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日当如李长声│刘柠│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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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日当如李长声
刘柠 (发表日期:2009-04-07 13:41:21 阅读人次:3660 回复数:14)
《日下书》,李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28.00元。　　　　我“粉”长声老师久矣。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东洋游学，一年后归来，对日本的兴趣却浅尝而不能辄止，开始留心本土传媒对东土的舆论。但很快发现，绝大多数“舆论”，要么还放不下意识形态的架子，作假正经状；要么自以为是，以为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什么都敢乱下判断。彼时正值“文化热”，文化论客们读了两本刚译介过来的西学论著，于是什么词儿大、唬人，便往上整什么。如此“舆论”，与其说是对日本的报道、评论，不如说是对异邦的想象来得更准确。大概正因为看那种东西看伤了，留下了“舆论”恐惧症的病根，至今怕读记者文字，尤其是那种一味煽情、全然不顾现实客观性与常识的游记体观感文字。　　　　在这种情况下，长声的文字，是一个异数，对长声文字的发现，无论如何当记一笔。其于九十年代为《读书》杂志撰写的系列日本文化专栏“日知漫录”（九十年代末作为“读译文丛”由中国电影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即为《日知漫录》），是我眺望东洋风景的一扇别致的窗，是了解东瀛出版文化、风土世相的一座精致的桥，对我来说，是“知日”的最初功课之一。在因特网时代到来之前的“寂寞”岁月，许多出版信息、文化资讯，均来自对长声文字的阅读，乃至十数年后的今天，对众多的“日知”文本，至今记忆犹新。　　　　在我的记忆及与长声老师有限的交往中，无论是文本，还是发言，长声老师从未自诩过“知日派”，毋宁在拼命躲避这顶有些张扬的帽子。但纵然如此，在两岸及日本的华文媒介上发声之频密如长声者，“知日”的帽子躲是怕躲不掉了。一个既欣慰同时又不无悲哀的事实是，知日如长声者，鲜矣。悲哀者是太少，以今天两国政商往来之规模及因特网时代信息流通之迅捷，我们本该有更多的知日派；但可资欣慰的是，我们幸而有长声，他对日本社会的观察细微而具体，假之其独特地、恰如其分地融入了些许东洋味儿的文体，使我们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遥远的近邻，得以保持某种持久的热情和大体平衡的视角，因而避免了对邻国的想象在时而很美、很柔媚，时而“很黄、很暴力”的两极间摇摆。一定程度的摇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此摇摆下去，我们照准异邦的战略视野将永远找不到聚焦的焦点。　　　　长声老师对日本的解读，从文学而社会，从艺术而生活；从文人掌故到饮食男女，从民间传说、风俗世相到现代东洋人的待人接物，颇有“东洋文化，一网打尽”的野心和架势，其扫描范围之广，当代中国文人鲜有出其右者。细察之下更会发现，其观察自有独特的视角。大体说来，借用日文的表达，是从出版切入，最后“落着”于文化之上。正因此，我一向是把长声之文当日本文化论来读的。　　　　那么，何以从出版切入呢？一来，作者八十年代末赴日以来，长期从事出版，出版既是“志业”，也是赖以糊口的营生。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长声而言，出版之经，无疑是念得烂熟于心、最有心得者；二来，东瀛大众传媒发达，有冠全球之首的新闻报纸购读量和出版物发行量，是不折不扣的传媒社会。谈日本文化总绕不开出版，而从出版切入，则不失为一条有效“链接”日本文化深层资源的捷径。　　　　但是，纵然有再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再深入的观察，如果不能找到一种契合的表达方式的话，也是枉然，至少文字难以广传。近二十年来，纵论日本出版问题的著译也颇有一些，大体难逃甫一问世、便被束之高阁的命运（包括曾几何时的日本畅销书《出版大崩溃》之类），而长声的文字，则始终保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群，每有新著问世，也会在圈内引发一阵话题效应。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表达形式的问题尤为重要：形式问题决不仅仅是“形式”的———所谓什么脚穿什么鞋子，舒服与否，只有脚知道。综观近百年来国人对日本的观察、读解，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存量中，有多少是还在被公众阅读的“有效”文字，有多少会继续传承下去，而又有多少是真正为东洋知识社会所看重的“干货”呢？黄遵宪、戴季陶和周作人之所以赢得日人长久的敬重，除了“识”的因素以外，与随笔性的文体表达似应有一定的关联。　　　　日本是随笔大国，随笔产量之大，达泛滥的程度。某种意义上，日本文学，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都可以看成是随笔及其变种。长声老师有时自称随笔作家（Essayist），而不是传统中文意义上的散文家，想来与长年浸淫日本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其文字中适性冲淡、机智调侃的一面也确乎与日本文学的随笔传统更“接地气”，而在为文码字的态度上和文章本身所呈现的气场上，则常令人想到知堂的文字。　　　　应该说，长声的文字受日本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样说，并不单单指文字的表达形式本身，还有文字的节奏、内在张力及其所传达的情绪。“乘地铁去讲谈社，在护国寺下车。地下有直通讲谈社大楼的专用入口，一进去别有洞天，气派的大厅更像是酒店或银行。偶尔到这家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办事，倘若天气好，就顺便逛一逛附近的护国寺。那里有野间清治的墓地，他就是讲谈社的拓荒人（《一代杂志王：野间清治》）。”读到这样的文字，令人不由得联想起川端康成的名作《雪国》开篇的那段著名描写：“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就笔者而言，之所以“粉”长声老师的文字，与他对日本的态度是分不开的。读其文，或听其谈论日本的物事，每每共鸣于其对东洋喜而不哈、悦而不媚，拿得起、放得下的心态，简而言之，就是“是其是，非其非”，该怎样就怎样。而“非”的时候，也不是动辄板起面孔，作手持板砖拍人状，而是满脸怪笑地调侃之，好玩至极。以我对旅日华人社会的了解，拥有如此性情而平衡之心态者，如果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使然的话，至少其性格中不乏某种建基于本土文化之上的自信、旷然的气质。正因此，长声的文章常常能出堂入巷，左右逢源，谈日本古典时，不忘中国的经典，时而也拿日本的现象说中国的事，某种意义上，不啻中日比较文化读本。

