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生”、“罪”、“死”│陈希我│东洋镜

首页 >> 个人集合 >> 陈希我 >> 我的后悔录

	字体∶大中小
太宰治的“生”、“罪”、“死”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9-12-27 10:38:52 阅读人次:2257 回复数:1)
1 　　今年是太宰治诞辰100周年，从日本到中国，都在纪念。但我总想，应该纪念的是太宰治的死，而不是他的生。　　太宰治是不要生的。他一生最精彩的作品，就是一次次的自杀。第一次是在他20岁的时候，当时他还是高中生，追随他崇拜的大作家芥川龙之介，用与芥川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安眠药自杀，可惜的是，芥川龙之介给了自己足够的安眠药，太宰治吞下的安眠药却远远不够，只比平时多吞了几粒，剂量还不到致死量的十分之一，他没死成。　　1930年11月，他再次自杀。和银座咖啡馆一个19岁的女招待田部目津子同居3天后，在鎌仓的七里滨海岸双双自杀。仍然是吞安眠药，这一次，他吞下的安眠药的剂量仍然未达到致死量，仍没死成。他被救活了，田部目津子却真死了。这下惨了，他还以“教唆自杀罪”被起诉。　　直到第五次，1948年6月13日，他才顺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仍然和他的情人一起自杀，那女孩叫山崎富荣，他们在东京西郊投河。时值梅雨季节，搜救困难重重，直到6天后，人们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他们的遗体。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39岁生日，他终于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所谓“圆满”，是以日本人观念而言的。中国人总不理解，日本人怎么如此轻生？在讲求现世快乐的中国人看来，死了，一切都完了，一切以生为先，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按中国人的理解，自杀是求生不得，才求死的，而日本人则是不求生。日本人将生的世界看成“秽土”，将死的世界看成“净土”，死是从“秽土”到“净土”，没有理由不欣然前往。我们看到了一大串的赴死的日本作家的名单：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田中光英、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当然还有太宰治。我们还看到日本人自杀的惊人数据。但是个中有所不同，比如太宰治。太宰治自杀，好像是求死，但似乎也是求生的，甚至很求生。他每次自杀，其实都是因为求生的破灭。第一次是对他崇拜作家的模仿秀，模仿崇拜者而死，是求死，但更是求生。大凡追星者，都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　　第二次，因为跟女招待同居，被家里“分家除籍”了，断了生活来源，从而太宰治去寻死。当然也跟他当时在学校的处境有关：他不懂法文，仅凭对法国文学的憧憬，就去读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结果他不但听不懂讲课，还因栽进“左翼”运动荒废了学业，不断被留级。据说在他毕业接受口试时，一名教官嘲弄他说：要是他可以说出老师的名字就让他毕业。然而经常旷课的他，却连一个教师的名字也说不出来。叛逆，是求生还是求死？要看具体情况，当一个社会思潮以叛逆为荣时，它就是求时髦，就是求生。20世纪60及80年代的中国，以求死而求得精神上的生。而现在年轻人的叛逆，则是生死通吃。在那期间，他还接触到了酒、香烟、陪酒女，沾染恶习是生还是死？当然也是生。我曾说过，恶习是养人的，所有恶习都都晓以生的意义，让人陶醉，给人生的诱惑。有一个段子：一个人跑去看医生，说：医生，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玩女人，我能长寿吗？医生答：那你还长寿久干什么？　　第三次更是求生了，因为不能获得他认为的一个作家成功的标志的“芥川奖”。1935年，太宰治在《文艺》上发表的短篇《逆行》，入围第一届“芥川文学奖”。但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对《逆行》提出批评，导致他落选。他对川端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反击，诽谤川端。但是他仍然丢不下这个奖，下一届，由于另一个评委佐藤春夫的称赞，他以为这个奖唾手可得了，不料仍然落选。