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耳锅系草鞋耳│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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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耳锅系草鞋耳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6-10-28 19:12:09 阅读人次:1938 回复数:9)
1 　　小时候，我爸老用一句话说我：“两耳锅系草鞋耳”。意思是一个人财产简单到了只有一口锅挂着一双草鞋的地步，草鞋管走，锅管吃。简直等于乞丐了。我爸也会说：“你这是乞丐相！”那年代出来的人，穷久了，对物质有着无论如何的崇拜。　　当然跟年代也不是完全有关。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跟我同龄，到了快九十年代了，还总是拿着单位发的杯子、盆子对我说：“这些都是钱，都是钱哪！”就是这个人，在整个八十年代几乎都西装革履，有一阵流行穿靴，他也做双人造革的靴子穿上。我妈总羡慕地叹息我：　　“唉，你怎么都不能像他这样？你长得比他中看多了，可是人靠衣装马靠鞍！” 　　我确实不会装这个鞍。我的衣服只有两件。那时候我在中学教书，有次让学生写作文：《我的老师》，有学生就写：“我的语文老师只有一件衣服。”我很惊讶：好歹我也有两件啊！问了才明白，原来我两件衣服颜色是相同的（深蓝），款式也区别不大。“反正是黑不溜秋的，也看不清。”学生说。　　做新衣服了，仍然是这颜色款式。我妈气道：“你这样，人家以为你没有做新衣服了！” 　　我说：“跟‘人家以为’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又不穿在人家的眼睛里。” 　　夏天的衣服就更简单了：和尚领的白汗衫——老人衫。虽然有几件，但是颜色款式都一样了，更是分不出来了。我至今夏天还是只穿这种圆领的汗衫，现在有个好名称，叫T恤了。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你要穿，也好歹穿个有领子的吧！可是我就喜欢穿没领的，有领的，那领子觉得挺多余，扇来扇去的，而且有点做。　　不要说艰苦朴素。“艰苦朴素”这词，一如“学雷锋”一样，已经被糟蹋了。说“助人为乐”“做好事”，宁可说：“老子高兴！”（我小时候小孩间流行一句话：“我兴！”就是这意思，大人听了要掴你耳光。）说“艰苦朴素”，宁可说：“乞丐癖”。那些词已经进入了官方话语系统，成了对你的规训，于是就有了需要疏离的问题——是做自己，还是做别人。依我的教训，千万不可把希望押在这国家上。前段时间看个报道，说六年前有六十几个大学生响应号召去农村当干部，最后混得很惨。那是他们自己的可悲，简直活该！就像当年那些狂热“革命”、然后又被“革”了“命”的人一样，虽然他们后来还高唱“无悔”。屈原也“虽九死而犹未悔”，但是那只是愚忠。被人操了还不悔？同样不悔，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桑地亚哥就完全不同，是做了自己要做的，我被我自己操了，跟别人无关，我愿意！“我兴！” 　　我至今冬天也只有两套衣服，多出来就觉奢侈的了。不，应该说是累赘。往往撂在橱子里就忘了。忘了的衣服还有必要去穿它吗？那说明你不喜欢它。不喜欢的衣服为什么偏要去穿它呢？比如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我很怕穿新衣服，首先是因为新衣服穿着不贴身，还没过磨合期，总跟你较劲，跟套子似的，让你受苦受累。说起套子，我就想起了西装。韩国学者李御宁在他的《包袱皮文化的后现代》一书中，说日本文化是“包袱皮文化”，西方文化是“皮箱文化”。“包袱皮文化”是把人包起来，西装则是立体的，把人装进去。因此我十分拒斥穿西装，只有在实在非穿不可的时候穿穿，比如结婚。　　我结婚时，西装简直把我整死了。