论中国观”早已经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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