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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论

林思云 (发表日期:2006-04-07 20:45:06 阅读人次:2301 回复数:4)

  文革时大家都学过毛主席语录,尽管毛主席语录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但内容也基本是劝人大公无私的。一个人读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思想不应该变坏吧。毛主席语录本身不是造成文革悲剧的根源。

  
现在不少人已经认为毛泽东的东西过时了,然而现代中国的发展轨道,却印证了毛泽东的当年的预言“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里重新温习一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段话尽管有些刺耳,但它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即所谓“话糙理不糙”。不管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现实中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

  
我们先看现实吧。现在人们都说共产党官员越来越腐败,但说这句话时,无意中把腐败的参照系定位在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现在的共产党官员的确可以说“越来越腐败”。可是如果把腐败的参照系定位于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或者1911年以前的大清国,现在的共产党官员的腐败程度还赶不上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官员,也赶不上1911年以前的大清国官员,如果以国民党或大清国为参照系,自然可以说:“现在的共产党官员还不算太腐败。”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官员腐败较少呢?其根本的一点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官员以工农干部为主体,工人农民的思想比较“干净”,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干部腐败较少;自从中共强调干部的知识化以后,共产党官员的主体由工农干部变为知识分子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肮脏”,因此现在的知识分子干部腐败严重。

  
随着中共官员的知识和学历越来越高,其腐败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这个知识水平与腐败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不是正好证明了“知识分子思想肮脏”的说法吗?

  
我们再从历史上来看吧。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用“朝代循环”来总结。每个朝代的初期,政府官员都比较清廉,然后政府官员变得越来越腐败,最后官逼民反,这个朝代被老百姓造反推翻,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

  
为什么在每个朝代的初期政府官员都比较清廉呢?这也还是那根本的一点:每个朝代的初期官员以工农干部为主体。因为知识分子“聪明”,他们不会干造反的事,“造反”大致是工人农民那样 “蠢人”的作为。所以起义造反的领袖也尽是工农出身,靠工农打天下,建立起来新王朝自然也以工农干部为主体。

  
一旦新王朝建立起来,那些躲在一旁观风向的知识分子看到大局已定,就开始挤进朝廷要做官。尽管知识分子带兵打仗不行,可是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确是高手,帝王逐渐被知识分子阿谀奉承所迷惑,疏远工农干部,重用知识分子干部。朝廷在越来越知识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腐败化,可以说知识分子是造就中国腐败的主力军。

  
毛泽东时代提出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向工农看齐,虽然有偏颇的地方,但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确实有其必要性。毛泽东时代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固然不对,可是如今把这个口号改为“知识越多越腐败”,这倒有几分贴切。据传最近有所谓“院士”竟然带着陪吃陪住的韶龄少妇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同级别的政府官员恐怕也没有如此大胆腐败的。

  
知识分子用他们的腐败搞倒了旧王朝后,他们又摇身一变附庸新王朝,对旧王朝口诛笔伐,把一切罪恶都推到旧王朝身上,赢得新王朝的欢心,再开始他们新的一轮腐败。

  
有一位学问极高的大知识分子钱某,竟然在大跃进时代用他从美国学来的最先进科学知识来证明“亩产粮食10万斤”科学性。我看这位大学者钱某的思想,远不如一个掏大粪文盲老农的思想“干净”。现在中国知识界到处站满了钱某那样的大学者,他们的学问确实有过人之处,可就是思想太“肮脏”。难道不应该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吗?

  
所谓“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一群具有“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有使命感的人们,他们给我们带来知识,带来真理,引导我们走向未来。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表现出“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性格,他们读书只是为了做官,展示出来的是“追求金钱,追求官位”的性格。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算是一群出卖知识,也出卖灵魂的学商。

  
西方知识分子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不仅造福了本国的人民,也造福了人类。中国知识分子对金钱和官位的追求,除了造福他自己外,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贡献。中国被世人称道的“四大发明”,发明纸的蔡伦是太监,不是知识分子;发明印刷术的毕升是工匠,也不是知识分子;尽管发明指南针和火药的不知是什么人,但可以肯定不是知识分子,所以说中国的“四大发明”与知识分子没有关系。

  
古代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的贡献:丝绸、瓷漆、茶叶等,也与知识分子没有关系;由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古代奇迹:长城、兵马俑等,是外国人必看的;而被中国知识分子推崇的什么琴棋书画,又有几个参观客?可以说创造中国古代文明的是中国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角色似乎只是社会的寄生虫,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贡献。

  
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在1950年到1978年的28年间,知识分子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可恰恰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多的科技进步。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成功,不得不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就是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这个时代产生的。

  
1978年后,中共开始所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提高了,经济收入增加了,得到了大翻身。从1978年到今天的2006年,正好也是28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大翻身后的28年里,却没有做出一样值得评价的成果。2004年的载人飞船升天,也应该算是毛泽东时代的成果,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解决了飞船的发射和回收技术,剩下的不过是在飞船里面坐一个人而已。美苏两国都是在人造卫星上天几年后就实现了载人飞船升天,当时中国如果不惜代价搞飞船的话,中国完全可以在1980年代实现载人飞船升天。

