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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体∶大 中 小 日本人的背影 老唤 (发表日期:2007-04-26 17:27:29 阅读人次:6681 回复数:18) 　　 日本人的背影 　　目录 　　前言 　　一 日本人的常识 　　二 作为常识的玩儿 　　三 单间浴室 　　四 嫖的原因和理由 　　五 大众化的赌博扒金宫 　　六 扒金宫兴盛的原因 　　七 赌的理由 　　后记 　　前言 　　在法律条文和道德律令之外，有一片无限广阔的天地。 　　在日本呆长了，自然而然就萌发了给日本人画像的念头。 　　既然要画像，作品当然摆脱不了画像的一般性质。性质之一就是∶面对同一个模特，一百个画家会画出一百幅不同的肖像来。 　　抛开画家的技法不论，单是画家所抱的“主义”就有各种各样。有追求“形似”的，有追求“神似”的，有偏重于客观反映的，有偏重主观流露的，有喜好正面像的，有偏爱侧面像的…… 　　我呢，既然是画像，自然就不是照像，我不想摹仿具有“照像主义”称号的肖像画画师，事无巨细，面面具到。因而我选择了“神似”。读者不会在本书中看到大量包罗万象不厌其烦的统计资料，因为我只想通过选择、描绘几件有特征的事物来表现日本人的神态。 　　并且，既然是画像就又不同于画漫画。画漫画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幽默的效果必须借助于夸张的手法。而我却想通过我的画像使读者对日本人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认识。这样，我只能选择“客观反映”。 　　然而任何所谓的“客观反映”，从选材到描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更何况我所选择的主义是“神似”。为了避免丑化或美化之漫画效果，在本书我要求自己做到∶选择在日本比在其他国家占有更普遍、更重要位置的事物作为题材。并且尽可能使我的描写达到一种效果∶即对日本人来说，它是一面镜子，而对不熟悉日本人的读者来说，它是一张“导游图”。 　　在选材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日本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用说，具体的日本人是各不相同的。没有哪个日本人可以代表作为抽象概念的“日本人”。那么，我应该选择谁来作肖像的模特呢？也许解决这一困难的唯一方法是“反证法”。生活是人的创造物，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也许只有希望通过对日本人集体创造出来的、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的描写来使读者看到日本人的精神特征。这样我就可以说我所描画的是日本的普通人、即日本人了。 　　那么，我又是如何选材的呢？素材极多。例如，以语言为模特，就可以描绘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日语由平假名（来源于汉字草体的日语字母）、片假名（主要表记欧美外来语）和汉字组成。这就像日本的料理是由中华料理、西洋料理和日本料理组成的一样。在日本的宗教、伦理、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以及诸多的生活领域里，我们也可以到处发现大量类似的现象。从语言入手，我们不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日本人的社会制度、生活作风和思想方法。还有，日语中复杂的“敬语”体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人际关系。它不单象其他国家的语言一样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且极其严格地规定了对话双方的身分、相互关系和对对方所抱的态度。面对不同的对象，即使表达同一个思想内容也要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在日本是人人遵守的常识。 　　但这些仍是一种比较表面的特征。不可否认，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对感觉方式和思维方法有着影响，但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并不能造就完全不同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根据多种理由，我认为使日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使日本人不同于别国人的最重要因素是日本人的“常识”。 　　“常识”是左右日本人思想、行动的准绳。它受地理条件、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现状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因而是独特的。尽管它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潜移默化，但却是根深蒂固的，也因此很能代表日本民族的精神风貌。它又是约定俗成的，因而有着极大的约束力。在日本，它是不成条文的“法律”，但却比法律更广泛、更有力地决定着日本人的感觉方式、思维方法和行动。它是日本人从孩提时代到暮年默默遵守的律令，因而也是把日本人团结成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想要即达到“神似”又达到“客观反映”，绝不能无视日本人的常识。 　　那么，我要做的便是通过对日本的一些典型事物的描写来烘托出日本的常识，因为常识才是达到“神似”的捷径。 　　虽说瞄准了常识，但是，是画“正面像”好呢，还是画“侧面像”好呢？就是说，日本人的常识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我必须有所选择。说到底，我只能瞄准日本人常识的某些方面。为了弥补在美术馆里，日本人的“正面像”、“侧面像”，特别是正面或侧面的“自画像”已经很多，而“背影”还极少的缺陷，我选择了在日本司空见惯却很少得到表现的某些“玩儿”的常识，确切说，我是想通过对嫖和赌中的最普遍的现象的描画来表现这些“玩儿”的常识。我当然不敢把我的作品划入正面形象的范畴，甚至也许把它并入“侧面像”的领域也不够资格，或许把它算作“背影”，虽有些勉强，但还不为过吧。没有背影就缺少了立体感，我希望我所描画的“背影”和那些正面像、侧面像一起，给读者一个有立体感的日本人的形象。 　　来日本一晃就呆了十多年。初来日本，其感觉颇似不得不去农村插队∶虽然对未来一无所知，但决没有长期“落户”的打算。把我长期留在日本的，无疑，是日本在许多方面的优越性和我周围的一些使我感动的伟大的日本人。在这里，我虽然画了一张日本人的背影，但希望我的作品不会给读者留下一个日本人总是背朝着我们的印象。所有了解日本的人都不能不在某些方面敬佩日本人。他们创造了无数令人惊异的、值得人类骄傲的业绩。也许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我的意思∶在长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身高一米六一并且腿短的清水宏保夺得了竞争最为激烈的５００米速滑的金牌。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克服了传统观念所认为的最不利的身体条件，创造了频率快、低重心的滑跑技术，打破了速滑选手的滑跑观念。任何一个想要超过他的选手都必须在他所创造的基础上发掘人体机能更深的潜力。这只是一个例子，在政治、文化、工业、商业等各种领域，这类改变了“人”这一概念的例子是层出不穷的。作为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公民，面对资源贫乏的小小的岛国的自强和发展，又怎能不深思、不赞叹呢？ 　　 　　 　　 　　 　　 　　 　　 　　一 日本人的常识 　　“常识”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是一个比其他几乎所有的哲学概念都重要的词汇。一个人可以没什么知识，甚至道德意识模糊，他在生活中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缺少常识，那他真可以说是到处受人白眼，寸步难行。 　　虽然“常识”是一个常用词，但是给它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却又不那么容易。当然，这里并不是指常识所包括的包罗万象的具体内容。不言而喻，其内容是随地域的不同而相异，随时间的流驶而变迁的。说其难是因为日语中的“常识”与我们所说的“常识”以及英语中的“commom sense”都有差异。抛开哲学家们的各种解释，英语的 commom sense 如其字面所示，侧重感觉方面，原指人人共通的感觉。而我们一般所说的常识则侧重这种共通感觉的结果，即不辩自明，因而是人所共知的一般知识或道理，即“日常的知识”。这种“日常的知识”虽然不象专业知识那样在工作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但在生活中却起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 　　然而日本人所说的“常识”与英语的 commom sense 和我们所说的常识虽有相近之处，但绝不一样。它更是某一时期在某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条件下约定俗成、要求人人遵守的思惟方式和行动准则。一般来说，日本人把“常识”看作是日常生活的行动规范和判断基准。它不完全是知识，因为知识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日本昭和时期的一些常识在平成时期的日本人看来就很可能已经是“非常识”，即“缺乏常识”了。它有点儿象我们所说的“规矩”。但不完全是“道理”，因为道理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日本人的许多常识却令别国人难以理解，甚至堂目结舌。 　　以他们关于动物的常识为例。一般在日本人看来，几乎天上飞的一切动物都有神圣的生存权利，包括乌鸦与麻雀。尽管乌鸦在日本满世界乱飞乱叫，吵得人们不得安宁，还把垃圾弄得狼藉不堪。当日本人在其他国家看到孩子们用弹弓或气枪在打麻雀，其惊讶程度大概与听说我国有吃猴脑、吃蛇、特别是吃狗肉的风俗不相上下吧。捕获飞禽在日本是极不文明和极其残忍的行为。相比之下，在日本，水里游的动物的命运比飞禽就要悲惨得多，它们都“理所当然”地可以被抓来吃掉，包括海豚和鲸鱼，而鲸鱼和海豚在西方或我们的童话里常常是救命恩人的象征。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一个狭长的岛国所必然形成的“饮食文化”，我们才能对这一常识有所理解。 　　众所周知，最有代表性和最讲究的日本料理是“生鱼片”和“寿司”，在“生鱼片”和“寿司”之中，最受日本人欢迎的材料是金枪鱼。日本是金枪鱼的最大消费国，当然也是金枪鱼的最大捕获国。日本不但自己捕获，还大量收购、储存台湾、韩国以及新家坡等东南亚国家的渔船捕获的金枪鱼。捕获的范围也从日本周边海域扩张到印度洋，又从印度洋发展到大西洋。甚至远在中南美、北非也发现了在拥有先进捕鱼技术的日本人船长、水手的指导下捕获金枪鱼的渔船。据国际有关部门调查，如此这般地捕下去，在不远的二十办世纪初，金枪鱼如果不灭绝，也将成为珍奇动物，特别是肥美的黑金枪鱼恐怕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人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生鱼片和寿司的行情反倒越来越好，店铺也越开越多。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常识，日本人不吃金枪鱼宛如天方夜谭。更何况日本是一个不干涉贸易自由的国家，而且还有不少人靠金枪鱼为生或生财呢！说日本政府对保护自然资源完全不采取措施也不符合实情。但日本保护自然资源的根本立场和我们的有些出入。就捕鲸而言，日本现在也采取一些措施禁止大量滥捕鲸鱼。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今天再这样捕下去，明天就吃不到鲸鱼了。也就是说，日本人的常识不是出自“道理”，而是出自“实用”，不是出自想象，而是出自经验。在这种意义上，日本人采取限制捕鲸、限制捕获金枪鱼的措施颇似今天的反对原子弹、反对战争，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曾经给他们扔了两颗，使他们备受污辱和痛苦，而且他们还不能发展原子武器。其实，如果真心反对战争的话，首先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解决战后遗留的问题，并向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公开导致美国的原子弹落在日本的原因，说白了，即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 　　再举一个关于常识的例子。我们在东京的高大建筑之间可以看到“一线天”似的就像刀切的缝隙，这意味着日本在私有财产问题上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在噪音方面情况就是另一付样子了。且不说走街串巷的暴走族的摩托车的噪音喇叭，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一些日本人眼中也是一种“例外”、一种“非常识”。但是各种党派、组织的政治宣传、竞选演说、小商贩的叫卖等等的高音喇叭又该怎么说呢？它们并不比暴走族的噪音逊色多少。但是日本人却对此听而不闻，对这种精神上的搔扰听之任之，因为这些属于常识范畴。最常遇到的情况是，邻居养了一条缺乏教养的狗，这条狗不分早晚地叫，而狗的主人却并不以为耻，尽管日本人嘴上常说要讲究礼节和体谅他人。这和日本人养狗的常识有关。大概最初是受了欧美的影响，在众多的动物之中，日本人对狗情有独钟，就像在众多的体育项目中对垒球情有独钟一样。他们以养狗为荣，并形成了风气。但他们豢养动物的最主要目的却不同于大部分欧美人或中国人，其主要目的是期望动物能陪伴主人消愁解闷，即消解主人的孤独感和寂寞感，这也是很多妓女和“单身贵族”养狗的原因。并且豢养动物能给主人带来优越感，因为它意味着仁慈和富裕。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住居狭窄、人口拥挤的都市生活条件，那么我们就会为动物的命运而悲叹了。它们大都做过绝育手术，有些还要根据主人的审美观经过“美容”，生活在窄小的空间甚至笼子里。对狗来说，一天仅有的一两次散步大概是最愉快的时光。日本人常常惊讶在我国的街道上何以见不到狗，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养狗的基本常识。养狗首先要考虑的是有没有养狗的条件。这条件就是给狗一个自然的生活环境。但在日本人来说，“不管狗怎么想”，养狗是主人的慈善的表示，就像乐善好施是施主的慈善的表现一样…… 　　日本人的常识，其领域比我们所说的“规矩”要广泛得多。从国际关系到夫妇相处，从生死婚丧到吃喝拉撒，可以说无处不在。它起码在公共场合，至少在有他人的公开场合要求人人服从，否则将被指责为“非常识”，而非常识对日本人来说又意味着极大的耻辱。因此“常识”是一种约束力，它要求人们采取基本一致的行动，不管你对这行动抱有什么态度。这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诸多不自量力的惊人之举的根本原因之一。 　　“常识”对于国土狭小，人口密集的日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日本真有所谓“灵魂”的话，“常识”恐怕在“大和魂”中占的地盘最大。个人是藐小的，集体是强大的。把个人凝结为一个集体需要某种凝聚力。在日本，这个凝聚力就是“常识”。家庭有家庭的常识，公司有公司的常识，作为国家的公民有国家公民的常识。 　　常识又是“调和剂”。在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因而竞争激烈的日本，它给对立的双方一个共通的行动准则，要求双方必须遵守，就象参加体育比赛的双方必须遵守竞赛规则一样。日本的礼仪便是这类常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礼仪所起的作用，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重要。 　　一般，在社会生活中，与其说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尺度，不如说是道德。因为法律所管辖的范围极其有限，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都留给了道德。人们常常是根据善恶利害的观念来选择自己的行为的。但是在日本，道德的领土很大一部分已被常识所侵占，道德的领地越来越小。常识到处以道德自居。常识是在法律条文和道德律令之外的一片无限广阔的天地。常识可以毫不顾及道德的管辖，日本的很多常识就是如此，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常识更是如此。因而在日本，常识又可以说是一种麻醉剂。它麻庳、抑制道德意识（如果还有所谓道德意识的话），使人不加思索地按常识行动。因为很少有人怀疑常识的正确性，即使怀疑，也不得不按常识来行动。随着社会的变迁，常识的内容虽也在变化，但是常识在日本精神中的地位却决不动摇。 　　常识有其优越性，也有其狭隘的一面。 　　常识往往是个性、思考的死敌。这就是我们很难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找到一个在世界范围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的原因，尽管日本有着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和研究机关。从咿呀学语的时代开始，无处不在的常识就潜移默化地阻止着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企图把每一个孩子都磨练成一个“无形的军队”中的一员。这也就是日本常常给人一个“大公司”的印象、日本人给人千人一面的印象的原因。这种现象颇似我们很难单单根据日本公司职员几乎清一色的西服来猜出他们谁是谁一样。我们可以接触到有着不同经历、从事着不同职业的日本人，也可以遇到“好的”或“坏的”日本人，我们甚至可以窥视到某个日本人的某种怪僻，但是真正有着独立见解、有着完整的个性的日本人却是很少遇到的。 　　常识还有着强制性的一面。在日本，你要作一个有教养的正常人，那么你必须服从常识。常识靠其无形的力量给家庭、公司、社会带来秩序，给日本人带来物质财富，但是作为报偿，又把他们的精神变得十分单调，把他们的人格变得极为贫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常识不但是大众化嫖和赌的原因，也成了某种东西很容易在日本流行一时的理由。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不会看到像在日本那样，某种东西，例如某种服饰、某个品牌、某个颜色、某个歌星或歌曲、某种药品或化妆品一旦流行起来，便像瘟疫一样席卷全日本。我们很难在某种东西本身找到如此流行的原因。使这种东西得以流行的原因常常是常识，人人如此，你不如此，便会感到孤立。在日本，孤立又是多么可怕的啊！ 　　 　　 　　 　　 　　 　　 　　 　　 　　二 作为常识的玩儿 　　对“游戏”这一概念持有最宽泛看法的恐怕要数荷兰人约翰·惠金格（１８７２－１９４５年）了。他认为人的最主要特征与其说是理性或制造，不如说是游戏。因此，他把人定义为“游戏的人”。根据他的理论，不但嫖和赌，就连血腥的决斗和战争也便成了游戏的一种。抛开这种宽泛的看法，一般所说的“游戏”便是我们俗称的“玩儿”。其解释多种多样。有说是来源于人类的摹仿本能，有助于智力、能力发育的，也有说是过剩精力的渲泄，既可以满足竞争的欲望，又可以避免竞争带来的危害……也许各种解释都有道理，又都如瞎子摸象。但是不管作何解释，都承认游戏必有一定的规则，因而需要“技巧”，并且游戏虽然常常被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但其价值仍在于游戏本身，或说游戏以本身为目的。从广义上说，艺术和体育也可以划入游戏的范畴，从狭义上说，游戏就是我们常说的“玩儿”。 　　“玩儿”这个词儿在我国常常被看作儿童用语，大人一般不屑说“玩儿”，大概是因为不希望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消遣降低到“儿童游戏”的水平吧。但是在日本，“玩儿”却用于不同的年龄阶层。当然玩儿的内容各异，儿童有儿童的玩儿，大人有大人的玩儿。而且在日本，大人的玩儿所包括的领域十分广阔。不但打牌、下棋、钓鱼，登山和一些体育项目是玩儿，连茶道、花道也被划进了玩儿的领域，甚至既不属于文艺又不归于体育的赌博和玩女人都是具有历史传统的、被公认的、“正经的”、见之于经典的，即作为常识的玩儿。例如日本门户开放以后，在横滨形成了一个外国人居住区。外国人希望日本方面提供一些娱乐设施，于是后者便热心地修建了一座妓院，结果弄得外国人啼笑皆非。由此可见双方对玩儿的认识多么不同。 　　根据游戏的一般定义，赌博和玩女人应该排除在游戏之外，因为在赌博之中机遇相对技巧来说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而且赌博的目的一般在赌博之外。而玩女人就更不具备游戏定义中“技巧”和“以自身为目的”的性质了。然而在日本，“大人游戏”中包括赌博和玩女人却是常识，这一点不但可以从日本大量的辞典和关于文化的书藉中得到说明，而且也可以由随处可见的嫖和睹的风俗来证明。说起来，赌博和玩女人还是最为普及的玩儿，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既不需要什么难以掌握的特殊技能，而且又最为直接地与人的欲望有关吧。 　　如果“吃喝玩乐”给我们不务正业的印象的话，那么“吃喝嫖赌”就近乎败类了。但是日本人不这么绝对。单就嫖而言，日本自古就有“英雄好色”的说法。如果翻开史书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确有根据∶史上留名的人物大都是有些风流艳事的。这并非什么奇谈，说来就像我国皇帝法定享有“三宫六苑七十二妃”一样正常。没有点儿色情味道的人就相当于一个枯燥无味的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日本的很多时髦演员、歌星总是时不时地制造点儿花边新闻的材料，以免被人们遗忘。日本甚至流传着所谓“男性神话”，曰“不买春就不是男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某种程度的嫖和赌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它们对于生活是一种调剂，就像饭菜需要佐料。 　　