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1节--第8节│《菊与刀》│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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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1节--第8节
《菊与刀》 (发表日期:2007-04-26 11:31:26 阅读人次:920 回复数:0)
第一部分　第1节研究课题——日本（1）　　日本人是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最异特的外敌。我们在其他任何一次与强敌的战争中都未曾需要顾及如此截然不同的行动与思想习性。同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他们不属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已被西方人视作人类自然习性的那些战争规范对日本人来说显然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面临的不仅仅是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滩头登陆战，也不仅仅是棘手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了解敌人的习性。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以便同他们打交道。　　困难是很大的。在日本的锁国政策【1636年，日本的江户幕府为了彻底禁止基督教传入日本，并割断西南诸藩同外国的贸易，颁布了一系列锁国令，开始了日本历史上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1854年3月，美国强迫日本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和条约》，日本被迫开埠通商。——译注】被打破后的75年间，人们往往用一连串“但是，又……”这种极为离奇的措词来描写日本人，而对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却从没有使用过这种描述手法。一位严肃的观察家描写日本人以外的其他民族时，如说他们礼仪超群，他就不大可能再加上“但是他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话。当他说某个民族行动举止极为刻板时，也不会再补充说“但是他们也很善于适应激进的变革”。当他说某个民族驯顺时，他不会再去说明一下“但是他们不习惯于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实而又宽宏大度时，他不会再说“但是他们不可信赖，心怀叵测。”当他说他们本性勇敢时，他不会再去详细描述他们的胆怯。当他说他们的行动不顾忌他人的评判时，他不会随之又说他们确实具有强烈的内在良心。当他描绘他们的军队具有机器人一样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又描述那支军队里的士兵如何不服管束，甚至违抗上司。当他描写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学问时，他不会再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的强烈保守性。当一个人撰书描写一个普遍爱美的民族，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如何讲究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另一部书来补述该民族是如何崇拜军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的。　　但所有这些矛盾的说法正是叙述日本的书籍的经纬。它们是真实的。菊花和刀两者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他们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的行动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非常守纪律，但也不很顺从。　　在理解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已变得非常重要的时刻，对上述这些矛盾以及同样显得乱哄哄的其他许多情况是不能不屑一顾的。严峻的局面正接踵而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日本人将会干些什么？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使其投降？我们是否需要轰炸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指望些什么？对日本军队以及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怎样说才能少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和削弱日本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决心？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间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当和平来临之际，日本这个民族需要用持久的军管法才能使其遵守秩序吗？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在日本山中的每个要塞里与顽抗到底的死硬分子作殊死战斗吗？先得在日本发起一场像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和平吗？谁来领导这场革命？是否应把日本人灭绝掉？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分歧极大。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受托利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一个民族。那年的初夏，正是我国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刚刚开始显示其真正威力的时候，在美国，人们依然一如既往地议论着对日战争也许将延续三年抑或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日本，人们则议论说战争将延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军赢得的是局部胜利，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数千英里。日本的正式公报几乎从未承认过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然一味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但是，到6月形势开始变化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过去两年半中最高统帅部将欧洲战场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在太平洋方面，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个预示日本最后失败的大战役，从此以后我军日益进逼日军。而且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缅甸的阿图、塔拉瓜和比亚克的战斗经验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同一个极其可怕的敌人作战。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有关我们的敌国日本的许多问题就很重要了。不管问题是军事的或外交的，也不管是由最高政策引起的，还是由扔向日本后方的传单所引起的，每一种见解都是重要的。在这场和日本所打的总体战中，我们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可能指望从国民那里得到多少支持。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习惯和这些习惯的表现“模式”。我们必须知道在他们的行动和看法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强制力。我们必须将自己作为美国人而据以行动的前提暂且置于一边，尽可能不要轻易地迅速得出不费气力的结论，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干，他们也会怎么干。　　我所承担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课题。美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在战争期间一味谴责敌方是容易的。但要看出敌人通过他们的眼睛是怎样看待人生的，那就远为困难了。可是我们非得这样去做不可。问题是日本人将怎样行动，而不是一旦我们处于他们的地位将怎样行动。我必须试着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看作是一种有助于我理解他们的“本钱”，而不是作为一种“债务”。我必须观察他们从事战争的方法，还暂时得把它看作只是个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日本人战时也同和平时期一样，是按自己的秉性行事的。那么，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法中可以看出哪些显示其生活和思维方式的特殊征候呢？日本领导人煽动好战情绪的方法、安定惊惶国民的方法以及战场上的用兵方法——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认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得寻踪于战争的种种细节，以便看清日本人是怎样一步步在战争中暴露自己的。　　但是，美日两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实对我极为不利。这意味着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到日本去，无法生活在日本人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让我亲眼区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作出某一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也无法看到他们抚育教养孩子的过程。