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盲”犹可学，“法氓”难以教│愚公│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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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盲”犹可学，“法氓”难以教
愚公 (发表日期:2009-12-25 10:06:35 阅读人次:2161 回复数:0)
30年前文革“动乱”结束，当时上下痛定思痛，要恢复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普法教育”，出现了“法盲”这个词，泛指法律知识完全不懂的人，如同完全不识字的人叫“文盲”一样，要开展“扫盲”运动，报纸上经常出现这样的说法，指某人所以犯法，是因为不懂法。我当时就不同意：许多人从来没有学过什么法律，怎么就从来没有犯过法呢？事实上许多人虽然没有认真学过法律条文，但是“偷抢犯法，杀人偿命”、“骂人侮辱人格，打人侵犯人权”等等朴素的善恶准则和荣辱观念使他们不可能去做“贪污公款”“入室偷盗”“强奸妇女”、“打人杀人”这种一听就知道是“犯法”的事。所以普及法律知识只能让原本“守法”的善良人更加“守法”，而不能阻止和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但是可以在违法犯罪发生以后找到判罪和处置的依据。　　也就是说，最可怕的不是因为不懂法而犯法，恰恰是“知法犯法”，更可怕的是“执法犯法”，更严重最可怕的则要算“制法犯法”了。　　30年过去了，中国制定了上百个法律，培养了千百万法律专门人才，成就不可不为“巨大”，但是中国就可以说是一个“法制国家”了吗？非也！有法固然比无法好，但在许多场合些法律条文只被当成了某种包装纸。　　同历史上的“王法”不同，现代法律要求的是“客观性”和“公正性”，为了避免误判，规定了司法裁判必须具有独立办案、公开审理和充分辩论三大要素，缺一不可。而中国的现状恰恰是以此三大要素的缺失，颠覆了法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独立办案，审案判案只以法律明文规定为依据，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扰。但是中国的法治现状恰恰是权力指令司法、干扰司法，黑箱作业，幕后拍板，大案服从权力意志，中案服从人脉意志，小案服从金钱意志，或者是多种干扰纠合在一起，就是没有忠于法律的独立意志。　　公开审理，裁判的结果要以社会认同为归宿，公众可以自由申请旁听，媒体可以自由要求采访，审理过程进展公开透明，那就不容易出轨和出鬼。但是中国的法治现状恰恰是不公开和假公开，越是社会意义广泛的案件审理越是不公开，它所追求的社会效果固然也是“服众”，但那是“慑服”，而不是让社会公众“信服”。它只体现权力意志（少数人），而不体现社会意志（多数人），所以它不敢将审理过程公开化和透明化。　　充分辩论，又是现代法制的一大特征。充分的反复的辩论才能揭示真相和搞清因果，为判案提供充分依据，因而公开的庭审辩论次数多时间长，结案非常慎重，决没有什么“从重从快”的胡来。中国的法治现状就是时间和精力都化在幕后交易黑箱运作上面，公开庭审则来“短平快”，法官象作贼一样赶紧收场匆匆溜走。　　我们来看目前比较注目的冯正虎归国受阻案，是中国的“婊子牌坊式”法制的杰作。把持有合法护照的冯正虎“强制送还日本”，令其滞留成天机场国际部40余天，中国有谁来对此做出法律解释呢？政府发言人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总是一样的枯燥虚伪：“中国是个法制国家，有关法律问题请直接询问有关部门”，而上海有关当局居然认为法律没有规定不可做的他们都可以做，这哪里是“法盲”的问题，简直就是“我有权利我怕谁”的“法氓”了。对这种“法氓”，你对他进行法制教育还有什么用呢？　　毛泽东有诗句曰：“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用来形容他自己倒是很说明问题的。他亲自制定了宪法等等具有现代表征的法律条文，但同时自喻“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断用自己的“最高指示”来颠覆法律的实施，搞得冤狱遍国中、、、待到他要打倒刘少奇时，刘还煞有介事地举着宪法对红卫兵说：我是国家主席，受宪法保护！结果引起红卫兵的哄笑和加倍的狂暴，直到他被整得头发3尺长浑身爬满虱子奄奄待毙时，也许还没有搞明白他眼中的庄严宪法怎么还不如卫生纸管用。　　看来“依法治国”的口号说说容易，做起来首先要用她来束缚自己，方能服天下。当权力企图强奸法律时，法律要象烈女一样高呼：我具有独立人格，不容凌犯，那时法律才象个法律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