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入鱼肆之后│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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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入鱼肆之后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8-08-03 21:48:23 阅读人次:1815 回复数:0)
一直听说余秋雨是个拿捏的人。看他的文章，确实拿捏得很。如果再看其出镜，就更是拿捏得让人倒牙了。他的特点就是拿捏，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我对此却时有疑惑。拿捏不同于其他特点，它是一种伪装，而如果伪装到谁都看得出来了，这种伪装，勿宁是失败了。以余秋雨之才，未必会失败到这种地步。我看到常被媒体用的一张他的照片，头左歪，身右扭，左手支腮，右手按着翘起来的膝盖上，整一个文艺造型。我小时候，宣传队女报幕员或女歌唱者丁字脚一站，就这姿势。俏是俏了，但对一个男人是不适合的，尤其是对一个老男人，更是不适合了，何况又已经是现在这年代。可是他竟然让这照片流传出来了（这照片显然不是盗拍的），可见他是觉得它好看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定要封杀它，把它撕掉、烧掉，即便是拍在别人相机里了，也要拿过来审查，不好看的，就删。一些很注重形象的女性就是这么做的，甚至他们不在别人的相机里留照，或者不照集体照。　　他是真觉得这照片好看的，由此我想到他的拿捏，是否只是趣味或观念不同的问题？比如我觉得男人太修饰，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不像男人，但就是有许多男人这么梳的，而且有的还在公众场合梳，丝毫不觉得丢脸，因为觉得只有你不梳头才是丢人的。事实也证明，确实有大量女人把这样奶油的、甚至油头粉面的男人当帅哥。我估计当人们指责余秋雨拿捏时，他还在心里觉得你粗俗、没水平。他是真觉得这样好的。于是我想他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也许也是真诚的，他真的是那么想，他真的是热泪盈眶写下这文章的。他没必要造假，有人说，他是为了取悦上头，我看未必，因为上头也未必喜欢他这么赤裸裸辩护的，那勿宁是帮倒忙。　　他的“含泪”既然是真的，他的那些话既然真是发自肺腑，那么我可以想象，面对那么多指责，他一定很委屈。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同样的情况也许也发生在于丹身上。地震后，她多次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请求他们，哪怕只带一个人去灾区，也要把我带上。遭来一片嘲笑。她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按理前有于丹、余秋雨，后面就应有引以为戒者。不料这两天又出现了一个，据说是山东作协副主席叫王兆山的。他替代“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发出了感慨：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这诗他自己应该是得意的，至少不是使他蒙羞的东西，所以才拿出来发表。不料遭来了一片声讨。我同样可以想象他的满脸委屈：难道我错了吗？抗震救灾，歌颂政府军警（确实做得不错嘛），歌颂时代，企盼奥运，祝福祖国，展望未来，而且自己作为作协副主席，带头身体力行，哪一点错了？他甚至会气愤：这世界真是歪风邪气猖獗！　　所谓歪风邪气，是相对于正气而言的。普遍存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就总被认为是正气。那么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气”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把这首诗的内容变成领导讲话，是否会让我们受刺激？似乎未必。我们会好好坐在会场上，甚至让我们发言，我们也会说出类似的内容。即便它成了文学作品，如现在成了一首诗，要是放在体制文坛，也未必会被如此非议的。实际上，我们的报纸、电视、书籍、学习材料上充斥着这样的话语，我们不会有什么感觉，甚至还会感觉受用。