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者的挣扎 │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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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者的挣扎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9-02-15 10:49:23 阅读人次:1755 回复数:2)
上了一学期日本文学，想想，必须给学生放一部片子：《华之乱》。片子很长，时间少，为了放它，颇费了些脑筋。为什么偏要放它？因为它描述的是作家。这是极其关键的，比文本还关键。写作第二位，什么样的人写更重要。越来越这么觉得了。　　日本作家很多是自杀的，有岛武郎就是一个。影片里充满了死亡气息——人物一个个地死，被称作“现代女性诗歌第一人”的与谢野晶子的写作，简直就是尸体们滋养的。我曾说过，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了，其实之前王蒙也说过这话，只是王蒙自己好好活着，当然我也活着。这些年来，死了一些诗人，但是其他的人、其他门类的作家却还活着，而且人们仍然把余华的《活着》当做经典。这似乎也好理解，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土壤里，活下来就等于留下来，比如那应专制之运产生的、已做大了的样板戏，就最终还是被当做“红色经典”。抢得了天下的就是王，功利的逻辑，只能产生低级别的文化。　　当然，跟低俗者论理想，是自讨苦吃的。不仅是鸡同鸭讲，还可能身陷被动——因为自己也不可能超凡脱俗。明显的是，你在跟我说话，就说明你还活着；你活着，凭什么教训我不该活？选择理想主义，勿宁是把自己放在烤片上烤，有洁癖的人，首先把自己摆在阳光下晒。侯虹斌《长信宫词》里的班婕妤就是有洁癖的，她把世界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太理智，“水太清则无鱼”，所以周围人都不喜欢她，乃至忌讳她，就连她“苦苦服侍了十多年的男人”、曾经很想掳获她甚至几乎掳获了她的汉成帝刘骜，都说她太讨厌。所以当她敲竹杠自求去侍奉太后，皇帝立即批可，还怕她意志不够坚决，令黄门给增成舍颁下诏书，还送来厚赐，把她逼到无可回头的境地。　　女知识分子不招人爱，许多男人都这么觉得。女人必须“很傻很天真”，而知识恰是让人聪明和深刻。这是一个男权的世界，所以班婕妤的父亲老早就对她预言，“你是一个刚烈的女子，以后要吃苦头了。”父亲对女儿品德和才艺深怀许意，但是品德和才艺又会让她活不下去。然而她又必须活下去。为了活下去，她又只得放弃了尊严，躲在太后的羽翼之下。　　但岂止是活，她其实也是断不了人间俗念的。这更可悲。认识班婕妤，是我十几岁时，很偶然地读到她的《团扇诗》：“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荚笏中，恩情中道绝。”当时没记住作者名字，只被这诗里的绝望和感伤所吸引，现在看，这诗里对皇恩是很渴求的。确实，她也争宠，也嫉妒，当赵飞燕告诉她自己被封为皇后，她也“抑制不住的酸气直往头上跑”。我们愤世嫉俗，但其实我们也在这俗世之中，我们也免不了俗，甚至也很俗。我承认，《长信宫词》最打动我的，是这一点。世人谓我尖锐，许多人以为我的尖刀是戳向他人，戳向我的敌人，但其实，同时也戳向自己，我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知道其实我很怯弱，我只敢在有限的范围内抗争，比如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内起诉，“打着红旗反红旗”，那勿宁是花拳绣腿，是“小孩玩娶亲，自做自没趣。”因为我还想要“五斗米”，对那些敢挑战自己饭碗的人，我只能心怀仰慕，比如贺卫方们。身处与他们一样的高校，我很清楚，混到了他们这种档次，应会得到怎样丰厚的待遇。90年代以后采取了对高级知识分子收买的政策，知识分子也普遍被豢养了。那么贺卫方们为什么偏要那么做？只能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诗来解释：“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贺卫方们是真有理想的。有理想，就有逼迫，首先是对自己的逼迫。　　自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人常是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处在盲区，所以人仍能责人，仍会觉得冤屈。比如班婕妤，就有貌似无可指摘的理由——她对汉成帝性格不满，谓对方懦弱、无能，还不满于他的大权旁落。敢情皇帝就应该手握大权，就应该行使皇权，就应该霸道——这就是世俗普遍认可的逻辑，有意无意间就出现了。