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是一位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非常有价值。但是，1944年我们已经面临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写那部研究著作时还没有成其为问题。　　虽然有上述这些巨大的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自信具备着某些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和必需的条件。至少我不必完全放弃人类学家非常重视的研究方法，即同被研究的对象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我们国家里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因此我可以向他们询问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具体事实，从中发现他们是如何判断这些事实的，用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认为这是理解任何文化都必不可缺的。另外一些研究日本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追踪日本书面和口头宣传中的变化。我相信他们所要寻找的答案有许多是植根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的。因此，同那些曾经真正生活在日本文化中的人一起来探讨日本文化，我们就能够更加完满地发现这些答案。　　　　第一部分　第2节研究课题——日本（2）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阅读，也不是说我不是时时受惠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大量论述日本人的文献和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许多优秀西方观察家给了我一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其他前往亚马逊河发源地和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没有文字的部落的人类学家所得不到的。那种没有书面语言的部落是不会在纸上留下自己的形迹的。西方人的评论也只是一鳞半爪，而且十分肤浅，谁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实地考查的研究者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去发现他们的经济生活的活动方式，去发现他们的社会划分为哪些阶层、他们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研究日本，我可以继承许多学者的已有成就。在研究文物的文献中包含着对生活细节的描写。来自欧美的男男女女记下了他们生动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确实令人吃惊的自我暴露文字。同其他许多东方人不一样，日本人有强烈的不可控制的情感，会淋漓尽致地刻画自己。他们既写自己进行世界性扩张的计划，也写自己的生活琐事。他们坦率的程度实在令人惊叹。当然他们对自己的描写并不是全面完整的。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时，会忽视掉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就好像对他所呼吸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美国人写美国时恐怕也会这样。尽管如此，应该说日本人还是喜欢解剖自己的。　　我阅读这类文献，就像达尔文所说的他在最后完成物种起源理论时所做的那样，特别注意那些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犬牙交错的意见，我应该事先了解些什么呢？对于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他们是那样大加指责，而对于似乎是罪大恶极的行径他们却心平气和地予以默认。在这种态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阅读文献时我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这幅画有何毛病？”“为了理解这幅画我应该掌握些什么呢？” 　　我也去看那些在日本创作与拍摄的电影，无论是宣传性的电影，还是历史性的电影，抑或是描写东京和农村当代生活的电影，我都去看。后来，我还同那些在日本看过其中某些电影的日本人一起重看了这些电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日本人对电影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和坏蛋完全是按日本人的眼光来看的，同我对这些人物的看法不一样。很明显，当我因为看不懂情节而茫然不知所措时，他们却没有这种感觉；当我对电影的情节和动机感到匪夷所思时，他们却能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加以理解。这就好比看小说，看到的是同样的字，可是我的体会同在日本长大的人的体会就很不一样。这些日本人中的某些人马上会为日本人的习惯辩护；另一些人则憎恨日本的每一件事。我很难讲清楚我从哪一部分人那儿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在这幅亲切生动的画面中，他们告诉了你在日本人们是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的，不管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深恶痛绝这种生活。　　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如果只是直接到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中间去收集材料，实地观察，那么他实际上只是做着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杰出的西方观察家所做过的事情。如果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做的就是这些，那他就不能指望对已有的有价值的研究再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了，在日本居留的外国人已对日本人作过这种研究。但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其所受的训练而具有某种能力，使他感到能在这学者和观察家济济一堂的研究领域里作出自己的贡献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知道亚洲和太平洋的许多文化。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习惯有许多甚至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很相似的。某些与马来西亚的相似；某些与新几内亚的相似；有的与玻里尼西亚的类似。推究一下这些类似之处是否反映了古代的人口迁移和交往，那倒不失为一件趣事，知道这些文化上的类似性对我来说是不无价值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在这中间或许有着历史关系的原故。正相反，因为我晓得这些风俗习惯是怎样在这些比较单纯的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所以我可以从我所发现的异同之处找到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也知道某些有关亚洲大陆上的暹罗、缅甸和中国的情况，因而我能够把日本和其他一些同属于一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进行比较。人类学家在对原始人类的研究中曾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多么有价值。一个部落与其相邻的部落在正式的习俗方面也许会有90%的相似之处，但它可能已把这些习俗改造过了，以适应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它也许不得不扬弃一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管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多么微不足道，却使该部落未来的发展进程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有益的事莫过于研究就整体来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的诸民族之间他所发现的一些差异。　　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习惯于其自身的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他必须使自己的研究方法精益求精，以适用于这种特殊的问题。人类学家从经验中知道，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所遇到的事态必然是极其不同的，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理解与处置这些事态的方式也是极其不同的。在某个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里，人类学家所遇到的那种血缘责任或经济交换的部落体制，是无论怎样大胆的想像也想像不出来的。所以，他不仅要调查血亲关系或交换关系的详情，而且还要调查这种结构在部落的行为中产生的后果是什么，部落的每一代人是怎样从孩提时代起就像其祖先那样养成继承传统制度的习惯的。　　对差异及其制约性和后果的这种职业性的关注也可充分地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美国同日本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这一点众所周知。我们这里甚至有这么一个民间说法，不管我们怎么干，他们总是干与我们相反的事。如果研究者仅仅停留在简单地宣称这些差异是如何稀奇古怪，以致于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民族，如此承认差异的存在，这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据其经验证明任何一种怪异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按其职业性质而言，人类学家比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家都更多地把差异作为一种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来加以利用。