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傻×朋友張适之，在东京开了一家出版社│张小蛇│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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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傻×朋友張适之，在东京开了一家出版社
张小蛇 (发表日期:2024-10-28 19:25:00 阅读人次:2080 回复数:5)
我的傻×朋友張适之，在东京开了一家出版社　　　　岁末年杪，特别想写一写“我的朋友張适之”。　　时代洪流滚滚，世界时局动荡，媒体用词动不动就是“XX年未有之变局”。这个时代，非史家如椽巨笔不能描述。普通人，如果能对身边具体的“人和事”做一个相对清晰的记录，就不容易了。　　当年“我的朋友胡适之”，曾是很多民国人的口头禅，流布天下。很显然，張适之同学有“东施效颦”之嫌。我常以“我的傻×朋友張适之”称呼他，就像前几年流行的“狗日的中年”一样，“傻×”和“狗日的”都是北方的粗俗用语，很多时候，不粗俗，难以表达我对他的复杂观感。　　---- 1 ---- 　　认识他，大概可以追溯到两年前。　　北漂二十年后，我想换个环境生活，便到东京闲居，到处逛荡。在一次朋友组织的聚会上见到他，那一天，他话特别多，自我介绍说在国内曾是一名从业多年的出版人。因为是同行的缘故，我们自然有好多话题可聊，甚至还共同认识不少人。　　那一次，他在聚会上“雄心万丈”：我们这一代出版人，跟之前的“书商”不太一样，多多少少是在一定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全世界出版市场迅速“扁平化”，大家多少也具备了一些国际化眼光。我们曾经操刀过几十万册、上百万册的书，至少证明我们还不太笨，到日本来，只要不太懒，进入这个出版市场里混一口饭吃是不成问题的！　　他的这种“高论”，不无几分道理。也夹杂着他刚到一个新环境里头的兴奋和憧憬。我不忍“打击”他的积极性，大家聚会喝酒，何必扫兴？第一次见面，他“彪呼呼”的样子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之后，我们偶有联系，但是见面不多。大家初到异国他乡，对陌生的环境和人事充满了好奇，忙着到处打卡、看展，安顿和享受生活。所谓的“事业心”和“上进心”，似乎也就是酒后的一个谈资而已。　　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一年以后了。这一次，他“务实、低调”多了。几杯酒下肚，他有些自嘲地说，当时的那些设想真的太傻×了！通过一年多的观察、调查和摸索，他发现要“进入”日本图书出版市场，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个已经高度成熟、充分竞争的市场，而且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大型的出版项目、分类很细的研究和出版物其实都已经出版过，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选题及角度，从大正年间、昭和年代开始，以日本人做事的那种精细程度，先行者们早已在各个细分领域实现了“全覆盖”，很少有空白之处。所以，别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就是作为本国出版人，也是“余生也晚”，更何况作为一个语言不通的“聋子”、“哑巴”，要想在市场上分一杯羹，谈何容易！？　　这次见面，我对他所说深有同感。心沉下来了，才会看到这些东西。而不是像很多国人刚来，觉得腰包里那点钱用汇率一算就翻了20倍，一副牛哄哄财大气粗的样子，认为遍地都是机会。他自嘲傻×，算是不乏真诚，这让我对他增添了一份好感。　　这之后，我们经常约着一起看展，一起去神保町逛旧书店，也经常一起参加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但是，他绝口不再提出版的事儿了。　　---- 2 ---- 　　不得不说，这两三年来东京生活的华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和改革开放刚刚兴起时的出国潮以留学生和打工者群体为主不一样，“疫情后”这一波移居的华人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让这个群体呈现出非常多元化的趋势。特别是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到来，更让这个人群的思想慢慢活跃起来，人群聚集，自然就会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我也曾写过，一定数量的人群聚集以后，自然就需要精神文化生活，而这些文化生活和活动陆续展开，公共的文化空间、甚至新的文化生态就形成了。这也是再次验证新来的华人群体跟以往的华人群体有所不同，他们从事的行业、做事的方式、发出声音，都是“新”的。　　先是东京大学组织了一系列的人文讲座。秦晖老师的系列讲座，每次教室里都能来两三百人，秦老师是用中文讲座，底下的人自然是以华人居多。有时候你都会奇怪和惊叹：东京怎么会“藏着”这么多华人？！有留学生，有年纪大的人，也有带着小孩来的，这么旺的人气经常让主持讲座的日本教授感到惊讶。　　由此开始，一些独立学者、媒体人、社会活动者，都陆续开办了讲座，刘军宁、傅国涌、李一诺、长平、张洁平……有媒体报道，“离散的人在东京相认，知识分子在东京找到言说空间”。　　