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师的劫缘│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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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师的劫缘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8-09-20 08:24:34 阅读人次:2371 回复数:10)
人一生中有些环节是绕不过去的，比如出生、死亡，比如衣食住行。必须遇见某些人，比如助产士或者产婆，医生，又比如老师。至少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会跟老师结缘，但我没想到，我跟老师的缘分，却是到了如此纠结的地步。　　我的父母都是老师。在我出生前就是了，我无可选择地被他们生下来，成了老师的儿子。然后我自己又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老师，后来，又鬼使神差地和一个老师恋爱上了，娶了她。曾有人问我：娶个老师在家是什么感觉？我知道他为什么问。他的问题近乎幼稚。但是我自己不也曾问过一个娶了护士的同学同样的问题吗？其实即便是娶了个共产党员的老婆，生活状态也并非那么不可思议的。何况她只是幼儿园老师，当时我是中学教师，没她摆谱的份。事实也是，虽然在她的幼儿园管学生很有一套，但是在自己家里，孩子却不怕她。许是因为孩子出生时，她已经不再是老师了吧，所以也就没了威风，就像警察脱下了警服。　　但似乎教师的职业习惯是会延续的。一个人当过教师，就总觉得自己永远是教师，比如我母亲，至今仍有教诲人的习惯，把全世界的人都当作学生。　　家里有个老师，已经可怕了，而我小时居然父母都是老师。但其实，这首先给我的是吊诡的感觉。在家里，他们是我的父亲母亲，晚上就睡在我身边，早上起来，一起吃饭，吃完饭都奔学校而去。这没什么，问题在于奔的是同一所学校。在这学校里，他们是老师，我是学生。即使是同一学校吧，他们上他们的班，我进自己的班，也没什么，无非是同学们会朝我喊：“XX儿子！”这固然会引起不快，但也只是家长名字被人知道了的不快。但是有一天，我的父亲居然走进了我的教室，夹着教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之前父亲没有跟我透露，我一点也不知道。　　上课时，我固然必须十分规矩，却又表情讪讪的。父亲呢，他始终没有看我一眼，好像完全不认得我。他只是讲课。恍惚间，我也觉得这个人不是早上跟我一起吃饭的那个人。他讲的不是在家里讲的那样的话，他的语调完全不对。但是他又绝不只是我的老师。　　那年代，教师地位十分低下，待遇很差，学校被叫做“清水衙门”。在我所在的城市，还流传着一首童谣：　　先生先生，面朝鼓山。　　爱吃肉骨，跟狗相争。　　唱这歌谣，我的感觉是复杂的，因为我父母就是“先生”。老师在课堂上说着“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我们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从讲台下来，却是一贫如洗的现实。老师们最怕去家访，学校所在地有许多工厂，孩子的父母都是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被领导的小知识分子，凭什么对领导阶级的子女说三道四？当然那些工人也未必有那么高的觉悟，他们还是会很热情招待老师的。但是看着人家家里要电风扇有电风扇，要收音机有收音机，还有单位分回来的福利物品，拿出来招待你，老师就不禁气短了一截。回来，常听他们发牢骚，说没有脸面去家访。老师过得比工人糟，你拿什么教育学生要好好读书？如果被学生反问一句，反要羞得把脸扑在马桶里。　　当然这么大胆的学生毕竟少，只是有学生会说：“我爸没文化，照样做工！”但是没有学生敢说，不等于他们心里不会想，心里想着，就可能溢在脸上，对老师态度狂妄。记忆中有个学生就是这么狂妄的，老师把他留下来，批评他，他猖狂。老师气得动了手，他却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老师愤怒了，几个老师围着揍他。