除了某些制度和民族显得非常奇怪这一事实以外，再没有其他东西更能引起他对这些制度和民族的密切注意了。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着眼的不仅仅是少数几件挑选出来的事实，而是一切事实。在对西方诸民族的研究中，一个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忽视整个行为领域。他把那么多的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他对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琐细习惯和家常事务中一切公认的判断，当然也就不会再去深究了。但是，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影响比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的影响要大得多。　　人类学家应该完善研究平凡事情的方法。因为在他所研究的部落里，被视为平凡的事物，同他自己国家的类似事物是不尽相同的。当他试图理解某个部落极端丑态的行为或另一个部落极端怯懦的行为时，当他试图搞清他们在一定情况下的行动和感觉方式时，他发现自己需要大大地凭借那些在研究文明民族时不大引人注意的考察报告资料和详尽的细枝末节。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东西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也懂得发掘此类资料的方法。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尝试一下运用这种方法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某一民族的常人见事之时，他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这一研究前提，即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最前列的民族中，其人民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会的。不管他的行为和观点是多么离奇，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同他的经验有些关系的。因此，当我对某种行为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时，我就愈加认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个方面存在着导致这种怪异现象的制约因素。如果这种探索能让我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事中去，那就更好了。同为这正是人们学会生活的地方。　　　　第一部分　第3节研究课题——日本（3）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的研究也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无论怎么孤立的行动彼此之间都会有某种内在联系。我非常重视如何把数百个互不相关的琐碎现象归纳为一个综合性的模式。人类社会必然会为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种设计，它会赞成某些应付事态的方式和某些估量事态的方式。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人们把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视为整个世界的基础。不管困难多大，他们把这些都纳入一个整体。已经接受某种价值体系，并赖以生活的人是不可能对周围纷繁嘈杂的世界不问不闻，一心为自己设置一个长久与世隔绝的领域，并在这个领域中遵循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来思考和行动的。他们总是试图尽可能地去适应环境。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提供某些共同的依据和共同的动机。若无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整个体系就会土崩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组织、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彼此都变得环环相扣了。一个领域的变化可能会比其他领域的变化快一些，从而对其他领域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这种压力本身也是由于保持一致性的需要而引起的。在力图驾驭他人的尚未开化的社会里，权力欲在宗教实践中的表现不亚于在经济交往和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中。拥有古老书面经典的文明民族与没有书面语言的部落不同，在那里，教会必然把过去数百年间流传下来的成语格言保存下来，但是在公众日益强烈地要求对经济和政治权力有发言权的情况下，在某些相抵触的领域中，教会不得不让出权力。成语格言虽然保存下来了，但含意变了。宗教信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静止于各自分隔开的清澈小池中的一潭死水，而是会溢出各自假定的界限而彼此交融混流的一股水流。由于这是永恒的真理，所以研究者愈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大到经济活动、两性关系、宗教生活和抚育儿童这样一些领域，他就越能够了解在他所研究的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可以在任何一个生活领域里提出有益的假设，收集材料。他可以学会把任何一个民族提出的要求都看成是表达了他们从其社会经历中学来的思想习惯与方式，不管这些要求是用政治的、经济的抑或道德的词句提出来的。因此，本书不是一部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著作。它考察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臆想。它描述这些臆想在各种现实活动中的表现。它要讲清楚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为这样一个日本人的国家。　　20世纪的障碍之一是我们仍有不少相当模糊并带有深刻偏见的观念，我们不仅没有认清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了这么一个日本人的国家，而且也未搞清是什么东西使美国成为这么一个美国人的国家，又是什么东西使法国成为一个法兰西人的国家，使俄国变成一个俄罗斯人的国家。缺乏这种知识，一个国家就会误解另一个国家。当彼此之间存在的麻烦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异时。我们却担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巨大分歧，而当我们谈论共同目标时，一个民族却因其全部经历和价值观的影响而抱定一个与我们指望的完全不同的行动方针。我们没有让自己有机会去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某种行动方式与我们所熟知的不同，但未必就一定是邪恶的。　　完全依靠一个民族自己来讲清楚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习惯，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对自己民族作一个估价。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个民族用来观察生活的透镜与其他民族使用的是不完全一样的。人们很难意识到他们是以何种眼光来观察事物的。每个国家都认为它观察事物的眼光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民族的焦距和透视法使该民族获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观，而在这一民族的人民看来他们通过这种焦距和透视法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绪的。不管哪一类眼镜，我们不会指望戴那种眼镜的人知道镜片的配方，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分析其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想知道有关眼镜的知识，我们便培养一位眼科专家，并期望他能为任何一副拿到他那里去的眼镜写出配方。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今世界各民族研究出他们的“眼镜”的“配方”。　　这项工作既要求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又要求宽宏大量的胸怀。这项工作需要一种有时会遭到善良人谴责的坚忍不拔精神。这些世界大同的倡导者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说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相信：东方与西方、黑人与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整个人类其实都是心心相印的。有些人称这种观点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就不应该再说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观念，美国人就有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观念。有时似乎如果世界不是由犹如同一张底片翻印出来的面目相同的各族人民所组成，这些善心人的亲善教义就无处安身立命似的。但是，要求用这种划一性来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如同一个神经失常的人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同他容貌划一，性格无异。具有坚忍不拔精神的人不在乎存在差别。他们尊重差别。他们的目标是使世界虽有差别但却安全，美国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只要它不威胁世界和平。在这同样的前提下，法兰西可以就是法兰西，日本可以就是日本。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相信差异必定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利剑【达摩克利斯是希腊神话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再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使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随时可能临头”的同义词。