嫖作为玩儿的一种内容，这不但是常识，而且是历史悠久的常识。古代的日本人就有把嫖看做游戏或玩儿的习惯。以前的妓女叫“游女”，妓院的所在地叫“游廓”或“游廊”，妓院的群集地叫“游里”。“游”字在日语里指游戏或玩儿。“女游”便是玩女人。现在在日本习惯把色情行业称做“风俗业”，把从事色情行业的女郎称做“风俗女”，可见玩女人还与“风俗”有着血缘关系。也有这方面的专家，认为“妓女性格”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男性的“浪漫”也是自然现象。男性不浪漫被看作是生理或性格上的一种欠缺，好色才是“英雄”的本色。因而“女游”作为一种“风流”或“潇洒”，在民间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杜绝的。 　　日本现存最为古老的歌集、奈良时代（７１０－７８４年）的《万叶集》（成书于７５９年前后）收集了上下４００年出自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诗歌，其中就已有关于游女的记述。但据说当时游女的主业是侍宴和歌舞，卖春只是副业。到了平安时代（７９４－１１８５年）便开始出现了设置妓女的旅馆。游女的大量出现是从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长达１００多年的战国时代开始的。当时大名（即诸侯）割据争雄，除了战败一方的将士的妻女以外，因战争而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百姓的妻女也多沦为娼妓，来慰藉朝不保夕的武士们的灵魂。 　　特别是在江户时代，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１５４２－１６１６年）为了削弱诸大名的势力、千秋万代永坐江山，竟不惜采纳“游廓政策”。其意在用女色泯灭大名、武士的斗志，荡尽他们的财力。据记载，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地等游廓即是以大名、武士为对象的。那里的游女除了美貌及能歌善舞以外，还能解读汉诗。在当时妇女连字都不识的情况下，不能不说这些游女具备了高度的文化修养。当然游资也令人咋舌。德川幕府不但不向游廓征税，还提供土地，并授与其自治权。近３００年推行游廓政策的结果是，日本各地游里繁荣，当时的记载是∶“其数如天上繁星”。《买春的男人们》一书的作者写道∶“到明治开国，……日本男人的‘玩儿’已成了玩女人、即买春的同义词。”不但成人女游，作为“常识教育”，未成年也女游，而且连和尚也逛妓院，甚至有和尚和妓女喜结姻缘的事情。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彻底革命。其结果是，德川幕府的政策不但使幕末人口的三成患有梅毒，更主要的是对日本的风俗习惯和国民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户时代的淫风借助明治时代（１８６８－１９１２年）的战争越刮越盛。例如，根据记载，在明治２７年（即甲午、１８９４年）“日清战争”之际，日本军人为人口仅十万的出兵港口—广岛在一年后留下了两千个私生子。如果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女性的话，五万女性中“适龄女子”顶多不到一万，而且并不是每个女子都想或每时每刻都能生育。可见“女游”之盛况！男子的“爱国心”表现为为国捐躯，女子的“爱国心”表现在为战士献身。所谓的“慰安”便是从那时起逐渐变为一种常识。到了明治后期、特别是日俄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胜利之后，嫖春可说达到了极盛时期。据当时的记载，有人在吉原游廓的大门口站了一个小时，为了计算进入游廓的游客人数。从晚上８点到９点，共计一千九百人次。其中五十人左右大约在十四岁以下，一百七十人在十四至十七岁左右，大约五百人在十七至二十四、五岁上下。如果照此推计下去，一晚上、一个月、一年该是多少人次呢？当时吉原游廓约有妓女三千人。楼主为了赚钱，把一间屋子用屏风隔成几间，这样，一位妓女就可以在一个晚上轮流应付几位住宿客人了。妓女是被卖到青楼的，她们被称做“性奴隶”，当然没有什么自由和人权。在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性病的蔓延当然也如星火燎原一般。 　　淫风极盛的原因首推明治政府对游廓的庇护。当时被男人们视为“唯一的英雄”的明治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１８４１－１９０９年）本人就是公认的“色男（色鬼）”。寻花问柳、“以日本最美的姑娘的大腿为枕而眠”便是他高雅的乐趣。明治２９（１８９６）年、他在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问时声言∶“我不希望废除游廓。”其理由是，即使从道德角度出发，也应该看到一些妓女的高尚目的，她们是为尽孝心才卖身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时的年轻人数年后在谈到他们的感受时说，“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不但学生逛妓院蔚然成风，而且官宴、甚至警察署的宴会也要招呼艺妓来助兴。礼尚往来，游廓有了喜庆也邀请政府高官、政治家、警官参加。例如明治２１年９月洲崎游廓的开业式就邀请了当时的总理大臣、东京府知事、警视总监！ 　　明治时期之后的大正时期不但全盘继承了先辈的风流传统，而且还有所发展。如果说明治后期是嫖春的极盛时期，那么短短的大正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便是嫖春的全盛时期，因为明治后期还是以公娼为主，而到了大正时期，打着各种招牌的艺妓馆和私娼馆便开始横流，其人数超过了公娼的两倍。《日本卖春史》的作者中村三郎写道∶“日本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像大正时代这么肮赃。”私娼之所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主要原因除官方任卖淫放任自流的态度，还有“警娼一家”这一新风。“取缔私娼”本是警方的工作，但据记载，警察的工作只是一年一次的“轮流罚款”，即提前通知娼家∶“明天轮到你家了”，之后收完贿赂了事。嫖娼在大正时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日本今天在嫖方面的许多常识还多多少少地保留着大正时期的格局。 　　接下来是昭和时期。在昭和时期，日本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使卖春行业展现出新的风貌。其一是“卖女”风行。据昭和９年（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５日《国民新闻》的报导，仅重灾区秋田县的一个名曰仙道的村子，３７０户人家就有２００个姑娘离开了村庄，其中少女占了很大比重。“人贩子”生意空前兴隆，他们以介绍工作为由把贫穷地区的姑娘们廉价拐卖给都市的青楼，以此牟取暴利。以人贩子为职业的风气直到日本的今天还有所保留，只不过拐卖的对象以外国风俗女和劳工为主了。风貌之二是战时举世无双的“慰安妇”制度。 　　即使在战争这种非常时期，嫖在日本也作为常识或风俗属于正常现象。甚至有理论公然提倡∶性欲的满足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日军打到哪里便立即在哪里设立“慰安所”，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在过去的日本，一般认为女性可以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但是男性则不可以。根据对军人禁欲结果的调查表明，禁欲超过一定时间，军人的战斗能力便开始下降，比如∶“飞行员禁欲超过三个星期便容易发生空中事故。”为了“提高将士的战斗力”，举世闻名的慰安妇制度便脱颖而出。由于在战争这种非常时期，“平等交易”的法律失去了保护、军人心理失去平衡而沦为野兽等原因，嫖也就变成了奸淫和轮奸。朝鲜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朝鲜由于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便不得不陆陆续续向战场提供占慰安妇总数一半以上的年轻女子。并且也是日本人，首先在朝鲜各地建立了游廓。朝鲜本来没有妓院，是日本商人、军人进入朝鲜以后为朝鲜开创了“青楼史”。随“满州事变”，我国东北各地也出现了日本式的“娱乐设施”，以作为军官、商人的慰安所。妓院又随着日军的步伐从我国发展到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及太平洋诸岛。以至到后来，战争全面展开之时，军队所到之处当务之急便是营造兵营和慰安所。 　　不像修建妓院，造慰安所可以将陋就简，甚至在兵营尚未成就便已竣工。“用草席围成一个小屋，再铺上一块褥子”。每间小屋门前都排着整齐的队列。因为时间紧迫，有些战士已经提前脱好了衣服。想一想，前线有几百万如饥似渴的英勇将士！因为慰安妇不够，所以军队需要倒休，比如Ａ中队休星期一，Ｂ中队就休星期二……这样慰安妇就只能“连轴转”、没有歇班的时候了。据保留下来的、一位卫生队主计少尉（负责管理慰安所的军官）的报告∶一位慰安妇在三个小时里接待了７８名日本军人！……伟哉！日本人常常会创造出一些令人惊异并永垂青史的奇迹来！这里不得不省略细节，以免影响读者的心情，读者只须计算一下自己去一趟厕所所需的时间，之后比较一下，就可以想象出那时“杯盘狼藉”的情景了。还是选用来自一位慰安妇之口的比较入目的叙述吧∶因为没有时间吃饭，所以负责管理慰安妇的军人便把饭团子送来，这样就可以一边躺着吃饭，一边接待鱼贯而入的日本军人了……上述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一般写照，但也有个别的、纯粹的日本军人，因为兵法和军规上没有关于慰安妇的记载，所以拒绝接受慰安妇，致使从远道被押送而来的慰安妇们一时无家可归…… 　　一开始，各地的游廓还是卖春业者和人贩子的私营，等到日军全线出击，如雨后春笋般的慰安所便是日本官方，军方，卖春业者和人贩子的合营了。当初在大连经营游廓的业者大驹木就是根据陆军的命令在我国各地建设了无数慰安所的功勋人物。那时，来来往往的军用飞机接送的不只有威武的军官，还有显赫的卖春业者。战争不但给生产军火的大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使卖春业者大发横财。不过，即使在当时，慰安所也是日军内部的秘密，大概因其属于“家丑”吧。可想而知，每人每天平均接待几十位英勇善战的日军将士的中国人慰安妇即使侥幸没有死于窒息引起的胸痛、性病疾患或暴力，也因详知内情而很难生还，就像皇帝的殉葬品。日军之所以没敢像征集朝鲜姑娘那样大规模拐骗我国妇女，那是因为中国依然是日本企图征服的对象，即敌对国。但是，一旦我国妇女成为“俘虏”、躺在鬼子的刺刀下，那只有靠一死来逃脱被奸淫的命运了，有的妇女甚至连死后也没能幸免。 　　曾经有解释，认为“鬼子”的奸淫出于天性残忍。其实鬼子也是人，很多还是慈祥的父亲或体贴的丈夫、情人，只是他们是有着与我们不同的常识的人罢了。本来，建立慰安制度所打的招牌是为了避免强奸民女，因为“南京大强奸（这是照欧美的说法。即“南京大屠杀”）”引起了国际范围的谴责和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情绪。但是根据日本军人当时的记录来看，这一制度反而使强奸民女成为占领后的必然结果。参加过战争的日本人有时候会说到或写到杀人、放火，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到过慰安妇的事情，更不用说强奸了，仿佛历史上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就连“颇具学术价值”的、２３０２页的日本最大的日语辞典之一、讲谈社《日本语大辞典》都没有收进“慰安妇”这个词儿。同样享有盛名的、２９１１页图文并茂的小学馆《大辞泉》仅对“慰安妇”作了如下简短的定义∶“主要指曾在战争中被作为将士性对象的女性。”“主要”在什么时候？在哪儿？谁和谁？不知道负责这一辞条的学者是否参加过战争？也不知道他对战争是否有过研究？也许是明知故犯，不顾学问的尊严？！日本文部省就战争问题修改教科书曾受到了多方面的指责，其实何止教科书！ 　　一般说，“历史”一词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着，其一是作为事实的历史，其二是作为记叙的历史。不管一个历史学者怀有什么观点或情绪、企图对历史作何种解释，其首要责任是使记叙无限接近事实，否则就不配从事研究历史的工作。而日本政府的方针和作法正好相反，不但企图以历史记叙代替历史事实，而且尽一切可能使记叙远离事实。这怎能说明日本政府是反对战争的呢？慰安妇、强奸这些主题就像今日的嫖娼，是心照不宣的内部“公开秘密”。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大概就是由于意识到了“内外常识有别”的缘故吧。尽管无人不晓∶强奸是日本军方为了鼓舞士气而默认的对官兵的唯一“奖赏”。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常识的嫖在战时自然而然就演变成了慰安或强奸，虽然如此，但杀人、放火的责任还是可以推卸的，可以归罪于“那时命令”，而命令一般不包括强奸，强奸的责任除了归罪于外人难以理解的常识以外，只好军人自己来承担。 　　日本人不但在战场上玩儿得热火朝天，在日本国内也没闲着。据１９４２年国会议事录的统计，当时日本国内人口为八千万，而买春人次为年间一亿五千万！算算看，除了能开赴前线的（军人总比妓女多吧），剩下的男子大概不到八千万人的一半，而且大多应该属老弱病残之类。更何况当时的方针是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一致对外。那么在这些前提之下，人均买春几次呢？ 说嫖在常识上是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还因为日本人不光自己娱乐，并且还以己度人，或说“以礼待人”。战后，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在皇居前广场上，在日本政府的倡导下，以保护四千万日本妇女的纯洁，并同时解决美国占领军的性欲问题为口实，大型经营卖春的组织“国际亲善协会”（原名“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成立了。根据记载，第一家妓院开张的时候，美军官兵排成了长长的队列，景色极为壮观。由于供不应求，妓院不断增设，慰安妇不断增加，但仍满足不了美军的要求，竟出现了一位妓女一晚上接客４７人的现象。其后果是“国际亲善协会”所属的慰安妇有９０％是带菌者，经过抽查的美国某海军部队竟有７０％带菌者。这一结果又造成了日美双方的“误解”∶日方认为美军是“性病进驻”，而美方则认为日本进行了“睾丸作战”，就像英国强行向我国输入鸦片一样。 　　一部分日本人的羞耻心的觉醒，或说对自己的常识的某些弊病开始有所觉察，是由于外国人的惊讶目光和批评言论。明治时期随外国人进入日本，路旁道侧供奉着的被日本人捧作神明的各种尺寸和造型的阴茎首先就成了一大景观。崇拜生殖器的风俗在不少国家的历史中都出现过，但像日本这样使之形象化、并随处可见，实为少有。日本男人就是靠着这一神话、头顶着这一“金精明神（即阴茎的尊称）”的光环君临女人或游女的。让外国人惊讶和议论的还有如饮食街般繁华的公娼游廓、如橱窗的展品般陈列着的游女，以及坐在挂着提灯的洋车上招摇过市的游客。而在其他即使有嫖妓现象的国家，这类交易一般也在隐蔽的角落进行。例如在英国，“卖春业者是罪犯中最恶劣的罪犯”，一旦抓到便施以重刑。然而在日本，这类业者不但以实业家身分出现，有的还作了市议会议员！用沿街散发传单的方法为妓女做广告也是另外国人惊讶的景象。传单上不单有游廓的地址和游女的价码，还有游女的介绍和照片，可谓周到。这种用散发传单的方法为妓女做广告的风习流传至今。今天，在电话亭和家家户户的信箱里，每天仍然可以看到有关色情录象带、电话俱乐部、粉色沙龙、应招小姐、陪酒酒吧、单间浴室等各种各样的彩色广告。就服务周到而言，恐怕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日本媲美。 　　始于明治年间的、漫长的“废娼运动”被称为“日本社会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是很遗憾，就今天日本的情况而言，废娼运动远没有达到它所要达到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提倡废娼只是极少数人的民间组织的事情，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历史悠久的常识，还有阵容强大的色情业者和庇护着这些业者的日本政府。明治１３年（１８８０年），第二次万国废娼联合大会曾向日本政府递送了废止公娼制度的公告并邀请日本政府派代表参加大会，但是日本政府对此毫无表示。在大正时期，几次有人向议会提交了废娼议案，但都没有逃脱被否决的命运。被否决的理由是∶“收入较少的独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认的卖春地带”，并且大日本帝国的国土扩张也需要妓女来慰安前方将士……在这种前提之下，即便民间成立了“全国废娼同盟会”，财大气粗的业者们也会组织起“存娼矫风会”与之抗衡。《废娼》杂志一旦发行，便会有《爱娼誉志》与其唱对台戏。业者不但向政府高官和警方行贿，而且对存娼会会员逛妓院实行半价优惠政策。他们甚至召开“全国女郎屋大会”、并到内务省去向警保局长陈情，使人觉得反对卖淫反倒成了不近人情的残酷行为∶成千上万的妓女和靠妓女为生的业者将何以为生？ 　　这种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下的拉锯战一俟战争爆发，当然以业者大获全胜而告终。 　　 　　 　　 　　 　　 　　 　　 　　三 单间浴室 　　在日本，卖淫行业的改观，或说妓女的“民主化”来自政府的三纸公文，正确说应该是两次改革。因为明治５年（１８７２年）的“娼妓解放命令”因其像青天霹雳一样既缺乏事前准备，又没有缮后处理，所以只是造成了卖春业者一时的惶惑而已。当时，因为在日本和秘鲁的诉讼纠纷中，日本的人权问题受到秘鲁方面的指责，所以日本是完全迫于外因才发布了禁止人身买卖的命令。命令里当然也包括了作为“奉公人员”的公娼的人身买卖。但是在既不取缔游廓，又不给妓女安排出路的前提之下，妓女的“人权”和“解放”只不过由一次性卖给游廓业主改为定期租赁的形式，可谓“换汤不换药”，卖淫生意依然故我。 　　真正给了公娼“自由和民主”的是昭和２１年（１９４６年）在占领军最高司令官、美国人道格拉斯·马卡瑟（１８８０－１９６４年）的敦促下，日本警视厅发布的“关于废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文件的精神很微妙∶“不承认卖淫是合法的工作，但有一个例外，不禁止个人为了生计而自发的卖淫行为”。一看开头，以为是要取缔卖淫，但看到后来，才知道其目的是想以私娼取代公娼。说老实话，尽管参考了对文件的各种解释，我还是不能消除文件给我留下的绕口令似的文字游戏的印象。根据日本的权威辞典《广辞苑》，“公娼”是“公认的娼妓”。“公认”指“国家、社会、政党的正式承认”。因此“公娼”就是“得到了公家承认的合法娼妓”。相对而言，辞典给“私娼”所下的定义是“没有得到公认而营业的娼妓”。那么根据文件精神，“不承认卖淫是合法的工作”即可解释为“曾是合法的公娼卖淫现在不合法了”。“不禁止个人为了生计而自发的卖淫行为”便成了“曾经不被公家承认的私娼卖淫现在合法了”。卖淫是不变的，只是公娼必须变成私娼，这样才能体现国家的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从公娼到私娼的最大变化，除卖淫行业必须在指定的区域营业之外，是废除了娼妓的人身租赁制度，采取了业主与娼妓分成的办法，即业主所得不得超过嫖春费用的５０％，娼妓所得不得低于嫖春费用的５０％∶似乎靠着卖淫自主权的获得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妓女便可以享受普通国民在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自由了。可以说正是五十年前的这一文件给后世的“业余妓女”大开了方便之门。 　　卖淫行业的另一次改革来自１９５８年日本政府实施的“卖淫防止法”。但这一法律针对的只是卖方，并且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助长卖淫的行为”。就是说，卖淫行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打出新的招牌来。就像赌博不能直接以金钱为赌注一样，买卖淫必须是双方“自发的行为”，即双方需要有一个哪怕是十分短暂的像是“自由恋爱的阶段”。正是这一自欺欺人的法律开创了日本当代卖春多样化的新纪元。而只有这种“百花齐放”的卖春局面，就像现代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倾向一样，才体现了日本新时代的风尚。 　　在战后，卖淫的主要形式仍然是“情人旅馆”。情人旅馆出现在昭和初期，那时叫做“边宿”。与现在不同的是不必自己准备性伙伴，旅馆一般备有“情人”。经营方式也是按小时收费，与现在嫖娼的收费方法差不多。在５０年代，由于生意兴隆，有的情人旅馆甚至用布帘把一间屋子隔成许多小间，可谓“鸡犬之声相闻”。但是随“卖淫防止法”的实施，情人旅馆里的情人便不得不消声匿迹，情人旅馆成了提供情侣们住宿的地方。代之而起的是多种新型的卖淫形式。 　　在形形色色的新型卖淫形式之中，最具色情味道又最为普遍、并且向日本政府纳税最高的要数“单间浴室”。可以说单间浴室是在此之前的主要卖淫形式—情人旅馆的嫡出。只是在单间浴室里，妓女以“女按摩师”的身分出现，并且男女之间多了一个中介—肥皂。肥皂本来是为了清洁而设，然而聪明的日本人却在金钱欲的鼓动之下发现了它的一个更为可贵的作用，即它的润滑作用。当女人用身体当作毛巾，再抹上肥皂，为男人擦身的时候，肥皂便创造出了新的价值—快感。快感的价值高出肥皂本身几十倍、几百倍、甚至更多，因为快感可以随意定价。这就是日本人的聪明过人之处！一块肥皂、一间单间浴室，要让它发挥出无尽的潜力、生出无穷的价值！ 　　日本之所以用了不到四十年就把一片废墟变成了“经济大国”，其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彻底尊重了“经济规律”。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最细微的环节，日本也把经济这个抽象的概念创造成为具体的形象∶不断推陈出新的商品、无微不至的服务、各种各样的享乐……日本正是以此煽动每一个人的欲望，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不管你是谁。也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逃脱其控制的只有夜宿在公园或车站、靠卖垃圾为生的“浮浪者”和人数与之不相上下的“有志之士”和有超高智能的人物。