  
知识分子们抱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太多,他们不能一心一意搞科研。现在好了,政治运动没有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他们开始一心一意搞科研了吗?非也,他们还是没有一心一意去搞科研,而是一心一意去捞钱了。当然他们还有道理呢:别人都去捞钱了,我为什么不能去?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就这个水平,呜呼。

  
知识分子被关在牛棚里的时候,还搞出一些科研成果,可是把他们从牛棚里放出来后,却搞不出成果了,真是天大的讽刺呀。有人说“文革损失了10年时间,现在要加倍努力,这把10年时间补回来”。文革中知识分子到底损失了什么呢?我看只是损失了10年没有能够捞钱吧。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在加倍努力,要把过去10年少捞的钱补回来。

  
以前中国有一句“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民谣。其实大清国早就能自己造船了,1869年,中国自造的蒸汽船下水;1883年,中国自造的巡洋舰下水;1887年中国自造的铁甲舰……;为什么大清国的北洋舰队还要依靠买船呢?原因是自己造船太贵。

  
因为造船的成本不容易搞清楚,这就使它成为一块各级大小官员和学者贪污捞钱的绝好“唐僧肉”,造一艘船需要投入造两艘船的钱,喂饱了贪官和贪学者们,船才能造出来。这样一来,自己造船要比买船贵得多,所以说“造船不如买船”;同样买船中间的猫腻也很大,而租船则是明码标价,不好贪污,因此租船又比买船省很多钱,所以说“买船不如租船”。

  
1869年,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原计划在五年之中,用300万两白银建造16艘舰船。但五年之后仅造出6船,耗银已高达340万两。1872年,内阁大学士宋晋奏请朝廷停止自造军舰,理由主要是“糜费太重”,“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今天的中国,再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中国特色。

  
我是搞科技出身的,对今天中国科研界的“黑幕”有一些了解,现在中国“科研”两个字的字缝中间还写着外人不易看到的两个字“骗钱”,因为现在中国申请科研经费和“骗钱”其实没有多大区别。政府批一个建工厂的项目,你拿到钱后,不管是豆腐渣工程也好,至少要把工厂建起来,所以可以贪污的钱有限。可是政府批一个科研,你拿到钱后,只要交一份成果鉴定书就行,所以可以贪污的空间极大,是一块绝好的捞钱“唐僧肉”。

  
现在的行情一般是要把申请到科研经费的三分之一送还审批部门作为酬谢,剩下的钱可以用来公费旅游、出国考察、请客吃饭、甚至可以用来买自己的生活用品,当然把科研经费揣入自己的腰包也是不在话下。据说中国科学院的一个600多人的研究所,居然就有400多辆私人轿车。知识分子的腐败可见一斑。

  
中国政府宣布高速铁路准备向国外购买,我不由赞叹中央英明。把这笔钱给了外国人,即使贵一些,至少能把铁路建起来。如果把这笔钱交给国内的科研部门研制,那肯定要打水瓢,浪费了人民的血税,喂饱了贪官和贪学者。有人建议为了科技立国,中国应该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我倒是建议中国应该减少科研经费的投入,减少浪费人民的血税,少喂几口贪官和贪学者。

  
毛泽东当年考不上北大,只好当一个北大的图书管理员;周恩来到日本留学考不上大学,只好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批奠立新中国的领袖人物,都不属于正经的知识分子,而是属于被知识分子排斥的边缘人物。正因为他们是被知识分子排斥到边缘的人物,所以他们对工农大众有比较密切的接触,比较了解底层社会的实情,干成了革命。

  
常言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自古以来,中国改朝换代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的边缘人物。他们既有一定的知识,又和工农大众有比较密切的接触,不是生搬硬套书本知识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所在。

  
如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号称“世界工厂”。但当今中国经济奇迹,是那些打工仔、打工妹的工农弟兄创造的,也还是和知识分子无关。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对此感到羞愧。中国要想富强,必须要靠科技立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的科技立国,缺的并不是钱,而缺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课,今后还要补上才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一群无用的社会寄生虫,必须把他们改造成有用的人。

  


  




 回复[1]: 思云说的很有道理呢 陈某 (2006-04-08 12:03:39)  
 
  有知识的,坏事做的更绝。

 回复[2]: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lkgk7547 (2006-06-12 07:47:47)  
 
  知识分子再有道德,我亲妈说不行!!! 那怎么办?靠边站呗

 回复[3]: 谢九哥介绍林思云 liyao (2006-08-13 00:04:09)  
 
  

 回复[4]:  邯鄲子 (2006-09-09 23:29:13)  
 
  ‘如果把腐败的参照系定位于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或者1911年以前的大清国,现在的共产党官员的腐败程度还赶不上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官员,也赶不上1911年以前的大清国官员,如果以国民党或大清国为参照系,自然可以说:“现在的共产党官员还不算太腐败。”

  
我曾経从別的文章里看到完全相反的説法、説现在的共产党官员的腐败程度遠遠超過以前的国民党官员,也超過以前的封建時代大清国官员.我不知道哪種説法更正確些、当然也想知道都有些什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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