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问题“软着陆”与美国因素│刘柠│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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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问题“软着陆”与美国因素
刘柠 (发表日期:2006-10-03 00:02:47 阅读人次:1949 回复数:3)
据日本媒体8月25日报道，作为特殊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当局，近日将对其属下的备受争议的战争博物馆“游就馆”里的部分“可能引起误解”的陈列内容及其解说词做相应的修改、调整。但此次“手术”的对象仅限于谴责“美国蓄意迫使日本卷入二战”，日本被“逼上梁山”的部分，不会涉及日本入侵中国及与东南亚相关的部分。这是战后靖国神社首次被动调整展示内容，一方面，说明围绕靖国参拜问题，外界的压力已今非昔比；另一方面，说明神社当局对外界的反应已变得越来越敏感。事实上，此次内容调整，也是基于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F. Will）的质疑和批评，在日本前驻泰国大使、以反中亲美著称的保守派评论家冈崎久彦的动议下，采取的权宜性匆匆应对，旨在规避来自美国的更大批评声浪及可能出现的干预。　　就是说，连这一小步艰难的“改革”（如果说此次内容调整能称得上是“改革”的话），也是做给美国看的，而来自中、韩的持续5年之久的巨大政治、外交压力，甚至难以挪动“游就馆”的一块展板。但话虽如此，很难说中、韩因素对靖国问题的解决没有发生作用，只是碍于日本对亚外交的功能退化及靖国问题本身的日益“死结化”（Dead Lock），这一层机能的发挥没那么表面化、直接化，而是隔了一个中间层，间接地挥发着自身的能量，影响着问题解决的方向。这个“中间层”的名字，叫“美国”。　　8月29日，日本外务省公布了一项由该机构在美国一年一度实施的、名为“在美对日舆论调查”的民调结果：认为美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伙伴为日本者，专业人士（指服务于政府、议会、宗教界和传媒界的相关人士）占57%（去年为48%），一般国民（年龄在18岁以上，不分职业、性别）占45%（去年为48%）；认为是中国者，专业人士占43%（去年为38%），一般国民占33%（去年为26%）。结果表明，美主流社会对中日两国重要性的评估大致趋同；动态地看，日本有所下降，而中国则快速上升。　　这种情势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对靖国问题的解决发生着影响不得而知，但对美国而言，东北亚的稳定，离不开良好的中日、韩日关系，而因靖国问题，二者受损，不仅无益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对日美同盟也构成了损害。所谓美、日、中战略三角，尽管不可能是理想的等边三角关系，但当其中的一边急剧退化，难以维系最起码的双边关系，快要“短路”了的时候，就会导致战略三角本身的失衡。美国当然不乐见这种状况的出现。于是，打破沉默，开始发言。在话语变“密”的同时，发言者呈现不同的身份，明显溢出了初期学界、传媒的边界，开始向政界、外交界渗透。美国从纯粹的旁观姿态转为相当程度的介入，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主导不同阶段进程的，则是对其在全球及东北亚、东南亚的地缘利益的判断、考量。　　美缘何保持沉默　　“在今天的世界，拿靖国参拜说事的只有中、韩两国，布什总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的参拜。”这是日相小泉在首相任内6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最“强有力”的借口；对于那种因其靖国参拜，不仅对中、韩关系受损，对美关系也将陷于困难境地的批评，即将接替小泉出任日自民党总裁和首相的安倍晋三如此反诘道：“美国并不担心日中关系。”仿佛两个孩子打架，出手的一方说我爸爸是支持我的，于是似乎就有了“合法性”。这种争执多少有些孩子气，但不幸却是我们面对的事实：冷战终结，世界只剩下最后一个“家长”——美国，可“单亲家庭”的内讧却让人一点不省心。　　毋庸讳言，作为战后保留靖国神社的始作俑者，美国在靖国参拜问题上曾经保持了长期的沉默。即使在去年9月，访华盛顿的胡锦涛主席把靖国神社问题提交给布什的时候，白宫依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但沉默并不意味着赞同、支持。相反，作为同盟的主导国家，美国其实一直在担心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会因靖国问题而受损，而这种代价最终将由华盛顿来埋单。6月底，在白宫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上，布什似乎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了句“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了”，坐在旁边的一位美高官插话说，“难道真的找不到靖国问题的着陆点吗？” 