日本正是靠着煽动每一个公民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来使他们变成“经济动物”，也是因此才步入了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 　　不知道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否必须以人沦为经济动物为前提，也不知道经历经济动物的阶段是否是人类发展早晚必经的过程。但从目前世界的潮流来看，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据说精神的高度发展是以丰富的物质条件为其前提的。然而为了达到优裕的物质生活水平，牺牲某些宝贵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又是难以避免的。人仿佛陷入了一个不能两全的境地，其处境正如妓女，为了过上理想的生活，必须有钱，然而当她靠卖淫得到了钱，她的精神世界又变得畸形了。医治这种畸形只有一种可能，即舆论齐声赞美妓女，怀着小仲马写《茶花女》时的那种诚意。然而就目前说来，这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 　　这种单间浴室在１９５１年开始登场，繁盛于１９５８年日本公布了“卖淫防止法”以后。人类所制定的法律正如一张信纸上的几条横线，可供书写的自由空间仍是无穷的。聪明的日本人马上又创造并发展了这一可以代替妓院的新的卖淫行业、妓院和澡堂的杂交∶单间浴室，美其名曰“土耳其澡堂”，仿佛这是土耳其人的专利。１９８４年，由于土耳其人对这种嫁祸于人的做法提出了抗议，遂改名为ＳＯＡＰ　ＬＡＮＤ，直译为“肥皂之地”。其实在澡堂行淫的事情古来有之。在古罗马的“浴场”就有性交涉的现象，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有寄居温泉或澡堂的妓女，名曰“汤女”。但是都不像今天的单间浴室这样普遍和安定，并作为“公共澡堂”得到法律的认可。 　　这种单间浴室由于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便化整为零，由原来的一些卖淫集中区域扩散为几乎无处不有，成为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嫖的场所。其特征是在单人洗澡间里，赤身裸体的年轻女郎在音乐和袭人香气的陪衬之下为顾客擦澡、按摩，并根据顾客的要求提供形形色色的性服务。随着现代化的高速生活节奏，单间浴室以其几十种先进的“性技”取代高级妓院唯一的一点儿传统文化的气息而融入现代的日本，受到人们的欢迎。单间浴室出现以后，法律对其唯一一次限制是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１日公布了关于“风俗营业”的新法律，但实际上只规定了不准“土耳其澡堂”在距学校、政府机关２００米以内的地方营业。毋庸质疑，日本法律对“土耳其澡堂”存在的正当性是给予肯定的。在嫖和赌方面，日本政府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只是为了对付微弱的社会舆论和国际舆论，才不得不采取一些“雷声大，雨点小”的“制裁”措施。而且管制越严，风俗女的价格就越高，当然业者就越有钱。 　　嫖和赌具有“合法性”不但由于它们是在日本的常识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也基于它们适应日本的经济规律，特别是符合“贸易自由”、“平等交易”的原则。买卖的成立靠的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协作关系。缺了哪一方，买卖都不能成立。卖方给买方带来了某种好处，买方又支持了卖方的生意。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嫖而言，买方花钱得到享受，卖方提供服务得到了钱。这在以商品为细胞的国家里，从单纯的经济观点来看，是完全公平合理、无可非议的。曾经有过把妓女一概纳入“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这一范畴的观点，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就未免偏颇了，特别就今天的日本而言。 　　在现在的日本，几乎所有的妓女都不必再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奋斗了，她们有着更加奢侈的目标。只有在一些外国姑娘身上，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到昔日日本姑娘卖春的情景。例如在横滨的黄金町就有几条又细又长、名曰“饮食店街”的娼街，夜晚灯光昏暗，街道两旁鳞次栉比都是窄小简陋的“临时建筑”，挂着酒店的招牌。每一家门口的灯光下都坐着或站着一位打扮得很性感的年轻姑娘。其中多数来自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有些甚至连简单的日语也不会说。除了一些怀着参观名胜古迹的心情前来观光的游客，敢冒着性病的危险到这里来玩的多是些低薪的劳动者。这里因其保留缅昔日的风景，因而成为横滨的一处名胜，但其惨淡经营的景象却和同为名胜的东京的吉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吉原曾是日本游廓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后来由于“卖淫防止法”而改为多角经营。其中以单间浴室为主，还有色情酒吧、情人旅馆和为游客提供情报的咖啡馆等等。那里道路宽阔，道路两边的高级建筑各具丰采，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招牌映照着路边排列着的游客的和接送游客的高级轿车，使人产生步入神话中贵族社会的感觉。这里的姑娘“档次”也比较高，即使是外国人，也能用日语和客人聊上几句…… 　　现在在日本不但有男性专用的单间浴室，而且也有了女性专用的单间浴室。在色情行业中，收入最为丰盈的就是单间浴室。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单间浴室无微不至的、彻底的色情服务和良好的收款制度。高级的单间浴室不但要求小姐的质量，而且还讲究不使用避孕套。如果不是因为受到新型性病—爱滋病的威胁，单间浴室在色情行业中的霸主地位至今也不会有丝毫动摇吧。尽管受到了艾滋病的威胁，根据税金推计，１９９５年单间浴室的总收入仍达到了３２５８亿３６００万日元。 　　单间浴室的蓬勃发展与舆论界的大力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大部分顾客一开始是通过报刊杂志所登载的广告、有关“浴女”的姿色和风流趣事、以及五花八门的性技服务项目的报导开始对单间浴室感兴趣的。报刊杂志也是靠着刊登这类消息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的。这是一种互为寄生的关系。据一位男性周刊杂志的主编说∶登载单间浴室的新闻可以使杂志多一成收入，如果两三个星期不登这种消息，杂志的销量就会明显减少。因而许多报刊杂志都设有专门负责这类消息的记者。色情业者管他们叫做“双刃剑”。“恰到好处”的生动报导可以使单间浴室的生意更上一层楼，但是过真过细的描写又会让警方面子上过不去，甚至造成警察找上门来、因此而关张的结果。因此业者只愿意接待的有分寸的老记者、老主顾。弄好了，大家都有利可图，弄不好，双方都会受到经济损失。 　　“卖淫防止法”实施以后的另一个新生事物是各种各样的“海外买春旅游团”盛行。其最初的目的地是冲绳。冲绳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５日回归日本以前是美军的领地，那里不受“卖春防止法”的限制。以后发展到韩国、台湾。在冲绳回归日本以后，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又因“物美价廉”而成了最热门的地方。团体旅游的名目虽各种各样，但买春是必不可少的项目，特别对以工作为由的招待旅游而言。这也是某些公司的常识。同僚们都买，你怎么好意思不买？就像军人都去慰安所，你一个人呆着多无聊。当然接待单位的一大收入也是接待旅游团。据报导，一位住在马尼拉的饭店的日本记者因为没有叫小姐来陪夜，竟被误认为“不是日本人”。在日本，个人要想参加这类旅游也很方便，只须参考“男性旅游团”或“单身旅游团”的广告既可。 　　但是这样跑来跑去既花时间又劳民伤财，于是一个更为方便顾客的买卖又兴盛起来∶与其坐飞机跑到大老远去买春，真不如把那里的姑娘弄到日本来！于是日本的卖春业者与国外的黑社会组织便开始联手搞起女郎的进出口生意来。以“观光”等名义来到日本的泰国、菲律宾、韩国、台湾、哥伦比亚、俄罗斯等国的姑娘有些是出于本意，有些则是听信了发家至富的宣传，为了出国而借了一屁股债∶除了办理护照或伪造护照和机票的费用以及到达日本以后的房租等，还要上缴高额的手续费和避免逃跑单干的担保金。算下来一个人大约要背上２００至３００万日元的债。为了还债，即使当初不是“黑户”（非法入境、非法停留）的也不得不作黑户“超期服役”，这一点很像从福建来日的“打工族”。为了防止逃跑，卖春业者对卖春姑娘实行严格的管制，让她们几个人住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并抓住时机尽一切手段榨取她们的卖春所得。她们的“正当职业”是酒吧的陪酒女郎，而实际上酒吧只是起到了给顾客一个法律所要求的“自由恋爱”的机会，一俟顾客选定了对象，便双双离开酒吧前往旅馆。她们几乎可以说是当代的“高级慰安妇”。卖春姑娘偶尔也有被警方抓住遣送回国的，但被抓的理由大多是“不法滞留”，几乎没有因卖春而被遣送的。 　　日本政府对外国女郎的卖春熟视无睹，但偶尔也搞那么一两次局部的“严打”，说是杀鸡驯猴，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因为警方的这些业绩很快就会作为电视节目播放出来。这些节目顺便还能使日本人油然而生一种民族优越感，因为很多日本人认为，正是日本人帮助她们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这也是一种常识性的认识，顾客就是上帝，就是施主。有的日本人甚至愤慨地说，“她们是想把日本的钱全都卷走！”日本人决不会首先想到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是谁把这些外国女郎弄到了日本，客人又是些什么人。其实，不管是军事强国用枪炮占有军事弱国的女性的身体，还是经济强国用金钱占有经济弱国的女性的身体，在道德上，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 　　比起日本政府，在治理卖春问题上，台北市长陈水扁可称一代豪杰，他上任伊始便大力扫黄，彻底废除了公娼制度，并没收了妓院的营业执照。无法得知详情，但可以想象，在色情行业闻名于世的台北，他的所为是需要极大魄力的。而在日本，只有一些民间团体组织了救援外国女郎的活动，当然效果也微乎其微。 　　继女子大学生以卖淫方式“勤工俭学”，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叫做“援助交际”。需要在经济方面得到援助的是一些女高中生、初中生。据搞援助交际的孩子们揭露，她们之中甚至还有小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的是在年龄上相当于她们叔叔、父亲、大爷的工薪阶层，特别是那些有点儿地位或产业的富裕阶层，还有黑社会的人物。“援助交际”虽然是彻头彻尾的卖淫，但却有一个美好的名称（在日本常是这样，取代“卖淫”这类陈旧的字眼儿，日本人创造出许许多多颇具魅力的新名词）。并且与未成年人做这种买卖也是地地道道的犯罪。但是据调查，从事援助交际的双方并没有什么犯罪意识，不是把它看做打工、便是看做消遣。卖方的理由往往是∶周围不是有很多人在搞援助交际吗？援助交际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服务性行业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并且她们和顾客进行的是平等的交易，双方都很满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趁着年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不卖，更待何时！说到底，“人也是商品。”在评价某个演员的时候，我们习惯说“他很受欢迎”，日本人却说“他很好卖”。这是常识的不同，就像在水族馆里，我们听到的常常不是“真好看！”而往往是“吃起来一定很香！”一样。 　　根据“卖淫防止法”，买淫一方的责任可以忽略不计，在很多场合还是“受害者”，但是“助长卖淫的行为”却是犯罪。警方曾抓到一位８０岁还在协助他人援助交际并利用援助交际和少女发生关系的老人，他的理由是∶和孩子们一起可以感到青春的活力，并且可以回味年轻时代的美好时光。别说，这种说法还很能代表买方的意见，很多日本人就是靠着买淫才感到生命的实在，用日本话说，这叫“生的确认”。 　　就像无法对业余妓女的人数做出正确统计一样，也无法对这些搞援助交际的孩子的人数做出正确统计。根据报纸杂志的调查，搞援助交际的女高中生人数占女高中生的２７％。但是根据孩子们的说法∶起码一半以上。而一位和尚经过三年对北海道带广市的４００个女子初中高中生进行采访的结果更为惊人，其中近８０％有着援助交际的经历！而带广还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孩子们开始搞援助交际一般是通过同学的介绍，即同学把多余的客人介绍给比较亲近的伙伴。或者通过“电话俱乐部”。 　　走在日本的街头上，会有年轻男女殷勤地为你送上一包方便纸巾。初来乍到的国人会感叹∶“啊，服务多么周到的日本啊！”如果你识日语，便会发现，上面不是“高利贷事务所”就是“电话俱乐部”的广告。电话俱乐部掌握着大量个人的情报，当然包括他们和她们的电话号码。只要交钱、登记，便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有权利用这些电话号码。这种交际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极大地激发想象力∶和没有见过面的情人在电话中谈情，凭借嗓音和语调想象对方的身体和初次交欢的情景……并且这种方法比较自由，给了女方一定的选择权利。即女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愿望，决定是否有见面或去旅馆的必要，是否把这一交际一直进行下去。对某些人来说，携带电话的意义就在于给这种交际带来了方便。当然，有了经验的女孩子还可以采用更直接的办法，即在街头搭讪谈买卖。搭讪既有男方主动，也有女方主动。在东京的任何一条繁华的街道，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狩猎”的光景。 　　“专用留言电话”也是可以利用的手段之一。留言的有男有女，内容也各种各样。你可以根据留言和自己的兴趣选择对象、给对方拨电话。如果合适，就“跟着感觉走”。抄录几个男性留言的段子，以供欣赏∶ 　　２６岁，家住川崎，公司职员，身高１米７５，体重６５公斤，本星期六欲找一会玩儿的女子，请联系。 　　３７岁，已婚，身高１米７６，欲找对成人男子感兴趣并有点儿色情味道、能于星期六、日在山手线附近见面的人，绝对保密，请勿恶作剧。 　　晚上好，我是横滨的牙科医生，２５岁，想找可以在休息日一起玩儿的人，请随时联系，我是独身。 　　你好，我想找可以于２点在涩谷见面的人。我３４岁，如果是援助交际，提供５万。 　　欲找需要援助交际的处女，拜托。 　　欲求星期六、日能玩儿的人，我的尺寸是直径５、长１６英寸，有自信，请联络。 　　现在是凌晨１点４５，我还在公司加班，欲找能在涩谷见面的人。我不到３０，身高１米７３，体重６３公斤，现在已经没有电车了，怎么办呢……请住在附近的人来电话联系。 　　２０岁，大学生，明天学校可以晚去，请联系。 　　家住横滨，３４岁，独身，爱好看电影、话剧，骑摩托车，身高１米８０，体重８９公斤，但决不是胖子，而是运动员体形。喜欢漂亮的姑娘。 　　……不管虚实，留言形形色色。姑娘、女士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爱好选择对象。这也是这种交际方式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还可以利用“幽会俱乐部”，一种号称婚姻介绍所的秘密卖春组织。女子以寻找配偶为借口在介绍所登记，男性则缴纳会费成为会员。介绍所通过介绍向会员征收介绍费，向女方征收７０％的卖春所得。……不过，凡此种种都属“萍水相逢”，因此也是犯罪的温床。除了抢劫、凶杀这类偶发事件，诸如嫖过不付帐、利用安眠药行窃等“哑巴吃黄连”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 　　在日本的卖春行业和饮食行业的交界有一个最为大众化的、五彩缤纷的、叫做“卖水”的行业，其特征是专营酒色。酒的效果因人而异，比如“李白斗酒诗百篇”，而有的人喝了酒便张口骂街。一般说，酒除了使人身心得到放松以外，常常被用作交际场合的“润滑剂”，缓解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日本，酒特别用来解除理性的武装、加快缩短男女之间的距离。简单说，就是“借酒助性”。日本的酒馆之多可称世界之最，白天安安静静的街巷到了晚上便出现了灯光闪烁的酒店招牌、断断续续的歌声和笑声、摇摇晃晃地来往的酒徒。真可以用“面目全非”这个词儿来形容日本街巷白天和晚上的变化。对于我国留学生、特别女性留学生来说，这真是打工的“天赐良机”。我国有句话叫做“酒后吐真言”。然而日本人的常识却是“醉汉天国”，喝酒不但可以减轻肇事的责任，而且也可以作为“一日游”、甚至猥亵行为的托辞。“昨天晚上喝多了，真对不起……”“啊，我也喝了不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都干了些什么……” 　　酒因色而升值，色因酒而愈美。卖水行业正是利用了这种酒色的相互作用。最常见的卖水行业要算“私纳库（ｓｎａｃｋ）”。大部分私纳库是设有陪酒女郎的酒吧。女郎的服装随经营的性质不同从庄重的和服到“三点式”各种各样，服务的项目也是从喝酒聊天到最后“出场”，无所不有。所谓“出场”即是被指名的小姐陪客人出去过夜。“出场店”由于业务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经营范围，所以冒着被检举揭发、甚至警察查抄的危险。比较安全的方法是通过给客人介绍情侣收取介绍费。无论公差还是私差，一些对女人感兴趣的我国出国人员利用较多的也是这种方法。 　　名气经久不衰的“粉色沙龙”也是卖水行业之一。其前身是设有舞台的酒吧，客人可以边喝酒、边欣赏舞女的身体、边和陪酒女郎搞点儿即兴动作。现在沙龙变得灯光越来越暗、音响越来越大，服务也越来越到家，既有以口淫方式为顾客服务的，也有玩正格的。总之，在竞争激烈的色情行业，要想生存，必须不断推陈出薪，以适应日本人喜新厌旧的生性。最近，有些卡拉ＯＫ店因为生意不景气也开始增加新的服务项目。其一便是提供情人做短暂“幽会”的场所，将大间歌厅改为小巧的单间。这种场所虽然没铺没盖，但因其较情人旅馆价钱低廉而受到欢迎。脱衣舞场也在发展。全裸已不算什么，新式的、突进观众席的舞台不但可以使观众清晰地看到局部，而且有兴趣的观众还可以亲手感觉一下儿。甚至通过抓彩，幸运的观众还有机会当众实战一番。 　　随着大众化的娱乐场所的改进，一些特殊的娱乐场所也开始走红。其特征是满足顾客千奇百怪的嗜好和性癖。你有恋母情结、总是怀念和母亲同床共枕的岁月，这里便给你准备好了一间卧室和一位年轻的“妈妈”，你可以尽情地撒娇。你有妄想症、常常幻想和一位美丽、慈爱的护士有点儿瓜葛，那么你可以走进一间专为你准备的医务室，那里有一位可爱的小护士在等待着你。而且不管你多么急切，决不会有外人来干涉。不但恋母情结、恋父情结可以得到满足，施虐淫、受虐淫也可以发泄，不但强奸欲、猥亵欲、窥视欲可以得到释放，甚至嗜屎癖、嗜尿癖、口欲、肛欲也可以如愿以偿。最近生意兴隆的是专营少女使用后没有清洗过的服装、特别是散发着体臭的胸罩和裤叉，还有头发和阴毛，甚至唾液和尿的专门店，当然要附上提供这些商品的少女的照片和简历以供买主想象力的发挥……总之，色情游戏的花样可说罄竹难书，不得不就此住笔是因为，罗列下去本书就不成其为文章了。如果说这些色情行业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培养和助长了低级趣味、生产了大量的“人类垃圾”。不过也有与笔者相反的说法，即认为各种行业之间只存在着“价值观”的不同，色情、特别是这些特殊色情的行业就像医院一样，给病人带来了身心的安慰。 　　嫖是玩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常识在报刊杂志中也得到反映。除了少说几十种各具丰采的专营色情的周刊、月刊杂志以外，起码半数以上的报纸和杂志设有色情专栏和色情广告。这些报刊杂志在遍布各处的几乎所有昼夜营业的方便商店都可以买到。报纸杂志靠色情广告增加收入，靠多彩的色情新闻拉拢读者。色情行业也靠着报刊杂志的宣传来扩大影响、增加收入。除了屈指可数的艺术家可以靠“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来维持生计以外，为数众多的摄影师、导演、演员、画家、漫画家、小说家、作家……都是靠色情电影和录象、色情报刊和杂志来混饭的。而且最近，女人们也加入了这一“艺术家”的队伍。其理由是“在性的方面，女人比男人更了解女人。”在日本，就像常识侵占了道德的大部分领土一样，“色情艺术”往往以艺术的面孔自居。裸体本是雕塑、摄影、美术等艺术形式的模特、美的理想，现在却被用做色情艺术的主要题材、性欲的对象。而且裸女越年轻越好，在杂志和录象中登场的裸体女郎的平均年龄已经从二十几岁降低到十几岁。 　　并且这种“大人游戏”已经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侵入到儿童的生活之中。在大量生产出来的漫画、电脑游戏、电视游戏中，性和暴力以及性暴力的题材越来越多。很多少年杀人犯、强奸犯都是由于受到这些既无道德意识、又与肉体感觉毫无关系的漫画、电脑游戏、电视游戏的影响。现实中的杀人像游戏机中的杀人一样简单，生活中的强奸像漫画中的强奸一样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然而，正是这些“儿童游戏”给它们的制造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当然日本人并非没有羞耻心，不过因为他们丝毫不怀疑自己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他们的羞耻心往往表现在“家丑不可外扬”上，特别是不愿意外国人也知道自己的丑事。有一个很滑稽的例子。色情画报、色情电影以及色情作家、漫画作家粗制滥造的、下流到无耻地步的风俗小说和漫画在日本可以说充斥辉?，然而也是在日本，因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小说《柴特利夫人的情人》的翻译问题却打起了举世闻名的官司，并且结果是∶在日本只能出删节本！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是否表明日本人比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更高尚、更懂艺术呢？