又加上他正患盲肠炎，经常过量服用镇痛药，染上毒瘾，医疗费的欠款在不断增加，他更急需“芥川奖”的奖金。再一届，他居然一反原来的态度，向他的仇人川端康成央求起来。他向川端写信：“请给我希望！”“虽然我死皮赖脸活下来了，也请夸奖一下！”“请快点！快点！不要对我见死不救！”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能获奖，就连进入《都新闻社》当记者的希望都破灭了。他跑到镰仓的山上要上吊自杀，只因绳子脆弱，断了，又活了下来。　　第四次，他本已有了幸福的爱情，他爱着小山初代，与她同居。但他得知她曾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精神崩溃。这与其是为爱而崩溃，勿宁是为占有权而崩溃。太宰治仍然庸俗如凡人。他们约好去谷山温泉殉情，仍是服安眠药。但这次服下的安眠药药量仍然不够，就连当地的医院都没有送往，就把他们救活了。　　2 　　求生不得而求死的太宰治终于获得了生的机会，1939年，在他的恩师井伏鳟二的介绍下，30岁的太宰治与石原美知子结了婚。美知子是师范毕业的才女，一个教师，她顶着家庭的压力，跟满是花边新闻的太宰走到了一起，倒有点以身饲虎的不要活的气概。但她迷恋太宰治的才华，不在乎生还是死，世界上女人往往比男人勇敢。男人往往徒有外表，不过是端着端枪的姿势。但是太宰治理并不是，他珍惜这个女人了，好男儿面对温情的女人，没有不心软的。他确实用心经营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很幸福，他们还生有三个孩子。他享受着家庭生活的温馨，人生的美好。他写的《弃姬》，同样是情死题材，但小说里的死是未遂了，不再颓废，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健康是谁都追求的，在一个国家走向歧途的年代，向上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太宰治是否想过教孩子读世界名著《三剑客》，侃侃博尔赫斯的奇妙与玄乎，做做“文化苦旅”，甚至劝劝冤鬼“做鬼也幸福”，到国外搞搞文化交流，甚至还可以进进政协，参政议政。当时是战争期间，帝国政府很急需这样的作家，为大日本帝国海外扩张充当“笔部队”。这“笔部队”里已经有了不少作家，比如火野苇平、佐藤春夫等，他们应该也是日本那时代“最可爱的人”之一支，用我们曾经熟悉的话说，是“拿起笔当刀枪”。就连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在活动上也是积极参与的，日本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积极参加了。但是太宰治却做得并不好。好男儿一旦成了好男人，就又没出息了。他操的是幽默文字，写《御迦草纸》，去讲什么“劈啪劈啪山”的故事，狸猫大叔暗恋美兔子的故事。这在当时的全民动员战争的形势下，无疑是失策。于是他成不了政府的人。我从日本NHK放送的专题片上，看到太宰治战争后期拉着板车拉着全家逃难的画面。吃亏了吧？我曾听身边一个作家说过，他所以卖身求荣，是为将来中国局势乱时攒点生存资本。当年那些“笔部队”的作家们，在大日本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是否得到优先的庇护呢？我想会的，至少因为他们对帝国有功，爬上了一定的地位，他们级别比较高，平民百姓跟领导一起面临火灾，肯定要“让领导先走！”但是即便先走，在末日的火场上，谁能逃脱得了惩罚呢？　　有的人能。就是那些在战争时为政府做局的人。现在他们又搭上了战后“民主主义”的顺风车了。正如太宰治和野原一夫在《人和文学》的谈话中所描绘的：“所谓文化人和一些媒体在战时充当军部的先头部队的声音言犹在耳，现在他们却又把手中的日本太阳旗换成了红旗，开始颂扬起民主主义来了。”当时因民主改革而复活的政党比如进步党、自由党、协同党，成员大都是当初民政党和政友会的人，而民政党和政友会在战争中是作为帝国体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他们参加的“大政翼赞会”，就是战时体制下大日本政治会的支柱。文化人也不甘落后，比如太宰治所指责的文坛魁首志贺直哉。战争时期，这个志贺直哉为军国主义张目，说日本军在精神上和技术上都具有优势。战败了，他马上改口了，连大和民族的语言都被否定了，说日本应该放弃不健全的日语，改用法语。用《斜阳》里直治的话说：“人在说谎时肯定是一副认真的面孔。现在的领导们就是那种认真的模样。呸！”他们是没有矛盾的，这让人想起中国“文革”后的全民前后无矛盾地否定“文革”，好像他们本来就是反对“文革”的。如果说灾难，他们只是受害者。谁都往“文革”、“四人帮”身上踩一脚，让我都不能适应了，心翻了，竟厌恶“反毛”了。俨然一个精神病。　　太宰治也是精神病。人家内心不冲突，他却冲突了。按说，战争期间他并没有做什么，如果一定要从查找他为战争做贡献的证据，那就是那部《惜别》。