这种貌似轻描淡写的话语应酬，无论如何难以读解为对靖国参拜的欢迎和鼓励。　　用曾担任过负责亚太事务的美防长助理、现任美著名战略智库“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副所长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博士的话说，“今天，在美国人中，关于小泉首相靖国参拜的是非判断问题，意见没有分歧。意见的分歧在于，美国是否应该就此问题向日本挑明我们的看法。”这多少道出了美主流社会在靖国问题上的立场。具体地说，出于惟恐对日美同盟造成影响的担心，共和党政策的主调是“不介入”原则；而与之相对，出于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协调的目的，民主党内颇不乏主张“适度介入”者。因此，安倍等人出于自身的某种政治理念或目的，把此前共和党政权“不介入”的原则立场解读为“美国并不担心”，即使不是刻意为之，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读。　　要知道，布什政府的要人之所以将“无可奉告”进行到底，绝非什么“理解”小泉的心境，或肯定首相靖国参拜的“合法性”。而是从对美国家利益来说，什么才是最佳选择的明确的问题意识出发，做出的一种冷静、理智的判断。作为其结果，暂时达成并维持了“说也无益”现状。但是，在靖国问题在美国也被大做特做的今天，共和党的“不介入原则”似乎也走到了政策边界。纵然包括布什本人在内，白宫的对日政策参与者们表面上依然不便表态，但面对美国内分贝越来越高的质疑靖国神社性质及靖国参拜的声浪，怕也难以做到听而不闻吧。好在，小泉谢幕在即，一段相当程度上靠私人交情维系的布什—小泉“蜜月同盟”即将成为过去，与之相关的连带意识也许会趋于淡化。一般说来，蜜月后的同盟关系将会更加务实、坦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另外，美国一方面在“介入”与否及以何种形式“介入”的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同时，也在期待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自行解决，最好是在充分论争的基础上谋求“软着陆”式的解决。因为，首先，美不愿因自己的介入，而给国际社会造成“偏袒”一方的印象，毕竟，日本是同盟国家；其次，美深知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勃兴的状况。不在靖国问题上过多置喙，也是怕重蹈上个世纪90年代因贸易摩擦问题对日施压，反而刺激了日国内民族主义，导致反美情绪日甚的覆辙。　　但所有这些美方的思虑，无疑应有一个合理的边界。就是说，华盛顿的沉默不应当被诠释为对小泉靖国参拜的“默许”，给国际社会和日本传递错误的信息，乃至被日国内“参拜派”利用。而当美国发现，这种可能性正在呈现并有坐大危险的时候，除了对日本明确说“不”，便没有其他的选择。　　打破沉默为哪般　　最初的声音照例来自传媒界，美主流媒体对日本的舆论弹劾始自去年年底。很快，这种声音便溢出了传媒和学界，开始向外交、政界蔓延。5月，小泉访美前夕，美下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致下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尔特（Dnnis Hastert），要求小泉明确承诺“不参拜”立场的书简被披露，美对靖国参拜问题的牵制表面化，小泉曾竭力谋求的访美期间对参众两院发表联席演说的重大议程安排旋告流产。　　小泉8·15参拜，触动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美舆论反应激烈。《纽约时报》破例以超大篇幅发表题为《为日本谋求无罪判决的战争神社》的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把日本对中、韩的侵略，对美国的攻击正当化，宣扬“几乎所有亚洲人、美国人都无法接受的靖国史观”，文章后被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大段引用；连一向保守的《华盛顿邮报》也发表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约翰·艾肯伯里（John Eikenberry）的专栏文章，指出“日本应探索一条终结首相参拜的名誉之路，或许有必要敦促靖国神社当局分祀甲级战犯”，并期待日本走德国的道路，在促进东北亚区域稳定和发展上起主导作用。　　一些美国战略学者意识到，靖国问题的泥淖化、长期化，已经引发了日本在亚洲的“地基下沉”效应，不仅限于与中、韩关系，对于整个亚洲地区来说亦复如是，东南亚国家受其影响尤甚。因为就众多的东盟国家而言，无论从区域战略还是从国家的发展现状上来说，维持良好的对华关系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极不情愿遭遇、甚至被卷入中、日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围绕靖国神社和历史问题的对立中去。