幸亏劳伦斯追求的是爱情的理念！ 　　 　　 　　 　　 　　 　　 　　 　　 　　 　　 　　 　　 　　四 嫖的原因和理由 　　单用“好人”和“坏人”这两个概念来给人下判断，即使对小说或电影中的人物，这么单纯方法现在也已经不实际了。人是多方面的合成。“双重人格”一词即是对这种人格最初的描述。双重人格一般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性格或品质。在曾是生活节奏缓慢、生活内容单纯，崇尚纯朴、率直的地方，双重人格常常被看做“不实在”，或是“阴险”，甚至有被当做病态性格的可能。但是在生活结构日趋复杂的日本，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却越来越普遍。其实，只要一个人在两种以上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长期生活过，他便多少具有了双重或多重人格。佛洛伊德曾说过一句令人吃惊的话∶所有的人都有精神病，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在这种广义的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具有双重或多重人格，不同的只是发展程度有差别。 　　日本人甚至把这种人格与一个对人高度评价的词汇“柔软性”联系起来。“柔软性”有点儿类似围棋高手的应变能力，大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适应能力”，即能够对应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情况的能力。没有它，在日本生活下去确是很难。就像一个演员需要扮演多种角色一样，为了搞好人际关系，必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常识。同样，为了满足各种愿望，或发泄各种欲望，必须适应各种生活内容，这也是常识。一个工作认真的公司女职员下了班以后可能是一个“淫荡的”妓女，一个教授可能是一个虔诚的赌徒……对一些刑事罪犯的调查表明，大多数罪犯的同事、同学、朋友、邻居等对罪犯的评价常常是∶“看上去他（或她）是个既文静又稳重的人”，“他（或她）待人很亲切”，“这个人工作十分认真”，“彬彬有礼”等等。这与“流氓成性”，“不务正业”，“吊儿郎当”等我们过去描述罪犯时所使用的词汇大不一样。 　　之所以把这种两面性或多面性称为双重或多重人格，是因为很难说其中的哪一面是“假面”。日本的经济发达和政治自由使一切可以想象的生活方式都有了存在的可能，使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教养、愿望来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完全有可能选择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同的两种或几种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并且人们相信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可以调剂紧张地生活在日本这个“大公司”里的人们的情绪，缓解了他们的压抑。正是这种背景培养了双重或多重人格，也是这种背景成了当代色情行业的温床。在今天的日本，比起“专业妓女”，“业余妓女”是更为普遍的现象。在家庭里，她们是妈妈、妻子、女儿，走出家门，她们又是情妇或形形色色色情行业的主角。社会生活造就了一代人丰富的性格，反过来，这一代人的性格又丰富了社会生活，这是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的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的卖淫设施和类似于卖淫的设施造成了日本家庭关系的松散，反过来，家庭关系的松散又促进了色情行业的繁荣。根据某周刊杂志的统计结果，日本的夫妇有８０％左右一个月才有１—２回性生活。丈夫一般很晚回家，回家后倒头便睡。不可否认，其中有长时间工作、过于疲劳者，但是以此为借口者也不在少数。从酒馆、酒吧到单间浴室、爱情旅馆、粉色沙龙都是晚上的好去处。当然，日本当代作家渡边淳一在《失乐园》中所反映的早已成为社会问题的婚外恋也是丈夫下班以后、或在假日里“加班”的原因之一。“加班”、“谈工作”、“搞关系”等等都是丈夫搪塞妻子的“正当理由”，因为丈夫的工作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确实，常年与已经生育了两三个孩子的妻子同床，丈夫已不再感到性刺激，特别是他在与外面的小姑娘们有了性接触以后。 　　丈夫的这种状况又成为妻子在外寻求性满足的原因。除了婚外恋以外，“妻子俱乐部”就是专为妻子们满足性欲的场所。在那里，有些妻子出卖肉体是为了贴补家用、或为了手头宽裕，也有些妻子用卖淫挣来的钱去填补买马票或玩扒金宫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还有些妻子加入俱乐部并不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还有生理上的需要。因而她们很受男人们、特别是未婚年轻人的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感到“家庭的温暖”。为了解决妻子们的不满，专为妈妈们开设的“性教育学习班”也应运而生。除了理论教育，还有实践课程。模特儿全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可以让妈妈们实感到性的快乐。 　　最近开始受到女性、包括色情行业的女性欢迎的是设有男妓的酒吧或俱乐部，还有一些提供“应招男士”的事务所。据某电视台的初步统计，仅这类俱乐部在东京就已有２００多家，而提供应招男士的事务所因其是新生事物，数字更难以统计。应招男士的七成为普通公司职员，白天上班，晚上打工。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有什么可耻？我们做的也是“为人民服务”，就像圣旦老人为孩子门送去圣旦礼物，我们为女士们带来快乐和幸福。女客的七成左右也是公司职员（如果说的是实话），年龄从２０到５０不等，但以年轻女子居多，其中已婚或有男朋友的也不少。女客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男女平等了，男人可以嫖，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也需要身心的满足。并且释放了罪恶感，才能原谅丈夫或情人不忠的行为，得到心理的平衡。这种场所特别受到色情行业的女性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她们也需要一个可以无拘无束地满足性欲并消除孤独感的地方。这种“娱乐”一般耗费较贵，而只有风俗女才有资本去玩“风俗男”。当然，不排除那些宁可借钱也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女性，只有在那里，她们才能感到一丝“爱的慰藉”。 　　还应该看到的是夫妻关系的松散对子女的影响。据多种调查的结果，从初中就开始卖身的女孩子大都是因为“没有家庭温暖”，父母不是离异，就是经常吵架亦或冷战，而造成这些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第三者”。甚至有的女孩子声称∶要用自己的身体把父亲在女人身上花掉的钱都赚回来！目前，中学生的“家出（即离家出走）”问题已经成为报刊杂志、电视节目的热门话题。这些孩子一旦走出家庭，最先感到的就是没钱寸步难行。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混下去，出路只有一条。她们有些甚至性发育还没有成熟，就过早地参加进妓女或业余妓女的队伍。在日本的历史上，很少见到哪一个时代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像今天这样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现在很多日本人仍然沉醉在“高度成长”的泡沫经济时的梦幻之中，但是用不了多久，当今天的青少年长大成人，这一时期的弊病就会作为无法治愈的创伤清晰地呈现出来。 　　造成少女自失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关于家庭结构的常识。这常识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就像我们过去的“男耕女织”。这个家庭结构的常识造就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女人的幸福几乎完全寄托于嫁给了一位高工资的“好丈夫”。至于在学生时代的学习成绩就显得十分不重要了，特别是相对于天生的姿色。不能不说这种后果是女孩子在中学时代感到迷惘自失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今天，在传统道德观念几乎彻底崩溃的情况下。日本的中学生追求物质享受，甚至吸毒、卖淫就是迷惘自失的典型表现。孩子们性体验的平均年龄逐年下降，目前初中生已有性体验的事情并不奇怪。根据某电视台抽查１００个１６岁女生的结果表明，５４人已有过性行为，她们“初体验”的平均年龄是１４．５岁！ 　　现代化的武器还为她们的交际提供了种种方便。其中最普及的就是携带电话。携带电话已成为中学生必携的道具，缺了它便成了“丑小鸭”。携带电话的厂家不断地使产品更新换代，创造出更轻更小更便利更可爱的电话机来刺激孩子们的购买欲，因此电话费也成了中学生最大的负担。当然电话公司趁机大捞了一把。大人生产、推销产品得到报酬，这些报酬又因为享受转到女孩子手中，女孩子再来购买商品，于是大人又有了新的生产动机。好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是有心人会发现，孩子们携带电话并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扩大交际、解除“烦恼”，其中不乏探讨获得经济援助的手段或直接将电话作为援助交际的工具。更有甚者，为了养活携带电话而从事援助交际！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还有一个，即单一刻板的教育制度以及学校“不分对象的清一色”教育方法引发了孩子们的抵触情绪。日本的教育制度使得学生为了升学，为了进入名牌学校，毕业后能有一份理想的工作而疲于应付考试，根本无暇讲究道德修养。曾享有很高声望的“儒学”的“道德说教”和“西学”的伦理学也因为“不实用”而渐渐被排除在课程之外。道德修养在日本已不是孜孜以求的理想。道德不再是行动准则，它被庸俗化、常识化，成为一种权宜的手段。这样，既没有“真才实学”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校园安身立命，又感觉不到爱情的温暖、或说“看透了”爱情的假象的孩子们便开始奋起反抗，而加入卖春队伍是仅有的几个反抗形式之一。这也是日本近年来卖春队伍壮大的原因之一。除了狂热地崇拜某一个歌星、影星、球星以外，周围没有一个值得奉献纯情的对象。同样是没有爱情，与其把自己廉价地卖给一个人，不如高价卖给许多人来得实际。在“爱情”这一理念日益失去其号召力的今天，卖春的最主要动机当属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只有优裕的物质生活还能给人以“幸福”的假象。 　　日本今天的很多年轻女性的卖淫还可以说是对过去妇女命运的一种反抗。结婚、生子，伺候完丈夫伺候孩子。等到孩子能够独立，自己已是个半老徐娘，半个傻子。这也是日本女人随年岁增加而逐渐贬值的原因。在日本家庭中，女人维护自己利益的杀手锏唯有在经济上“制裁”丈夫，即尽可能抓到丈夫外遇的把柄。这样她们就可以在被抛弃的时候依据法律向丈夫索取高额“慰谢料”了。这也是日本私人侦探生意兴隆和男人不轻易离婚的原因之一。与其这样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为什么不像男人一样去享受人生的乐趣呢？ 　　为了维持“丰富多彩”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八数美人（即八面玲珑）”的“演技”。“诚实”曾被誉为最美好的品质，但是在日本的现代生活里，诚实即使不是愚蠢的征兆，多少也有点儿“单弦儿”的味道。因为最起码，它破坏现有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基盘。说谎即使不能算作一种美德，最起码有着极高的实用价值。就拿最平凡的事情来说，问候原是用来表达美好的希望和祝愿，但是在日本这个“大公司”里，就连问候也带着“平等交易”的色彩。因而问候蜕变为奉承，谁不希望自己的产品能有更高的价值呢？于是说谎就成了常识。见到了邻居的的孩子或小狗，一定要说“可爱”，见到了朋友的爱人或情人则要说“漂亮”。实在无法奉承对方的尊容，也要从对方的服饰或其他方面找到奉承的内容。奉承他人是为了得到回报，就像高喊“人民万岁”才能换来人民的拥护一样。礼节也是如此。其本来的动机是为了方便他人，但现在演变成为方便自己。连同生日礼物、结婚礼品都涂上了交易的色彩，因为按照常识，借钱给他人是能收获利息的。鲁迅先生曾感慨诚实的衰落∶说孩子是要发大财的讨了大人的欢心，说孩子终究要死的招来了憎恶。在日本，这不是基本常识吗？只有说谎才能获得更广泛的人缘，只有说谎才能使人在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游刃有余，只有说谎才能使多重性格得以成立。 　　就家庭关系而言，在日本常见的是，恋爱期间双双形影不离（当然不排除明天结婚，今天晚上还有“幽会”的例子），而结婚以后，除了必要的场合，例如婚礼、葬礼之类的场合，夫妻几乎都是各行其是，很少有共同行动的必要，连睡觉也以分床而眠为主流。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自然而然也具有了独立行动的权利。这是风俗、传统，也是常识。这种情况造成了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对对方的行动、交际缺乏了解。这种缺乏了解又为说谎准备了便利条件。大部分的婚外恋或卖淫便是靠着说谎才得以维持。现代日本人的夫妻关系之中，不必说谎的也许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夫妻之间只以对方为唯一的性伙伴。另一种是容忍对方有复数的性伙伴。在后一种类型中，容忍极少是因为双方的“开明”，而常常是因为双方“半斤八两”。例如丈夫容忍妻子卖春是因为丈夫要靠妻子生活或还债。在这种情况里，丈夫生意失败或酷爱赌博、玩女人又是最一般的情况。应该说这两种类型即使加起来也不到半数。更多的情况是，不管夫妻双方或一方对对方抱着多么虔诚的信念，夫妻双方或一方却有着复数的性伙伴。在这种状况之下，说谎有着极高的实用价值∶只有高水平的说谎技巧、或照日本人的说法∶“演技”，才能长期维持相安无事的局面。不过即使事情败露，还有一个常识性的说法可作遁辞∶这只是肉体上的背叛，决不是精神上的背叛，照风俗女的说法∶“爱情是爱情，买卖是买卖。” 　　当然，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如此。全日本恐怕找不出几对父母知道还在念中学的女儿在搞“援助交际”，尽管搞援助交际的另一方几乎都是有着十几、二十几岁子女的父亲们。很多女儿在家是“好孩子”，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大多数场合，如果不是因吸毒或其他触犯风纪或法律的事情偶尔被警察发现找上家门，谎言大概永远也不会露馅吧。在既不能说实话，又不想撒谎的情况下，孩子们还有最后一个安全措施，那就是声明“这是内绪”。“内绪”意指秘密或隐私。按照日本人的常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介入的私人的领地。 　　对于“风俗女”来说，说谎就更为重要，可以说撒谎是她们的防身武器和立身之本，甚至是女性从事色情行业的守则。由于风俗女坦率道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身分、电话号码、住址，甚至上下车的站名而引来游客无休止的纠缠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说谎从姓名开始，直到创造出另一个自己。开始是不得不说谎，以后说谎便成为习惯，以至于她们自己都会弄不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谎言、她此时究竟是角色还是演员。在过去，卖春也许还有一个“为生活所迫”的令人谅解的正当理由。但是现在的卖春可以说都是出于自愿，也就是说是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也许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来自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一部分卖春姑娘，她们开始是受骗，然后是被迫被利用。风俗女、特别是已经当了妈妈的风俗女首先要为自己编造一套既合理又令顾客信服的卖春理由。如果她们也天真地像那些搞援助交际的中学生一样以“经济上的独立和自由”、“海外旅行”、“留学”、“高档商品”为借口，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价，即使能够得到嫖客的理解，也难以得到他们的同情。因而她们不得不编造一些故事，诸如“父亲因公司破产背了一屁股债，为了替父亲还债……”或者，“将来可以干自己喜欢的某种事业……”等等。但是说到底，风俗女从事色情行业，除了希望过“高级的生活”、特别是满足虚荣心，以及一些人为了赌费、离婚后的子女养育费、攒钱还债、养活情人等直接的理由以外，还有一个间接的、也是共通的根本原因∶即对爱情的迷惘、失望。这也包括一部分以性交涉为乐趣或为调剂情绪的手段的女郎。 　　对爱情失望的原因一部分来自父母。除了父母本身就从事色情行业的工作，父母的吵架和离异常是女儿卖淫的外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个人经历。对于在中学时代既过早地偷食禁果、甚至开始同居的孩子们，“上一所好的大学”已经是彼岸的风景了。他们的迫切任务是在高中毕业以后找到一份简单的工作或临时工来维持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生活。如果在这种时候，丈夫或男朋友有了外遇或者爱上了赌博、饮酒（过早恋爱、过早工作往往难以避免这种结果），那么既失去了爱情又失去了父母资助等退路的女方最容易走的一条路便是从事色情行业的工作。 　　几乎所有的卖春姑娘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所为告诉他人、包括自己的爱人或情人。根据最近某杂志对１３０位现役已婚风俗女的抽查，其中有１０５人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从事色情工作毫无所觉。这种隐瞒得以维持常常令我惊讶，然而在日本，这又并非什么奇谈。当然，所有的卖春姑娘就更不会主动把自己过去的所为告诉自己的爱人或情人了。“女人不言历史”，这是常识。偶尔有姑娘出于诚恳的爱心吐露了真情，但是违背常识的作法极少得到好报，除非她的爱人或情人不单具有包容一切的心胸，而且像基督一样具有拯救世界的坚定信念，否则不是女方因为告白而永远遭到蔑视，便是双双分道扬镳。 　　现代日本人所期求的与其说是相互理解和人情交流，不如说是相互不理解和平等交易。这样说不单指那些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隐私的风俗女，还指一种普遍的作风。这种作风的典型表现之一即是越来越受到推崇的日语中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表达方式。日本人常常嘲笑美国人的单纯。在美国人的语言里不是“ｙｅｓ”就是“ｎｏ”，决没有更含蓄的表达方法。而令人玩味的“含蓄”才是日本人的美德，直抒己见则被视为“肤浅”……含蓄作为一种效果在艺术上也许是一种风格，但在政治上就变成了暧昧的态度。日本人常常慨叹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总理大臣能在这积重难返的时代扭转乾坤。但他们在选举时，又是那么吹毛求疵，总是看中那些在演说中哗众取宠、既保证能给人民带来物质财富又似乎是十全十美的候选人，而这种人的最大特点便是圆滑。可以想象，在这种常识的支配下，总理大臣、还有那些议员们就是有什么创见，又怎能公布于众呢？更何况有着完整个性和伟大创见的人恐怕连议员都竞选不上！企图改变赌博和卖淫局面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但因其会得罪不少人、特别是不少有钱人，在竞选演说中是难得登场的。 　　要么废除一夫一妻的制度，要么承认夫妻之间还有真诚的爱情和道德可言，此外似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但是日本现在正在创造着第三条“含蓄”的中间道路。如果伟人圣·奥古斯丁还活着，他大概会拥护这第三条路吧。因为他曾经说过∶“如果从人类中消除了妓女，你的淫欲就会玷污一切。”还有托马斯·阿奎那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没有阴沟，宫殿里将污水横流。从世界上消除了妓女，会使鸡奸充斥于世。”虽然把女人看做男人性发泄的“阴沟”的观点，由于其太明显地与“男女平等”的理念相抵触，已经不大有人公开提倡，但是以这种观点为背景的为卖淫辩护的理论却从来没有消失。这种理论认为∶就像“从军慰安妇”可以安定军人的情绪一样，风俗女也可以帮助人们发泄积压的欲望，因而能起到安定社会的效果。日本政府面对卖春业睁一眼闭一眼，其原因之一可说就是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之下。应该说这种理论主要是“男人的理论”，更是以放荡为幸福的男人的理论。认为卖淫的存在可以减少犯罪、减少强奸或鸡奸的现象的理论是无法用实践来检验的，它就像推测世界上清除了烟草以后嗜烟者的行动的各种理论一样。起码至今为止没有一份统计资料可以证明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先进国家的事实反倒证明了，卖淫的存在根本没有减少强奸或鸡奸的现象。淫乱一旦成为常识，便会成为积重难返的风俗。 　　上述理论还有一个著名的、据说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成功范本，那就是在西德，政府用制度化了的卖淫设施解决了一些无能解决自己性欲问题的人的性欲问题。于是“人道”，“平等”等口号也成了为卖淫辩护的理由∶那些在某些方面有着生理残缺，因而失去了寻求配偶的机会的人难道不应该享受和我们同等的性生活权利吗？且不说日本今天的情况与昔日的西德根本不一样，西德的例子因此也不能作为今天的日本为泛滥成灾的卖淫现象辩护的理由。就像追求化妆和服饰往往不是为了遮掩外表的丑陋便是为了掩盖内心的空虚，也像讲究礼节常常被当作装饰巧取豪夺的手段一样，“平等”一旦成为高喊着的口号，便总是被用做抹杀不平等现象的工具。