——译注】，那么在他看来，用外部干涉的办法来阻止人们形成无论何种人生观都是不道德的。他也不必担忧，由于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会成为使世界凝固起来永远保持现状的帮凶。鼓励保持文化的差异并不意味维持一个静止的世界。英国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后随之又来了一个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她的英国本色。正是因为英国人仍然是英国人，不同的各代人才能有各不相同的标准和各不相同的国民气质。　　　　第一部分　第4节研究课题——日本（4）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的研究，既需要坚忍不拔的精神，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宽宏大量。只有当人们自身的信仰受到充分保障，因而对人能够非常宽宏大度的时候，比较宗教研究才是繁荣兴旺的。他们可以是耶稣会会员，也可以是阿拉伯学者抑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他们不可以是一个宗教狂。当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那样坚定不移地予以捍卫，以致认为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最理想方式时，比较文化研究是不会繁荣的，这些人决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将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更加热爱。他们故意拒绝了颇为愉快且又会丰富自己的经验。他们既然那样固步自封，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其独特的处世方式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假设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强行要求所有的民族都来接受美国人所喜爱的信条。但是，其他民族是决不可能接受要求他们接受的生活方式的，这就好比我们不可能学着用十二进位来代替十进位的演算方法，或者好比我们学不会某些东非土著人用一条腿站着休息一样。　　因此，本书所要叙述的就是那些在日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本书涉及的内容还有日本人在何种情况下可期待得到礼遇，在何种情况下则不能，日本人在什么时候会感到“耻”（耻辱），在什么时候会感到窘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如何要求。对本书中任何一句话能作评论的理想权威，恐怕就是所谓的“市井之徒”了，即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普通百姓得亲自置身于每一个特殊的场合。但这确实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在那种场合事情确是那样。这种研究的目标是描写出根深蒂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这一目标即使达不到，但仍是作者的理想。　　在这种研究中，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再进一步收集证据已没有必要了。例如，谁在何时向谁行了一个礼，这样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对全体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日本人好行礼是一种公认的习惯性情况，对此谁都能够予以说明，若再得到二、三人的确认后，就没有必要再去向一百万日本人查证同样的反映了。　　一位学者如果试图揭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假设前提，那么他所面临的任务就远比用统计数字证实某种说法困难得多。他要做的艰巨工作是报告那些公认的习惯和见解是怎样变成日本人观察生活的透镜的。他必须说明日本人的假设是如何影响他们在观察生活时所选用的焦距和透视法的。他必须让美国人也能够理解这一点，而他们是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观察人生的。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权威的裁判人未必就是“田中”，【日本人的一个常用姓名，此处的含意相当于中国的“张三李四”。——译注】意即平凡普通的日本人。因为“田中”并没有把“假设”表达清楚。向美国人作解释，在他看来无疑是多余的劳动。　　美国人研究社会时通常都并不是打算去研究文明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前提的。多数的研究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关心舆论和行为的“扩散”状况，而且他们的主要研究手段是统计方法。他们着眼于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在公众舆论调查领域，则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民意测验，这种有效的手段在美国已经使用得相当完善了。运用这种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位公职候选人，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政策。还可以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者有多少是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是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里，法律实际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拟和制订的，这样的调查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可以对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也能够理解测验的结果。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一个一清二楚以致无人提及的前提：美国人了解美国政生活方式，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民意测验的结果不过是丰富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而已。试图理解其他国家时，重要的是先对该国国民的习惯和假设系统地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通过慎重的抽样，民意测验能够发现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假如我们对这些人关于国家的观念一无所知，那么从这样的民意测验中我们又能了解些什么呢？只有了解了该国国民对国家的观念后，我们才能懂得该国的街头巷尾或议会里各党派到底在争论些什么。一个国家的国民关于政府的设想远比表示政党势力的统计数字具有更为普遍、更为持久的意义。在美国，无论是对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来说，政府几乎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恶魔，因为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受雇于政府也不会使人获得他从私人企业的相应工作中获得的地位，仅在战时也许另作别论。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同日本人的国家观是大相径庭的，甚至同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国家观亦相去甚远。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他们的观点体现于他们的社会习俗、他们对成功者的评价、他们的民族历史神话和他们在民族节日发表的演说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间接的表现来进行研究。但这要求系统的研究。　　我们为查明一次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居民比例，往往是那样的全神贯注，详尽细致。如果我们倾注同样的注意力与细致心，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对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设想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的基本观念颇值得探讨。我确实发现，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观念在哪些地方不符合日本人的生活观念，一旦我对日本人所使用的范畴及符号多少有点理解，那么西方人惯于在日本人的行动中发现的许多矛盾在我眼里就不存在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怎么会把他们行为的某种急剧改变竟视为是首尾一贯的一个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还能够试着说明其中的道理。在我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最初发现他们使用许多奇怪的措词和概念。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些措词和概念具有许多丰富的含义，充满着年代久远的历史情感。西方人所理解的德和恶与日本人所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既不属佛教，也不属儒教。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　　第一部分　第5节战争中的日本人（1）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有关战争的正统观念。西方各国不管它们之间的具体差异如何，仍有某些共同的战争正统观念。因为西方各国同属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也包括着战争，所以某些情况是可以预测的，如号召国民倾全力进行战争的某些方式，当遭到局部失败时安抚国民的某些形式，阵亡人数和投降人数比例的某种规律，对待战俘的某些行为准则等。　　