报纸能刊载它，也正说明它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不被允许的内容，反而是有思想觉悟的作品。　　我们的写作者，一拿起笔来，不自觉地就有了这种“觉悟”意识。这“觉悟”，古时是“文以载道”，后来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现在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文以载道”没问题，问题在于这“道”是什么“道”？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这种“道”就是统治者之“道”，统治者有能力把他们的思想变成了主流思想。千百年来，中国人被这种“道”所笼罩，中国文人必须顺应这个“道”才能生存，文章必须附依这个“道”，才是好文章。久而久之，“文以载”这种“道”，已经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所以余秋雨也觉得冤枉，自己明明都在说道理，比如“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要“识大体、明大理”……即便说错了，我的心是好的。但是他没有明白，心好不等于宽容，而是意味着对某些人宽容，对某些人苛酷，前者就是平民百姓，后者则是掌握权力的人。即便是公正的社会，对掌握权力的人和没有掌握权力的人也是采用不同标准的：对掌握权力的人，首先要预设他是坏的，他会滥用职权，因而必须给于监督；而对没有掌握权力的百姓，则首先预设他无辜。他当然不能理解，怎么能这样？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不能赞成，因为即便是他们搜尽大脑，最具现代意识的也只能是被翻译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兆山主席当然也不能理解，他不知道一切的作家都是反动派。我这么说，他一定要教训我，因为他是主席啊。他不知道，作家是没有主席的。甚至他还会批判我，用那套不证自明的道理。他已经被洗脑了。　　其实，中国文人自拿笔写作文伊始，就被洗脑了。小学时写作文，老师会告诉我们，文章的“立意”要高。我的作文历来“立意”不高，所以成绩总被打折扣。其实我也不是跟分数有仇，我也想“立意高”。升学，乃至被夸奖，都是诱惑人的。要是作文被当作范文拿到全班读，让我心仪的女同学拿她漂亮的眼睛瞟我，让不理我的女同学痛悔不迭，是多么爽的事情。长大之后诱惑就更大了。我所在的省份有个诗人写了首长诗《中国季节》，被某个权威期刊连载，立刻得到了本省的关注，好处接踵而来，尝到了甜头的他于是乐此不疲了。不仅如此，这种成功还具有示范效应，不知有多少人暗中羡慕着他，模仿着他的路子，希望也能攫取好处。这种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资助出书、在作协谋个职务，或者当代表，当然还有获奖，我们的作家中，有专门盯着某些主旋律奖写作的。既然有那么多好处，为什么不要？与其让你拿，不如我来拿。于是争先恐后。这种争先恐后还被视为上进。　　地震期间，有一封从鲁迅文学院发出的向全国作家的倡议书，文中满是对组织表忠心的豪言壮语。这种语言我在“文革”中耳熟能详，可他们都那么年轻哪。当然我也知道，这封信的签名者有的也是迫于无奈的，不过是作了一次妥协。但就怕一步妥协，就步步妥协了。鱼肆的效应是使人昏沉的，昏沉之后，腐烂臭气就成了自然之气。在这种环境中，要抗拒也难，一不留神就昏慵过去。我已经深感抵抗的艰难。　　说到昏沉，想起了鲁迅。鲁迅有句著名的论断：几千年中国文化是“吃人”。这话勿宁是危言耸听。但它的价值在于冲击。鲁迅意识到了中国这种昏沉之气，“久入鱼肆，不闻其臭。”不用极端手段无以让人们惊醒。他宁愿当魔鬼，也不当中规中矩的学者。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把许多人都冲击了的范美忠。范美忠固然不能跟鲁迅相提并论，但他的言行无疑也是冲击性的，是魔鬼的言行，它刺激了沉浸在所谓“道”之中的人们。从这点上说，他比余秋雨、王兆山们值得肯定。这个魔鬼，让我们每个人在受刺激之后审问自己的心灵，我们一直没能这样审视自己的心灵。原来卑微的，也许会因为被范美忠所支持，更坚持了卑微，但不刺激他，他也一样卑微；而原来高尚的，当然会在被撞击之后更加确立高尚，但也是理性之上的高尚。有理性的高尚，才是真正的高尚，而没有理性的稀哩糊涂的高尚，很可能会转向它的反面，今天因为稀哩糊涂而高尚，明天也可能因为稀哩糊涂而卑劣，乃至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