记得那是一个黄昏，在我们小学办公室前的天井上，各个方向都站着老师。那学生从这边被打到那边，打得无处可逃。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老师叫：　　“你猖狂？你阿Q什么？你想阿Q？你想阿Q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阿Q。现在想起来，倒是老师们自己是阿Q。　　那情景，很长一段时间像一块冷食搁在我的胃里。平时斯文的老师，居然如此凶狠，跟社会上流氓无异。之前我只知道他们的思想境界不像他们在课堂上讲的那么高，这已经是惊人的发现了，因为我也是学生。　　学生对老师，总是有着神秘的想象。他们把老师看成神，看到老师吃饭，都会希奇。好在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性意识，要不然，知道老师还会生孩子，要崩溃了。当然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生下来的，但我也早已不这么大惊小怪看老师。那些老师，道貌岸然，其实也是普通人，私下里说平常话，发牢骚，食堂膳食改善，他们会兴奋得脸上发光，哼起了歌。他们也会吵架，会怄气，会争权夺利。我是住在学校的，虽然有时候老师们会突然意识到我们小孩在场，连忙煞住，或提醒：“孩子在，不要说了！”但我还是看到了。　　外人不知道，总说老师孩子应该很好的，他们的父母能把别人的孩子管好，自己的孩子还管不好？这其实是臆想。事实上，老师的孩子往往不好管。想想，一个从小就目无神圣的人，他对这世界还会有多少敬畏？而且他们是享受着特权的一群，至少老师能保证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内享受特权。我中学时，按成绩分好坏班，老师就直言：老师的孩子分到好班理所当然，老师没走后门可走，在自己学校走走，有什么不服气的？　　当然老师也不是完全没有后门可走，只是必须去求学生的家长，而一旦让学生知道了，就会被动起来，说也不好说，管也不敢管。　　在学校范围内，老师的孩子确实是享受着特权的。同学们会让着你，哄着你，甚至巴结你，老师的孩子是没有朋友的。而这种被让被巴结，又往往让老师的孩子变得骄横，至少不知世故，到了外面，就吃亏。从小学到了中学，仍以为自己是老师的儿子，其实头上已经没了光环，没了庇护，于是就挨揍。挨揍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害怕学乖了，二是同样也学乖了，但是认清了弱肉强食法则，走向绿林。我就属于后者。我发现不少老师的孩子跟我类似，或者以他们的智商，转为阴坏。老师的孩子犯了事，人家总责问：“你是老师的孩子，居然还这样！”其实问话者大谬，某种意义上说，恰因为他是老师的孩子，他才这样。　　我一直是坏学生，及至上了大学，还不是好学生。高考那年恰逢政审放宽，只看成绩，因为我高考成绩好，学校临时给我入团，为的是增强我的录取竞争力。于是那一年，“牛鬼蛇神”全被放进大学校园了。我发现我们年级很多应届考上来的都是7月入的团。考上了大学，让我终究没有走到绿林中去，坏，转移到思想意识上来了，这使得我更加难以被改造。及至到了工作单位，当上了老师了，仍然没有被改造好，所以我单位的书记说：　　“你们，自己都是差生水平！” 　　你们，当然不只是指我。教师政治学习，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像菜市场，书记于是说。不过其中，我是最让他头疼的。起初他想教育我，后来他见了我，扭头就逃，但是他又不能不管我，就跑去找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是教育部门的领导了，他也是教育部门的领导，这形成了很有趣的同构关系。其实类似的关系也曾经出现过，比如“文革”后期“学黄帅、反潮流”，我有幸也当上了革命小将，老师号召小将们贴老师的大字报。这同构，类似于画家埃舍尔作品中那双互画的手。于是我们就听老师的话，贴老师的大字报。我的大字报标题是：《不能耍威风！》针对的老师恰是我父亲的好同事。我把大字报贴出去，拍拍手回到自己的家，我家门口也已经贴满了大字报了。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巨大反响，我走出去，被人指指点点。