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纵视│刘大卫│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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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纵视
刘大卫 (发表日期:2008-06-13 21:27:17 阅读人次:6058 回复数:43)
年代纵视　　吾丁　　本文将以年代为纵轴，以教育环境和社会大背景为横轴，对几个不同时代的人做一个对比。对比的中心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笔者这一代人），和75年至80年前后出生的人，同时对其他时代的人亦有所涉猎。论述不周之处，请方家指正。　　必须指出的是，对不同时代的人，无论是论述还是对比，笔者都没有一概而论的意图，不同时代的普遍性特征存在的同时，一定有某些不同于普遍性特征的特例，这些特例的存在，不应被视作本文论述的自我矛盾之处。　　1．　　对于我们60年代中期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而言，尤其是对于一般家庭的孩子来说，并没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还是很小的孩子。万幸的是，我们没有因为文革而被耽误学业。我们的教育，如果一定要说受到文革的影响的话，也仅限于小学时代，上课也还算正常，只是多一些割草积肥拾麦穗之类学工学农的内容。小学毕业时文革结束，进入“拨乱反正”，我们的教育没有中断，而且赶上中学恢复六年制，进入初中，就赶上初中恢复三年制；进入高中，又赶上高中恢复三年制。然后参加高考。到我84年参加高考时，被文革打碎而遭废弃的大学教育，也已经恢复了7年，基本上重新进入正常的教育环境，而且教育质量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知识界进入了一个“反思与批判”的高潮期，反思整个国家所遭受的灾难的原因，同时开始对执政党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套用一句简单的说法，那是一个“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某些年轻人指责我们这一代人有“文革式的余毒”，这个指责是不正确的。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文革时期我们还是小孩子，还不具备接受环境影响的能力；而当我们开始会思考的时候，恰恰赶上了一个“反思与批判”的全社会性的新思维大潮，所以我们所受到的影响，与其说是“文革式的思维”，毋宁说是“批判文革的思维”。　　许多人用“垮掉的一代”“颓废的一代”“苦难的一代”等等名称来归纳不同时代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用一个什么名称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们是“吃饱了撑的一代”。　　文革期间国家经济停滞，执政党坦言“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众的生计之艰难可以想见。到我们的成长期，文革结束，进入80年代，日常生活的物质水准，有了明显的提高。那时候的中国，真是让人充满希望，我们高中时经常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真诚地为了祖国的明天歌唱，准备为祖国贡献青春。80年代初期，我们体会到从“吃不饱”到“吃饱了”的转变。　　吃饱了以后，摸摸肚皮，觉得撑得慌，摸摸脑袋，开始思考一些比吃饭更高级的东西。吃饱了是前提，但是仅仅有前提并不能推导出结论，比如猪也会吃饱，但是猪没有结论，因为猪不会思考。我们思考的是民主政治，思考多党制，思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然，那时我们年龄尚小，我们的老一代“吃饱了撑的”精神导师级的人物，列举不能详尽，比如刘宾雁，李泽厚，刘再复，严家祺，胡平，远志明等等，他们引导了我们“吃饱了撑的一代”的崛起。在我们还不具备完备的思考能力的时候，这些导师们已经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大舞台上呼风唤雨，燃起灯盏，开辟道路。　　我的大学时代是84年至88年。套用中共官方的话语，这四年是公认的“建国以来文化知识思想界环境最好的时期”。而且我们的老师还特意强调：不是最好的之一，而是最好的。　　这时的中国，刚刚走出深渊，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执政党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宽容”，又赶上赵紫阳胡耀邦两个比较开明的首领，成就了一个全社会性的开放性思维，反思式思维，以及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思想环境。我们的大学时代，恰逢这个空前绝后的自由思想环境，实乃三生有幸。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专题讲座（好像没有金融股票房地产之类的讲座），各种学生社团也非常活跃，各种思潮，学说，西方思想的介绍铺天盖地，对本民族历史的再思考，对民族文化缺点的批判，对于发达国家的羡慕和追赶世界水平的渴望，构成我们大学时代的最主要的内容。电视片《河殇》可算为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巅峰之作。　　这种全社会性的反思批判的倾向，蕴蓄到最后，首先爆发了86年的大规模学潮，那时候我们就明确地打出了“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主张。但是这场运动被平息，并导致开明领导人胡耀邦的黯然下台。　　但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并没有停息，又进入了一个蕴蓄能量的时期。在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来到之前，我在1988年大学毕业。我们这四年大学，是最开放最自由的思想开放期，而且没有遭到血腥镇压，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四年宝贵的象牙塔岁月以后，全身而退。　　