“平等”像“真理”一样是人类创造出的美好理念之一，只要我们考虑到人从他或她出生伊始就处在不同的身体条件和经济状况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实现“人人平等”的艰难。唯其艰难才有挑战的意义。如果以“平等”自居的国家真正意识到平等的意义，那么他们首先应该知道，世界上的能源也是人人有份的。然而事实上，消耗能源最多并造成世界能源危机的总是那些高喊“平等”的国家。也许，在解决所有的人的性欲问题上西德曾做出了榜样，但决不能说是理想的榜样，充其量是个像“处理垃圾”似的权宜之计，最起码它是以否定一部分人作人的尊严为前提的。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是应该有它更合理的解决方法的。如果平等真是一个理想，那么这个理想首先应该使今天变得更平等。 　　在日本，拥护嫖的理论还以一个常识为背景，这个常识认为“人首先是动物！”食欲和性欲的满足是社会和家庭安定的大前提，脱离这一大前提的一切理想、制度、生活方式都将是行不通的。根据这一常识，自然有人认为∶正是卖淫现象的存在才挽救了为数众多的摇摇欲坠的家庭生活的破裂，并使其免遭婚外恋的危险。因为通过买淫，夫妻双方无法满足的欲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现在男妓的急速发展也正是为了满足在性方面得到了解放的女性的需要。仅举一例∶根据一家杂志对东京１００名男性公司职员（平均年龄２７．５岁）的抽查表明，其中有过买淫经验的占５３％，对这种行为没有罪恶感的占６６％……不可否认，食欲性欲的满足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如何满足却关系到人类的理想。是否人类的性欲没有妓女就无法满足？不错，“爱情”这个概念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个美好的理念。但它决不是吊在驴车前边的一把青草。朝着一个美好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前进和所谓“走一步看一步”的“实用主义”理论是高级动物和低级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没有了理念，“人”还剩下什么？ 　　认为卖春有理的另一个、甚至得到了很多当妈妈的拥护的说法是，年轻人常常因为性饥饿而饥不择食，错误地选择了配偶，造成不幸的婚姻。而买春可以使这些年轻人过剩的性欲得到发泄，因而他们才有可能用“冷静的”、纯粹爱的眼光来选择心上人。这种说法在某些日本人那里是理所当然的“性教育”的常识∶必须把爱和性分割开来考虑，进而在恋爱和婚姻的问题上把爱情和财产分割开来考虑。许多年轻人买春正是以这一常识为理由的。历史证明一概反对婚前的性行为会造成不良后果，但是并非出自爱心的、毫无克制的婚前性行为却只能培养年轻当事人的恶习，把当事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准。甚至在动物界，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性行为以爱为前奏曲的现象，但是在拜金主义社会，金钱却成了通往性行为的桥梁！ 　　还有理论认为嫉妒可以激发“爱情”，因而嫉妒对于已经日久生厌的夫妻特别重要。因为当你将要失去与你朝夕相伴的什么的时候，你才会感到它的重要性。这种理论不但是婚外恋、买春的理由之一，而且是交换妻子的游戏的理论根据。不过话说回来，爱情如果要靠嫉妒来激发的话，它就已经不是爱情了。而且当事人即使不是“贱骨头”，便是把爱情和占有欲混为一谈了。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日本人，起码很多日本人认为∶人生在世纯属偶然，要活就活个“痛快”。在事业上有所造就要靠“机遇”，但是玩儿个痛快则是人人力所能及的，正所谓“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当然对“痛快”的解释有各种各样，不过把痛快看做卖春或者买春的日本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或她们都有一个共视，便是一辈子只尝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滋味实在是没劲，因而才会有“千人斩”这样的词汇。据报导，一位４７岁的普通农民，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５年的七年间，通过各种嫖春设施与９００个女性有过性交涉！一年１００多！如果单单是出于解决性欲，他的性欲也“真够那个的”。他们或她们就像拙劣而富有的小提琴手不断更换小提琴、希图以此改变音色一样，不断更换自己的性对象，而从不怀疑自己的演奏水平…… 　　像赌博一样，卖淫也是货币经济的产物。“性的商品化”是与金钱至上的社会体制和社会观念或说常识同步的。而且妓女与赌徒在本质上有着类似的地方，即希望以最少的“本钱”换取最大的报酬。在欲望面前，理性是软弱的，特别是对有过卖淫经历的人而言。照她们的看法∶既有如此轻松愉快又报酬丰盈的工作，何必再像傻子一样去卖苦力？像赌博和吸毒一样，卖春也会成瘾。日本曾有“行乞三日自成丐”这样的谚语，卖淫也是如此。根据日本某保安人员三十多年的经验∶卖春超过三次，就再难有挽回的可能了。如果认为赌博的双方进行的是平等交易的话，那么也只好承认妓女和嫖客之间有着平等的关系。曾经有一种理论认为买淫是“侵犯人权”。但是在今天的日本，这种理论已经失去了它的根据。因为买卖的双方都有所失，又都有所得。买卖的成立完全出于自愿。在现实生活中，完美无缺的平等也只是一个“理念”、一个人类为之努力的遥远目标。在日本，如果说金钱和性欲之间不可能存在着“等价交换”的话，这个目标就更加遥远。 　　我们在日本人的夫妻关系、恋爱关系、情人关系中都能看到这种作为卖春基础的“平等”的买卖意识。例如纯日本式的家庭观念里就隐含着这种公平交易的因素。男人工作，并且把工资交给妻子。女人照顾家庭，特别要伺候好丈夫。在男女不能同工同酬的日本，在婚姻关系中，相对爱情而言，女方追求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保障，男方则需要一个不但料理家务，又可以排泄欲望的保姆。这是寻找配偶的常识，当然也是最普遍的现象。连日本人也把这种现象叫做“家庭内买卖春”。“公平”的买卖给这种夫妻关系披上了“爱情”的色彩。但这种色彩只能暂时给人带来安慰，就像豪华的婚礼并不保证婚后的和谐一样。在日本，卖淫的普遍存在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这个常识作为背景。当问及买春的男人为什么会不感到羞耻时，有力的回答之一是“我们是付钱的一方，是我们养活了她们！”而当问及卖春的少女时，她们的理由之一是，“大人之间可以这样，我们挣点儿零花钱有什么不对？” 　　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像“平等”一样，也只是一个让人追求而又令人失望的理念。日本人在最能代表日本民族音乐的演歌中以无限的柔情无休止地咏叹的正是对这种理念中的爱的渴望，还有对现实中飘渺虚幻的爱的幻灭之感。日本妇女的“解放”应该说是最近的事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们才在法律上争得了与男性“同工同酬”的保障，但这也只是在法律上，而不是在常识上。曾以温良恭谏让为美德的女性一下子跑到社会上，而社会上又没有她们的正当位置，真可谓“拔剑四顾心茫然”。这也是造成今天日本卖淫现象泛滥成灾的原因。本来，“性解放”理论所反对的是强加在两性、特别是女性方面的不合理的制度和观念，但对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买卖人和缺乏这方面知识修养的人，“性解放”却成了自由卖淫和“乱搞”的理论根据！ 　　 　　 　　 　　 　　 　　 　　　五 大众化的赌博扒金宫 　　赌博也是货币经济的影子。这是说，哪里有货币经济哪里就有赌博。不过赌博的起源还要更早，也许随私有财产的出现就诞生了。在日本，一些专家说得更玄∶“赌博的历史与日本人的历史同样悠久”。但是赌博的历史是一回事，赌博的大众化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后者与保护赌博的制度有关。日本赌博在现代走向大众化首先应该归功于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曾用“国营赌博”，例如赛马、彩票、赛车、赛船等，来挽救战后财政危机。其中买彩票是典型的以赌博的方式“为社会造福”的例子。上行下效，其结果必然导致赌博走向大众化。在日本的赌博史上，可以说扒金宫是使赌博大众化的主要媒介，它被称为“得到了大家认可的赌博”。 　　扒金宫作为儿童的游戏，在本世纪２０年代诞生于日本，扒金宫（ＰＡＣＨＩＮＫＯ）这一名称来源于打钢弹子时发出的声音。４０年代，日本战败以后，扒金宫由于它的赌博色彩的增加而逐渐演变为大人的游戏，并风靡全日本。它也如日本工业一样，经历了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时代。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扒金宫店就象银行、商店、饭馆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生活内容。就象你不会怀疑银行的存在价值一样，你也不会去怀疑扒金宫的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在电子游戏泛滥成灾的今天，学生们对电子游戏的“同族”扒金宫一点儿也不觉得隔膜，一俟进入成年（按规定未满１８岁不准进入扒金宫店），便投身于扒金宫爱好者的行列之中。根据资料，男性扒金宫爱好者的４２．７％在２９岁以下，就是说，这些青年人在最有发展的“黄金时代”是伴随扒金宫而度过的。 　　　如果说电气化推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那么在扒金宫业方面，它却把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变成了完全而纯粹的赌博。一方面，它不但用电动代替手动、取消了唯一一点儿带有游戏色彩的“技巧”，使人完全受控于机器，而且用电脑控制了中彩的回数，使赌徒的输赢完全凭借机遇或运气。另一方面，它加速弹子的消耗，并提高中彩的规模、减少中彩的回数，以此加快输赢的速度、扩大输赢的差距。扒金宫正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引起赌博的兴趣，并且给赌徒一个暂时的安慰∶一旦我中彩了的话，我会把输掉的都赢回来。 　　尽管如此，扒金宫不是日本法律取缔的对象。日本法律虽然禁止以金钱为赌注的赌博，但却承认“以物品为赌注的娱乐”。根据日本法律，判断是否是赌博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是直接赢钱，就像判断是否是卖春要看买主和卖主之间有没有一个哪怕暂短的“恋爱”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扒金宫店的附近都有一个换钱的地方，即交换所∶赌客必须拿着奖品到那里去换钱。虽然至高无上的法律必须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仍是人的规定。扒金宫之所以在法律的关照下得到长足的发展，首先应该归功于它向制定法律的国家提交了巨额税金。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政府是靠赌徒和妓女养活着的，这句话并不过份。据日本总务厅的统计，扒金宫业在９４年的年收入高达３０兆４７００亿日元，超过了汽车产业，占服务行业收入的２６％。当然，这仍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因为扒金宫业保持了十几年来偷税漏税的冠军。扒金宫业是日本产业中的一个“世外桃源”，不单它的收支不对外公开，就连它的内部管理也只有所谓“内部”的少数人知道。每个扒金宫店都享有常识赋与它们的“自治权”，颇有点儿在德川幕府保护下的游廓的味道。总之，扒金宫业者的职业道德使正确统计成为不可能。 　　就像性产业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凿的统计资料一样，扒金宫业也没有一个确凿的统计资料。我们可能有的只是根据粗略的统计而作的估计∶目前日本每年大约生产扒金宫机器２００多万台以供应全国大约１８０００多个店铺新陈代谢。全国现役机器大约有３００多万台，就是说日本国民平均不到３０人（一说２４．６人）可享有一台。爱好者人数大约在３０００万左右，约占日本人口的五分之一（一说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爱玩儿扒金宫）。他们从教授到学生，从警察到暴力团成员，遍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行业。不但ＮＴＴ、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三井物产等日本最大级商社参与扒金宫业的生产管理，而且负责管理扒金宫业的日本警察的“外围企业”也在扒金宫业的某些企业占有大量股份。真可谓“公私合营”、“利益均分”！ 　　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一种赌博在普及程度上可以和扒金宫媲美。扒金宫的普及首先应该归功于日本政府对待扒金宫的态度。日本政府不但不会从某种道德的角度出发全面禁止这种赌博，而且还将其“制度化”并加以利用。在这种意义上说，日本确实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它的“自由民主”是在“平等竞争”的幌子下企图满足所有人的各种欲望，当然也包括赌欲。它能够给赌博披上游艺的外衣，不但使它普及，而且使它随时代的步伐发展得越来越完善和无可挑剔。在赌博大众化方面，拥有世界闻名的美国赌城拉斯贝格斯与葡萄牙占领下的澳门都无法与日本媲美。据说在拉斯贝格斯，每年有７００万旅游者扔下６０００万美元。但是对大部分旅游者来说，拉斯贝格斯之游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是扒金宫却不然，它遍及日本整个国家，并伴随日本国民的一生。可以说日本政府普及了扒金宫，扒金宫又使赌博在日本大众化。 　　如果给“缺德”这个抽象的词汇在日本找一个具体的形象，那么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扒金宫”。缺德一般并不构成犯罪，如果它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再混进“常识”的领域，那么不但可以安居乐业，甚至往往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例如嗜烟者不吸烟不行，这已经变成了常识。制烟者因此便有了存在的理由，制造香烟也便成了常识的一个部分。人人都知道吸烟对人体有害，但是吸烟现象却并不因此而灭绝。固然人们采取了许多“禁止吸烟”的办法，但直接的制裁对象还是嗜烟者，而很少针对制烟者。政府偶尔会增加制烟业的税收，随之而来的是香烟的涨价。受害者仍是吸烟者。实际上，禁止吸烟的种种方法正是承认制造香烟的合法地位。这种作法很像在香烟的广告上加上一条“吸烟对身体有害”或“吸烟可以致癌”一样，香烟是照卖不误的。更有甚者，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借禁烟作广告。例如登出“不准吸烟，连某某牌香烟也不例外”这样的告示。日本政府虽然对扒金宫的经营施以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实际上就如“吸烟对身体有害”之类的广告给制造香烟、贩卖香烟以合法地位一样保障了扒金宫业的顺利发展。你只须初步了解一下∶只要看到日本无处不在的灯火辉煌的扒金宫店，只要知道扒金宫业是日本的最大产业之一、其利润连日本的汽车产业都难以与之媲美，只要了解到它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税金收益，只要看到有关五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扒金宫爱好者的统计资料，就无法怀疑扒金宫业的不但合法，而且正当的地位了。 　　先不管拼命地发展汽车工业，加快地球的污染和能源的枯竭是文明，还是愚昧，（据说Ｄ·Ｈ·劳伦斯就不喜欢汽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车，他总是说，我没有那么急的事情，没有必要坐车。当然他这是客气，恐怕他早已预见到了机械文明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吧。）但最起码，汽车产业是靠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然而扒金宫业除了它所需要的设备以外却什么也不生产。如果非说它生产了什么，那么只能说它生产了大量的“人类垃圾”。象几乎所有的赌博一样，扒金宫利用的也是人们的欲望和侥幸心理，即希望不付出劳动就得到利益的欲望和一本万利的侥幸心理。尽管没有人不知道扒金宫店的设备、房租、水电、所有工作人员的开支，还有庞大的收益和税金都来自顾客的钱包，但是扒金宫店仍是顾客盈门。扒金宫店里传出的震耳欲聋的日本海军军歌仿佛在向过往的行人诉说，今天的战场就在这里！它就像当初鼓舞日本军人的士气一样，煽动着跃跃欲试的游客的情绪，泯灭着赌徒仅有的一点儿理性。 　　二十世纪初，当人类为自己的理性感到骄傲的时候，只有佛洛伊德指出了所谓的理性只是本能的一个部分，一个受到了现实“驯化”的部分。从这种角度来看，可以说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贪欲的兽性嘲笑脆弱的理性的典型例子。而扒金宫业正可以说是巧妙地利用欲望战胜理性的一例。扒金宫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人的软弱、即对物质无止境的欲望和侥幸心理的产物。它把一个渺茫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放在你的眼前，造成一伸手就可以抓到的假象。它在每一个车站附近，在每一条繁华街道的最显眼的地方向你敞开大门，在你无聊的时候给你消遣，在你孤独的时候给你伴侣，在你委靡不振的时候让你兴奋，在你悲伤的时候，让你忘掉痛苦……但是，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象鸦片的作用。除了极其个别的“幸运儿”，在你走出扒金宫店时，如果你是个还没有完全失去感觉和思考能力的人，你会感到更加强烈的无聊、颓丧、孤独、悲哀。除了对毫无价值地失去了的金钱和时间感到惋惜以外，你还会嘲笑自己的愚蠢、软弱和毫无自制能力。这种时候，对你来说最可以表现自己的感情的事情是狠狠地扇自己两记耳光。然而人们是多么不愿意打自己嘴巴呀！如果说扒金宫的存在有什么意义，能使人感到自己的愚蠢大概就是它唯一的意义吧。 　　扒金宫既然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本应引以为自豪，然而在日本却很少有人对这个如此普及的“娱乐”现象进行深究。５０年代曾有人提倡“扒金宫亡国论”，慨叹日本国民在经济上、时间上的浪费，在文化上的堕落，但这些言论对于扒金宫的浪潮就如蚍蜉撼树，扒金宫一如既往蓬勃发展。日本政府一方面向扒金宫业征收高额税金，另一方面却仿佛无视其存在。例如在例行的国民业余生活的调查统计中，扒金宫是从不登场的。也许是因为扒金宫对于“好面子”的日本人终究是“不上台面”的，与日本人内心深处的羞耻感不能相容吧。几十年来，渲染扒金宫的乐趣和介绍扒金宫的技术等方面的书藉杂志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电视节目也定时播放，然而对扒金宫何以在日本如此发达，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扒金宫这一关系到日本人性格的本质问题却很少有人注目。这正符合日本人对使自己尴尬的事情不愿意正视的心理，或说习惯、常识。在这方面的例子是，日本为了尽快忘记日本曾经有过侵略他国的历史，不惜修改历史教科书，把“侵略”改为“进出”，并强词夺理说，在日语中这两者是同意词，仿佛历史就是某些历史学家随意创造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把日本在他国的“经济进出”理解为“经济侵略”呢？ 　　当然，也不能把赌博大众化的责任全部归罪于日本政府一方，就像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的责任全部归于毛主席一样。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群体现象，满腔热情地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我们很难把一个巨大的责任归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对待军国主义的日本应该是这样，对待法西斯德国应该也是这样。缺了领导和群众之中的哪一方，群体现象都不可能发生。当然责任有重有轻，并且除了既得利益者，还有无辜的受害者。 　　扒金宫也是这样一个群体现象。如果没有千千万万扒金宫爱好者的“捧场”，扒金宫店是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的，这就像如果没有千千万万“酒色之徒”的光临，鳞次栉比的酒吧只能倒闭一样。 　　扒金宫的普及还要归功于日本人由来已久的常识，即认为这种“细水长流”的赌博属于大人游戏中的一种。有了这个常识、日本人就可以不必正视现实了。一般说，日本人对自己“为什么打扒金宫？”这一问题是不愿意深究的，因为深究下去就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好赌是扒金宫爱好者的基本特征。好赌的人有其自身的条件，就像卖淫的人有其自身条件一样。认为金钱至上却又没有挣钱的本事，那么这样的女人便有了卖淫的条件。在嗜赌的人身上，几乎集中了人类的所有主要缺点。常常有赌徒以好胜心为自己辩解。但是真正的好胜心是一种进取精神，它并不一定非要表现在赌博方面。说到底，赌博的成立是以金钱欲和侥幸心理为基础的。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不会陷于赌博而不能自拔的。自认不是废物，却要靠侥幸发财的人就是赌徒的基本素质。 　　实际上，扒金宫爱好者之中的大多数因为身受其害，也认为玩扒金宫不应该。自己之所以玩是因为意志薄弱、不能自拔，或说上了瘾、患了“扒金宫依存症”。且不说那些因玩扒金宫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照一部分人的说法，这是例外，因为就连资本主义社会“最合理”的保险制度都造就了一批以保险金为目的的罪犯。最普通的情况是，扒金宫使人们的大量时间和金钱化为乌有。就是说，学生荒废了学业，主妇不做家务，在职者无心工作。因此而引起的家庭不睦、甚至分裂也不在少数。更有甚者∶主妇把孩子锁在家里，自己去玩扒金宫，家里着火多时都不知道。也有的夫妇一起去玩，把婴儿锁在夏天阳光下的轿车里，结果孩子因中暑而死亡。