一点也不比那些庸俗的仪式。整个人被端起来了，站不是，坐不是，躺不是。一天下来，精疲力竭。我于是深切理解了，据说美国有的公司为嘉奖职工，就允许他可以不穿西装上班。但是这里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混淆。人家是可以穿西装而不爱穿，我们是爱穿西装而不能穿，就好像富人爱吃素食跟穷人不得不吃素食不是一回事一样。其实我也有爱穿西装的时候，刚回国时，不知哪根筋打结了，那一阵总爱穿西装外出。结果被上面泼下来的水浇了两三次，一次汽车急驶过，又溅了一身污水。更不要说处处肮脏，屁股不知该在哪里落下。就彻底脱下了。也许爱国者又要反驳了：那是过去，我们现在好起来啦！真是没有见到好世界的短眼宠物。真的好起来了吗？你可以随便坐下了吗？你可以自由出行了吗？你可以自由选择了吗？有人问我，外面到底好在哪里？我想了想：自由的空气。这在中国是难以体会的，因为从来没有。不能选择，我可以选择我自己，不能选择自由，我就选择自我放逐。“两耳锅系草鞋耳”。　　2 　　现代理论在论述作家时，喜欢追溯他的童年。我们的作家也很喜欢把自己的创作联系到自己的“童年经历”，比如余华的小时候在医院太平间边上居住。我有点怀疑那是矫情。但是造成我“两耳锅系草鞋耳”这品性的，似乎还真可以追溯到我四岁时候。那时候“文革”派系斗争，我爸作为“八二九”被对方追捕，躲到我姑妈家去了。家里只留下我和我妈、我刚出生的弟弟。仍然有人来家骚扰、威胁。我妈就将家当装在几个箱子里，遣我去弄口张望，要是有形迹可疑的人，马上跑回来报告，我们就逃。可是逃，那些箱子怎么办？当然要带走了。可是怎么带？妈抱着弟弟，即使一只手能提上两个箱子，仍然还有。只能我来提了。我一个四岁的孩子，怎么提得动？那时候我经常看着那些箱子犯愁，觉得它们要让我们逃不了，把我们给连累了。　　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个很大的木箱，在我看来，简直就像是一个沉重的棺材。它有着金色的雕花的搭扣，边角还有金属的镶边，更让我觉得它累赘。也因此我现在一直对繁琐的雕饰很排斥吧！包括有着古纹装饰的唐装，那是地主、地主婆穿的，那年代，那与其代表着豪华，勿宁代表着沉重，就像他们的土地一样，搬也搬不走，最后拖累着他们被镇压。那时候我也感觉自己要被这些箱子拖累死了。外面的枪声在响，我简直恐惧，要是只有人，那该多轻快啊！当然我也得顾及妈和弟弟，弟弟需要妈抱，妈抱着弟弟，这也是够累赘的了。要是真能两耳锅系着一双草鞋，提着就能走，那多好啊！要是只有我自己，那什么也不怕啦！长大上了大学，第一次（在哪里忘了）看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话，大为共鸣，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成为我的口头禅。　　我们是从那种时代过来的。在那种环境中，是不可能有沉稳心态的，要造就贵族更难。曾经看到女作家程乃珊评论电影《最后的贵族》的文章，说怎么总觉得里面的演员演得不地道，只像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我后来看香港的《阮玲玉》，那是地道的。原因不辩自明。我们这些演员，都是从反对封建主义、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提倡向工农兵学习的时代过来的，被“粗鄙化”教育了十几年，怎么可能有贵族气？即使后来改革开放了，脚上的泥土垢还没有搓干净，挽起的裤管虽然放下了，但是折痕还在。比如赖昌新，已经是“远华”老板，揽了那么多财富，但是他仍然还喜欢喝稀粥，据说他每办宴席，总是快快应酬了，然后早走回家喝稀饭，那样才爽。即使是现在所谓的“小资”，他们可能已经不知道那种年代了，但是三代才培养贵族呢。　　我不是喜欢贵族。我曾经非常反感于“贵族”这词，感觉它像一块庸俗的金块。也许这种感觉，也跟从小受的那种教育有关吧！后来大家都以富贵为荣了，我仍然很排斥，甚至更排斥了。那是我的逆反（我甚至在“反毛思潮”盛行的年代，却偏讨厌“反毛”）。但是后来发现，精神上的贵族还是好的，也许应该避讳“贵族”这个词，这个词也已经被糟蹋掉了。