1989年，枪声响起。中国的历史骤然转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2．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比我小10几岁，大概在1975年到198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　　仅仅出于论述的方便，我也给他们一个名称，姑且成为“枪后族”，枪指的是89年的枪声。我界定年代的思维模式是一贯的：不以出生时间，而已开始接受外界影响的时间来界定。在我们经历中国最好的思想环境时，他们还是小孩子，还不具备接受外部影响的能力。等到他们可以接受外界影响时，就是开枪以后紧急转向的中国了。　　我们这一代人，和枪后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与他们，仅仅是出生年代不同而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把我们的关系扩展到各自的父母那一代，就有了直接的关联。　　我的父亲是教师，枪后族的父母亲是我父亲的学生辈。当年，我父亲是在台上低头认罪的人，枪后族的父母亲是在台下挥舞着拳头高呼打倒，甚至冲上台来殴打老师的那些人。　　也就是说，枪后族的父辈和我的父辈的关系是：批判与被批判，殴打与挨打，打倒与被打倒的关系。　　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表述我的父辈和枪后族的父辈的关系。时至今日，当年批判与被批判的双方，孰是孰非，相信已经由历史给出了公断。　　枪后族的父母亲们，在应该接受教育的年龄，教育停顿了。他们不再上学，还被赶到了农村。对于他们那一代人的辛酸描述是：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时至今日，下岗大潮的首当其冲者，也以那一代人为主体。　　那一代人，很复杂。难以一概而论。首先，他们年幼时，中国还有一些残存的传统文化的底子，从国外传入的，包括苏俄的作品，也还有一些比较美好的东西。他们小时候受过这些东西的熏陶，从这角度来看，他们的性格中还有单纯的一面。但是，这种单纯的环境，到了文革，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革开始后，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成为穷凶极恶的破坏者，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他们自身也成为可怜的受害者。　　其恶果就是：整整一代人没有接受教育。到今天，中国还在为这个“迷失的环节”不断地付出巨大的代价。　　高考恢复伊始的几届大学生，很多都是20大几30岁左右的人，而且他们基本没有扎实的中学教育基础，大多数是从插队的农村“考”进大学的，其“考试”的水准，可想而知。当然，如上所述，那一代人中，有某些天资很好，又一直坚持学习的人，虽然黄金岁月也被耽误了，但是一旦有机会，他们仍然会成为很出色的人才。我认识一位本校中文系的77级的学兄，就属于天资很好又肯钻研的人，令我敬佩。　　但是，这种特例不能掩盖一个普遍性的时代特征，那就是：枪后族的父母亲，成长在一个没有教育的年代。　　3．　　枪后族的父母亲，即那些红卫兵或造反派，一代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这是思考枪后族成长背景的一个侧面。另一个更重要的侧面，就是全社会性的教育背景。　　枪后族的成长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背景呢？　　他们开始接受教育，性格和思维开始成型的时期，就是六四开枪以后，原为上海的地方首长进京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的年代。简单地说，整个社会背景有如下几个特点。　　A. 中国政府采用一切手段，强制所有人忘却“六四”。对于“六四”的镇压，当然不允许批评，同时也不允许赞美，只能遗忘，“谁都不许再提起”。这是中共对待自己的不光彩历史的一贯做法。其后果就是，今天的年轻一代，很多人已经不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有些人对那次运动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误解和歪曲。　　B.为了转移大众的关注焦点，中共开始进一步强化经济的发展。新的党首公开宣称“闷声发大财”，直接鼓励全民搞经济，并且在经济领域里给了所有人更多的自由，鼓励大众发财致富。其结果，第一，在全国成功地造成了一股经济热潮，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变成了经济动物，所有的价值观都变成围绕“赚钱和利益”而展开的价值判断。第二，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曾经提起过的政治改革的诉求，在被枪声打断之后，复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淡漠得无影无踪。　　C.随着全民参与的经济大潮，中国把欧洲当年原始积累时的血腥和残酷的历史过程，几乎分毫不差地重温了一遍，既没有借鉴其失当之处，也没有改善其落后的一面。甚至在残忍和血腥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至今日，我们回首经济的改革开放，可以发现，这场不触动政治体制的单纯的“经济改革”，既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公平机制，更没有建立起一套良性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这两个现代社会生活中最关键的环节，都告缺失。经济改革，其实质就是权力的角逐，有权者在绝对垄断了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的同时，又以绝对优势垄断了绝大部分的财富，无权者则彻底地失去一切。　　D.随着绝对的权力而产生的绝对腐败，在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社会中愈演愈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不顾一切，类似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毫无诚信，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不撒谎办不成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常识”。　　