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刘柠│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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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刘柠 (发表日期:2006-12-05 00:32:57 阅读人次:1828 回复数:2)
2006年10月9日朝鲜的核试，使除朝鲜之外的六方会谈五国深感受挫。尽管联合国安理会以罕见的高效率一致通过了对朝谴责制裁决议案，但几乎没人相信，朝鲜会因此放弃其核计划。在第二次核试警报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为防止核扩散，安理会各成员国被要求采取协调行动，但有关国家却以各自国内法上的权限为借口，“视必要性”，酌情实施。不仅如此，被认为对朝经济制裁最有效国家的中国出于对制裁后果的担心，难以期待会有实质性动作；而围绕朝鲜核威胁，美、日两国间存在着不小的潜在认识差距，这一点更为朝核问题的解决投下了阴影，弄不好，还有被朝鲜反手利用的危险。　　只要对朝核问题的实质和朝鲜的国体多少有所了解，便会明白，国际社会在朝鲜问题上的任何矛盾、间隙和政策性的首鼠两端，都有可能被朝鲜利用，这也是朝核问题之所以坐大的原因之一。　　朝核何以祸起萧墙　　除了战后历史形成的五个合法的核国家（即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外，新兴国家尝试核拥有一般来说多系出于对抗区域强国，追求地区霸权的目的，如印度对巴基斯坦，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对以色列。但朝鲜的核开发，从出发点上就根本有别于上述国家，明显出于制度存续的目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半岛南北体制竞争中败北，随着冷战终结，又直面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朝鲜，对于自身的体制存续有种强烈的不安。因其体制的高度自闭性和刚性，这种不安不仅无法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碰撞中缓解、释放，反而日益强化、升级，在9·11事件之后，特别是美军阿富汗和布什总统发表所谓“邪恶轴心”演说后达到了顶点。　　伊拉克战争和萨达姆政权的倒台更使金正日认识到，仅靠构筑常规军事遏制力，还不足以达成朝鲜的“长治久安”。对深陷经济萧条（乃至危机）中的朝鲜来说，除南北、朝中关系之外，朝美、朝日关系的改善也不可或缺。但手中已无牌可打的金正日要想破局，只有利用核开发之一途——克林顿政权时期，靠大打核牌，换来美朝框架协议的外交突破的辉煌业绩是朝鲜没齿难忘的“本体记忆”，也是金正日最终于10月9日尝试“正面突破”的最后动力。　　在朝鲜核试“成功”的背后，有三个不容忽视的要素。第一，核试表明，朝鲜的核开发计划已然到达可试验水准。而对此做出“贡献”的，则是2002年10月以来布什政权的政策性失误。在克林顿政权近6年及布什政权最初两年的时间里，有可能对核废料实施再处理的宁边核设施完全被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便朝鲜拥有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浓缩铀，允许其核设施再运行不能说在政策上是不成功的。如果没有后来在宁边基地提取的钚原料，肯定不会有此次核试。　　第二，金融制裁的“意外”效果。去年9月，在澳门银行冻结的朝鲜帐户，其实帐面上只有约2400万美元，并不算多。但在随后召开的第5次六方会谈上，朝鲜强烈反弹，于是美国对其“效果”确信不疑，于翌年加大了金融制裁的力度。与此同时，在绑架日人、镇压“脱北者”等人权问题上高调弹劾，大有结成对朝国际包围网的态势。这种压力政策，让朝鲜深信外交解决之不可能，于是，5月之后，加快了导弹试射和核试的步伐。　　第三，促成朝鲜核试的国际环境。如果没有使核试成为可能，甚至促其实现的国际形势的话，朝鲜断不会“悍然”实施核试。伊拉克战争的泥淖化和伊朗核问题的同时展开，使朝鲜领导人看到了美国在中东被捆住手脚，已无力对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现实，达成了铤而走险，正当其时的判断。