《惜别》写的是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在《惜别》中，他发挥了“太宰治式的想象”，描绘了一个纯朴的中国留学生形象。鲁迅怎么可能纯朴呢？我读书时，只有那些农村来的学生才被人看成纯朴。日本人把鲁迅写得纯朴是什么意思？至少有着对自己民族的沾沾自喜。那年代，就连那个不写战争题材、去写风花雪月的《细雪》而被查禁的谷崎润一郎，也在新加坡陷落时兴奋地写下了《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时代太可怕了，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卷进去。《惜别》最被垢病的，是它对鲁迅这么一个中国“民族魂”的误读。其实应该是“浅读”，太宰治看鲁迅的境界，跟竹内好当然远不能比，他不过是个好男人。再加上这作品是遵循“大东亚会议”提出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这一共同宣言，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太宰治也被认为是“笔部队”的成员了。也因此他感觉自己有罪了？撇开这个不谈，他出身的大地主家庭，作为既得利益者，吃着那时代的利益，也是一种罪恶，虽然他只是家里11个兄妹中的倒数第2个，只是第6个男孩，所得的利益甚微，但是他出门坐的马车上是绘着显赫的家徽的。也姑且撇开这个不谈，在这个“家”、这个“国”不义之时，他沉溺于自己的小生活，自我放逐，沉沦本身就是纵容犯罪。他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了，他不再是个好男人，他又跟另一叫太田静子的女人同居了。他开始写《斜阳》，写自己的罪恶，追究整个民族在那场侵略战争中的责任：所有日本人都参与了这场罪恶。　　《斜阳》里的所有人物，虽然都是罪恶的受害者，但也是罪恶的施行者。比如直治，难道就没有罪吗？生在贵族家庭，他也自得于自己母亲是真正的贵族，连喝汤拿勺的姿势都很优雅。优雅和高贵，是一种“正价值”。谁不对“正价值”趋之若鹜呢？这个直治还嘲笑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人的附庸风雅，附庸风雅，即骨子里并不风雅，他还是对自己血统很得意。直治认为母亲的优雅是“超越了世俗的形式和秩序”，但又何曾超越？其实《斜阳》里的直治，就是太宰治的自画像。而其他人物也有他的影子，郁达夫说：小说就是作者的自叙状。不只是这个中国“私小说”作家的片面之词。在日本浓厚的“私小说”氛围下，太宰治一定也不能超脱其外，也确实，他的作品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无论是《斜阳》，还是《人间失格》。跟直治不同的是，《斜阳》中其他几个人物：母亲、姐姐和子、老师上原，是太宰治之前不同时期的分身，他通过这些人物，追究了自己在这之前的人生阶段。　　3 　　这之前的人生阶段？还有什么呢？除了他的出身，他还4度自杀未遂，其中还令一个女人死了，他却活了下来。不要说警方将他作为“教唆自杀”嫌疑人起诉，即便不起诉他，他自己也要审判自己了。日本人不讳死，特别是为情而死。日本文化中有个关键词：忍恋。山本常朝说：“恋的极致，就是忍恋”。“忍恋”是不具有物质性的，只具有精神性。比如对一个人的“恋”，最好是在他死后在虚无中的“恋”，这才是“恋的极致”。假如两个人都死了，那么就更是“恋的极致”了。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恋人双双殉情。殉情，日语写做“心中”。曾经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心中”，日本人说：你把这两个字反着叠起来看看。原来是“忠”字。太宰治和情人殉情，人家死了，他却活了下来，这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了，他是不忠，不义，他有罪孽。还有，他曾经抛弃了同居的另一个女人。他还因为长期服用麻醉药，借了朋友大量的钱，无法还债。这些都是在他当初追随芥川要当作家时期欠下的债。一个人在早期奋斗时期，需要多少债来垫底？一个国家在走向发展过程中，会积累下多少“羊吃人”以及抢夺他国的罪孽？太宰治只能通过挖掘自己的罪恶，来证明自己还有爱。他在《春的枯叶》里说：“罪多者，其爱也深。”他认为反省自己罪恶的人，才能体会到爱的真谛。　　日本人是很少有罪感的。按鲁思·本尼迪克特分析，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感受到的是“耻”，而不是“罪”。“耻感文化”下的人，是不相信无所不在的上帝的眼睛的，只相信人的眼睛，假如罪恶不被人所察觉，就不是罪恶。同样，假如能够抵赖罪恶，坚决不认帐，罪恶也就不存在。在侵华战争的罪责上，日本人就采取了此种策略。