在这种逻辑之下，忏悔是有限的。　　认识侯虹斌，是因为对我《抓痒》的讨论。许多人以为我的《抓痒》是写欲望，这也是欲望时代理所当然的思维方式和阅读定势罢，无论是赞成欲望的，还是反对欲望的，都被制肘了。在我作品的研讨会上，我说我写的是“爱的坚守”，没有得到回应。侯虹斌似乎也这么看，她在一篇文章里说：“陈希我就把这个大千世界迅速地抽象化为一地的污秽和破败。”《抓痒》固然写了污秽和破败，但一对夫妻，对婚姻绝望了，在这欲望泛滥的时代，他们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离婚，乃至再婚；比如搞婚外情，他们都年轻，男的有钱，女的漂亮；按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他们还可以去养“二奶”和“二爹”；或者可以去嫖；他们即便在视频上发泄，也可以各自找别人，为什么偏要还是找自己的那一半？他们是要回到婚姻中来，刺激爱，这是对爱的悲壮的坚守，是生存的复杂。从《长信宫词》里，侯虹斌看到了这种复杂。　　侯虹斌在那篇文章中说：“我只相信一个很朴素的真理：人是有理性的。尽管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荒诞，我们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尽管面对诱惑时，我们管不住自己，总是一再陷落；尽管我们浑身都是性格弱点，甚至蠢得伤天害理——可是，我们还不至于堕落像个疯狗一样，四处撞墙，四处咬人。”其实，即便是咬人，也是可以辨析的，比如班婕妤。作者说班婕妤“一直是在和自己的命抗争，可是，她越挣扎，只有变得越坏。她的自觉没有挽救她，反而败坏了她。”其实未必。无论人有多大的错，只要有挣扎，就会有向上的趋势。这已经就值得欣慰了。我更愿意把班婕妤看成一个理想者，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趋势的人。那种纯粹光明的、“牧歌式”的理想主义太虚假了，我们要像老托尔斯泰理解谢尔盖神父那样理解理想主义，即便皈依上帝，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说到宗教，我想起一个事。曾经，我和一个友人去寺庙，友人有心遁入空门，但又担心遁入空门了，仍然不能免除烦恼，就一再问起这问题。其实，遁入空门不等于立刻就进入了理想的境地，只能说，你已经走向了理想，你有了这种趋势。有趋势，就有光，就有希望达到，哪怕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人生不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为侯虹斌写这文章，就因为曾经看到了她的光。已经大半年了，我一直企图回避，让自己装做不知道这事。在汶川地震中，她捐出很大一笔钱。虽然我也是捐了一些的，也鼓励家人去捐，我甚至还和家人讨论过领养孤儿的问题，但是自忖家庭情况特殊，终究没能付出太多。但其实，所谓情况特殊，归根结底只是借口，这么想着，好让自己心安理得。但时间久了，我越来越不能装作不知道，这光逼照着我，把我的伪装揭得破烂不堪，无法遮掩。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不必要。还会有人奇怪，我并不是能够接受道德压力的人，并嗤之以鼻。是的，我不接受那种强加给我的道德，对那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正对利益孜孜以求的道德家，他们享受着种种好处，滋润地活着，对他们的指责，我是不屑、不接受的。我愿意接受我值得接受的。　　但我这么说，仍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于是我反对活，我仍然还活着，也许到七老八十了，我还活着。忽然想起黑塞《荒原狼》，主人公哈勒尔用莫扎特来指责歌德：“莫扎特并没有像您那样活到八十二岁，也没有像您那样在他个人生活中要求持久、安宁、呆板的尊严！……他穷困潦倒，早早地就去世，不为世人所了解……”歌德回答：“我活了八十二岁，这也许是永远不可原谅的。可是我因长寿而得到的快乐比您想的要小。我非常渴望持久，这种追求始终使我充实，我始终害怕死亡，并向它作斗争，这话您说对了。我相信，反对死亡的斗争，决然地、执着地要生活下去，这正是推动所有所有杰出人物行动和生活的动力。到头来人都不免有一死，这一点，我年轻的朋友，我用八十二岁的一生做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这同譬如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夭折一样能令人信服。” 　　也许问题不在于活还是死，而在于如何活和死，有痛苦地活——自我放逐地活着，班婕妤就似乎是这种情形；也有快乐地赴死——为理想欣然毁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