某种程度上，这与越战时期的1968年，美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在元山附近海域被朝鲜海军扣留，1969年美EC-121侦察机被朝鲜空军拦截、击落时的状况颇为相似。事实上，在朝鲜核试前后，美最大限度地克制了军事威慑行动。　　其次，选择美议会中期选举1个月前的微妙时期试水，核试本身对选情的影响显然也在金正日的算计之中。正如华盛顿从来不曾放弃对朝鲜制度更迭的期望一样，金正日显然也在盼望着美共和党政权的交替。在金正日看来，只要在今后两年内能扛住国际制裁的压力，那么作为有核国家与美下届政权谈判的日子就一定会到来。　　美日在朝核威胁上的认识差距　　毋庸讳言，对朝核说“不”态度最坚决的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在对朝核威胁的认识上，存在着不小的认识差距，这一点，从此次朝鲜核试以来两国的应对中，毕现无遗：对于所有的制裁决议，日本不仅出手最快、执行最彻底，而且不惜追加单独制裁措施，唯恐给朝鲜以喘息之机。相比之下，美国的态度则从容得多。　　正如日相安倍所指出的那样，承受朝鲜导弹和核开发的直接威胁者是日本。某种意义上，日本有点像伊拉克战争开战时的以色列。站在金正日的立场上，他必然会想，只要完成射程能到达日本的核导开发，那么出于保护日本的目的，美国便不会攻击朝鲜，朝鲜的制度便得以存续。因此，对日本来说，最大、最直接的威胁与其说是核物质、技术的海外扩散，不如说是在朝鲜国内紧锣密鼓提炼、积蓄着的钚原料。过去4年中，它基本上处于放任状态。而朝鲜正锐意建设的50MW核反应堆一旦竣工，核原料的生产马上就进入量产水平，那就真成了日本的噩梦。　　美国的着眼点显然在防止朝鲜核物质、技术的海外转移上。尽管朝核对日本的威胁是直接的，但只要能防止对第三国的扩散，解除其核武装则未必是当务之急。当然，防止核扩散的成功在客观上会间接减轻对日本的核威胁。因为对朝鲜来说，导弹是主要出口产业，阻止其出口本身，就是很大的打击，其用于核开发的资金来源也将被切断。所以，日本在配合国际社会制裁、打击朝鲜的问题上，一向不遗余力。　　但美国和日本毕竟是一对盟国，尽管两国在朝核威胁的认识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谨防这一点为朝鲜利用上却有充分的共识：迄今为止，美在日核问题上依然未出现任何松动迹象；美国务卿赖斯声称，“任何对日本的攻击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攻击。” 　　对日本来说，本来就置身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其安全其实是有相当保证的。但只要朝核一天没被解除，日本就会借力日美安保，谋求基于朝鲜核拥有前提之上的更加坚固的安保强化之策，包括弹道导弹防御系统（MD）在内的部署定会付诸实施，客观上将加剧东亚的战略紧张。　　中国对朝政策的边界　　从7月朝鲜导弹危机以来，北京的斡旋就成了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如果没有中方的同意，两个安理会谴责制裁决议不可能出台。但是，细加分析便不难看出，中国对朝鲜的心理其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出于对朝鲜核试的反对和对国际社会行动规范的尊重，尤其是对朝方执迷不悟、丝毫不顾及中方脸面的愤慨，中国只能附议决议案精神，投赞成票，不惜给国际社会以对朝政策转换的印象。可尽管在制裁决议上投了赞成票，中国依然在大局上扮演着朝鲜保护者的角色，同时，继续斡旋于朝美之间。　　虽然中国希望朝鲜能实现体制转型，但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却并不乐见朝鲜的体制崩溃。否则的话，首先，中国将失去朝鲜的战略缓冲，隔（鸭绿）江与美韩同盟直接对峙，进而付出美国战略关注向台湾海峡倾斜的代价；其次，假如朝鲜半岛陷于动荡，难免不波及中国，外国资本的对华投资将受到抑制，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目标的达成会因此而大打折扣，如进一步导致外资撤退的话，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是致命的；再次，韩国经济未必能负担得起北方复兴的重负，其负面效应会殃及中国。同时，大量朝鲜难民涌入中国边境，不仅会加剧中国经济的矛盾，而且会带来新的民族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两难，中国一方面赞成对朝经济制裁，但却回避扼杀朝鲜经济的极端措施，不愿把朝鲜推向绝望的深渊。