用“独立”吧！现在许多小年轻，貌似很独立，其实并不独立，只是时尚化的另类，他们虽然所受的教育很完整，但是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思考。他们的观点，只是流行的别人的观点，他们虽然排斥政治课，但是让他们谈起来，仍然还是教科书上的（也就是他们应付考试的）那些观念，因为他们不知道别的。他们仍然会说，这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来会越来越强大；他们仍然会崇拜毛泽东，向往五十年代；他们仍然会以俺们“精神文明”而自觉能据傲于资本主义社会，以爱国来“仇美”、“仇日”；讲起社会风气，他们就会也说要雷锋，不知道在先进国家处处都是活雷锋。他们不知不觉中成了罪恶社会的辩护士，甚至打手。但是他们又是无辜的，只是因为他们太认为自己懂得了，太希望自己有水平了。　　“文革”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在镜头前为了说得有水平，就竭力说些政治觉悟高的话。结果无形中成了那时代的帮凶。比如我念小学的时候，政治运动，有报纸记者来我们学校采访，让学生谈感想，老师往往让那些最会说的学生去。所谓最会说，就是最会说当时时尚的政治话。还要立正，昂首，挺胸，丁字脚站姿，说的时候声音嘹亮，煞有介事。我历来鬼头鬼脑，站没站相，说没说样，用大人的话说：“没个正经！”所以一般不会被选去发言。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在路上被记者拦住了。当然不会回答好，就像我写作文，从来都是不懂得立意，“立意不高”。下来，老师、家长、周围人都会扼腕：　　“怎么这么傻？应该这么说……这样说才有水平！” 　　那些在边远地区的穷庄稼人，有的会非常积极参加那些运动。我认识一个庄稼人，“文革”期间成了学“毛选”的积极分子。不是假积极，是真积极。他真的很爱读“红宝书”，很爱参加政治学习。对他来说，“红宝书”是他家里唯一的书，唯一一个显示他有文化的家什；而政治学习，使他能够人模人样像干部一样坐着开会，是唯一能使他靠近中心的机会；戴毛主席像章和戴军帽，是他被接纳进主流阵营的标志。后来他跟人回忆说，他这辈子再没有像那时那么活得有文化、有价值，活得高贵。　　贫贱渴望高贵，于是就容易被收买，即使是为残暴造局--搞“文革”，他们是造局者，“批林批孔”他们也是造局者，邓小平复出、整顿，他们拥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也拥护，粉碎“四人帮”，他们又拥护。群众一点也不比暴君清白，一样的操蛋。群众最高贵的梦想就是当皇帝，最卑贱的梦想就是忠于皇帝。即使造反，也梦想招安，去镇压方腊。文代会上，女艺术家为能被领袖邀请跳舞而甚感荣幸。就连已经出国了的，也会为见到祖国领导人而挥笔讴歌，夸某大使风度翩翩，海外人士比国内的更媚骨。什么鸟！于是就不能不明白，以资本为基础跟以政治为基础，一样的无耻。流行政治俗语，和流行汽车、流行歌星什么的，是一样的时尚。他们都会趋之若鹜，一旦有机会了，就会竭力去当好，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日军侵华期间，曾经有过著名的“万人斩”表演。那两个得胜者当年接受着众多媒体的吹捧，他们自己也很配合，细说自己杀人的经过。后来日本战败，他们当然要被处决。现在他们的亲属出来起诉翻案，说是当初没有杀人，他们当初只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宣传，才说了那些话。事实如何尚不知道，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们听从了天皇号召，以英勇战斗为荣，为了获得这样的光荣，那两个人也有可能吹嘘他们的战功。不但他们，那种情况下大多日本国民都会这样吹嘘，只要他们有机会，这是“集体无意识”的悲剧。倒是大岛渚《感官世界》里的那对男女是疏离的，着装整齐、威武的军队从街上走过，衣装邋遢的男主人公冷眼走在路边，走自己的路。