还有的爱好者让孩子自己在扒金宫店外玩耍，结果遇上了车祸……这类事情在报纸或电视上不时可以看到。当然，如此行乐却没有出事的幸运者还要多得多。报纸或电视上的报导也许是为了向人们敲一下警钟，但与意图相反的效应也不应不考虑在内，即扒金宫有如此的魔力，何乐而不为呢？一旦着手，输了的想赢回来，赢了的想赢得更多，这就是人们对扒金宫眷恋不舍的原因，也是扒金宫爱好者不断增加的原因。 　　扒金宫生意兴旺还归功于经营者的聪明才智。在扒金宫已经大众化的今天，这一行业的竞争也愈加激烈。为了拥有更多的爱好者，为了掏光爱好者口袋里的最后一点儿钱，为了让爱好者即使借钱也不错过可以在扒金宫店里消磨时光的任何机会，经营者不但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里不断开发新的、更具赌博色彩的机种以提高爱好者的兴趣，还要为他们提供比其他店铺更舒适的环境和更优秀的服务。但是归根结底，经营的所有费用都来自爱好者的口袋。这样，经营者和爱好者之间的关系就必然形成一种既互相倚赖又互为敌手的关系。这关系就像严冬里的一窝豪猪，相距远了都会觉得寒冷，近了又互相干扰。让顾客都输与让顾客都赢同样是“一锤子买卖”。为长久之计，输与赢的适当比例便成了经营的诀窍之一。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要使机器不断给人制造出一种“似乎要开”的感觉，要给人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就像接连不断地一个接一个弹出来的闪烁着希望之光的弹子那样。正是这希望，伴随着那能够在清晨将赌客从睡梦中惊醒的扒金宫的乐声，使扒金宫店永远顾客盈门。 　　 　　六 扒金宫兴盛的原因 　　扒金宫为什么能在日本如此发达、占有如此众多的爱好者呢？ 当然，扒金宫的普及是经济生活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者说，扒金宫产业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展，它及时地迎合着高消费生活的娱乐要求。常见的情况是，当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即在经济上有了“富余”以后，人们才开始考虑精神生活。但是物质条件只是精神生活的条件之一，更主要的条件是人的素质和教养。为了满足因追求物质生活而变得精神贫乏的人们的精神生活的要求，简明易懂的扒金宫便应运而生。不过，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只是扒金宫得以普及的外在条件。扒金宫能在日本如此发达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扒金宫是根据日本人的性格而设计的。据扒金宫专家们的意见，扒金宫首先是日本人喜欢寄希望于偶然的好赌习性的产物。扒金宫的显著特点是，它虽是纯粹的赌博，然而却稳居于法网的空白之处，在日本人的常识里以游艺娱乐自居。这样，赌博的欲望便可以在游艺的幌子下得到满足。 　　赌博心理也许人皆有之，从广义上说，企图战胜某种强大命运的愿望就可以算作一种赌博心理。从狭义上说，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它独特的赌博形式。然而日本人的赌博心理却因其有着宿命人生观的背景而更加顽固。宿命原本指服从命运，与赌博的精神相距甚远。大概是频繁的地震、滑坡、火灾等自然灾害使日本人感到了自然界的无常，也许是连年的战争等人为的灾害使他们感到了人生的虚幻，或者是不可预测的经济的繁荣和衰败使他们感到了生活目标的渺茫，总之，宿命观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思考方法和审美观念之中，表现在日本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可以说味道浓厚的演歌这种艺术形式就诞生于日本独有的、颇具美感的宿命观。在日本，没有一种艺术形式、甚至没有一种爱好能像演歌那样拥有如此广泛的爱好者。在日常生活中，演歌的歌唱水平甚至是判断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思想感情的深度、文化修养的程度的重要基准。演歌的主题几乎清一色，都围绕着爱的暂短、虚幻这一中心，但是思念、别离、伤心、等待、期望、嫉妒、怨恨、借酒消愁、甚至寻花问柳、打架斗殴等内容却使曲调各具味道。加上风格迥异的演歌大师们的创造，演歌真可以说是五彩缤纷、登峰造极。在这种意义上，今天的演歌很像经过了马连良、裘盛荣、谭富英、李多奎、张君秋等大师之手的我国的京剧。也正是演歌的发达为卡拉ＯＫ催生，并使之发展为一大产业。卡拉ＯＫ又反过来推动演歌走进日本的每一个角落，进而也使宿命的情绪深入人心。宿命观、演歌、卡拉ＯＫ，这三者真可谓相辅相成！ 　　但是日本人的宿命论还有它积极的一面。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人把樱花尊崇为国花就充分地表现了他们的宿命观。日本人心目中的樱花颇有我们心目中的昙花的味道，其美在于瞬间。因其美在一瞬，便有了人生苦短、良辰不再的象征意义。每当我面对如雪花般飘落的樱花，总会联想起黛玉葬花那样的情景。当然黛玉的悲凉和日本人的所感还不尽相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樱花还有其积极的象征意义∶因其花期短暂，所以怒放得格外灿烂辉煌。樱花更是美在这种象征意义上。在这种意义上，日本人赞叹樱花又颇似我们吟咏“树树立风雪”的梅花，只不过樱花的象征意义作为常识比我们对梅花的认识更加广为深入人心。 　　与其说日本人喜爱樱花，不如说他们崇尚樱花。樱花就曾被作为武士、甚至军国主义战士的象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宿命论演变为广义赌博的心理背景，同时也把赌博变成为赌徒的“听天由命”。作为民族赌博心理的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偷袭珍珠港。日本人敢于向生产力遥遥领先却袖手旁观欧洲战场的美国挑战，并在对战争的前途毫无把握的情况下偷袭珍珠港，连日本人自己也认为这是“一场赌博”。这种“碰碰运气”的心理不仅是扒金宫的支柱，当然也是赛马、赛车、赛艇以及彩票和各种赌博的基础。它暂时给人一个美梦，并丰富了单调的生活色彩，但是在美梦破灭以后，却也成为犯罪的主要动机。这就是在日本的刑事案件中，因赌博欠债铤而走险的案例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原因。 　　除了能够满足赌博心理，扒金宫的另一个特色是∶它迎合了日本人个人主义的娱乐方式。扒金宫的操作由复杂、需要“技术”发展为简单、人人都会，因而为扒金宫的普及铺开了道路。在竞争激烈又不好赤膊上阵的社会生活中，只要与人接触，你就得戴上假面、进入角色。在这种意义上，日本人也真够累。像扒金宫店这样可以暂时“避开”人与人之间利害冲突、并且随处可见的娱乐场所真可谓绝无仅有。打麻将还需要对手，不是你输就是他赢，而玩扒金宫，你面对的只是一台机器。而且在这里“人人机会均等”，这也是扒金宫受到女性欢迎的原因。只要你愿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你都能找到一家扒金宫店、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既可以暂时“避开人世的喧嚣”、避开烦人的交际，又不必动什么脑子，而动脑子的娱乐对一部分现代人来说是最大的痛苦。对于深知钱来之不易的日本人，把钱花在他人身上总是有些心疼，而玩扒金宫，就是输，也输在自己身上。如果你感到心疼，那只能怪你自己，是你自愿的，谁也没有请你。如果你愤怒，只好打自己嘴巴。而且玩扒金宫，钱不是一下子输掉的，像其他“危险的”赌博那样，而是有一个生动的赌的过程。每一个弹子都闪着光辉，带着希望，生气勃勃地出现在你的眼前。它的每一个跳动都牵动着你的心弦，即便它最终令你失望，但是马上就会升起另一颗弹子，重新燃起你的希望之光。虽然你眼见钱一点一点的减少，但是幸运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你的身上……而买彩票就没有这么一个中间过程，只有怀着渺茫的希望而等待的无聊。即使买马票，顶多也只有坐在观众席上或电视机前喊叫的份儿。并且玩扒金宫，你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判断中断游戏，因此几乎没有受骗的感觉。而赛马之类就不一样了。赌注要押在马或骑手身上，骑手们作弊的事情不是屡屡发生吗？而且要输，一下子就输掉了…… 　　扒金宫的妙处还不仅于此，它不但具有个人主义的一面，而且还具有社会性的一面。根据一次民意测验，对“你为什么玩扒金宫”这一问题，将近一半的扒金宫爱好者的回答是“打发时光”。这一回答，说得好听，表现了他们的“潇洒”，说得难听，表明了他们羞涩、暧昧的态度。因为回答几乎是同意反复，即由于喜欢玩才玩，就是说对这些人来说，再没有比扒金宫更好的打发时光的消遣或娱乐了。造成他们的娱乐生活竞如此枯燥的原因首先在于日本的社会体制。一个孩子，从小就要为进入一所有名的大学而“拼命”学习，因为只有毕业于有名的大学，才有保障进入一个有名的公司，也才有可能得到一份优厚的报酬。这样，面对“可爱的”姑娘才有竞争力，未来的幸福生活也才有了坚实的保障。但是学习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并不是爱好，而是负担。负责教育的单位为了创收还在增加学生的负担。由于负担过重而自杀的有中学生，还有小学生！当然学习的实际效果也是事倍功半。进了公司，为了给公司带来利益，必须马不停蹄地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在竞争激烈的公司里的地位，也才能有晋升的机会。连日本人也不否认∶大多数日本公司职员的一生就像一个人从小就开始竞竞业业地存钱，为了买一口结实的棺材。这样的社会体制一方面给日本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却又使日本人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业余爱好极度贫乏。根据一些民意测验，近半数的人除了工作，几乎说不出有什么爱好。还有近半数的人的爱好是“看垒球”、“听音乐”、“扒金宫”、“旅游”、“看电影”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中日之间对“爱好”一词的理解并不相同。如果我们说“爱好京剧”，大概是说至少能唱两句或拉两段，但是对日本人来说，爱听爱看也是爱好。 　　就爱好旅游而言也是如此。日本人以出国旅游为荣。但他们为旅游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一是连休的时候，一是退休以后。而主妇起码在表面上是“主人”的附庸，左右她们的自由的是丈夫的情况或意志。这种背景就造成了“旅游团现象”，因为只要付出一部分手续费，旅行社就可以为他们一批一批代办一切花费时间的手续了。并且大多数日本人的旅游，特别是退休以后的人的旅游不如说是观光，或者干脆说是走马看花。游都市则必坐大轿，听导游解说一通便可得到求知欲的满足。游黄山必坐缆车，而不是随心所欲在途中自己愿意逗留的地方伫足玩味。登山本身并不是目的，“去过黄山”才能给单调的经历增添光彩。妻子们更多的是利用暂短的旅游期间满足购买欲和食欲，一些精力尚存的丈夫们则利用旅游顺便解决“性压抑”的问题。这也是我国暗娼接待的外国客人中日本人居多的原因。在日本很少见到我国常有的那种以爱好而不是工作为精神支柱的人。没有执著的爱好，这也是日本的酒馆、扒金宫店顾客盈门的原因。 　　不过如果深究所谓“打发时光”的这一回答，我们还能发现日本人的一种极其可贵的品性，即“闲不住”。鲁迅先生描写祥林嫂“闲着似乎就无聊”，这正可以作为日本人的写照。即使无人监督，日本人也决不会偷懒。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所在、所干，才会觉得安心。工作的惯性在工作之余还在发生作用，对于失去了自我支配能力的人来说，时间变得多余了。就在这种时候，在地价昂贵的日本，扒金宫店为你敞开着大门，“免费”为你提供座位和一个梦。确实，当你挤在扒金宫店里一排排的赌客之中，像所有的人一样严肃认真地坐在机器面前，你才会忘记被公司解雇、被社会遗弃的恐怖，才会有一种充实感，就像你坐在一个大公司里，作为社会的一员，面对着电脑一样。正是为了迎合日本人的这种合群性格，扒金宫才演变成现在这种像“大厂房”、“大公司”的样子。 　　扒金宫真可谓十全十美的赌博！它拥有众多的爱好者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在回答民意测验的问题时，人数占第二位的回答是“可以改变情绪，发散发散”，占第三位的是“可以得到奖品”。但这些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回答，因为答案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情绪不一定肯定变好，奖品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不过扒金宫在日本能够得到发展，确实与“发散理论”有关。设想一个公司职员紧张地工作了一天，特别是在工作不顺利的情况下或是受到了上司的训叱之后，确是需要“改变改变情绪，发散发散”。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这些美好的愿望对扒金宫爱好者来说至多也只能算作暂时的自我安慰。也许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扒金宫能够真正起到改变情绪的作用，即真有某人痛不欲生，死前玩最后一次扒金宫也许会使他的痛苦改变颜色或变得不再那么强烈，因而使他免于一死。但这种情况实在少见。 　　也曾有扒金宫的理论家认为扒金宫是日本佛教传统的产物，因为玩扒金宫的心态与佛教的“无我”状态十分相像。但这种说法只是对扒金宫的美化，它只看到了玩扒金宫时精神集中、暂时忘却世间烦恼的一面，这一面充其量只是“换换心情”。然而坐禅所追求的四大皆空的无我状态与至少是玩扒金宫的动机之一的赌欲是根本不同的，更何况佛教是禁止赌博的。 　　扒金宫像大多数赌博一样，肯定能给你一个假象，或说一种类似阿Ｑ精神的安慰∶赢了归功于自己的技术、判断力和意志，输了算是运气不佳。这种假象置根于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就像许多女人习惯认为自己比某个“还不如自己的人”多少有点儿姿色一样，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废物，特别是在面对在某一方面“还不如自己”的“小Ｄ”的时候。正是这种自信心支持着人们充满信心地生活下去。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在面对一台机器的时候，就变得更加明显。“人尚且如此，何况机器！”但是越是有本事、有自信的人输得也就越惨。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别人能赢，我为什么不能赢？输怕什么，靠什么吃饭都要先交学费，有朝一日我掌握了玩扒金宫的技术……并且失败得越是悲惨，希望之火燃烧得就越是旺盛。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或说“征服欲”也是扒金宫爱好者契而不舍的原因之一，并且恐怕也是我国乒乓球队不乏扒金宫爱好者的原因。这种假象使扒金宫爱好者们不惜重金、千百回发起挑战。如果说吸毒是一种瘾，那么扒金宫这种赌博也是一种瘾，沾上了就难以摆脱。只不过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瘾。像瘾君子靠毒品得到身心的快慰一样，赌徒靠赌博得到身心的刺激。你只要尝到过那种连喘气都忘记了的紧张，只要体验过随幸运之神在你背上轻轻一拍而来的那种释放了紧张的快感，扒金宫便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你的心上。为了再次体验这种快感、再大的牺牲算得了什么？这也是赌徒只记得赢、不记得输的原因。我知道一个可爱的上海姑娘，她十来年辛辛苦苦挣来的工钱全部花在了玩扒金宫上。有一天她输了几万之后突发誓言，“再来这个店玩儿，我就得癌症！”结果，她还是没有戒掉。当警告她会因此而得癌症的时候，她幽默地说，“我换了一个店。” 　　除了“瘾”这一说法以外，笔者还听到过关于扒金宫的更深刻的定义。在扒金宫交换所前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交换所的老太太∶“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戒了吗？” 　　赌客∶“从明天开始戒……” 　　老太太∶“快戒了吧，扒金宫不是好玩艺儿，它是一种病！” 　　作为经营者的老太太能这样说，也许应该是肺腹之言了吧，但这种“现代病”对日本人来说已经病入膏肓了。 　　除了开赌场，真正靠赌发财的人绝无仅有。澳门的一位被称作“赌王”的人有句名言∶“不赌为赢”。想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违法作弊。除了像抢银行一样用暴力抢劫扒金宫店的交换所以外，还有各种各样超高技能的作弊方法。其中制造假卡（用卡代替钱来买弹子的营业方式是扒金宫店近几年的主潮）是让扒金宫业经营者损失最大、也最为头疼的一着。说起来也怪有趣，作案者多是扒金宫爱好者。“羊毛出在羊身上”，用正当的方法不能挽回败局，只好诉诸非法手段。并且这样做，他们并没有强烈的犯罪意识。照他们的说法是“以毒攻毒”，或者是“黑吃黑”。在我国同胞大量涌入日本以后，这一非法队伍便日益壮大。但是作弊最终非但没有阻碍扒金宫业的蓬勃发展，反而因其促进了机器设备和经营系统的不断改进而使扒金宫业更加完善。“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倒霉的还是爱好者。他们不得不用更惨痛的失败来弥补扒金宫业的损失。 　　登在日本华人报纸上的一位“枪手”（使用假卡者）的自白说得很中肯∶“现在的扒金宫机器都是由电脑程序来控制的。如果说在机械操作的时代还真有人靠玩扒金宫为生的话，那么现在却只能靠碰运气了。如果不作手脚想靠此为生，那一定是天方夜谭。 　　当然，作为一种消遣，偶尔花上万八千，赢了是运气，输了全当是玩了游戏机，这也算是了解日本社会的一个方面吧。但是一定要有自制力，特别是运气好的时候千万不能上瘾，不然就后悔莫及了。赢钱的日子确是兴奋、快乐，但一旦得了所谓“扒金宫依存症”一天不玩心里都痒。结局都是意志丧尽，日元输光，荒废了学业，耽误了前程。我本人也是为留学来日本的。因为玩扒金宫，不但输掉了辛辛苦苦挣来的学费，最后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只好选择了黑道，成了‘枪手’。虽然在钱上我达到了目的，但是想到当初来日本时的豪情壮志，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懊丧。 　　在日本，扒金宫已经发展成为年产值３０兆日元的特大产业，成为一种日本独特的国民性娱乐。想想看，如果玩扒金宫真能赢钱，它怎么能成长为特大产业呢？况且现在扒金宫业受到黑道的打击，各种从扒金宫淘金的方法给它带来了巨大损失。为填补这个漏洞，只能在扒金宫顾客身上打主意。因此可以断言∶现在玩扒金宫，输的概率比以前更大。 　　在此，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忠告大家∶为了你的前程，为了不留下悔恨和痛苦的记忆，万万不可成为‘扒金友’。” 　　我国没有扒金宫，而赌博又是一部分人的隐蔽勾当，因而到日本来的留学生对扒金宫没有免疫能力。既无从判断玩如此普及的“游戏”的善恶，又没有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自制力。很多留学生来日后，为了尽快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员或说消解孤独感而加入了扒金宫爱好者的行列。留学生大都是无产者，打工挣的是血汗钱。这点儿钱交完学费也许刚够维持生活，如果爱上了扒金宫，那前途真可谓危如累卵了。所谓留学生中的“贵族”，一定是走了“黑道”。可以想一想，一个全力于学业的学生怎么可能有钱，如果不欠帐，就已经算幸运者了。 　　 　　 　　 　　 　　 　　 　　 　　 　　 　　 　　 　　 　　 　　 　　七 赌博的理由 　　扒金宫要发展就必须满足人们的多种要求，而前述那些扒金宫的特色便是为满足这些要求而形成的，于是也成了人们为扒金宫辩护的理由。但是真想要为扒金宫辩护，说到底不得不捍卫赌博的正当性。 　　在捍卫赌博的正当性的诸多理由之中、最宽泛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场赌博”，因而赌博可以使人领悟人生的“真谛”。确实，以全副精力来向未知或未来挑战颇似下赌注，冒险精神也颇有点儿赌博色彩。但是把人生比做赌博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而且只能把人导向斜门歪道，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赌博不需要任何稍微复杂一点儿的知识或技能，其主要手段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投机取巧，或干脆碰运气。所谓人生像赌博像一样需要“勇气”和“决断”，说得仿佛不差，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作基础的勇气充其量只能是“匹夫之勇”，决断也是没有根据的决断。如果以赌博精神为生，成功是偶然的，失败却是必然的。而除了赌博之外的几乎任何一种挑战或冒险，首先都必须有一个学习或磨练的阶段，因此即使失败，也会得到一份可贵的经验，而不会是一无所获，弄好了，还可能“失败是成功之母”。 　　还有一种较为具体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带有浓厚的赌博色彩，并且资本主义社会越是发达，资本运转的赌博色彩就越是浓厚。确实，保险、股票、期货、房地产投资等等资本运转方式都仿佛与赌博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就连各种保险的最初形式还不是诞生于十七世纪英国咖啡馆海洋运输业者的赌博之中吗？生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当然会有理论认为∶就像玩股票是学习经济的一种手段一样，通过赌博可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还有经济学家断言，不懂得赌博的残酷，便不可能在生意上获得成功…… 　　不过应该看到，这种理论首先就忽视了投资与赌博之间出发点的不同。以赌博精神来投资正巧暴露出资本主义资金运转方式的致命缺点。就现代日本而言，所谓“泡沫经济”的破灭即可以说是连锁式的广义上的赌博的失败。就像打桥牌，没有那么多点，却没完没了地往上叫。日本人吹起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又把日本人的形象衬托得更加高大，高大的形象又吸引来更多的投资。这本无可非议。不过，企业家会利用资金再生产，而赌徒则缺少这一过程。当然，后果可想而知。