日本人违反西方战争常规的一切做法都是可供研究的资料，是有关他们的人生观，有关他们对人的全部职责的信念的资料。我们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他们背离我们的正统观念的行为在军事意义上是否重要，这无足轻重；任何一种行为可能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提出了我们必需予以回答的有关日本人性格的问题。　　日本人用来为其战争辩护的前提是同美国人的前提截然相反的。它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把战争归咎于轴心国的侵略行为，日本、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征服行动恣意践踏了国际和平。无论是在“满洲国”还是在埃塞俄比亚或波兰，轴心国都攫取了那里的权力，这证明他们已踏上了压迫弱小民族的邪恶道路。他们违反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或者至少是违反了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可是日本对这场战争的原因却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奋起战斗，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因为它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因而理解“各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实现了国内的统一和安宁，消灭了盗匪行为，修筑了公路，兴办了电力和钢铁工业。另据官方统计，日本已使99.5%的青少年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因此，根据日本人的等级秩序的前提，日本应该扶持落后的中国弟弟。日本与“大东亚”各国属同一人种，所以在赶走英国人和俄国人之后，它还应该把美国从世界的这个地区赶走，并“占据其所居的地位”。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制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赋予国际等级制度以这么高的价值，在日本的文化里意味着什么。对日本而言，这是创造出来的最适当的幻想。不幸的是，日本占领下的各国并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种幻想。尽管如此，甚至战败也未能使日本从道义上否定其“大东亚”理想，就是那些好战情绪最弱的战俘也很少有人去指责日本在大陆和西南太平洋所抱的目标。在今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它的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观念。这对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但我们有必要去了解日本人所谓的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日本人认为等级制度是与哪些好处相联的？　　同样，日本将其胜利的希望建筑在一个与美国所盛行的不同的基点之上。日本高喊它将赢得精神对物质的胜利。美国是个大国，它的军备占优势，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人说，这些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看到了，也估计进去了。日本人从他们的一份主要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这一段话：“如果我们惧怕这些统计数字的话，这场战争也就不会爆发了，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由这场战争创造出来的。” 　　就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他们的军人也一再说，这场战争不是军备与军备的较量，而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同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之间的决斗。当美国获胜的时候，他们仍一味地说，在这样一场决战中物质力量必败。毫无疑问，这个信条确实成了日本在塞班岛和硫黄岛战败时刻的一种方便的托词，但它并不是为失败辩护而制造出来的托词。在日军连战连胜的数月间，这个信条是进军号角，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前很久，这个信条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口号。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一度出任陆军大臣的荒木大将【即荒木贞夫（1877—1966），日本陆军“皇道派”的头子，先后担任过陆军大臣和文部大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因病假释出狱。－——译注】曾在《向全日本民族呼吁》的小册子里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布和宣扬皇道以达于四海。力量悬殊不是我等介意之事，吾人何必忧虑物质？” 　　当然，像任何其他准备从事战争的国家一样，他们实际上是介意的。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税收中用于军备的钱的比例以天文数字的速度增长着。偷袭珍珠港时，日本全国总收入中将近一半被用于陆海军，用于军事以外的一般行政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7%。日本与西方各国的不同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漠不关心。但日本只将军舰与大炮视作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现。它们是一种象征，犹如武士的刀象征着武士的勇气。　　就像美国自始至终崇拜“大”一样，日本在宣扬非物质资源方面也是始终一贯的。日本也需要像美国一样开展全力增产运动，只是日本的这种运动是以它自己的前提为基础的。日本人说精神就是一切，也是永恒的。当然，物质性的东西也是必要的，但是次要的、暂时的。日本人的无线电广播曾叫嚷：“物质资源是有限度的。毫无疑问，物质性的事物不能维持1000年。”对精神的这种信赖在战争的日常行动中也是被一字不差地予以接受的。日本的军人问答手册使用的口号是“（敌人的）数量要以（我们的）训练来抵挡，（敌人的）钢铁要用（我们的）肉弹来碰撞。”这是一条传统的标语，而不是专为这场战争提出来的。日本军事手册开章劈首就用大字印着“必读必胜”的句子。那些驾驶着小型飞机对我们美国军舰进行自杀性攻击的飞行员是说明精神优于物质的举不胜举的例子之一。日本称这些飞行员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是指13世纪曾使日本免遭成吉思汗【蒙古征服高丽后曾先后于1274、1281年两次入侵日本，均因刮起大风而受挫。日本史上称之为蒙古袭来或文永、弘安之役（因入侵是在文永十一年和弘安同年）。成吉思汗即元太祖铁木真，1227年病故。故此处应该是指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1260—1294年在位）。——译注】入侵的那股海风，那阵突然而起的大风刮散了成吉思汗的部队，掀翻了他的船只。　　甚至在老百姓的生活方面，日本当局也是照字意那样解释精神胜于物质环境这一信条的。例如，当国民在工厂连续干了12小时，并被彻夜的轰炸搞得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的身体越是沉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精神就越能凌驾于肉体之上。”“我们越是疲惫，训练就越有成效。”当国民冬天在防空壕里挨冻时，大日本体育会就在无线电广播中号召人们做暖身柔软体操，并说这种体操不仅可以用来代替供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它更大好处还在于它可取代已经不再能够维持国民正常体力的食物，“当然恐怕会有人说，在像现在这样食物不足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有心思做柔软体操，不！食物越短缺，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更多地消耗体力来增强体力。按照美国人对体力的看法，当计算一个人有多少体力可供利用时，总要考虑这个人前一夜睡了8小时还是5小时，是否像平常一样吃饭了，是否挨过冻等因素。日本人的计算方法正好与此相反，他们并不相信体力的积蓄，在他们看来，那是物质主义的方法。　　　　第一部分　第6节战争中的日本人（2）　　在战争中，日本的无线电广播更趋极端，说什么在战斗中精神甚至战胜了死亡这个自然现象。有次广播在描写一位英雄的飞行员及其征服死亡的奇迹时这样说道：　　“空战结束后，日机分成三四架一组的小编队返回基地。首批着陆的飞机中有一架是大尉驾驶的。大尉跳下座机后，站在地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天空。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返航的部下。他脸色极其苍白，但是很镇静。看到最后一架着陆后，他立即写了一份报告，接着就送往司令部。到司令部后他即向司令官作了报告。但是，报告一完毕，他就突然瘫倒在地。在场的军官们立即跑过去帮助他，但是，啊呀，他已经死了。检查他的躯体时发现躯体已经凉了，一颗子弹击中其胸部，造成致命伤。刚断气的躯体是不会凉的。可死去的大尉的身体却像冰一样凉。大尉必定已死了好长一段时间，作报告的只是他的灵魂。这种奇迹般的事实想必是这位战死的大尉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出来的。” 　　在美国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可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并没有对这则广播付之一笑。他们确信，日本的听众决不会把这则广播作为一个荒唐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播音员讲得很对，大尉的业绩确实是“奇迹般的事实”。日本人何以坚信会出现这种奇迹呢？因为他们认为灵魂是可以训练的。很明显，这位大尉是自我修养的超级大师。如果说全日本都知道“泰然自若的精神能持续1000年”，那么在一位以“责任”为其整个生活中枢的空军大尉的躯体中，这种精神难道就不能够停留数小时吗？日本人相信，人可以通过特殊的修行来使其精神变成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东西。这位大尉正是学了此道，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把日本人的这些过火说法看作贫穷国家的托词，或者是受骗国民的孩子气妄想，而对它不屑一顾。