回复[1]: 这文章是我从网上搜到的 陈某 (2009-04-07 13:42:24)

回复[2]: 黑白子 (2009-04-07 14:32:50)

　　很多年前的东京，有人喝了不少顿长声的酒，于是写文章“捧”长声，从此，害得长声一见着那家伙就掏钱请客喝酒……一篇千字文骗了10年酒钱，而且，看样子还将继续下去……长声，喝酒去！！！

回复[3]: 酒保 (2009-04-07 21:35:11)

　　＞日本文学，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都可以看成是随笔及其变种。

　　30年前读夏目漱石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就有一种平铺直述的感觉。20年前川端康成的全套作品解放时（一开始没有公开出版的《千鹤》）又读了，还是这种感觉，更觉得这日本作家写故事怎么一点技巧都不讲。嘿嘿。

　　

　　

回复[4]: 是的 (2009-04-08 09:48:19)

　　哦~~~ ok。

　　正要托人买书，正好顺便委托~~~

　　

　　致谢提供信息。

回复[5]: 看到一书评 科长 (2009-04-22 14:13:11)

　　

　　http://book.kantsuu.com/200904/20090408134726_142641.shtml

　　■乔歌书评人

　　文字的气质与写作人的品性一样，有暖有凉，有坦荡有内敛。冬天里当读一本暖的书，温暖心情之后，放眼看到的一切都变得温暖亲切起来。那写书人的心自然是热的，所谓文如其人，热心肠才能写出暖文章来。

　　随笔就更是如此。爱写随笔的李长声一定是位爽朗热情的老先生，看过他的《日下书》就知道。《日下书》是随笔集，每篇文章都不长，内容围绕日本出版业的各路人马大事小情展开。难得的是篇篇都能开阔读者眼界，下笔又能写得有情有义。作家、编辑、书评家、旧书店老板，李长声寥寥数笔，短短小文，将一个个人物写出光彩，妙笔生花。漫画书、藏书票、旧书交易会，纷纷从书里跳脱出来，带出一个个藏在时间深处的故事。

　　旧书铺老板出久根达郎伏在书店深处的收款处写稿子，一天仅写一两页，写出《佃岛二人书房》，获得第一百零八届直木奖；日本人称“激辛”的佐高信，下笔毫不留情，化笔头为枪头，批得“破烂书”毫无藏身之处，若是有气馁或者要气馁之时，他就读鲁迅来给自己打气；公开上市的出版社幻冬舍的创办人见城彻，三十岁之前每晚喝酒结交朋友，将年终奖借给作家中上健次救急，而后作家得芥川奖，以奖金还债，见城彻称中上健次是“把我作为编辑锻炼的最难忘的人”。