在泡沫破灭之后，一些中坚银行抱着几千亿日元的债务破产并不稀奇。银行为了吸引客户，必须装门面，华丽的大厦自不必说，银行职员从上到下享受高工资高待遇，这样才能“有信誉”。但是钱从哪儿来？当然是从客户的口袋里。在泡沫经济时期，很多银行家还以投资的形式，把客户的存款转变成押在房地产，股票上的赌注。简单说，就是把钱押在了在银行老板看来也觉得“有信誉”的另一些公司老板身上。一俟这一链条上的某一环节运转不灵，“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便出现了。贷款无法收回，银行的股票下跌，剩下的便只有巨额债务。债务过于庞大，以至政府也不敢不扶持摇摇欲坠的银行，致使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政府也不得不宣布其破产。别看保镖、记者前呼后拥着的某些日本银行头取（总裁）那么威风，说穿了，与其说他们是赌徒，不如说他们是骗子。此破产必然引起彼破产。就连在我国曾享有盛名，也曾被日本人视为英雄的勤勤恳恳的企业家、八百伴的老板和田先生不是也跟着破产并进了“局子”吗？为了维持下去，不得不谎报军情，以至最后欠下了１３０亿日元的债务。这就是他的罪名。但是他的罪过比起那些仍然受到日本政府和银行老板支持的企业家所欠的款项，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应当说，他的真正罪名是把投资当成了赌博。 　　当然，赌博的种类繁多，投资的性质也不尽相同。有些赌博确似“投资”，但一般说，严格意义上的赌博与带有赌博色彩的资本运营还是有区别的。不但目的不同，手段也不一样。真正的投资家决不是“投机家”，他们是为了企业的发展，但赌徒只是为了赚钱而赌。造成这一区别的是两者的素质就不一样。 　　还有一种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的解释，认为赌博可以使社会安定，因为它能释放斗争本能、释放罪恶感，因而是社会的“换气孔”，没有它，犯罪率就会更高……究竟犯罪律是因有了赌博而下降了，还是因有了赌博而上升了呢？这种理论因为无法用实践来检验，所以长久以来迷惑了很多人。如果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还活着，连他们大概也会拥护这种理论吧∶就像性欲一定要得到满足一样，罪恶感也必须发泄掉。最受这种理论欢迎的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根据他夫人的回忆，在他侨居德国的一段时间里，总是在赌光了所有的钱，典当了最后一点儿东西之后，创作才进行得顺利。根据佛洛伊德的解释，这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在自己身上的惩罚使他的罪恶感得到了发泄或满足。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说赌博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力有着必然的关系，因为大部分赌徒并不热衷于什么艺术活动。并且，如果当时没有赌场的话，情况会如何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去盗窃抢劫杀人放火呢？还是安心于创作呢？罪恶感的满足有利于创作或生产的理论也是那种无法用实践来检验的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它也像推测世界上清除了烟草以后嗜烟者的行动的各种理论一样。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还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因输钱而心灵受到惩罚便安心于工作或学习。请设身处地地体会一下因赌博而转眼间变得一贫如洗，或背上了永远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的人心情。除了绝望以外，讨还血债是另一种可能，而且对“上了瘾”的赌徒来说，抢劫、盗窃、诈骗是极难逃避的命运。这就是许多犯罪是由赌博引起的原因，也是扒金宫交换所常遭抢劫的原因。尽管有人同情抢劫者，但是抢劫者还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因为扒金宫店是受法律保护的，更何况它和警方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日本最早的历史书《日本书纪》中就有关于天武天皇在公元６８５年下令禁止赌博的记载，但是这样的天皇毕竟太少了。赌博像卖春一样还是绵延不绝，并且势不可当地阔步迈入了现代，而现代又是个人欲横流的时代。也许应该说禁欲和纵欲是造成不幸的两个极端。欲望能够给人带来成功，给社会带来发展，也能够毁灭人，给社会带来灾难。人生的艺术可以说是调节欲望的艺术。如果世上真有“幸福”的话，把欲望导向“合理”的轨道，这可以说是幸福的基础。说“人之初，性本善”也好，说“人之初，性本恶”也好，说的都是现象或结果，就像把欲望单单判断为善，或者单单判断为恶一样。欲望只是起点，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它可以向善，也可以向恶。欲望如果可以满足的话，欲望的满足可以是行善，也可以是做恶。这样看来，只讲满足欲望，而不讲如何满足欲望，不是别有用心，便是“少根弦儿”。 一种貌似经济学的理论是∶增大消费是促进生产的动力，因而赌博对物质极大丰富的日本人来说就相当于“放血”。花掉多余的钱才可以调动工作的积极性。这种理论不但是打肿脸充胖子，而且还极端地无视了人的尊严。在今天日本的社会生活里，钱已经变得和生命同等价值了，可以说大部分日本人的钱是用生命换来的。说日本人有多余的钱，就像说他们有多余的生命一样。并且，如果消费是指必要的花费的话，那么赌博充其量只是浪费，而且更是生命的浪费。即使单从消费的角度考虑，难道就没有比赌博更有点儿价值的消费了吗？ 　　在日本有一种最达观的态度，把赌博看做辣椒、花椒之类，就是说赌博是人生的调料，没它生活会缺乏味道。当然，辣椒、花椒是决不可以当饭吃的。这样的看法大概只对两种人有效，其一是一些有钱没处花的“大款”，对他们来说，赌博可以算作消遣。他们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幸运儿”，是所谓日本经济的“弄潮儿”。他们得到的比付出的要大得多得多。输几个钱对他们来说才可以算作是心灵的安慰。一般说，懂得人生价值的人对金钱是十分珍惜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用时间和精力换取金钱的时代。但是大款们不必遵循这条“常识”……不过大款毕竟属于少数之列。还有一类人，他们更是少数，即知道“适可而止”的人。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扒金宫爱好者都知道适可而止的话，赌场恐怕早已破产关张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不应忽略在日华侨对日本嫖赌产业的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 　　虽说扒金宫是日本的特产，并且日本社会为扒金宫的不断成长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但经营这一产业的并不都是日本人，还包括许多韩国人和台湾华人。他们不但为日本色情行业的繁荣昌盛，而且也为日本赌博行业的普及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日本发迹的华侨一开始走的几乎是相同的路。战前的留学生之中的一大部分在战争期间仍然留在了日本。他们大都毕业于日本的大学，与靠着“三把刀”在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街、长崎唐人街创业的老华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抓住日本战败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战胜国侨民享有特殊照顾的便利条件，在日本物质极度贫乏的情况下，看准各都市的“黄金地段”，以廉价全力搜刮在人们眼中还是废墟的地皮。然后盖起了两三层的简易楼，经营起饮食行业。后来，其中有些因在车站附近有碍观瞻的店铺便接受日本政府极其优惠的条件迁移到左近的高楼大厦里，利用更加宽阔的空间开始了多角经营。他们经营的内容除了饮食行业和出租办公室以外，更主要的是扒金宫店、黄色影院、色情酒吧、单间浴室……总而言之，是非黄即赌的“娱乐行业”。其中的“三杰”被称为日本的“娱乐业之王”、“扒金宫之王”、“不动产之王”。在日本，有了土地，盖了大楼，便成为名符其实的有产者。成了有产者，便有了信誉。有了信誉才能够得到银行的大笔融资。只有靠大笔贷款才有可能大力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是一个节节高的良性循环。当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会带来破产的危险，中断这种循环。但是不景气对嫖赌行业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聪明的华侨很善于经营。他们的这些作为很使人联想起德川幕府别有用心的卖淫政策或日本在战后利用妇女向美国兵进行“睾丸作战”的事情。大概也因此吧，华侨较为乐善好施。按照常识，在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竞争社会，利用他人的弱点来发横财，不但不能算作发不义之财，而且还受到尊敬、被尊称为“财神爷”呢！ 　　 　　 　　 　　 　　　 　 　后记 　　我留学日本，除了希望在专业方面有所提高以外，还希望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最使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如此彬彬有礼、勤勤恳恳的日本人何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此残酷、如此毫无理性和人性？当初在我的心里，这两者根本无法调和，因而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好奇心。我也看到过一些根据政治、经济、地理、心理的各种理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但是我仍不能释然。现在，只是在我对日本人的常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以后，我才逐渐理解了“彬彬有礼”、“勤勤恳恳”和“残酷”、“毫无理性和人性”等词汇的意义，这对立的两极也才在我的心中渐渐接近，渐渐融合。我从日本的今天渐渐看到了日本的昨天的影子。我也渐渐理解了对日本人的各种评价的出发点。“立地成佛”在我看来就像天才的出现一样，是极其罕见的现象，也许它又是一个伟大的理念吧。（顺便提一句，也有与笔者论调相反的观点。在我国领导人即将访日的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朝日新闻》上，一位据称是作家、评论家的国人发表文章认为∶不要把战争话题再拿到二十一世纪！他的劝告、或说愿望如果出自天真烂漫的好心，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且不说他的观点迎合了什么人的意图，不了解昨天做了什么，怎么能知道今天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不清查地基，怎么盖大楼？）历史之流是那么难以斩断，我甚至对近代作为口号的“发展”、“进步”、“文明”、“幸福”等词汇产生了怀疑。 　　留洋的人，不论东西，较多的是向国内介绍外国先进的一面，为的是促进我国各方面的发展，这当然无可非议。而我却总是杞人忧天，总在忧虑着先进的表象所掩盖着的大量的垃圾及毁灭人性、毁灭地球的灾难性趋势。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只有先进的日本人能发明出“一次性筷子”这样的东西来达到高效率和营利的目的。为了大量生产这种筷子，同时还不破坏自己的自然资源，日本大量进口菲律宾等国的木材，使曾被称为绿岛的菲律宾象是长了秃疮。也是日本人发明了高速生产一次性筷子的机器，但是这种机器却没有生产过用日本树木为原料的筷子。而日本的森林覆盖面积高达６５％，比世界平均森林覆盖面积２５％高出一倍多。可悲的是，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１３％，然而却成了使用这种机器生产一次性筷子的超级大国。真可谓“人穷志短”！我国除了向日本输出大量可供建筑用的上好木材以外，每年还向日本出口大约３００万箱２００亿双筷子。并且正是发明了各种精美耐久的筷子的老祖宗也开始学着使用起一次性筷子来了！ 　　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在日本人身上发现一种我们仿佛比较缺乏的民族主义精神，虽然它是狭隘的。在日本人的谈话中，常常可以听到的一个词汇是“日本人”。就是说日本人时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并以此为自豪。这种意识本身就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个常识，因为即使在其他岛国这样的现象也不多见。说其狭隘是因为尽管他们知道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而且他们早已开始为这么一个小国要处理这么多的垃圾而感到苦恼了。虽然日本对处理垃圾有着严格细致的规定并采用了科学的方法，然而不断增加的废弃垃圾所产生的毒气和化学物质还是越来越严重地污染着河流、空气等自然环境，破坏着生态平衡，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有意思的是，受到侵害的人们会针对扔垃圾的责任者提出抗议，但是决不会去追究造成垃圾成灾的根本原因。当然打着“文明”、“进步”的旗号追求利润的步伐也决不会因为垃圾的问题而稍停片刻。 　　问题是在我国竟也有东施效颦者。真不知道放弃精美又可以长期使用的筷子而用一次性筷子伸出手夹菜还有什么尊严和美感可言？为了方便起见，适量生产一次性用品未尝不可。但是把这种一次性的用品，包括打火机、园珠笔之类，当作生产发展的趋势，且不说自然资源和垃圾的问题，单单考虑到人的尊严，这也是极大的退化和堕落，而决不是进步和文明。也不知道使惯了匠人精心制作的钢笔的作家，改用一次性园珠笔以后，是否还写得出令自己满意的句子来？ 　　与此同类的是“包装艺术”。日本的商品制造者为了促销，甚至为了给顾客以假象，以方便顾客为理由，大力发展“包装艺术”，甚至达到了奢侈的地步。这样做的结果是大面积的森林遭到砍伐，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然而由“包装艺术”带来的大量垃圾又成为日本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之一。繁荣昌盛文明进步的表象往往掩盖着最寡廉鲜耻的现实，颇似我们在先进国家随处可见已经制度化了的卖淫、赌博现象，还有禁而不止的吸毒现象一样。我甚至认为，不管一个国家多么先进，这个国家的法律如果不用最严厉的手段来限制或取缔卖淫、赌博、吸毒，那么这个国家的自由就只是一个招牌，因为他们的法律不能保障人性的健康发展。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用最严厉的手段来限制或取缔卖淫、赌博、吸毒，那么这个领导人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骗子。因为他不是为了让人性更加健康地发展，而是考虑到自己的选票，或是政府的财政等关系到自己利益的问题。以自由、民主等口号来掩盖嫖、赌的现实，不是逃避责任就是自欺欺人。 　　应该考虑到，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每个人在所有的时候，都有能力恰当地运用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否则还要政府和法律干什么？尽管有种种为嫖和赌辩护的理由，但是我仍然相信，一个文明、合理的社会应该有其文明、合理地解决人欲的方法。而建立一个文明、合理的社会，使人性健康地发展才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和任务。可以断言，如果“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而不得不采取卑劣的手段”，那么所谓高尚的目标只是一种掩饰的手法，因为只有手段是现实的。不管多么人道的目标，不体现在手段之中，在发展人性的意义上，这种目标只能是拙劣的榜样，只能起到恶劣的影响。 　　难道人类的文明史真的就不值得反省吗？比起所谓的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不是牺牲了更为宝贵的东西吗？几乎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灾难。一万日元的纸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他被称作日本的“文明之父”。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今天的模样，与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时代宣传科学文明是分不开的，而对外扩张便是文明的成果之一。就如福泽谕吉那样鼓吹文明的伟大人物，在自己的自传中也留下了这样的字迹∶“如日清战争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这种看法至今仍保留在很多日本人的心目中，大概也算是一个常识吧。扩张是发展的捷径，日本像英国等很多先进国家一样，首先是靠军事力量、是靠海外扩张进入列强的。如果国家的文明不靠军事力量便难以得到承认，那么人类是多么可悲啊！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了，其总是重弹，大概是因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常识吧。 　　我们纪念诺贝尔，是因为他发明了炸药，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有，他后来为了人类的文明设立了诺贝尔奖。但是他所发明的炸药却为现代化战争奠定了基础。这里并无意怪罪诺贝尔，因为炸药是早晚要发明出来的，也早晚要应用在战争上。这里慨叹的是文明为什么总是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今天，爱因斯坦和许多原子物理学家的在天之灵看到全世界正在飞速地普及原子弹的状况，看到百姓连饭也吃不上的国家也在步先进国家的后尘发展原子武器，他们该做何感想呢？多么需要重新反省“发展”、“进步”、“文明”、“幸福”等概念的内涵啊！但愿我们的国家真正走上发展、进步、文明、幸福之路！ 　　单就人性而言，我也搞不清经过了现代化之后的人性到底是文明了？还是堕落了？是被称做“落后民族”的人们的人性观念野蛮？还是“先进国家”的人性观念野蛮？仅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几年前的一天早上，我赶去教书。在地铁站换车的时候，就在我眼前不远，一个四、五十岁、穿一身西服、像是公司职员的人突然倒下了。这种事情并不多见，但是几年来我也见过几次。我知道，这就是日本人常说的那种威胁着中年公司职员的“过劳死”现象。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光滑的水磨石地板上，没有一点儿血色，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当时正是去上班的高峰时期。在我两旁，身着西服革履的人们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似地匆匆走过。在逐渐理解了日本公司的体制以后，我对周围人们的漠不关心已不再感到惊讶。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及时找人来抢救也许能给他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不过，“做了一件好事”是绝不能成为我向学校领导和教室里等待着我的学生解释我的迟到的理由的。我从学校领取工资，工资是学生学费的一部分。在这样明确的利害关系中，迟到的责任只能我自己承担。我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哪里有可能顾及其他的齿轮和螺丝钉呢？这也就是周围的人们视而不见的原因∶一旦耽误了工作而被公司开除，失去了生活来源，能够帮助你、甚至理解你的人都是难以想象的……我放慢了的脚步又跟上了簇拥着我的人流，就仿佛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我并没有摹仿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的意思。在竞争愈加激烈的现在，不但被同情者，而且同情者也已成了弱者的象征，就像尼采所说。这就是生存竞争。人也许永远必须像动物一样，最终无法摆脱弱肉强食的阶段。非胜即败，收拾残局只是福利机关的事情。貌似一个合理的社会∶为了保证机器的飞速运转，每一个零件只要起到自己的作用。唯一要刻骨铭心的是∶决不能倒下去！这也许是竞争社会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它残酷地挖掘了人的最后一点儿潜力，同时也把人锻炼得无比坚强…… 　　说起坚强，我是来日本以后才发现了日本人这美好的一面。举个普通的例子。我曾为两位老人送过终。一位是我的父亲，一位是我曾经的日本人岳父。没有确诊，据说父亲患的是肝癌。当我赶到住院部，从路过的许多病房里都传出高低不同的呻吟声。当然，就连鲁迅笔下的“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更何况我的父亲。他通宵不断地呻吟，只在昏迷时才安静下来。对我来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当我走进日本的癌病房，令我惊讶的是那里那么安静，仿佛无人区！在我守护岳父的那段时间里，他有时会用手抓住床栏，但没有露出过任何痛苦的表情，更不用说呻吟。只有从他额头渗出的汗珠，我才能猜到他的疼痛。他得的是胰腺癌，据说那是最疼的癌症之一……他也参加过战争，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里生活过。是弱肉强食的残酷培养了他的这种意志品质呢，还是因为意志品质是传统日本教养的一个成分、尊严的一个要素呢？ 　　这一简单的对比使我理解了“死得尊严”的意义，理解了为什么很多因公司破产而自杀的社长在自杀的当天都不会让周围的人觉察到有丝毫的痛苦或反常。