E.为了重新确立“党和政府的威信”，一方面开动国家宣传机器歪曲历史，片面地夸大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将民众批判的注意力转向外国，树立外敌，重新树立起“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引导民众回归到冷战思维方式，敌视西方，并把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西方的反华势力”。　　………………………… 　　偶尔与枪后族交往，我们会发现他们身上很明显的时代特征。　　……比如，他们没有相对确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他们判断事物的标准是可变式的，完全取决于事物对他是否有利。同样一件事，如果今天对他有利，他就说那是好的，如果明天对他没有好处，他就会破口大骂。对他们来说，利益就是一切，道理是无关紧要的。　　……比如，他们的价值观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对他自己有好处，别人的一切都可以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比如，他们一般都很有城府，没有年轻人的单纯，年纪虽然不大却仿佛洞察一切，尤其对于中国人之间的暗算与诡计，非常精通。在这方面，我们空长10几岁，甘拜下风。　　……比如，他们的大部分人是中国政府的拥护者。他们一直错误地认为他们是“爱国者”，实质上他们对“国”不甚了了，他们所拥护和赞美的，不是中国，而是“党和政府”。　　4．关于“愤青”。　　笔者认为“愤青”这个词应该属于中性，没有强烈的贬义。但凡青年人，情绪容易激动，容易愤怒，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在80年代，也是充满了爱国热情的愤青。我们那一代愤青和枪后族这一代愤青，其本质性的区别在于：我们愤怒的对象和内容根本不同。　　如上所述，我们读书的年代，是一个充满着批判反思精神，开放式思维的年代。我们主张，中国的落后，首先是自身文化的弊病所导致，因此我们反思和批判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我们看到，经济的改革不能彻底治疗中国社会的顽疾，需要改变政治体制，因此我们向政府抗议，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要建立监督体系来保障政治的清明。　　对外，我们向往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认为中国与他们有差距，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们爱的是“国”，我们批判政府和党，我们批判自身文化的缺点。　　枪后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受教育的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已经倒退到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即封闭性的，政府主导型的，自我满足型的思维状态，一方面，他们在政府的宣传灌输下，大部分都成为经济动物，对政府的评价，仅仅用一个“经济增长率”作为标准，在他们眼里，在党的领导下经济不断增长，所以党和政府就是好的；另外，同样在政府的灌输下，他们在对发达国家的态度上，迅速地倒退到他们父辈以先，一直倒退到义和拳的思维水准。表现在对发达国家的蔑视，仇恨，愤怒，隔膜。此次对CNN的大规模批判以及最近狂灭莎朗斯通，参与者大部分是枪后族，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些枪后族偶尔以挑衅性的口吻质问我们“爱国何罪之有？”，对此我一笑置之。对于中国，笔者认为他们连提“爱国”的资格都没有。跟我们讨论“爱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重申一下，笔者没有一概而论的意图，我承认，即便是枪后族里，也有一些头脑清醒的高智商者。但是这种人属于少数。　　5．关于“文化的血脉”。　　从中国文化血脉的角度来看，枪后族具有双重的先天性缺陷。第一，他们的父辈，即红卫兵造反派那些人，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亲手破坏了中国文化的传承的同时，自己也沦为没有受教育的一代。然后枪后族诞生在他们的家庭里；第二，枪后族在开始接受外界影响，开始形成思考能力的时候，恰恰是伟大的六四运动被疯狂镇压，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扭曲和倒退的年代。　　这两个因素，从根本上影响了枪后族的人生，使他们在中国文化的血脉方面，成为先天性贫血儿。　　6．展望90年代　　我对90年代的孩子们抱有期待。因为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主体是我们吃饱了撑得这一代的孩子。　　种种迹象表明，90年代的孩子，已经显示出了超过枪后族的秉性和特征。　　　　7.结语　　从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年代交替的脉络。　　红卫兵造反派一代之后，是我们吃饱了撑得一代，我们以后是枪后族，枪后族以后是90年代的孩子。　　我在期待着90年代健康成长之余，也为枪后族祷告，毕竟他们比我们年轻，我希望他们能够认清自身的致命缺陷，能够尽快地洗清自己文化血脉中的污垢，尽快地摆脱他们的父辈传给他们的不良遗传因素，同时纠正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后天性不良影响，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当他们成为中国的主要社会力量以后，中国的前途堪忧。　　2008．6．12 　　初稿（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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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31]: 谁谁谁 (2008-06-14 19:39:03)