那些战后高举民主旗帜的投机者们，也以为只要他们昂然抬着头，就不会被认为曾经犯过罪。那个“笔部队”作家佐藤春夫还很正义地批判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贬斥其“低级”、“卑劣”，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说自己“良识有之过多”，他声称为《太阳的季节》“心感可耻”，以至于让我们的张承志作家都为之感动，写了《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的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张承志作为“左”作家，看到佐藤春夫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就以为这个佐藤春夫是自己的同道，至少“战后”转变了，成了有良知的作家。殊不知，在没有对“罪”的追究的情况下，转变只是一种敷衍。人犯了“罪”，就要对“罪”进行确认，忏悔。但仍然不够，还要接受惩罚。没有惩罚，就不可能害怕，就像一个刑事犯，不可能只一句悔改，就不用接受刑罚。惩罚是清算的基础。其实中国也属于“耻感文化圈”，中国“文革”，只是在“团结一切向前看”的“和稀泥”之下翻过去的，罪恶没有得到清算，犯罪没有得到震慑，所以至今，腐败还在腐败，而且更加腐败；暴力更加暴力，而且更盲目。　　当然还有的作家，因为他是作家，可以以作家的身份逃避责任。他们也自杀了，但是他们是为了“美”而自杀。川端康成自杀了，但是不关“罪”什么事，只关乎“美”。拿“美”做理由，还真不知道怎么说他了。　　太宰治是日本作家中少有罪感的。他的笔名“太宰”（だざい）的日语谐音是“堕罪”。他何苦要这么时刻提醒自己呢？没有研究证明他皈依上帝，逼迫他的，是他自己的眼睛。他就是自己的上帝。他是被自己逼死的。但奇怪的是，他却是个“无赖”。众所周知，太宰治是个“无赖派”作家，以“无赖”著名。1946年，他给井伏鳟二的信中就直称“我是无赖派”。无赖是自由自在的，当一个无赖要比当一个正人君子舒服多了。他在《东西》杂志撰文：“我是自由的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反抗束缚的人，却给自己套上了“罪”的枷锁，紧紧揪住自己的罪恶不放。因为他有心灵。他堕落，堕落是向着“负价值”的，但恰证明他内心有“正价值”。一个内心没有高尚感觉的人，怎么会有堕落的快意呢？一个不相信社会还有善的力量的人，怎么可能拿堕落要挟社会呢？可是这种“正价值”，又确实是他要抛弃的，所以他被夹住了。他的痛苦是被夹住的痛苦。有痛苦的无赖是假无赖，他感觉到罪恶；无痛苦的无赖是真无赖，他感觉不到罪恶。他难以自拔了，不能活下去了。但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求生之罪。为了求生，求成名，求发展，他沾上了那么多罪恶。虽然那写罪恶都是真无赖，不，这世界上所有的价值系统都能理解的罪：人要吃饭，要成长，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发展，就是美国，也是“国家利益”挂在嘴上，都可以理解，这不是罪。日本不也是这样从废墟上腾飞起来的吗？人们还为之赞叹。日本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把罪意识撇在一边才取得的，难道中国不是在不清算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经济成就的吗？他们把自己的罪赦免了，太宰却不能赦免自己。我常想：我们那些太合作的作家、知识分子，能赦免自己吗？我不能指责他们，我无法站到道德高地，我审判自己总可以吧？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　　1948年，太宰治开始写他的《人间失格》。3 月10 日至31 日在热海动笔写“前言”、“第一手记”、“第二手记”，4月中旬，“第三手记”的前半部在三鹰写成，4 月29 日至5 月12 日，“第三手记”后半部和“后记”在大宫完成。一个月后的6 月13 日，在他生日的前一周，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给妻子留下了遗书，给孩子留下了玩具，给朋友留下了离别赠言，他还在他和山崎富荣的照片前供着香火，好像是冲着“美”而去的。两人的腰部用红色的绳结绑在一起，彼此手穿过对方的腋下，紧紧抱住对方的头，遗体几乎已经腐烂，用手轻轻一碰，皮开肉绽。将遗体抬起来的时候，手指就陷入肉里了。　　据说，两个人在雨中沿河走了200米，然后跳下了河。美者，美如斯！　　“不要绝望，在此告辞！”太宰治给我们留下了这句话，是生的鼓励，还是死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