可问题是，平壤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加以利用。10月，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访问朝鲜，拜会金正日，不但没能带回朝方任何切实的关于停止二次核试的口信，据说甚至没能得到平壤对中方的一句道歉。对于中方要朝复归六方会谈的请求，朝方还是照例端出了要美解除金融制裁的先决条件，并且放出狠话说，朝鲜做好了“对话或者对决的两手准备”。　　尽管中国手中掌握着朝鲜90%的贸易和经援的绝大部分，但由于战略上的困境过于直白地暴露于朝鲜决策层的视野下，不能不承认，能打的牌其实相当有限。　　朝核问题向何处去　　此番朝鲜核试，在国际社会催生了两种新的现实状况。其一是东北亚主要国家间外交激活效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表决问题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同仇敌忾”，这种惊人的一致对东北亚来说可谓意味深长。自从2003年由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开始以来，关于朝核问题的应对，从来截然分为中、韩、俄的“包容”立场与美、日的“压力”立场，两相对立，互不相让。哪怕2005年2月朝鲜突然宣布核拥有的极端状况，都没能减少中、韩的对朝经贸合作。核试后，中国对朝政策明显向“压力”倾斜，在韩国也出现清算金大中政权以来“阳光政策”的舆论，在对北外交上开始呈现与美、日的协调姿态。尤其是核试后短短一个月内，东北亚各国及美国的外交高官们多线路、全方位地穿梭互访，浓密磋商的情景，在一个月前还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多国协调外交的积极氛围，很快就被朝鲜核试带来的第二个严峻的现实所笼罩、消解，昭示着东北亚地区结构性矛盾之深刻、复杂：那就是，朝鲜核拥有的定型化、恒久化问题。尽管我们尚不确知金正日核试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是，10月9日从朝鲜咸镜北道地区发出的里氏3.58级地震的波形图表明，朝鲜确已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从朝鲜尝试核拥有的单纯目的性（制度维系）出发，联系其国体及金正日其人的性格，我们可以做出的大致判断是：只要金政权不被颠覆，朝鲜断不会轻言弃核。换句话说，很难有足以交换朝鲜核弃的筹码。对此，国际社会需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朝鲜是有核国家这一点，已恐难逆转。而其作为有核国家的现实，今后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国际社会的回旋空间将被大大压缩——基本上只能在上述现实的框架内来谋求危险系数较小的选择，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这就是东北亚面对的现实。　　那么，在这种空前严峻的状况下，各国如何应对，才能争取到较大的外交回旋空间，谋求相对安全的安保之策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应充分重视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朝鲜核试后出现的东北亚多国协调外交的资源优势，使其不间断地发挥机能并有所强化。在相关各国的协同努力下，朝鲜将于最近复归六方会谈。这虽然是好事，但仅仅回到谈判桌的事实本身，却不能带来朝鲜弃核的保证。通过多国协同制裁措施孤立朝鲜，与此同时，不放弃谈判的希望，并通过有关国家的特殊管道保持接触，伺机说服，劝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即压力与包容政策并重，大棒与胡萝卜两施。俗套则俗套矣，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第二，朝鲜正式回归六方会谈之后，很可能会通过对美协商，暗示某种形式的交易（即妥协）。对此，国际社会应抓住机会，顺水推舟，如弃核不现实的话，至少应大力谋求冻结核开发局面的达成。就美国而言，在议会中期选举之后，从政策上似乎出现了某种松动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望的大门还没有完全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