　　散记里写下许多人，但个个鲜明，让人过目不忘，机缘巧合让他们在一本书里相遇，构成日本出版行业一幅生动的图景。他们的朴实温和，他们的直言不讳，他们的坦荡豪情，李长声从一件件小事趣闻中，写出暖乎乎的人情味来。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度，最暖人心的还是那些有真情的人们的故事。

　　李长声的随笔不仅暖，而且趣味横生，知识面广泛。《日下书》关于书但是并不拘泥于书，日本社会里与书刊相关的众生百态，都在李长声笔下活泼起来。日本书店里的认为“窃书，不算偷”的青少年“孔乙己”，拿装帧精美的书刊作为饰品走路乘车的女性，因日本漫画卡通片打入欧美而大骂“文化侵略”的法国总理，动静皆宜，全部落入书中，成为李长声笔下小小一桩可会心一笑的幽默。口号为又欢喜又向上的“友情、努力、胜利”的漫画杂志《周刊少年跳跃》，木材纹理优美、“锦绘”而成的日本藏书票，对稿酬微薄的穷作家提供救济的种种方式，他笑呵呵地写出来，看得人真是长见识。

　　如今消费主义盛行，又恰遇金融危机，时尚业、金融业时常占据公众视野，出版业因为从事的是与书相关的这么一个安安静静的行业，往往不受人注意。而日本的出版业，隔着历史隔着大海，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就更是陌生。但是陌生并不意味着不值得去了解，不引人注意也并不意味着不值得去关注，《日下书》呈现出的日本出版业的千姿百态，令人能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日本，而其中针对图书行业的经典评论，亦能令人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国家的出版业，哪里好哪里不好，经老先生一比较一点拨，了然于心。

　　好文章就如冬天里一杯暖透的清酒，喝下去浑身都暖得舒泰起来，而且余香满口。李长声的《日下书》恰好就是这样一杯热酒，他用老人家独有的丰富阅历与深厚学识，以活泼的笔触写出来的，是既包含了个人命运跌宕起伏又浸染了整个日本社会风气的日本出版业。他仿佛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怀天下的老神仙，一切都看进眼里，写出通透练达的文章给我们看。而他自己，则活得潇洒自在，“时间都是从晚上开始的。晚上出门喝酒，喝完回家倒头大睡，隔天起来看书、写作，天黑了再去喝酒”！

回复[6]: 听李长声讲日本出版 科长 (2009-04-22 14:16:05)

　　http://www.gmw.cn/01ds/2009-04/08/content_906857.htm

　　听李长声讲日本出版

　　■止庵（本报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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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书》，李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25.00元

　　这些年出了不少关于书的书，有读者写的，有编辑写的，有卖书人写的，有收藏家写的，读来都有意思。但我总有一点不满：书这码事儿，有写书——出书——卖书——买书——读书一系列环节，进而言之，“写书”又涉及作者、收入，“出书”涉及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卖书”涉及书店，“买书”涉及收藏，“读书”涉及评论，此外还有审查、评奖，等等；而作者囿于一己见闻，往往只说到其中一小段儿。譬如收藏家注重版本，出版社当初推出某种版本时有过何等考虑，他就未必知晓了。我一直期待着有一本书，能够把书的来龙去脉都给讲讲，而且生动具体，要言不烦，不板面孔，如道家常。——最近读到李长声的《日下书》，可谓于愿足矣。

　　作者说：“朋友金子胜昭笑问：年将不惑，那你打算做什么？便答曰：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二十年贩“日”记》）他的研究著作迄未完成，却写了一系列随笔。然而随笔也正是有这个做底子才写得好，也就是说，有大品的分量，小品的态度，何况作者是文章高手，笔下特别有股潇洒劲儿。李长声向被称作“知日派”，这大概为有别于“亲日”或“反日”而言。其实彼此并不在同一层面。我读作者的文章，有气量，有见识，有材料，有趣味，“亲日”或“反日”并不需要这些，借用《庄子·齐物论》所说，它们那是“大知闲闲”、“大言炎炎”。至于作者说：“当初有志于撰写日本出版文化史，很留意数据，而此一时彼一时，数据反倒变成了阅读的累赘。”我倒觉得“数据”恰恰构成随笔里的“干货”，否则写随笔岂不成了扯闲篇儿了。而作者讲的“出版文化”，已将有关书的整个流程涵盖在内。正如其所说：“日本出版之丰富，之精美，之繁荣，对我的震惊盖过了文学印象。”但凡对书有点兴趣的人，读了总能长些见识。