而这种事态又会反作用于美国：当东盟国家看到美在日本历史问题上持续沉默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华盛顿对亚洲的关心程度和影响力是否在下降”的忧虑，这无疑会削弱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也不利于亚洲的局势稳定。　　同时，就美国内因素而言，一些政府人士在警惕靖国问题僭越、蚕食由美国主导的，从东京审判、《旧金山和约》，一直到美日同盟的战后民主体制合法性资源的同时，也担心在国会正迅速蔓延的“少数族裔政治”（Ethnic Politics）问题与靖国问题的“合流”化倾向：随着美国内华裔、韩裔、越南裔等亚洲族系人口激增，其政治发言权也会相应强化。日本在靖国问题上的态度长此强硬下去的话，未尝不会发展成最终连美国也不能无视的政治危机。事实上，不久前“叫停”小泉对美国会演说的共和党议员亨利·海德的背后，就不乏韩裔势力院外活动的影响。　　所以说，小泉的靖国参拜，不仅遭到中、韩的反弹，连最值得信赖的盟国美国，也颇感棘手、困惑，蹙眉不已——这已然是不争的事实。　　美不乐见日中交恶　　最近，华盛顿围绕日中、日韩关系和历史问题的各种论坛、学术会议明显多了起来。通过这些学术务虚活动，对于日本与邻国应维持何种关系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般共识。那种认为只要美日同盟关系足够牢靠，即使中日关系多少有一些紧张和摩擦，对美国没有坏处，只有好处的人，在美政府中是少数。即大多数政府人士，认识到中日关系对立对美国家利益弊大于利。　　在这个问题上，迄今为止所做的最为深入彻底、体系化的检讨工作是美四大智库（海军研究所（CNA）、国防分析研究所（IDA）、国防大学（NDU）及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联手合作的共同研究项目“中日对立问题研究”。由原政府高官、政策专家、战略学者组成的小组，从今年3月到8月，共召开4次非公开研讨会。在最初的会议报告中，曾如此写道：“无视、容忍中日间的战略对立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三国间的协调，才是国家利益所在。美方若不采取某种适当方略的话，中日两国不会以美国乐见的方式自主致力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对华府来说，中日对立问题不可长期放置。” 　　美国为何如此担心日本与近邻国家的关系呢？它到底有哪些近忧、远虑呢？首先，只要日本依然是与美共有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同盟国家，美国便乐见一个在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日本，而不是相反。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与邻国在历史、靖国问题上的对立，日本正在丧失其软实力（Soft Power）；其次，在美韩关系已然趋冷的情况下，若进一步遭遇日韩关系的恶化，客观上将助长韩国的对华接近。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如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和解及重新统一的可能性的话，则有可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妨碍”；再次，日本与中、韩之间围绕海洋资源和领土纷争的摩擦日益频仍，积累的势能越来越高，在擦枪走火的“万一”之下，美被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很难说没有，而这恰恰是华盛顿最忌讳，也最担心的；最后，美中之间正在谋求所谓“多国主义”的积极外交，美国不遗余力地试图把中国塑造成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角色，以分担其压力。而中日的渐行渐远和敌对，无疑会成为华盛顿这种努力的障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即使为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计，美国也不乐见盟国日本与邻国持续交恶，尤其不愿看到中日关系的恶化。　　正如日本的右翼鹰派势力至今不认为“二战”输给了中国一样，61年后，作为其灵魂旗帜的靖国神社当局，在来自日本国内及中、韩等国的巨大而持久的压力下，只是象征性地同意“调整”部分与美国有关的陈列内容的事实再次说明，其“服膺强者”的思维逻辑始终未变。但虽说如此，作为对美妥协的结果，这一小步的迈出毕竟“来之不易”，应该予以评价。正是美国的介入，使靖国神社坚固的雪线后退了一步。能否变单独面对日本为中美协调，通过多国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借力”美国因素，是靖国问题解决的关键。对中国来说，尽管这种方式的“解决”依然不脱“权宜”色彩，但却未偿不是谋求靖国问题“软着陆”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