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世界│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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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世界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8-09-20 08:22:35 阅读人次:1887 回复数:2)
日本茶道与中国茶道不同。中国茶道讲究排场，喜欢豪华。中国人似乎有着豪华的价值取向，刚过去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个明证。而日本人则有不同的趣味。　　日本茶室看上去就像农家草庵，用土、砂、木、竹、麦杆等材料建成，不加任何修饰，所以又有“茅屋”、“空之屋’之称。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寒碜、不上档次。面积也很小，四叠半榻榻米。中国人喜欢大，房间也要大，其实空旷的大房间只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比如宫殿。但喜欢豪华的人也许会宁可不舒服，也要豪华的。不仅要面积，还要高度，总觉得房子天花板不够高，其实天花板太高的房子会给人威压感。比如教堂、礼堂，又比如食堂，那样的地方是不适合安家的。日本人把茶室当成家，自然不要那么高大，在这样的空间里，人容易交心。设施粗陋，也增加了这种家的感觉，其实中国也有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草窝。” 　　脱离出物质，精神就凸显了。但这精神是精心诱发出来的，比如让茶室色彩淡雅，让光线柔和，用“墙底窗”和“连子窗”以及天窗造成了各个角度射进来的光线，给人恍惚之感，竟不知身在尘世了。　　日本茶道原来也是有世俗味的。它来源于中国，称做“唐茶”。茶具也源自中国，与功夫茶类似，有凉炉、茶釜、急须、茶碗，还有茶磨、火箸、水注、水翻、香盒、茶筅、茶勺、茶巾、羽帚、炭斗一系列劳什子，名目繁多。还边喝茶，边欣赏宋元名画。丰臣秀吉当年还举办了茶会，轰动一时。但是这一切被千利休给否决了，也是“去中国化”的一章。那时候丰臣秀吉还只是和千利休一样是织田信长手下的人物，拿千利休没办法。但织田信长死了，机遇给了丰臣秀吉，千利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是千利休提倡的“贫困”的精神却留下来了，一直到今天，日本人讲究喝“空寂茶”，追求茶里的“侘”味。　　“寂”，就是孤寂、闲愁、荒凉、凄苦。“侘”呢？本意有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比如在平安时代，“侘人”就是失意、落魄、孤独的人。到平安末期，贵族被赶下了历史舞台，也沦为了“侘人”。这些贵族豪华褪去，尝到了世态炎凉，深感世事无常，看到了人生的底色。日本人的思想就是立足于这底色上的，这就是日本思想比中国思想深刻之处，当然也缺少了中国人的快乐的智慧。　　只有从高处跌下来，才知道什么是真，于是返朴归真。这境界是从来在底层挣扎的泥腿子所不能达到的。贵族出身和泥腿子出身是不一样的，泥腿子出身，一旦发达了，鲜有不腐败的。所以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是要靠有闲阶级出身的人来“革命”的，无产者本身是靠不住的。而贵族，哪怕是破落了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当然这些贵族也只是失去了政治地位，经济上还远并没有困顿，至少也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政治上没得忙了，也有闲了，于是“寂”、“侘”倒成了一种悠闲，具有演出的性质。日本传统剧场入口的门是很小的，也许是世界建筑史上最罕见的设计了。小得像洞。它还真有个类似的称呼：“鼠木户”。仔细一想，寓意还真是奇妙得很：像老鼠一样倏然钻进入去，洞门在身后“咔”地一关，把令人厌烦的俗事挡在外头，进入乌托邦的世界。日本茶室也有类似的门，非跪行不能进入。在千利休之前，茶室入口仍是普通的日式拉门。利休从渔船船仓的门得到启发，将茶室入口改成现在这样。高约73cm，宽约70cm，做入口的木板还不能是整块的，规定必须用两块半的旧木板拼成。内侧还有横框，钉子帽要露在外面，不得加以掩饰，从这种地方进入，不论多么高贵的人，都必须膝行，说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来体验无我的谦卑。也有人说，这更像回归母胎。我们当初是从一个窄小的洞出来的，现在，我们再钻回窄小的洞里去，回归我们的本真。　　当然这并不妨碍再回到俗世来。甚至恰是为了更好地回到俗世中去。实际上，茶室只是个暂时的存在，茶道里有个词，叫“一期一会”。当年我回来时，山贺先生就送我一幅“一期一会”的题辞。“一期”，表示一生，“一会”，指只有一次相会。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说：“茶会也可为‘一期一会’之缘也。即便主客多次相会也罢。但也许再无相会之时，为此作为主人应尽心招待客人而不可有半点马虎，而作为客人也要理会主人之心意，并应将主人的一片心意铭记于心中，因此主客皆应以诚相待。此乃为‘一期一会’也。”明白地说，就是通过茶道的一系列活动，使主客达到心静志清，由内到外感受人生苍茫、寂寥，人与人相会的难得，应当珍惜。某种意义上说，茶室只是荒野中的一间小屋，一个用周边简单材料垒起来的简易避难所，这是暂时的，这些材料随时都会倒塌，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　　很难想象这种仓促又皈依的心态。周作人说自己心头住着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他对日本文化太有感应了。日本人精神世界里就并列存在着两个世界：俗的世界和雅的世界，所以既入世，又出世；既务实，又超然；既勤勉，又悲观；既然文雅，又暴躁；既端庄，又邪淫。满街的酒吧酒馆也是出世的场所，同事们放下白天的俗务，进入另一个天地，放荡到与白天判若两人了。第二天回归了，并没什么羞愧，彼此理解的。　　这在中国人是绝对不能理解的。就连周作人后来也惶惑了，最后还是由蔼理斯开导出来。上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形象“二律背反”的观点，就引起极大的争议。都说当时是因为“思想僵化”，其实是有文化根源的。中国人思维是单向度的，具有划一的价值观，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不可调和。还必须思言一致，言行一致，尽管实际上也未必就一致。比如儒和道的价值观，只是要把不一致的掖藏起来，比如嘴里说的是儒，心里信的是道；教育晚辈用的是儒，自己处世用的是道甚至是佛。悲观厌世，也一概地悲观厌世，看破了，躺倒了，破罐破摔了，出家了，或者游戏人生，总之要归到一个世界里去，总之铁板一块。　　庄周梦蝶，貌似出现了两个世界，但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世界，无论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都不是两者共存。只是庄周没弄明白哪个是真的。一个是真的，则另一个必定是假的。到“竹林七贤”好像有点化开了，可惜一直没能成为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