我忽然意识到会被我父亲收拾，不料那一次，父亲却奇怪地没有打我，只是对我说：革命小将贴老师的大字报，当然应该肯定，只是，能不能注意对老师的礼貌。　　后来才明白他为什么没打我，他自己也被贴着大字报呐。　　我的书记去找我父亲，问我父亲：“如果你单位出现你儿子这样的教师，你怎么办？” 　　我父亲无言以对。但是我已经长大了，他已经管不了我了。其实，父亲一直害怕我成脱缰野马的，所以高考时，我考取了外地一所很不错的政法大学，他却千方百计把我留在本地，而且是师大，他说当老师安稳，虽然吃不饱，也饿不死。但是我却进了中文系。其实他也要不该让我读中文，他还没有我中学时的班主任有眼力，那个老师，是她第一个预言我会当作家的，于是她也找我谈话，为我打预防针，说大学里会接触到很多污七八糟的书，你要不端正了自己的世界观，会中毒的。我果然中毒了，满脑子都是尼采、萨特、卡夫卡、鲁迅、遇罗克，还有教着我的孙绍振。孙老师思想活跃，不信权威，戴着鸭舌帽，上课每每引起哄堂笑声。他用一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炸翻了当时的文坛，当然也被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帽子，倍受争议。这对我更有吸引力。有一天，一个同学传话说，孙老师让我去找他。我很吃惊，他是我的偶像，之前我完全没有跟他直接接触，现在想起来，当时那感觉，就像杨丽娟得到了刘德华的召唤。去了才知道，我作为作业的小说《坟墓》被他看中了。他给我一叠500格作协稿纸，让我抄正了，他拿去推荐发表。但是最终没有发表得了，被批说太尖锐、太黑暗。我的小说一直没有得到发表，有时候被建议修改，比如打打“擦边球”，加上“光明的尾巴”，换个时代背景，我拒绝了。我说宁可不发表，也不愿意修改，简直疯狂。那时候我太疯狂，闹了不少事，及至被孙老师推荐参加笔会，本来作为学生，已经对你破格了，我却在笔会上打架了。主办笔会的负责人愤然戳着孙老师说：　　“有其师必有其徒！” 　　现在想来，孙老师为我背了不少黑锅。　　我父亲管不了我，他已经不是我的老师了，作为父亲，也威风不再。我有了尼采们这些新老师。这些老师中，我父亲能找的只有孙老师。他找到了孙老师，于是孙老师也开始跟讲正面的道理，人间还是有爱与温情的，也应该懂得处世法则。我抢白一句：　　“你会说，你也做不出来！” 　　孙老师不信权威，这是他给我的最大精神财富，但是现在我却敢顶撞他。但这是真的，包括我，我们何尝不知道那些世故的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的心灵不容许我们那么去做。其实，父亲乃至我学校的书记又何尝是傻子？他们何尝不懂？但他们是教师，是长辈，他们必须教育我，从而被我嘲笑和谩骂，他们只能当傻子。人教人，是一件很难的事，让一个人当教师，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把他抬到锅里熬。　　当年“牛鬼蛇神”的同学，现在见面，很多已经是老教师了，会像润土一样摇头：现在的孩子真不好管！我曾笑他们迂腐，但是很快我也笑不出来了：我的孩子也不好管。或者更明确地说，我不知道怎么管我的孩子。教他迂腐？教他势利？我都不愿意。　　现在，我又成了老师，我的学生，比当年的我乖多了。但是我也担心他们太乖了，世故了。但如果不乖呢？或者我教他们不乖，岂非让他们受苦？像我因为叛逆，遭受的漫长磨难一样。如果我爱他们，我是绝不忍让他们再遭受这样磨难的。在我的学生中，有毕业也成了老师的，感到痛苦，我也只能劝她一些不痛不痒的道理，连我自己都不认可的道理。在一个价值纷乱的社会，最受局迫的是老师。而老师又往往被高高抬在祭坛上，这时代空前地对老师，特别是对中小学老师有所要求，这使得他们更被挤压，于是又使得学生空前被挤压。我的一个在重点中学当校长的同学曾咬牙切齿对我说：现在的教育制度简直是对学生的摧残！　　我老是担心我儿子有一天会崩溃。按我的性格，我是绝对难以忍受的，我总有一天会不顾一切掀翻这个宴席的。我担心我的儿子像我，有一天，他会不干了，不读了，不去上学，甚至寻死觅活。那时候我才发现了我的谬误：原来人活着才是首要的，但是不读书，将来拿什么活？　　其实，家长也被挤压着。我是一个家长，我也是一个老师，我还曾经是一个学生，我承受着三方的挤压，也感受着三方的可怜。　　彼此都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