　　和楼上重复了。

回复[32]: 期刊 (2008-06-14 20:16:59)

　　马兰是谁不知道。

　　知道马兰花。

　　『马兰花,

　　马兰花,

　　风吹雨打都不怕,

　　勤劳的人啊，

　　在跟你说话,

　　请你马上就开花，

　　就开花』

回复[33]: 待于泥/ (2008-06-14 20:29:26)

　　谢吴桑和那谁谁谁,原来是这样啊,完成播种任务就撒手不管了,生而不养,怪不得,怪不得.

回复[34]: 余秋雨对石一歌一事的辩解 蔡诚宏 (2008-06-14 20:45:24)

　　有两个文坛红人的记忆相当离奇，对同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两个人自己的记忆和周边亲朋的记忆很不一样。这两人一个是余秋雨，一个是章含之。搜出一篇余秋雨以前接受《南方周末》的访问，他自己讲了很多，别人也讲了很多。章含之已经去世，死者为大，没半点不尊重她的意思。不过她前夫（原北大教授洪君彦，洪也是大户人家的后代）在香港出的书的确是影响了很多人对这位名媛还有她的书的看法。不过，她女儿洪晃还是挺有意思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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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余秋雨面对诬陷绝不低头（节选）

　　

　　“文革”和“忏悔”

　　记者：一个真实的余秋雨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徒吗？你为什么不对批评做回应呢？

　　余秋雨：我确实没有回应过。这就是传媒的一大问题了，回应都是他们制造的，他们还制造过我和余杰的辩论，什么时候辩论的？我怎么不知道。余杰从别人处听来的谣言，说我是“文革余孽”，对这样的人身攻击，惟一的办法是打官司。但当时魏明伦说余杰刚刚结婚，为了他的新娘和他的老人安心，我写了一封非常温和的信给他，表示我不会诉诸法律，这是一个很善良的举动，我原来以为他能理解。

　　记者：有人批评你是“石一歌”的成员，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你是否是它的骨干成员？

　　余秋雨：石一歌是一个教材编写组的笔名，这个教材编写组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具体指示成立的，为刚刚复课的工农兵学员编教材。但工农兵学员文化素质太低，初中甚至是小学水平，编的教材也是这样，完全是讲通俗故事，我只写了鲁迅在广州这一段，根本没有一个字跟当时的现实政治有关。这个教材组存在六年，我第一年就离开了。骨干？组长是华师大教师，副组长是复旦教师，核心组员有好几位，而又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他们也是领导。我恰恰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但是我现在要说，连他们，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也都是担任着重要工作的教育工作者。

　　有人讲我写过两篇文章，讲鲁迅和胡适，这完全是我的署名：余秋雨。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记者：也有人以你的同事的身份作证，证明你在“文革”中有污点。你从来没承认过。

　　余秋雨：问题是他们是诬陷，我怎么能低头。就比如有人说你在中学的时候偷过人家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偷过，这是不存在的事情啊。而且，那个“同事”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我被提拔为大学校长，他却连找工作也很困难了，躲到一个图书馆去打杂？一个永远的“揭发者”和诽谤者，给我一生带来无数灾难，现在趁人们失忆，又跳出来了。对这样的人，怎么突然成了今天的“媒体英雄”？

　　当时，巴金等于是反革命，谁敢去看他？我当时经常去看他。而且在上海“文革”受难的黄佐临、谢晋，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太讨厌有“文革”污点的人了。

　　最简单的问题是，戏剧学院那么多教师，那么多干部，“文革”受到这么多磨难，为什么在院长评选的时候，连续三次全票投了我？我怎么可能认错呢。

　　在我这本书最后一章，我给我爸爸认错。我们家当时没饭吃，没衣服穿，爸爸被造反派关着，回不了家。在看守所里，他吃不饱肚子，我也不能够经常去看他。他还不断向造反派写借条，企图借到一些钱、粮票，当然都没有借到，但他还是写借条了。我当时在外面，情况再怎么坏，也比他的情况要好啊，我借粮票不是比他容易得多？

　　我完全有可能救他，我如果跟戏剧学院的造反派认识，为什么不跟他们拉关系呢？如果关系好一点的话，可以托他们去告诉关押我爸爸的造反派头头，不要做得过分。但是当时我就坚持自己，讨厌那些造反派，不愿意接近他们，讨厌他们的观点，看不惯他们打人啊什么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大儿子，我失职了，结果就是我爸爸受到这么多难。