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就会大大失去在战时或平时同日本人打交道的能力。日本人的信条是通过一定的禁制和拒斥、一定的训育和锻炼的方法植根于心中的，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怪癖。我们美国人只有承认这些信条，才能明白日本人战败时承认的“光凭精神力量是不够的；用‘竹枪’来守卫阵地完全是一种妄想”这句话所包含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承认日本人的精神差，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里都败给了美国人的精神时，我们就能够领会其含义了。就像他们战败后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陷入了主观性”。　　对一个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不仅仅是日本人关于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的说法，而且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都是富有启迪性的。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不管它是城市被炸，还是塞班岛战败，或菲律宾失守，日本人对其国民的照例交待是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丝毫不必担心。大概他们相信通过告诉日本国民，他们依然居住在一个已被透彻了解的世界里，就能够给日本国民一种安心感，所以无线电台竭尽全力地广播说，“由于基斯卡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置于美国轰炸机的行动半径之内。但是，我们早就清楚地预料到这种可能性，必要的准备已完全就绪。”“敌人一定会对我们发起陆海空三军联合攻势，但这是我们在计划中已考虑到的事情。”战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尽早失败的战俘也都确信轰炸不能使国内防线上的日本人丧失士气，“因为他们都有精神准备”。就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的时候，飞机制造业者协会副会长曾在无线电广播中说过“敌机终于飞临我们上空。但是，我们这些飞机制造业者一直预料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早已定下了万全的对策。因此不必有任何担忧。”只有假定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是完全计划好的，日本人才能够继续坚持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必要的论断，即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积极希望的，而决不是他人强加的；“我们不能认为是被动挨打，而应该认为正是我们自己积极地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敌人！如果你们想来的话，那就来吧！我们与其说‘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我们等待的良机终于来到了，我们为这一良机的到来而兴高采烈’。”海军大臣在议会的演说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一段遗训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一定要自己创造出机会。”据无线电广播说，山下将军【即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法西斯军人，绰号“马来之虎”，1944年后任第14方面军司令官，驻守菲律宾。战后被判处死刑。——译注】在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微微地笑着说，敌人现时正在我们的腹中……”“敌人在仁牙固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就迅速失陷，这仅是山下将军运用战术的结果，是与将军的计划相一致的。山下将军的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继续进展之中。”换言之，失败是最大的成功。　　美国人则在相反的方向上同日本人走得一样远。美国人投入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是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我们遭到了攻击，因此我们就应该让敌人知道点厉害。没有一位筹划如何才能安定民心的美国发言人在讲到珍珠港和巴丹失败时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已充分考虑到的”。与此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敌人向我们发难了，让我们给这些家伙点厉害瞧瞧吧。”美国人使自己的全部生活与一个不断受到挑战的世界相适应，并随时准备接受挑战。但是，日本人只有在一种事先计划好并确定好进退之路的生活方式中才感到安心，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没有预想到的事变。　　日本人在其推行战争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另一个主题也颇能说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世界上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显示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人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现在我们已处于“世界”的直接注视之下，因此要显示出日本人的本色。日本的海军官兵则被告诫，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发出离舰命令时，要尽可能地以最体面的姿态登上救生艇，否则“将遭到全世界的讥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他们认为在世人面前留下怎样的形象是十分要紧的事。他们关心这一点也正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之中的关切之情的流露。　　关于日本人的态度，最著名的是有关天皇陛下的问题。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统治能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700年的封建时代里，天皇是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元首。各人直接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大名【一个藩国的国主，象中国古代的诸侯一样，掌握所辖地区的军、政大权。——译注】，再上面，是军事上的大元帅——将军【即征夷大将军。是日本幕府时代的国家的实际主宰者。——评注】。几乎并不存在对天皇效忠的问题。天皇被幽禁在孤立的宫廷中，宫廷内的仪式和活动受到将军制定的管理规则的严格限制。即便是一个封建大领主，向天皇表示敬意，也会被视为是叛逆。对一般的民众来说，天皇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些美国分析家坚持主张，只有通过了解日本历史才能理解日本人；从现在仍活着的人们的记忆深处重新抬出来的天皇，他怎么可能成为日本这样保守的国民的真正精神支柱呢？这些美国分析家说，日本政治家喋喋不休地一再重申天皇对其臣民具有不朽的统治权力，是夸大其词。日本政论家们坚持己见只是证明他们的论据软弱无力。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在处理天皇问题上没有理由心慈手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最猛烈的攻击矛头指向这个日本最近才捏造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念。天皇正是日本当前全民性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挖掉了天皇神圣性的根基，并对它进行挑战，那么我们的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土崩瓦解。　　　　第一部分　第7节战争中的日本人（3）　　许多熟悉日本、看过来自前线和日本的报告的聪明的美国人却持相反意见。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侮蔑和赤裸裸地攻击天皇更容易激起日本人的憎恶和煽起他们的敌意了。这些人并不相信我们攻击天皇时，日本人会认为我们是在攻击军国主义。这些人曾经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仍像以往那样地热烈，尽管那时“德谟克拉西”（民主）已成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军国主义也不得人心，军人上东京街头还得谨慎地换上便服。这些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人认为，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同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是不一样的。对希特勒的崇拜是测量纳粹党盛衰的气压表，是与一切法西斯计划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的。　　确实如此，日本战俘的供词证实了这些人的看法。同西方士兵不一样，日本战俘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在被俘时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应该守口如瓶的，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明显地不受约束。他们所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根本原因当然就是日本人奉行不投降主义。这种情况，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发生了变化，然而即使在那时候，也只有某些军团或个别地方部队这么做了。战俘的供词之所以值得注意，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日本军队一个方面的意见。这些战俘决不是那些因士气低落而投降，因而可能没有典型意义的士兵。