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在年初,一边翻着日历,一边忧郁地对我说:两个八月半,人死一大半。1976年是闰八月。1900年也是闰八月,那年好像也死了不少人。她经历了两个闰八月,这话也许有点来头。
1976年,我们听了很多遍哀乐。对于我来说,第一遍是周总理逝世。紧接着是外公过世。再接下去就是两位伟人去世了。
外公也是在1月过世的,比周总理晚一个星期。大殓的时候,播放哀乐,居然和总理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外公虽然不是生得伟大,但也能够得上是死得光荣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哀乐,任何殡仪馆都用,现在还在用。如果严格遵守著作权法的话,作曲家肯定发了。
闲话休题。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印象不太深,最早参加的是批林批孔运动。挤在人群的前边,看孔子和林彪的漫画。知道孔子的穿着并不豪华,还知道林彪很瘦,倒挂眉毛三角眼。
最扎劲的是批《水浒》了。一头札进了《水浒传》的世界里了。那是一个魅惑的世界,我们几个小朋友们一边看,一边演绎故事,那些英雄豪杰都成了我们模仿的对象了。最有人气的是林冲和武松了,但是他们二位都有女性问题。要把武松演活,潘金莲不可少,找不到女生入伙,只好找比较文弱的男生来扮潘金莲了。批判的事,早就丢在九霄云外了。那年语文课考试是口试,我把阮氏兄弟戏弄招安特使的场面说了一遍,赢得年轻女教师的赞赏,得了个“优”。评语好像是说既有艺术性,又有革命性什么的。
那时候最担心的还是上山下乡了。我们家隔壁的翁家老公支内到贵州遵义,大儿子在工矿,老二参军复员后也在工矿,老三独生女儿,居然被分配到崇明农场。翁家姆妈接到通知后,几次哭得死去活来。后来老三坚决不服从分配,成为社会青年,那时候已经有不少社会青年了。
我虽然还没有到分配的年龄,但因为我是老大,肯定是要上山下乡的,所以我也不用认真读书。四人帮被粉碎了,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用上山下乡了。
那年,我告别了不用读书的小学生涯,迎来了“考试战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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