　　我对不起的就是我爸爸，所以在书的最后我实际上是给我父亲道歉。

　　记者：在你的传记里有这么一个“我”，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让你去做很多事情是时世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余秋雨：也是胆怯的，无奈的，高尚谈不上。挨饿，也没有和他们斗争。坏事肯定不做。

　　记者：在“文革”中，你的亲人包括你在内，都受到了冲击和迫害，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你的行为有没有让别人受到过伤害呢？

　　余秋雨：没有，不可能。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余秋雨伤害过什么人，那我就服了，我向他赔罪和道歉……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在“文革”中，能做到这样的人很少很少。我一直在戏剧学院，要是伤害人一定在戏剧学院。在戏剧学院那么久，如果说我伤害过一个人，这个人在我快要做院长还没做的时候，他要写个报告给组织部，那我一定是不能做院长。

　　记者：“文革”最厉害的时候，你在养病，那段隐居生活给你什么？

　　余秋雨：当然身体不太好了，可是有一个重要的特殊原因，我的老师是盛钟健，复旦大学毕业的一个古典文学的老师，他是我的带班老师。这个老师我现在还非常感谢他。他当时被造反派赶出上海了。

　　其实“文革”不是十年都很黑暗的，有一段时间，就是林彪下台以后，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政的时候，那段时候有不少可以肯定的行为。特别是邓小平。他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周恩来反复强调大学要复课，连文科大学也要复课，因此具体指示，编教材，编词典。邓小平就更厉害了，勇敢地把知识分子送到重要岗位了。还恢复大学学报，解放老干部，打破文艺的“样板戏禁锢”。大家都能写文章了。忽然，又批判邓小平了。

　　盛钟健老师悄悄到上海来，看到了我愤怒的样子，而且日子也过得非常的不好，很可怜，家里又没东西吃。他对我说，到我老家去吧。后来通过一个好心的大姐和一位画家，给我找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在现在看来很难生活，不能吃饭，也没有厕所，也没有烧开水的地方。但是安静，有好多书，我喝水就是喝泉水，吃饭就到镇上去买一些干粮，很糟糕的干粮。基本上就这么过日子。

　　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半年多，但是半年多影响我一辈子。非常安静非常安静的日子。不想外边的事了，脑子全在书里边了。

　　记者：你对“文革”的观察很生动，你的注解填补了很多空白，在以往的电影里，坏事都是年轻的“红卫兵”干的，学生横行霸道。

　　余秋雨：完全不是这样。有过一段时间莫名其妙的行为。上面说阶级斗争很严重，他们就很天真，搞起了运动。虽然在大学里我不是造反派，但是我为造反派辩护。学生那么年轻，他们懂什么？

　　大学的造反派掌权最多半年，后来他们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学校里。“文革”十年有九年半是工宣队他们领导的。奇怪的是，“文革”结束后，大家都追查学生造反派，放过了工宣队。大家都觉得工人阶级不会做坏事，坏事都是学生做的。但是在“文革”中，工人造反派一定做了大坏事。主要是他们统治的嘛。

　　“文化革命始于1966年，闹了半年。1967年上海发生一月革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虽然做了这么多坏事，可是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完全给保护起来了。

　　军宣队应该说比工宣队好一点。好一点的原因是，他们毕竟受到部队的很多制约。工宣队是真正地掌权。这个和背景有关，工宣队的背景主要是王洪文、王秀珍这些人，他们掌管所有大大小小文化单位，长达八九年。

　　记者：根据你的分析，“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恨心理是怎样形成的？

　　余秋雨：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有互相觊觎互相扑杀的传统，在“文革”里得到了释放，虽然“文革”结束多年，社会和经济得到了变革，但是“文革”对人精神造成的创伤和摧残的后遗症并没有得到清理，到现在都没有消除。

　　我一直很忧心，如果哪一天老百姓当中不相信一切真实和善良了，这个民族就完了。“文革”的前提就是虚假，打倒人的理由都是假设的，不真实的。我爸爸就是个写照。紧接着就是不善良，他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八口人，工资就他一份，没有任何来源，但是他们停发他的工资，我们全家挨饿，他们单位造反派哪怕有一个人有一点点善良，也不至于采取这样的手段。