他们当中除少数人之外，全都是在已不能抵抗、身负重伤或失去知觉的时候被俘的。　　顽抗到最后一刻的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的根源归于天皇，他们不过是“奉行圣志”、“安慰圣上的忧虑”和“奉天皇之命去捐躯”而已。“天皇领导国民进行战争，服从是我的义务。”但是，那些反对这场战争以及反对日本整个征服计划的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和平主义信念归于天皇。天皇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是一切的一切。厌战者把天皇称之为“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认为“天皇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天皇陛下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中，陛下表明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而且是在未得到他许可的情况下开始的。天皇不喜欢战争，因此天皇不会允许把国民拖入战争。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残酷虐待。”这种陈述与德国战俘的陈述是大不相同的。尽管德国战俘对希特勒麾下的将军和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径是那么不满，但他们仍然把战争及准备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战争的最高唆使者希特勒。日本战俘非常明确地断言，他们对皇室的崇敬得同军国主义以及侵略的战争政策区分开来。　　但是，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成其为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像的”。“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天皇是个超级宗教对象。”倘若日本战败了，天皇不会因失败而受到谴责。“国民并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即使万一战败了，责任也在内阁和军部领导人身上。天皇没有责任。”“即使日本失败了，在日本，10个人中仍会有10个人继续崇拜天皇”。　　认为天皇不受任何批评的这种一致性看法，在美国人看来是虚假的。因为美国人习惯于认为只要是人，都不可能免受怀疑性的审查和批判。但是，毫无疑问，即使战败的时候，日本的舆论亦然。那些审问战俘最有经验的人也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审问记录上一一写上“拒绝谴责天皇”，因为所有战俘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拒绝谴责天皇，就连那些与盟军合作并承担对日本军队广播的人也是如此。在收集到的许多战俘的供词中，温和地表示反对天皇的只有三份。其中只有一份比较极端地说“让天皇继续在位是错误的”。其中的第二份谈到，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不过是个傀儡。”其中的第三份则只是推测地说，天皇也许会让位给皇太子，假如废除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妇女就可望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军指挥官利用日本人对天皇全体一致崇拜的心理，把“钦赐”香烟分发给部下官兵，在天皇诞辰日带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昼夜不停地遭到炮击的情况下”，他们仍与全军上下一起早晚吟唱天皇在《军人敕谕》中亲致军人的“神圣语录”，让“洪亮的歌声传遍森林的每一个角落”。军国主义者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对天皇效忠的号召力。他们号召部下官兵“实现陛下的希望”；“安慰圣上的忧虑”；“向陛下的仁慈表示你们的崇敬之念”；“为天皇捐躯”。但是，尊奉天皇的意志本身是一柄双刃剑。正如许多战俘所说的，日本人“假如有天皇的命令，即使只有一枝竹枪也会毫不踌躇地进行战斗。若那是天皇的命令，也会同样迅速停止战斗。”“如果天皇那样命令的话，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是满洲的关东军——最好战的强硬派——也会放下他们的武器。”“只有天皇的话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失败，并安于为重建而生存下去。” 　　这种对天皇无条件、无限制的忠诚同对其他一切人及集团的种种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是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还是在战俘的供词中都可以看到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战俘们对他们的战地指挥官，尤其是对那些不与部下士兵共同分担危险和苦难的家伙深恶痛绝。他们特别指责那些自己坐飞机撤离战场而丢下部队死战的指挥官。他们常常称赞某些军官，严厉地谴责另一些军官。毫无迹象可以说明他们缺乏对日本的事情区别善恶的意志。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和杂志也指责“政府”。他们要求更有力的领导和更严密的战争协调，他们指出，他们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必要的东西。他们甚至谴责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载的由新闻记者、前议员和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由第二届近卫内阁于1940年10月12日建立。总裁由首相兼任，各都道府县支部长由地方长官兼任，其他主要职务均由内务省官吏和皇道派军人把持，是战时统治国民的政府辅助机关。——译注】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纪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座谈会上，有一位发言人说，“我认为有各种方法可使日本国民奋起，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言论自由。近年来，国民不能坦率地说出心里正在考虑的东西。他们害怕如果谈了某些东西就会受到追究。他们是那样地战战兢兢，以至于对任何事情都只是敷衍于表面，民心犹如惊弓之鸟。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发挥不了国民总体力量的。”另一位发言人顺势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同选区的人举行讨论会，就各种情况向他们征求意见，但是大家都噤若寒蝉。言论自由被否定了，这肯定不是激发国民战斗意志的正确办法。国民受到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严厉限制，以至于都变得像封建时代的人那样唯唯诺诺。因此本来可以发挥的战斗力至今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也批判政府、大本营和他们各自的顶头上司。他们对整个等级制度的“德”并不是无条件予以承认的。但是天皇是不可批评的。如果天皇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近年以来的事，那么，他怎么能免遭批评呢？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怪癖使天皇得以确保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战俘声称，只要天皇发出命令，日本人就“用竹抢”战斗至死；同样，如果这是天皇的敕命，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和平接受战败和占领。这话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为欺骗我们而编造的胡言乱语？或者兴许都是真情实话？　　　　第一部分　第8节战争中的日本人（4）　　从日本人的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所有这些事关战时日本人行动的重要问题不仅仅同前线的日本人有关，而且也同本土的日本人有关。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同日本军队特别有关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军兵员损耗的态度。当美国海军为在台湾海峡指挥机动部队的海军上将乔治·S·马汉授勋时。日本无线电广播以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作了报道，它很好地表现了不同于美国人的态度的显著差别。　　“司令部向约翰·S．马汉援助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击退了日军，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因为那是尼米兹【尼米兹（1885～1966），1941年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1942年4月兼任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统一指挥整个海上作战。——译注】公报中所声称的……授予马汉海军上将勋章的理由是他能够成功地救助两艘受伤的美国军舰，并且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回基地。这则报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对马汉海军上将救助了两艘军舰的真实性并不表示怀疑。我们想请国民诸君知道的是在美国救助损坏的船只就可得到勋章这样一个古怪的事实。”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一切救助走投无路的人的行为总是非常感动的。如果一种勇敢的行为是为了救助“受害者”，那么这种行为就更被认为是一种英雄行为。然而按日本人的英勇气概来说则是要否定这种救助行为的。甚至我们在B-29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上装置安全设备也被他们斥之为“胆小鬼”。日本的报纸和无线电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一论调。只有从容不迫地迎接死亡的危险，才是美德。小心谨慎是可耻的。这也反映在如何对待伤员或疟疾患者的态度上。