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日本的一些中学生大学生运动员在那么有限的训练时间和训练条件下竟然会战胜我国国家队的选手。一些移居日本的我国选手在亲身体验了日本运动员的生活环境之后才发现国家队是个多么养尊处优的天堂！也许鼓舞着日本运动员的正是作为日本选手的教养和尊严吧。大概也只有教养和尊严才能阻止教练员与运动员因财产分配不均而停止训练的现象的发生。 　　我常去位于东京的中野南口的一家小酒店。老板娘已经年过七旬，但从未给过人年过七旬的印象。从下午六点开店，她一直站到深夜一两点，甚至三四点，只要有客人在。不但要不停地给客人们倒酒上菜，还要恰到好处地陪客人们聊天唱歌，甚至跳舞。她必须为客人制造一种温暖和谐宾至如归的气氛，这也是客人常来常往的原因。为了充实而健康地活着，也为了与客人有共同语言，她白天还去舞蹈俱乐部和书法学习班。幸福耶，不幸耶？也许两者都不是，而是决不能倒下去，甚至不能给人要倒下去的印象。 　　说起人性，还有一个很有点儿普遍性的例子。一个福岛县姑娘，由于眼睛较小、鼻梁较矮，渐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十九岁高中毕业那年，她决定做整容手术。于是为了那一大笔手术费来到了东京新宿。当然对她来说，能挣钱的活儿只有卖淫。她也曾征求了母亲的意见。母亲回答说∶只要你喜欢。这种回答近来很能代表日本的父母对子女的态度。按说父母对女儿卖淫应该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在道德观念日渐飘渺、金钱日趋万能的现在，父母的态度也发生了剧变。“不干涉子女的选择”现在成了父母逃避责任的遁辞，特别是在父母在经济上、生理上或其他方面无能赋与子女他们所希望的条件的情况下。当然母亲们知道、卖淫的女儿自然也会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甚至增加父母的收入……手术非常成功。这位姑娘手术后确是从一位丑小鸭变成了一位“可以昂首挺胸走在街上的可爱的姑娘”。当记者问到得失的问题时，她回答道∶我没有任何遗憾。 　　到底整容前的姑娘好，还是整容后的姑娘好？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许，能够想到靠卖淫来整容，就已经和整容后的姑娘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不过问题的答案还是因人而异。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选择后者的人越来越多。外表上的“要脸”比内心里的“要脸”越来越有实用价值，人也仿佛变得越来越“不要脸”，“美”这一概念也在“现代化”的驱动下变得越来越肤浅了。越到现代，灵魂的问题就越失去其地位。人是否有灵魂的问题，这已经是属于古典宗教领域的问题了。精神呢？精神的问题也将成为只有哲学家或心理学家们才关心的事情了。但我还是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就像艺术作品有灵魂一样，当然，这灵魂不是那种可以脱离肉体的灵魂…… 　　本书并不想站在某种道德的立场上对嫖和赌这种有着上千年历史并且遍及世界的现象进行批判，这是因为作者的希望只是究明嫖和赌在日本、特别是日本的某一时期得以温存的原因之一，或说是为了描绘日本人常识的某些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企图给嫖和赌以合法的地位。恰恰相反，作者认为嫖和赌是人类懦弱的表现，是人性堕落的征象。本书也无意“揭日本人的短儿”。我之所以描绘了日本人的常识的这些方面，是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寄希望于日本人会把常识的这些方面“客观地”描绘出来。人是不能直接看到自己的背影的，更何况“经济大国”的骄傲使他们看不到比较的对象。歌德曾说∶不懂外语，便不可能透彻了解母语。在常识方面应该也是如此。而且日本人的羞耻心很难让他们深究常识的所有方面。再者，我描绘日本人的常识的这些方面还因为我相信∶如果男女之间的爱情以相互了解为前提，那么中日之间跨国度的爱情就更需要相互了解。推而广之，“日中友好”如果不是建立在深刻而全面的理解之上，那么这种友好仅只是一个幼稚的愿望，当然也不可能长久。 　　  回复[1]: 对不起。 我是局长 (2007-04-26 17:40:14)     　　没学过西夏文。  回复[2]:  蛇 (2007-04-26 17:43:59)     　　  回复[3]: 老唤啊老唤你在哪里 陈某 (2007-04-26 19:09:13)     　　怎么贴了一份天书就不管了  回复[4]:  陈某 (2007-04-26 20:06:39)     　　日本人的背影 　　作者：老唤著 　　 　　 　　【作　者】：老唤著 　　【装帧项】：平装 19cm / 169页 　　【出版项】：百花文艺出版社 / 1999 　　【ISBN号】：9787530628447 / 7530628445 　　【图书简介】 - 日本人的背影 　　说到我们的东邻日本，我们的交往不可谓不久，我们的认识不可谓不深。然而日本又总像一团难解的“谜”，促使我们不断地产生新的兴趣，不断地重新认识、研究甚至有所警惕。本书引人了一个关于日本文化的新概念——“常识”，剖析了日本文化中两个非常独特而重要、同时又不常为人或不屑为人提及的现象：大众化的嫖和赌。“嫖”和“赌”当然并非日本所独有，但透过这两种现象，作者的确成功地为读者勾画了日本文化中的一个侧面，或者如题目所言，一幅“日本人的背影”。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当然不是猎奇，也不仅仅是揭露和批判日本社会的阴暗面，而是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日本，这对中日之间今后的交流和友谊无疑有其现实的意义。 　　http://www.dushu.com/book/10111359/ 　　  回复[5]:  云舞阳 (2007-04-26 20:58:44)     　　不客气的说，楼主的见识很多，但是思路很紊乱。不停的跳跃，缺少基本的例证。而且强调了半天写的很多常识没有多少日本特色。  回复[6]: 看不懂 薛东方 (2007-04-27 00:36:59)     　　这位同学确实留学或者生活在日本？ 　　“但是这种机器却没有生产过用日本树木为原料的筷子” 　　搂主如果没用过杉木筷子，就要怀疑是不是生活得太贫困 　　“我国除了向日本输出大量可供建筑用的上好木材以外” 　　是不是开我们祖国的玩笑？能出口什么木材，不能出口什么木材，搂主看来一无所知。能出口的只限于育林必需间木的硬杂木（柞木，桦木，水曲柳），红白松木等建筑，家具用木材根本就不给你许可证。5楼说楼主见识多，不见得。 　　这样来写文章，出书，是不是太不严肃？ 　　  回复[7]: 这就叫写书？！这书也有出版社出？！ 黑白子 (2007-04-27 10:56:45)     　　北京人教育孩子时有云：张嘴SB，闭嘴SB，再说SB，打你SB。 　　黑白子教育老唤时改曰：开口常识，闭口常识，再说常识，没有常识。 　　我非常佩服《日本人的背影》的作者的勇气，真是“无知者无畏”——高举“常识”的旗帜下，尽耍无知之本事。 　　仅以三例“常识”性错误为证。 　　1、原文——捕获飞禽在日本是极不文明和极其残忍的行为。 　　大错特错——1970年，日本狩猎野鸡和高丽雉共80万只，2004年减少到10万多只。 　　作者知道，“一万日元的纸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或许作者不知道，福泽谕吉尊容的背面，正中间是太阳，两只鸟位居左右，雄立雌卧——此鸟乃日本国鸟，学名雉，俗称野鸡。 　　为什么野鸡当选为国鸟？根据《日本野鸟之会会报》1999年3/4月号上高岛春雄的文章，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个头大，味道美，在日本是极好的狩猎对象，而狩猎又可以作为体育运动来享受。（大型で肉味が良い。狩猟の対象として日本では好適で，その狩猟はスポーツとして楽しめる。） 　　国鳥（こくちょう）とは、その国を代表·象徴する鳥の事を言う。日本の国鳥は雉（キジ）で、1947年日本鳥学会において国鳥に選定した。国鳥とは、普通それらの国で手厚く保護されるものだが、国鳥に選定された理由のひとつが狩猟に好適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もあり、日本は国鳥である雉を狩猟している。昭和45年にはキジとコウライキジあわせて80万羽余りが捕獲されていたが徐々に減り、平成16年は10万羽余りが捕獲されている。 　　2、原文——“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当然日本人并非没有羞耻心，不过因为他们丝毫不怀疑自己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他们的羞耻心往往表现在“家丑不可外扬”上，特别是不愿意外国人也知道自己的丑事。有一个很滑稽的例子。色情画报、色情电影以及色情作家、漫画作家粗制滥造的、下流到无耻地步的风俗小说和漫画在日本可以说充斥辉?（原文乱码，似为“汗牛充栋”——黑白子注），然而也是在日本，因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小说《柴特利夫人的情人》的翻译问题却打起了举世闻名的官司，并且结果是：在日本只能出删节本！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是否表明日本人比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更高尚、更懂艺术呢？幸亏劳伦斯追求的是爱情的理念！ 　　我只知道有本小说叫《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 　　デーヴィッド·ハーバート·ローレンス，チャタレイ夫人の恋人 　　作者能够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成《柴特利夫人的情人》，那么，即使再将“伊丽莎白女王”写成“疫疠煞白女王”我也不会更加吃惊。 　　如果作者在1950年的日本就满大街看到了“色情画报、色情电影以及色情作家、漫画作家粗制滥造的、下流到无耻地步的风俗小说和漫画”，那再把它当作“一个很滑稽的例子”也不为迟——《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50年由伊藤整翻译、小山书店出版后，日本警视厅将译者和出版社一起送上法庭，理由是涉嫌违反刑法第175条（猥亵文书罪）。——所以，发生在日本上个世纪50年代的著名的“查泰莱事件”与后来的“色情画报、色情电影以及色情作家、漫画作家粗制滥造的、下流到无耻地步的风俗小说和漫画”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不是仅仅“在日本只能出删节本！” 　　在劳伦斯的祖国英国，1928年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年为限定版，1932年为删节版，1958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全本，却被控犯有出版淫秽作品罪，引起了轰动整个西方出版界的官司。直到1960年10月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裁定出版社无罪，小说才得以解禁。 　　在美国，1959年5月，因美国邮政部下令拒绝邮递此书而引发了出版公司及读者俱乐部对邮政部的控告官司。3个月后，纽约南部区法院做出判决，认为该书“诚实且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使出版公司赢得了这场官司。 　　所以，我实在不明白作者所说的“这是否表明日本人比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更高尚、更懂艺术呢？”是什么意思。 　　“令人啼笑皆非”的不是别人，正是作者自己。 　　3、原文——世界闻名的美国赌城拉斯贝格斯 　　美国什么时候又弄出了个“世界闻名的”赌城来？ 　　我孤陋寡闻，只在书上看过“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ラスベガス）这个字眼，拉斯贝格斯——您这都是从哪儿抄来的？慢点，我好象有些明白了。 　　作者的日文是非常非常好，ラスベガス——拉斯贝格斯，チャタレイ夫人の恋人——柴特利夫人的情人，似乎都是从日文直接音译过来的。我真希望作者的知识能有日文一半好。 　　一句话，牛，真牛！这就叫写书？！这书也有出版社出？！ 　　  回复[8]: 改错，是“2004年减少到10万多只。” 黑白子 (2007-04-27 01:31:06)     　　1970年，日本狩猎野鸡和高丽雉共80万只，2004年减少到10万多只。  回复[9]:  蛇 (2007-04-27 10:33:52)     　　 哇~~~ 又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  回复[10]: 蛇的鲜花是献给谁的？ 陈某 (2007-04-27 10:51:26)     　　 哈哈。 　　我还没有时间仔细看呢。这么长~~~~~~~~~ 　　透露一点八卦，作者老唤，是刘局长的校友，也是兰大出来的。到了日本，好像是东洋大学，又和你是校友啦 扔砖头时手下留情哦，哈哈。  回复[11]:  蛇 (2007-04-27 11:00:30)     　　俺的鲜花是献给一种现象：“抬杠”！ 　　> 加强人际交流，在抬杠中建立深厚的杠上友情。 　　这才是目的！ 　　 ，但是： 　　> 3、禁止谩骂及人身攻击 　　这是最基本原则！ 　　  回复[12]: 有劳斑竹介绍 薛东方 (2007-04-27 13:15:14)     　　这样说算不算谩骂，人身攻击？---这种书不是误人子弟吗？  回复[13]:  蛇 (2007-04-27 13:43:01)     　　个人意见∶楼上的不算漫骂和人身攻击！  回复[14]: 八数美人？ 情人 (2007-04-27 17:47:11)     　　文中有个··八数美人，好像我只听说过—八方美人，是不是小的孤陋寡闻了？  回复[15]: 旧报纸 老唤 (2008-03-06 10:11:19)     　　 　　香港「文汇报」1999年7月15日  回复[16]:  蛇 (2008-03-06 10:35:22)     　　老唤你终于出现了！！！ 　　对了，这个《日本人的背影》这期间我看了好几遍了，你让我谈感想，我真的努力想谈，可是说实话，除了“一”即“日本人的常识”之外，剩下几部分里叙述的内容和实例等，离我的生活都太远了，也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没有发言权，谈不出什么感想。相反还从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回复[17]:  是的 (2009-05-08 16:11:14)     　　顺藤摸瓜，到此一“游”~~~ 　　 　　这会儿不可能细读。单从章节标题看，是目光聚焦，集中于“嫖，睹”——来审视日本人的“背影”的。这里的“嫖与睹”，自然也可划归到日本人的“娱乐”里。 　　 　　自然，日本人的背影——肯定不会限于这些。关于“常识”的感悟和解析，颇具意味，感受细腻，触及神经~~ 作为同是在日生活者——有许多处，颇有同感。 　　 　　>常识有其优越性，也有其狭隘的一面。 　　常识往往是个性、思考的死敌。这就是我们很难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找到一个在世界范围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的原因，尽管日本有着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和研究机关。从咿呀学语的时代开始，无处不在的常识就潜移默化地阻止着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企图把每一个孩子都磨练成一个“无形的军队”中的一员。这也就是日本常常给人一个“大公司”的印象、日本人给人千人一面的印象的原因。这种现象颇似我们很难单单根据日本公司职员几乎清一色的西服来猜出他们谁是谁一样。我们可以接触到有着不同经历、从事着不同职业的日本人，也可以遇到“好的”或“坏的”日本人，我们甚至可以窥视到某个日本人的某种怪僻，但是真正有着独立见解、有着完整的个性的日本人却是很少遇到的。 　　常识还有着强制性的一面。在日本，你要作一个有教养的正常人，那么你必须服从常识。常识靠其无形的力量给家庭、公司、社会带来秩序，给日本人带来物质财富，但是作为报偿，又把他们的精神变得十分单调，把他们的人格变得极为贫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常识不但是大众化嫖和赌的原因，也成了某种东西很容易在日本流行一时的理由。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不会看到像在日本那样，某种东西，例如某种服饰、某个品牌、某个颜色、某个歌星或歌曲、某种药品或化妆品一旦流行起来，便像瘟疫一样席卷全日本。我们很难在某种东西本身找到如此流行的原因。使这种东西得以流行的原因常常是常识，人人如此，你不如此，便会感到孤立。在日本，孤立又是多么可怕的啊！ 　　 　　>与此同类的是“包装艺术”。日本的商品制造者为了促销，甚至为了给顾客以假象，以方便顾客为理由，大力发展“包装艺术”，甚至达到了奢侈的地步。这样做的结果是大面积的森林遭到砍伐，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然而由“包装艺术”带来的大量垃圾又成为日本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之一。繁荣昌盛文明进步的表象往往掩盖着最寡廉鲜耻的现实， 　　 　　 　　留个记号手印。抽空再找原路捏手捏脚进来偷窥~~  回复[18]: 终于出事儿了！ 老唤 (2023-04-10 17:28:15)     　　终于出事儿了！ 　　【日本人的背影】写于上世纪末，初版于1999年。这里贴出的是未定稿。对照未定稿会发现，出版物中大概删去了11处之多，而且净是涉及我国、且我认为是有必要的部分。其中只有一处是我删的。遗憾的是最应该删掉的一处却没有被删去，致使第二版刚刚上架就被撤下送去了造纸厂，为了避免造成不良影响。因为这一处涉及了曾经的台北市长陈水扁扫黄的事迹。当初哪里知道他后来越来越台独。 　　我删掉的一句是：“并且恐怕也是我国乒乓球队不乏扒金宫爱好者的原因。” 　　好像命里注定和乒乓球有缘。我有个朋友和蔡振华也是朋友，一次在东京见面的时候正巧书稿刚刚完成。我就把书稿中写有上面那句话的地方指给蔡振华看，他看过之后正色说道：“这句一定要删掉！” 　　本来是为了起个警醒作用，没想到事情好像挺严重，碍于情面还是删了。现在想来，如果不删事情会不会好点儿呢？不过这也只是一厢情愿，螳臂挡车而已，“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何况即使我不删，出版社也会删，因为那有损国威！我党向来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给社会主义“抹黑”。这种抹黑的风气一开，我党的本质也将会暴露无疑。古训说：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自古以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读者或许会觉得我删去的那句话来自于道听途说。不知道是否是偶然，我至少和三位乒坛男单世界冠军有过交集，而且都和赌博有点儿关系。在那个全民皆乒的年代，谁又和乒乓球没有点儿瓜葛呢？连我的初恋都算是个专业选手。如果不是因为乒乓球，我们大概不会相遇……也不会分手。话赶话，我表妹曾送我一件印有“中国”字样的红色运动衫，说是她的朋友、当时的男单世界冠军送给她的…… 　　我是瞧不上赌博这种靠着偶然性取胜的游戏的，就连彩票都不买，不管它打着什么旗号。刚来日本的时候，受也曾是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的同学的影响，出于好奇心玩过一阵子扒金宫，但是很快就感到了无聊，特别是虚度光阴。对赌博的更深一层的了解还要源于精神分析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给我的疑问：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怎么会沉迷于赌博？答案似乎是：对于某些人，赌博是他们消解压抑的手段和不断奋斗的动力，在“犯罪”和“赎罪”中循环往复。这大概就是“罪恶感”的役割吧。当然有人会说，不是还有比赌博更好的手段吗？ 　　国乒的赌博传统应该说是起源于扒金宫。冠军们从扒金宫到国外的地下赌场，再到冠冕堂皇的国际大赌场，轻车熟路。随着我国的经济腾飞，赌注越下越大，赌博的性质也就越加纯粹。不过，大满贯选手张继科的赌资还是令我惊讶。退役之后的他的行为已经无法全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现象”来解释了，争强好胜的精神从乒坛转向了赌场，从必然走向了偶然，他也成了真正的赌徒。如果“艳照门”事件是事实，那么他的行为甚至超越了赌徒的道德范畴。真是令人惋惜！ 　　国乒好赌早已不是新闻。今天才拿张继科开刀，恐怕一是因为他已不在一线，失去了利用价值；一是因为他的名气足以吸引群众的眼球。无论作为剩余价值还是挡箭牌，正好可以用来转移目标。其作用与范冰冰雷同，大可用来证明我党的清廉和公正不阿。算他们倒霉。习主席喜欢掀人家锅盖，如果把自己的锅盖掀起来，还有一块儿没腐烂的地界儿吗？ 　　如果深究：他们的“不正”行为来自何处？是不是得归功于我党的栽培？所谓收放自如，就如对待疫情。该放纵时放纵，该严惩时严惩。习主席亲口教导我们说：“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这不但意味着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还说明他自己毫无法治观念。一切根据统治的需要。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作家王朔把这句话理解为“我是流氓我怕谁！”中国的江山自古以来都是打下来的，要想战胜流氓，就要比流氓更流氓。最伟大的流氓不是靠选举选出来的，只有最伟大的流氓才能回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问题。 　　一边在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培养大量没有道德底线的犯罪分子和他们的后备军，一边动用大量财力人力高科技进行“严打”、“维稳”，流氓对付流氓，一争高下，难怪世风日下！  敬请留言（尚未注册的用户请先回首页注册） 用户名(必须) 密　码(必须) 标　题(任意) 内　容(1000字以内，图片引用格式:[img]图片连接地址[/img])                  转载《日本人的背影》     老唤受骗记      日本人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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