　　作者说：“倘若这些随笔似的东西有助于业内人士了解日本书业，又能让业外的读者窥见一下出版内情，平添些读书的乐趣，那真是望外之喜。”我也在出版界混过些日子，凭一己经验，以为就中可资借鉴之处颇多。譬如书中所讲“文库”、“全集”、“新书”，以及“匿名书评”等，我们都不妨采取“拿来主义”。说来过去中国的出版人也曾学过几手，譬如赵家璧说：“那时，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有时专诚去浏览新到的日本文艺书。我虽不通日文，但从书名和内容的汉字部分，也还能粗知大概。内山老板见我喜欢书，经常送我一些日本出版商印发的图书目录和成套书的宣传品。我回家后，灯下枕边细细翻阅，颇有启发。我看到日本的成套书中有专出新作品的，也有整理编选旧作的，名目繁多，有称丛书、大系、集成或文库之类，范围很广，涉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部门。其中有一套整理编选近代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套丛书，都不是新创作，而是已有定评的旧作的汇编，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编辑忆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于是便有了所主编的皇皇十卷《中国新文学大系》。我读《日下书》，才明白他是受了日本“全集”的影响。以后我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但据作者介绍，日本此外还有“文库”和“新书”两种形式。“日本出版行业惯行把图书类分为单行本、文库、新书、全集等。文库本平均价格约为单行本的一半。先印行利润高的单行本，赚足了之后再考虑出文库本，细水长流。不少文库版图书一印再印，发行量惊人。”（《打破文库的传统》）“若说‘新书’的特点，首先是轻便，适于袖珍、便携，充分体现了书可以在户外车中随意获取信息这一长处。第二则在于价廉。‘新书’是日本简装书丛书的代表。从广义上说，‘文库’也属于简装本丛书。‘新书’基本是直接出版新作品，凭选题取胜，而‘文库’以改版重刊古典等作品为主，平分秋色，各有各的用武之地。”（《新书文化——中间文化》）我们也出过“口袋本”，多少类似“新书”，不过动静不大，出的也多半不是新书；至于“文库”，无论岩波文库之“选书精良”、重在“教养主义”，还是角川文库之“时尚化”、“读了就扔”，我们好像很少有类似举动。有一套“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但是价格未见特别便宜。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出版界没能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时候，有计划、大规模地尝试通过“文库”、“新书”这种降低书价以扩大销路的办法，进一步巩固与读者的关系。虽然其间可能有困难，譬如发行渠道和结款方式之类问题，但不管怎样，等到网络阅读兴起，再想以类似办法保住读者只怕来不及了。作者谈到如今日本的情况，也说：“时代发展，纸媒体不再是龙头老大，电视、因特网、手机夺走读者可支配的时间，出版物的统计数字一味增长纯粹是美梦。”（《小林一博：书的三大罪》）可惜《日下书》问世有些晚了。

　　前面提到“全集”，除类似我们的“丛书”者外，还有作家个人的全集。作者介绍了夏目漱石全集的不同版本，1934年岩波书店版十八卷本《漱石全集》和1970年集英社版十卷本《漱石文学全集》，尤其引起我的兴趣。前一种的编辑小宫丰隆的“校订方针来自德国文献学，是‘原典主义’，有原稿依从原稿，没原稿则根据最初发表的杂志、报纸或初版单行本。即使遣词用字有误，若表现著者的个性，就不予订正”（《不同版本的夏目漱石全集》）；后一种的编辑荒正人“认为，有可以信赖的文本，文学研究才会进步。编辑方针是当时在欧美取得显著进展的文本校订（textual　criticism），原稿不过是‘第一次数据’，不能仅仅基于它机械地编造定本。著者也会有笔误，文本校订要考虑各种情况，予以订正”（《文本的校订》）。我想与日本的夏目漱石地位相当的，在中国应该是鲁迅罢。可是我们的《鲁迅全集》，只有1938年、1958年、1981年和2005年几个版本，2005年版又不过是对1981年版的修订，更多工夫用于注释的改动而不是文本的校订。以上四个版本，居然无一附有校记。注释本终究只是一种帮助读者理解的普及本，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部根据手稿、原刊文、结集的所有不同版本汇校，并写出详细校记的《鲁迅全集》呢，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回复[7]: 多谢科长 李长声 (2009-04-22 14:53:09)

　　黑白子就知道拍砖,也来捧兄弟一把嘛。这几位都没喝过我的酒,我甚至不知道乔歌先生是何方大侠。拜读他的溢美之言,惶愧而感谢。也感谢科长弘扬。

回复[8]: 玩笑一下 是的 (2009-04-22 15:08:42)

　　咦？？怎么不谢我？？我最实在实际行动“捧场”了(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