然后是华人书店相继开张：单向街开始了自己的国际化步伐，许知远携新书为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开业，而且每周书店都有活动举行；接着是媒体人张洁平在台湾的飞地书店，实施“东渡计划”，在东京新宿区落地；学者赵国君更是把自己的三千册藏书海运过来，选择在胡适的生日当天12月17日在神保町揭幕了“局外人书店”…… 　　许知远说，“语言激发语言，行动引发行动”；张洁平说，飞地（nowhere），空格移动一下，就变成了now here（当下，此地）；赵国君说，在加缪和胡适之间，在反抗与容忍之间，以“局外人”的身份“入局”……这些东京在地的精彩纷呈活动，我常和張适之结伴参加。　　我也写下了一些文章，记录我的所思所想。但我不知道他作何感想，我不追问，他不回答。　　---- 3 ---- 　　三个月前，他告诉我，他准备“重启出版计划”。　　我就知道，这小子“贼心不死”，傻×乎乎的劲儿犹在。他越是憋着不说，我就越知道，他是在玩真的。　　我们约在神保町书店街的岩波书店咖啡馆，整整一个下午，都是他在急于表达：　　简体中文圈“语言腐败盛行、语言暴力遍地”，简直没法看了！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简体中文信息已经沦为一个垃圾场，已经完全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这种现状，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繁体中文，已经有众多的前辈在港、澳、台、新加坡、北美等地用多年的努力，做出了很多令人钦佩的优质好书，但是，流传到简体中文阅读圈的数量仍然有限。而且，读惯了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的竖排书读起来总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习惯。作为在“简中文化”里成长、生存的一代出版人，我们读过的书、接受的信息，都躲不过“简中文本”；即便身处异乡、处在“文化飞地”，努力学习其他的语言，但阅读的快乐依旧更多仰仗于“简中文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到中年，母语已经刻入骨髓，融入血液，怎么可能“连根拔起”？　　既然如此，何不做一个出版人应该做的事情？在出版自由的国度，深耕细作，为简体中文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本？一方土壤，我们受它滋养，对它的现状痛心疾首，却不能做一点“建设性”的事情，空留一些愤怒有什么用？所以，如果能为它提供一些养分作为“反哺”，让更多的人知道，“简中世界”其实还是有一些优质的、有价值的阅读文本，做这样的事情，不正符合一个出版人的“自我确认”吗？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傻×乎乎的小子，讲起这些来，两眼放光。　　我清醒地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理想病患者”。我多想抽他两耳光，大声痛斥一声“傻×”，当头棒喝，把他惊醒。　　可是，我下不去手。　　他所说的，又何尝不是我残存在心底的那一点点微光？　　---- 4 ---- 　　几天前，他兴奋地打电话给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12月27日，不许睡懒觉！一大早起来帮我干体力活去！电话挂断后，我一头雾水。这小子又发哪门子神经？！我已经习惯他这种“傻×思维和行事风格”了，且看他玩什么花样吧。　　27日一大早，他开着一辆七座车来接我。我满脸疑惑地问他，你改行干导游啦？他诡秘一笑，只对我说，上车。　　在车上，我终于搞明白了他这两三个月做的一切事情：上次见面聊完，其实他就已经在“行动”了。　　一个人一旦找到一个人急切地表达，说明他其实早已打定主意，所谓的征求意见，也就是走个形式而已。否则，他就不是“我的傻×朋友張适之”了。　　出版社（公司），是早就注册好了的。我们这种因为“经营管理签证”而移居的人，身上都“背负”着这样一个“外壳”，都曾经有过商业计划书。出版的资质和书号，早在他“雄心万丈”的两年前，就已经申请好了。　　我还记得他当时说“手里握着100个书号，不够随时可以申请”的神气的样子，那是一种典型的小人得志、“一夜暴富”的神情。和作者沟通、约稿；确定各种出版细节：开本、字号、行间距、颜色、文案、内文和封面设计、往复修改……一直到最后完全定稿，这一套繁琐的细节，我们都太熟悉了。　　他如果不是跟我这个同行说，估计别人都会烦死他。所有的事情做完，印刷是个大问题。他不懂日语，本想通过前辈介绍印刷厂、通过朋友寻找，历经波折，发现这些路径都必须得经过“代理环节”，不是最佳路线。他在家里翻了几本新买的书，找了几家日本印刷厂，得益于ChatGPT的翻译，直接写邮件预约，开视频会议，直接约业务员到办公室，请朋友翻译面谈……终于，一个大印刷厂的“部长”被他“搞定”。　　纸张选择、报价、如何付款、如何运输、交货工期……这一整套流程下来，他两个月内几乎靠一个人完成整个“出版流程”。这在国内，是需要一个出版社配置的……因为没有标准的库房，印刷厂是不能用大货车送货的。送到民宅，印刷厂必须加装纸箱和送货费，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每个人设置了最低时薪，人工费实在太贵了！为了节省成本，只能把我拉来“当苦力”、做搬运工。　　他喋喋不休、不断絮叨着，我在副驾上静静地看着他的侧脸，早晨的阳光从车窗洒进来，柔柔地照在他身上。那一天，他对书堆的大小估计严重失误。他说用ChatGPT算出来不到1.5个立方米，但是他对这个数据缺乏真切实感，以为一个七座车放倒座位可以全部拉走，后来发现完全不可能装得下，只好跑两次。　　于是，这一天从早晨7点到晚上5点，我们不停奔波在路上，在印刷厂和放书的地方折返跑，两个人乐呵呵，居然感觉不到累。我也被他的精气神所感染，在某一段路上，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忍不住拍了一段视频。