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晨报周刊》问：索尔仁尼琴——文学、祖国与良心│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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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晨报周刊》问：索尔仁尼琴——文学、祖国与良心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8-08-10 23:25:52 阅读人次:1838 回复数:0)
一,你第一次读到索尔仁尼琴的书，是哪一本？第一感觉如何，是给了你足够的震撼，还是别的? 　　答：《癌病房》，感觉十分震撼，不，准确地说应该是鼓舞，因为跟我当时所处的时代有关。　　二，绝大多数的阅读者，都把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岛》划上了等号，但该书的中文版译者田大畏认为，《古拉格群岛》的文学价值并不高。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之间，你觉得哪个更重要？或者，二者其实是无法分割的统一体？　　答：我想要分清楚什么是文学性？文学性不等于技术性，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就是思想。当然文学又毕竟是文学的，必须靠一定的文学技术来完成，显然索氏并不缺乏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我更愿意将之看成，庸常所抱的技术性已经不能束缚住索氏。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最终都要走到“非”文学的，也许这听来像是悖论。　　三，在西方世界流亡30多年的索尔仁尼琴，一直拒绝学习英语（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他逃亡到西方时，已经56岁了），并且对西方世界保持着尖锐的批判态度，以至于自1978年后，西方不再邀请他演讲。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和国家主义者，这影响了他对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的判断，并对解体后苏联被四分五裂感到痛心疾首。可是，当他在“非西方”（或者说非民主制度的西方）的苏联时代，他的遭遇是被投入监狱，被驱逐。但他所不满的民主世界接受了他，并且在苏联解体，进入了民主制的俄罗斯才接纳了他，并授予了他俄罗斯国家文学奖。这是索尔仁尼琴所碰到的悖论，你如何看待这个悖论？　　答：这是所有真正的作家都面临的悖论，尤其是在自己的国家处在专制之下。他爱祖国，但是祖国要放逐他。当然他可以离开。曾经不止一个人建议我离开中国写作，但是我告诉他，作家是需要“在场”的，我的“场”就是中国。我的作品可以在国外出版，但是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我记得李银河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在国外，你什么都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放逐就是失去了语言。对作家来说，最大的惩罚莫过于将之放逐出国，这点跟政治家有点类似，我想索氏被流放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作为一个作家，他疾恶如仇，但他必须跟恶打交道；他有洁癖，但他不能不让自己处在肮脏中；他向往幸福，但是写作是与苦难调情。　　四，这个悖论引发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国家、政权和个人的关系。在1994年被叶利钦邀请回到俄罗斯之前，索尔仁尼琴曾经向人们展示他保留了几十年的苏联护照。很多更年轻的人，因为他对车臣战争中，对平民伤害的沉默，对索尔仁尼琴颇多微词。你觉得这是一种苛求吗？“君”和国，为什么老被划上等号？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雷德曼曾说过：“如果国家不能为个人增添安全，自由和私产保护，那么要国家这个怪兽做什么呢？”你认同弗雷德曼对于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判断吗？换句话来说，有全体国民的授权，政府管理国家，国家必须保证国民的自由、尊严和财富，这样，它才具有合法性，你是否赞同这一逻辑关系？　　答：我前面说过“祖国”这个概念。在面对这概念时，我想索氏也面临着悖论。他是祖国之子，但是祖国却被恶魔所劫持，这个“君”不过是强奸“国”这个哈姆莱特母亲的克劳狄斯，他无法把母亲和恶魔分开。更可怕的是被放逐国外，正如龙应台所说的：“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这时候你就会有归祖的愿望，就好像我当年在国外，看到“烟花三月下扬州”都会潸然泪下。这时的祖国容易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会不顾一切渴望投到它的怀抱，即便认贼作父。弗雷德曼说的，从理性上说固然是正确的，我完全赞成，但是人也是该死的不可救药的情感动物，作家更是。　　五，之前，我们说苏珊·桑塔格是美国作家的良心，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作家的良心。只要把谁标上“XX的良心”，似乎就传播得特别快，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各行各业的“良心”可能是“物以稀为贵”的。但是，谁是公认的当代中国作家的良心，似乎还没有定论。林贤治先生说“鲁迅的道路就是他的道路，它是一个伟大的异议者的道路”。大部分的人，认为当代中国没有可以与索尔仁尼琴相对应的作家(虽然,去年有人说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为什么会这么少呢？原因是什么？或者只是这些作家作品没法得到传播？　　答：我想这里谈的是作家发言的处境问题。首先必须分清索氏和桑塔格的区别，桑塔格处在民主国家，她作为异议者，付出的代价要比处在集权国家的索氏少得多，桑塔格甚至可以不需付出代价。当然索氏到了国外也是这样，甚至还可以得到利益。而鲁迅所处的环境，到底是更偏向于桑塔格，还是更偏向于早期的索氏？我想应该是前者，因此作为“异议者”，鲁迅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少的。那么现在中国作家的所处的环境呢？我想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更偏向于后者，所以我们用桑塔格、出国后的索氏以及鲁迅来对比当代中国作家是不公平的。当然这不是当代作家妥协、逃避的借口，当然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性一开始就把中国作家腐蚀了，从这点上说，鲁迅挣扎出来，他作为异类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是有真作品没能得到传播的。现在浮在面上的作品，大多是戴着镣铐作秀的伪作品。我甚至想，百年后人们再看现在的文学，也许能记住的倒是那些短信段子。因为既然都只是玩小聪明，那么那些段子比文学作品还要小聪明，它们也流传得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都在白写——多年前我这么说，现在我再次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