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愤青”柏杨告别│陈希我│东洋镜

首页 >> 个人集合 >> 陈希我 >> 我的后悔录

	字体∶大中小
向“老愤青”柏杨告别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8-08-03 21:50:27 阅读人次:1800 回复数:2)
柏杨死了。他是影响我的人之一。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丑陋的中国人》的情景，黑暗中眨着贼溜溜的眼睛，惊喜，欢呼。但我也是“丑陋者”之一，也是“酱缸”中腌出来的，这种欢呼更像是一种恶作剧，一种策反。不，一种自虐。能够自虐，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内心足够强大。这种强大到我后来走出国门，才被击垮。大凡出了国的人，都会感受到遭受歧视，这时就会下意识地护短。于是出了国的人才更爱国。好在这时我发现，不仅是中国，东亚三国都各有一本同样的书，韩国有《丑陋的韩国人》，日本有《丑陋的日本人》，我去的恰恰是日本。这三个国家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我不知道作者需要多大的勇气，但这跟我无关，跟我有关的是，我终于有了抵挡日本人的武器了！　　然而我却发现，这武器并不管用。因为日本人似乎已不再是高桥敷所揭露的那样了。比如在《丑陋的日本人》中，日本人把奥运会上的成败看做国家荣誉存亡的象征，拳击选手森冈说：“如果在这里失败，那就是日本的耻辱。”月谷甚至在出场前自杀，因为“我已经失掉了满足国人期待的信心。”而日本民众则对游泳选手全体落选极为愤慨：“这种表现他们应切腹自杀，玷污了日本的名声。”而西方人的400米冠军易万斯则是这样表述自己参加奥运的动机：“我喜欢跑步，家境又穷，因此拼命想拿冠军，获得奖金好上大学。”女子体操冠军查斯拉芙斯卡则说：“今天实现了拿金牌的愿望，以后想结婚、生孩子。”无一人夺冠而觉遗憾的意大利人，则是这样想：“即使在意大利第一，其它国家还有更快的运动员。”在当今的日本，奥运也已经回归到了一个赛事，在奥运会上夺冠，报纸也只是发个消息，并没有头条通栏标题，巨幅照片，更没有举国欢庆。同期举行的棒球比赛，胜者却被拥戴者抬着游行，因为他们喜欢棒球，如此而已。倒是我们，授予人家以武器，人家稍一点射，就把我们“愤青”激怒起来了。　　读《丑陋的中国人》时，我也是个“愤青”，我把柏杨视为同类。但是后来我不再是“愤青”了，新一代“愤青”上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接过我们的旗帜，不。我发现“老愤青”与“新愤青”本质不同，前者自我批判，后者自我陶醉；前者对内，后者对外。这决定了前者的必死和后者的永生。其实鲁迅也是个“愤青”，或者说是“愤青头”。鲁迅死了，柏杨死了，作为“愤青”的我也死了，而现在的“愤青”们，却乐陶陶地活着，高谈阔论，并且误国误民。　　柏杨也曾是热血爱国青年。他甚至曾经将“爱领袖”当做“爱国”，把“国”与“党国”混为一谈。他崇拜蒋中正，“七·七”国难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他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参政议政。后来他醒悟了，于是以“侮辱元首”的罪名被投进了监狱。第二次被投入监狱，甚至被罗列了大量的罪名：“思想左倾”、“假事自诬”、“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因此被狠判了12年。这给我们启示，我们可以原谅一个知识分子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犯了失误，但是不能原谅他的依附。　　当然他终究是幸运的，他晚年赶上了好时代，但这不是我们解脱自己的理由。在他没有赶上好时代的时候，他可以去坐牢，而我们的作家却在恐惧不能被体制所统化。沈从文因为没被邀请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老舍因为被“革命运动”所排挤而自杀。现在还有多少作家在依附体制？他们习惯于抱怨作协给他们的待遇太低。向作协讨待遇，埋怨作协，这是奇怪的逻辑。作家写作，是因为自己需要，跟别人没有关系。即使不给待遇，他也要写；即使把他的笔折了，他也会不可遏制地在心里写。现在我们许多作家搞得跟小媳妇卖嫁似的：你给礼金，我才嫁给你；你娶了我，你睡了我，你就欠我了，就得包养我。如果写作者觉得吃亏，你完全可以拉倒，不写算了。　　有人问柏杨的文学成就如何？我想，这问题对柏杨是不重要的，因为他已经占领了文学制高点，那就是自由、独立的思想。特别是杂文，没有思想的文字是伪文字。他没有必要跟所谓的“文学”套近乎，跟这“文学”走得太近，倒是危险的。我特别赞同柏杨审视“礼仪之邦”的毒眼：“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说的多啦，中国固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我甚至怀疑，所谓那些“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提倡，未必就是已经做到的事实。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凡书或报纸上写了好人好事的，往往说明这种事很少，必须树榜样；书或报纸上写了坏人坏事的，就说明这种事已经太多了，不得不口诛笔伐。因为好人好事少，所以才要提倡，要宣传。　　不过我也曾腹诽过柏杨，作为一个学者，学术水平值得怀疑。按当今“学术规范”的标准，他的研究是偏颇的，论证是欠讲理的，结论是不客观的。这说明了我的成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成熟。但是在经历了如此“成熟”之后，看到那么多太“学术”的“学术”，我又宁可看到柏杨式的不客观，乃至不讲理、偏激。鲁迅说几千年中国历史是“吃人”，无疑是偏激的，但是对一个被强大历史惯性所裹挟的民族，对一群叫不醒的慵懒的国民，那是一种棒喝。假如鲁迅客观说中国历史有精华，也有糟粕，那么他们就会想：反正有精华，继续沉睡下去；学者们也会继续咀嚼其中的毒素，乃至咀嚼出了于丹那样的“学术”来。

回复[1]: 蛇 (2008-08-03 23:11:34)

　　> 假如鲁迅客观说中国历史有精华，也有糟粕，那么他们就会想：反正有精华，继续沉睡下去···

　　

　　+++++

　　谁敢说中国不好、北京不好、奥运不好，就跟他急！

~~~

回复[2]: 期刊 (2008-08-03 23:50:30)

　　》》谁敢说中国不好、北京不好、奥运不好，就跟他急！

　　发急的愤青们恐怕内心不是为了护卫什么精华。只不过是想借用博大精深这句话，来掩盖文化空虚。

　　就好像这两天日本各个电视台大肆播放的北京遮羞墙一样，墙外面儿的莺歌燕舞、高楼大厦能让愤青们的虚荣心满足得不得了，你要是趴墙头儿往里看，就跟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