在我脑海里，一直单曲循环的是朴树的《平凡之路》。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　　从来没得到答案　　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　　冥冥中这是我　　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无言　　如此这般明天已在　　Hia Hia 　　风吹过的路依然远　　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 5 ---- 　　那一天，搬完书，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他送了我两本新出的书，我们在灯火辉煌的国分寺车站道别，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　　我知道，从这一天开始，“我的朋友張适之”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挑战会更大。我们在出版行业多年，经常开玩笑说，把钱变成纸很容易（印书），但是要把纸变成钱，就难喽！（卖书）他何尝不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他说，不止一个出版前辈对他说，海外华人不看书，你100本都卖不掉！我劝你别印那么多，找个按需印刷印个百八十本就行了。　　他说，当时发现这边的印刷成本高昂、网店开店门槛高不可攀、邮寄物流费用也摊不下来时，他也认为这个“小商业模式”都走不通。但是，这边的书不许打折销售，却和国内的销售渠道价格战、自媒体“一元卖书”形成鲜明对比。　　他还说，要完全抛弃掉国内那种“惯性思维”，动不动都是上万册、几万册的首印，最后只会在“内卷”路上把自己逼死。在这里做书，回到“有尊严”的正常业态，就把图书生产当做在自家地里种土豆，一个一个精心爱护，洗干净，包装好，哪怕就背着包作为流动小摊小贩售卖，也是一种模式。　　他还说，傅老师鼓励他，我们只要“寻找到千人中之一人”，不，“万人中之一人”，这事就值得做、可以做…… 　　---- 6 ---- 　　这两天，我一直在翻看他新出的“两个产品”。　　这是傅国涌先生的两本新书，一本叫《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傅先生说：1949年是一个划分时代的关键年份，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时间标记，在这一年做出的选择要决定一个人将来的命运。这个版本的离初稿完成的2004年已近二十年矣，我也从三十六岁步入了五十六岁。世变沧桑，尤其最近这三四年，变化之剧，超过了以往的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面临去留的抉择。这本书迄今仍未过时，这是最可悲哀的。我也一直希望我的文字速朽。呜呼！　　　　存001·《去留之间》　　另一本是《一报一馆一大学：中国转型的是非成败1897-1949》。这本厚达650页的书，据说是傅先生“构思十六年、煌煌五十万言、三条线索、贯通半世纪，重述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文明史”的一本书。　　　　存002·《一报一馆一大学》　　他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报 ( 大公报 )、一馆 ( 商务印书馆 )、一大学 ( 北京大学 ) 值得重视，它们具有象征意义，以它们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出版业和民间报纸为中国引入了新的文明，培育了几代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风向标。创办这些事业的知识分子，站在权力以外，与当权者保持距离，独立开创了历史新局面。其精神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永不磨灭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大转型时代，我写的并不只是三个机构的故事，而是这次转型的是非成败，仅仅选择了三个机构的视角而已。然而，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已无比痛苦地看到此番文明转型之事业未竟，这个古老民族还在歧路彷徨，仍处于晦暗不明的历史时刻。此书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在冬日的暖阳里，读到这些文字，手里拿着厚厚的两本书，眼前浮现“我的朋友張适之”那张脸，从神采飞扬到无奈自嘲，从逐渐平和到带点坚毅，仿佛电影画面一样，一帧帧闪过。　　这两年，我冷眼旁观，见过太多高谈阔论和吹牛×的话语，大多随风而散。而“我的朋友張适之”，终于把他吹过的牛×实现了一点点，单凭这一点，我就已经有点喜欢上他这个傻×朋友了。虽然未来的路，依旧困难重重。但他终究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值得为之高兴、为之祝贺的事情。　　2023年只剩下最后几个小时，各种总结文字从前几天开始就纷纷出炉，我写下这些，也算是为他做一个“第三人称”角度的总结。　　他和他的内心撕扯，他与自己的自我缠斗，他自己未必能说得清楚，而我，作为一个“清醒第三人”，且做一些我所知的记录吧。　　2024年即将来临，我的朋友張适之，且让我为你送上祝福，愿你在异乡的出版事业一路顺利！　　愿你继续用那股傻×劲儿，保持耐力，持久地走下去。　　（老张在东京，写于202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