我一直认为《感官世界》并不是好在性暴露上，那没什么，A片比那暴露多了。它的好，是拍出了惨烈。我一直觉得大岛渚是用性来反抗时代，这里有政治的背景。他是政治的导演，他的学生运动领袖出身，也证实这一点。在一个浮华的时代，“两耳锅系草鞋耳”，当个零余人，甚至是乞丐，倒是一种清醒。　　3 　　我至今没有电脑桌，用的是普通的桌子，拉出一个抽屉，将键盘架在上面，就打字了。我就这样写了这么多文字。不像有人摆谱，电脑要配置最好的，桌子要大班桌，书房要宽敞的，甚至还要在墙上挂个条幅，上书着“奋斗”、“为中华崛起而写作”，发誓要当个作家，什么都准备好了，但却写不出来。那天师母还在说，我的老师孙绍振当初写《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时，是桌上、柜子上这里写写，那里写写的，却写出了震动中国诗坛的文献。而那些被养起来的、配个秘书的作家，倒写不出好东西来。老天有时候就是反寒碜人，那些像那么回事的，却往往让他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太想要那么回事了，因为他太在乎。摆谱都是因为内心不够强大，要做给人看。或者包括自己看？　　也许你会说，这是形式跟内容的问题。我也讨厌“形式”和“内容”这两个词，也已经被糟蹋掉了。可见意识形态的可怕。当初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当过宣传部长，于是就抓意识形态，抓意识形态的结果，就是把大量的词意识形态化了，成了恶心的词。不如仍说“摆谱”吧！其实，我并非完全不摆谱，某种程度上，我还是相当摆谱的，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随便，也很较真。许多年前，我玩摄像，但那摄像机拍出来的画面，下端边缘总有点不清楚，怎么修也修不好，我的眼睛就怎么瞥也瞥不过去，就执意要换一台。其实那只是很小的一点瑕疵，又不是搞专业的，而且当初摄像机又十分贵。但我却就是不行。我爸就说我：　　“三不像二！” 　　什么叫“三不像二”？就是凭自己兴起，要认真则认真，要草率就草率。“我兴！”我爸骂我时一定想：你又不是那种严谨的人，不像我。都说我一点也不像我爸，他年轻时有个外号，叫“四角”。四四方方，平平整整。而你不认真便不认真，你要认真了，就突然认真起来了。总之是神经病。又比如洁癖。我特别忌讳人家的口水，去学校食堂吃饭，食堂的菜里外摆三排，我一般不打最外面的，因为大家都伸长脖子喊，我怀疑唾沫星会溅到菜上了；也不能打最里面的，舀菜的也会溅唾沫星；于是我只能打中间那一排的，这样所能挑的菜就非常有限了。而且舀菜的人还会经常把菜盆子换来换去，我就只能紧张盯着，瞅准，点上一两样，抢救似的。我不知道再下去要不要饿死了。　　是不是有点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写作上也是。有一次一个杂志急要稿子，小说，几天下来，电话我写好了没？我说：还在想。对方不解：你为什么要想那么久啊？你都想些什么呀？我说在想开头，如何切入。要是换一个作家，可能早把整篇写好了，你想个开头还要这么久？确实。而且看我的文字，也不属于那种精雕细刻的，甚至可以说是粗糙。我说，我炼的是内功。　　其实我一直写东西很慢的。慢，不是因为我不能码那么多字，而是我很怕码太多字。我一直怀疑我的每句话、每段描绘、每个细节、每个情节、每个想法是废话，所以自我怀疑几乎伴随着我写作的整个过程。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有过至少一次感觉没有价值的时候，想放弃。也许是对自己过于苛酷了，或者对自己过于没信心了。但其实，这自我折磨恰恰是一种自得。一个能“作”的人是精力充沛的人，一个会去否定自己的人，是考究的人，那勿宁是一种骄傲的挑战。其实写作写什么？写的就是作家自己，作家自己的心性，作家自己心性的我行我素，摆谱，摆的要是自己的谱，而不是别人的谱，哪怕自己是乞丐，是精神病。“我兴！” 　　据说，精神病人都是被自己苛刻死的——放纵而苛刻，这么夹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