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与作家的选择│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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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与作家的选择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9-12-26 11:07:19 阅读人次:1905 回复数:2)
说到转型，我们习惯于想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社会形态上，就是保守封闭和改革开放。但这符合的是上世纪80年代。我认为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虽然还是市场经济，但保守封闭在抬头。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或者准确地说，是“转型”又“转型”。现在中国是个怪物。“官”和“商”对中国人的精神两面夹击，就连特立独行的韩寒在反抗官方的同时，也标榜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以此作为成功的标志。有道是，没有经济独立，就谈不上人格独立，但是经济独立了，人格未必就独立。何况，人格不独立，只看重钱，更容易被收买。当今欧美日一些媒体被中国收买，替中国吹牛，甚至比国内媒体有过之无不及，就是实例。商人毕竟是商人，唯利是图，是没有人格和操守的。　　但是我也并不怀念那个“80年代”，那其实也是个假转型的时代，不过是做个姿态给你希望，但现在却是连这种假姿态也不做了，需要你去争。即使你争得到，也不过是经济利益，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争抢经济权益上，仅此而已。1990年至今，中国人已经成功地变成了经济动物。确实是一种成功，据说中国很有钱了。其实，即使国力真如官方所宣传的那样，也不过是国富民穷，不过是少部分的人富，大部分的人穷。但是少部分的既得利益者包括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相信这是全中国的富强了，更可悲的是，那些仍处在利益遭受损害中的人，也狂热得可以。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这个长期遭受贫弱屈辱的民族，终于有了可以摆显的资本。而且“国”就是“家”的传统观念已经深入骨髓。还有集团与国家概念的混淆，中国人几乎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包括一些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也是久入鱼之肆不闻其臭。比如上世纪80年代叱诧风云的严家其，在他的《首脑论》前几页，居然也选有大量的和各国首脑等政治人物的合影。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对此不能理解，根据仲维光回忆，马汉茂也曾作为德国外长根舍的顾问访问过中国，他见到仲维光，第一句话就是：“仲维光，很丢人，是吧？一个教授居然和政治人物纠缠到了一起！”但在中国，这是一种荣幸，如今仍然有不少人把与政治人物合影、领导人的签名放在自己的著作前，当谈到某政治家时还是感恩戴德。我在上世纪80年代时曾经写过篇小说，是对那篇著名的感激之作《一件珍贵的衬衫》的改写，把周恩来跟平民百姓同样的事件进行对比，那是先锋小说出现的前夜，我用了两条互补交叉的线索，现在看来技术上有些做作，但我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是个“官”之国，过去，读书人最好的前途就是中状元，现在与时俱进了，我的一个亲戚结婚，喜娘在祝愿新郎新娘时，不是祝他们将来生下的孩子长大了中状元，而是当中央委员。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官”决定的，政治已经绑架了一切，是要胡萝卜，还是要大棒，你自己看着办。在这种微妙的转型时期，文学确实面临着重大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加入大合唱，现在许多作家就正在那样做，看看现在许多作家的“大国心态”和“强国心态”吧！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类似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渐渐走入了歧途，从原来向文明学习，走向了穷兵黩武。其实明治维新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维新，它是天皇专制下的维新，最终必然走向军国主义，包括侵略中国。那时，日本不仅有拿枪的军队，还有拿笔的军队，称为“笔部队”，就是作家用自己的笔为战争宣传。他们写了稿子，由军部审读，政府利用公共资源进行炒作，这使得这些作家名噪一时，这样的文学让许多人趋之若鹜。不能只看到因为其有名利，即使没有名利的诱惑，作家们是否会被卷进去？仍然会，还有崇高的理由：荣誉，爱国。就连川端康成这样的作家，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但也积极参与活动，日本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参加。如果有不合作的，就给你大棒。作家石川达三在南京陷落之后被派去写反映南京的小说，他看到了南京屠杀的血迹，良知让他写出了《活着的士兵》，揭露真相，结果遭到了军部的查禁，被判处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让他立功赎罪。在高压下，他终于写了歌颂皇军的《武汉作战》。也有的作家名气比较大，又不要荣誉，甘于自我放逐，比如谷崎润一郎，去写后来被禁止发表的“风花雪月”的《细雪》，但即使是他，也在新加坡陷落时，兴奋地写下了《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没几个人能逃得脱时代。　　当然也有例外的，跟疯狂的时代决裂成功了，比如处在同样狂热时代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托马斯·曼离开纳粹德国，当被问及离开祖国如何写作时，他自信地回答：“我托马斯·曼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但是很不幸，祖国不跟他在一起，反是他因为离开了祖国土壤，写作日渐萎缩。作为“人”的托马斯·曼成功了，但是作为作家的托马斯·曼失败了。这就是作家的苦命，有不少人劝我出国写作，但是作家离开自己的土壤，不在场，就完了。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就类似于持不同政见者，要让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失去生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流放，让他离开他所赖以生存的“场”。而对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最好的地方就是监狱。　　当然也有反抗成功的，就是索尔仁尼琴。但苏联毕竟是愚蠢的，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那么愚蠢了，即使禁你的书，也悄悄进行，以电话“打招呼”，也不说禁的理由，以“国家机密”搪塞。不仅如此，还知道利用国家资源去买通国际社会，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可以不经纳税人同意把钱拿去为国家涂脂抹粉。这也是强权加经济在国际上的运用。我曾听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行贿国之一，西方人跟中国打交道，也知道了如何受贿。　　以国家资本打通通往世界的道路，这也给了中国作家以希望，于是中国作家就有了第四种选择：搭上顺风车，也能走向世界，甚至也能成功，得到世界的承认。我从来不相信这世界是正义和公平的，我相信，成功往往是建立在罪恶交易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我要问，这种成功，是否是文学上的成功？这样走向世界的文学，是否真具有价值？但似乎难以说清。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获得世界关注，难说跟日本的经济成长没有关系。这也就是现在许多作家选择苟且的原因，他们期待这样的成功。他们说文学不是政治，他们不过问政治，但文学是否跟道义无关？这是一个老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这问题。中国文学，一直在要不要跟政治发生关系的问题上徘徊，到现在，远离政治好像成了共识，但是真的远离了吗？对政治的苟且，是亲近政治，还是远离政治？　　我认可这个基本命题：作家不是政治家。我也不相信高尔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说法，我也不赞成作家像巴尔扎克那样当时代的书记员。我认为作家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是作家的本质属性，哪怕是怪异、变态，都是一种自由。而中国作家，从来没有享受到自由。所以要争取自由，就要从改变政治开始。政治并不是文学的天敌，问题在于，是谁的政治？是作家自己的政治，还是上头的政策？但是又有人提出，艺术是“戴着镣拷的跳舞”，那么作家和自由是什么关系？不自由，是否反而是文学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