　　真实和善良，说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文革”过去那么多年，突然有一天，有人说你在“文革”中做过坏事，把一些没有的过错安在你头上。事情是否属实大家都不管了，先看看热闹，甚至还为谎言推波助澜，就是不去核实事情真相。起码应该做点调查工作吧？不仅没有调查，反而开始了以谎言为基础的大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善良更不见了。

　　五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走遍了中东，走遍了中亚和南亚，从欧洲到北极，考察活动在日本和韩国等地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走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只为考察文明而拼命，如果人们有一点善良，至少应该同情吧？在这种情况下，每次回来看见国内的报纸，都是大批判。

　　而且这么一个人，没有求助过任何官方的力量，制止这场大批判。面对那么多的人身攻击的文章我没有向任何人求助。这可以证实我是个善良的人吧。

　　对于这么一个连对手也不想伤害的人，年年月月却有几千篇的文章都砸到他的头上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作为一本自传，这本书为中国人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提供了一个很生动的历史注解，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你对“文革”的反思好像远远不够。

　　余秋雨：现在对“文革”的反思我觉得有很多都是错误的，隐瞒了太多的东西。那一场革命造成了那么多人的死亡，每个普通家庭都涉及到了……这个人打倒过那个人，那个人又打倒过这个人。对它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任何一个有法制的国家，都是通过法律和各种力量，把这个恶压着。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把这个恶放了出来。通过我的经历证明，人间的每起灾难，除了自然灾难，大多都是人吃人。像我爸爸这样的人都要打倒。并不是上面的命令，是谁把他吃了，都是朋友。我的反思比较不中听，因此好像不是反思。

　　记者：你为什么不能像卢梭那样，从自我经历、内心出发，来审视、批判人性、心灵集体的扭曲，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呢？

　　余秋雨：我只凭自己的经历说话。“文革”是上层发动的，但是有社会基础。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这样，主要问题出在文化心理上。文化思维的严重问题，这文化表面都是平静的，比如所有的人都希望看到残酷的打斗，所有的人都不动手，希望有人动手他看着。这个心理在中国很普遍。然后，文化界需要通过对人家批判来表示自己英雄。那种所谓的道义就在批判别人过程当中慢慢显现出来。

　　这个批判是不是带来家破人亡，他们完全不管了，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思维锻炼了他们。

　　同样残暴的力量，在不同时代加上一些不同的标牌罢了。“文革”中是工人斗争知识分子，让他们交待，“解放前，害过多少人？”“我没害过。”“不可能！”“你为什么在上海不到延安去？”“延安去不了，延安太远了。”“不到延安去，你就是要和国民党住在一起。和国民党住在一起你每天就是干坏事情。”这样的有罪推理逻辑现在仍然在起作用。

　　记者：这种道德优越感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每个人有权对他人进行道德评判？

　　余秋雨：因为中国没有普及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道德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居然不知道骂人毁人是最不道德的。平白无故把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人在所有报纸上痛骂，这个是违反法律也违反道德的，他们也完全不知道。他们以为“文革”中你搏斗至死才是最道德的，但是如果把当时死亡的人材料拿出来，他们又觉得不行了，因为其中很多人也是响应上级号召的……他们思维就是这么建立的，他们是永恒的攻击者，而不是正常的文化。而且按照现代精神心理学分析，极端主义者多半都有点精神上的疾病。

　　结果，老百姓渐渐相信了一切匪夷所思的东西，相信了世界上的宗教极端主义，把一些东西推到死路、狭路上。遗憾的是，我们的传媒喜欢这种危言耸听的东西。

　　记者：你为什么不辩护？

　　余秋雨：我刚解释几句，就有成倍、成百倍的批判文章扑过来，那就不辩解了，继续上路，进行文化考察。作为一个文人，我希望大家可以听一听，一个被骂了十年的人发出的声音。

　　我已经被人骂了那么多年，我没有做过任何回答。开骂的阵地是传媒，被打击的是个体文人。即使是犯人，到了被枪毙的时候，他能有一个辩护。现在，你在这里采访我，所有的问题是你问我的，我才可以有几句辩护。

　　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22226/35574/2661324.html

　　

回复[35]: 不过，余秋雨关于石一歌的辩护基本还是可信的 陈某 (2008-06-14 21:00:31)

　　他肯定不是石一歌的骨干，也就是小喽罗而已。

　　还有，文革中也没有什么恶行。否则也不能让他当戏剧学院院长。

　　80年代那时候政审很严格的。

回复[36]: 哇哦，局长准备占山为王了？ 蛇粉 (2008-06-14 21:02:01)

　　比李登辉还有有创意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