这些士兵不过是一堆损坏了的废物，而军中提供的医疗服务连维持有效的战斗力都不够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补给都陷入了困境，这就加剧了医护的不足，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原委。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轻蔑也起了作用。日本士兵受到教育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如像我们美国人那样细心照顾病人被认为是与英雄主义相背的，就像在轰炸机上配备救生装置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生。在美国，人们对伤病员的关注远远胜过对其他胜利事业的关注，这一点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常常受到那些来自欧洲国家的访问者的评头品足。对日本人来说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总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里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以便从炮火下救援伤员，并进行急救；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战地的综合疗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对医疗用品补给的注意是很糟糕的。在某些危急情况下，那些住院的病人竟被简单地杀死了结。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经常不得不从驻有医院的地方撤退，但即使还来得及的话，也不及时地按常规程序把伤员转送到后方去。只有当部队实际上正在进行所谓“有计划撤退”或者敌人正在占领阵地时，才勉强作些处理。这时负责的医官常常在他离开之前用枪射杀住院的伤员，或让伤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救治自己的同胞时，采取像对待损坏的物品一样的这种基本态度，那么他们处理美国战俘时，也同样是这种态度。以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就是对他们的同胞也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首席军医哈罗德·W·格拉特利上校曾作为一个战俘在台湾度过了三年拘留生活。后来他说道：“美国战俘得到的医疗比日本士兵要好些。我们可以得到战俘营内的盟国军医的治疗，而日本人那里却没有一位军医。为日本兵治疗的医务人员有一段时间只是一位伍长，以后换了一位军曹。”在一年中，上校只看到过一两次日本军医。【原载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原注】日本人的这种牺牲精神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任何西方军队如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发现他们仍陷于绝境，就会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依然认为自己仍是一个保持荣誉的军人，为了让他们的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根据国际条约规定，他们的名字得通知其本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作为一个公民，抑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们都不会蒙受耻辱。但是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战斗至死才能保全名誉。面临绝境时，日本军人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向敌阵，实行集体自杀，他决不会投降。万一因受伤和失去知觉成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他的名誉扫地。他再也无法同过去一样地生活了，他是一个“死去的人”。　　禁止投降的军规当然是有作用的，但显然没有必要就此点在前线进行专门的正式训导。日军是如此忠实地实践了这条军规，以至在缅甸北部会战中被俘者同阵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被关押在战俘营里的142人中，除少数之外，他们被俘时都已受伤，或者已失去知觉。独自一人或两三人一起“投降”的只是极少数。在西方各国的军队里，阵亡人数如果达到该部队总兵力的1/4或1/3时，该支部队不投降是不可能的，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公理。投降者同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然而，在荷兰迪亚第一次发生了日军大批投降的事情，当时投降与阵亡的比例是1:5。比起缅甸北部那次1:120的比例来说，却是个巨大的进步。　　因此，对日本人来说，美国人投降被俘这一点就已丢尽了脸。甚至一旦负伤或染上疟疾、赤痢时就被从“健全人”的名册中除名了，他们就已经是“损坏的物品”了。许多美国人都描述过，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笑一笑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会惹恼看守们。在日本人看来，当俘虏是可耻的，而美国人居然不感到耻辱，这是他们所难以容忍的。美国战俘必须服从许多命令，但是日本军官也要求日本看守遵守这些命令。强行军和待在拥挤得水泄不通的运输船上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美国战俘还讲起过这样一个情况，在战俘营里哨兵严厉地告诉战俘，违反监规的行为必须做得隐藏一些。公然违反规章就会构成大罪。在那些战俘白天得外出修路或构筑工事的战俘营，禁止战俘从乡下带回食物，但有时这种禁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把水果和蔬菜藏着带进去的话，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被人看到，那将成为重大的罪过，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战俘蔑视哨兵的权威。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仅仅是“顶嘴”，也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就是日本人自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严禁顶嘴的，军队里对此惩戒很严。我们把这些或那些在战俘营里确实发生过的暴行和恣意虐待行为区别为各种文化习性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为其开脱。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阶段，日本人深信敌人会虐待并杀死所有的战俘，加强了他们认为被俘是耻辱的想法。几乎在各个地区都流传过这么一个语言，说是在瓜达尔卡纳尔被俘的日军士兵全部被坦克碾死了。确实曾有几个试图投降的日本兵遭到我军的怀疑，并为预防不测，把他们枪杀了，但问题是这种怀疑往往是正确的。那些面临死路的日本人常常会以能与一个敌人同归于尽而自豪。即使他已被俘，他同样会这么干。正如有个日本战俘说的那样，“一旦下定为胜利而捐躯的决心，未建树任何功勋就死去那是可耻的。”这种可能性使我军不得不提高警惕，也导致了投降人数的减少。　　投降的耻辱在日本人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与我们美国人的战争惯例完全不相同的行为准则。而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带着惊讶的轻蔑语气谈论美国战俘要求日方把他们的名字通报给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对普通的日本士兵来说，美军在巴丹半岛的投降是完全出乎意外的，他们本以为美军会像日本人一样战斗到底。日本士兵对美国人不耻于成为战俘这一事实感到难以接受。　　西方士兵同日本士兵在行为上的最富戏剧性的不同毫无疑问就是后者在成为战俘后所给予盟国军队的合作。日本战俘不懂得在这种新环境中的生活规则。他们已名誉扫地，作为日本人他们的生活已经终止了。只是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有稍多的日本人想到，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他们也许能够回国。有些人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表示，“但是，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就做一名模范战俘吧。”他们后来做得比模范战俘还要好。这些过惯了军队生活的老兵油子和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们详细地把弹药库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备情况告诉我们，并为我军写宣传稿，与我军轰炸机的驾驶员一起出航，为他们指点军事目标。他们这时就好像揭开了新的一页似的，虽然在新的一页上写的东西同过去写的截然不同，但他们却以同样忠实的态度实践自己新的人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是这样的。也有少数人同我们势不两立。总之，为了让战俘如此改善行为，必须先创造某种良好的条件。很可以理解美军指挥官对是否按其表面价值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时很费踌躇，有些战俘营根本就不打算利用任何战俘所能提供的帮助。然而在有些已这么做过的战俘营里，起初的疑虑被打消了，战俘的诚意越来越得到了信任。　　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战俘的这种转变。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先把每一件事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上，一旦失败了，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采纳另一条行动路线。这是我们在战后也可指望的行动路线吗？或者这仅仅是个别被俘士兵特有的行为？就像我们所面临的日本人的其他一些战时他们不得不做的特异行为一样，在我们面前又提出了种种问题，即有关他们所习惯的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有关他们各种制度的作用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学会的思考与行动的习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