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言 │张承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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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言
张承志 (发表日期:2006-05-17 15:18:30 阅读人次:1121 回复数:1)
一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选择了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讨厌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则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其中太深的东西。　　　　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做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现，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的反感。今天，简单地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　　　　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是否应该认真一些地归纳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也有必要。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一个扩张的殖民×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失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族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一个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　　　　但是放弃批评更危险。半个世纪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宣布放弃索要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即所谓“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在今天日本的传播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正义，可能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二　　　　我也相当长期地在日本滞留。所以用滞留这个词，是因为日本希望外国人只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对岛国之外一切的恐惧，使日本的极其善良的国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盼着外人最好快点离开。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警察和入国管理局就露出了狰狞的脸。据我虽是个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两大物，一个是ＧＯＫＩＢＯＬＩ，即一种大臭虫；另一个是简称“入管”的入国管理局人员。　　　　岛国的闭塞性，是一个老得起茧的话题。据我看，他们一点也不闭塞；倒是文化小国的恐惧心理，酿致了日本的排外气氛。这首先对他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有着大量真诚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为了洗刷掉他们历史和家庭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们做了不知多少努力。　　　　关于日本红军的经纬，要费些笔墨讲清。　　　　我总觉得，做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６０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军基地和美国领事馆。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拚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６０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烧延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冢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２８０００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在冲绳，由于美国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庙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２０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７３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１９７１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９２０００日本人投入抗议游行，其中８３７人被捕。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１８８６人。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４３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３１２个，爆炸成功的共４４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然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践这些幼稚的思想而做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的坂口宏的年轻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１９７１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那种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的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决心不惜用一条命夺一支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窄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　　　　１９７１年１月３０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把战争扩大于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做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他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和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又充满错误，但是，就像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正义、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門参加过示威游行。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唤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　　　　三　　　　不久前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　　　　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　　　　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详地想，他不会再活很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间是他先开口了。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著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这件事又是很难简单讲清——原谅我又要攻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对祖国干系重大的事，他们就一定不介绍。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脱的解释，因为有些事做起来很简单：只须翻译些不难的资料（不是他们不懂的文学语言），也不犯忌。　　　　又是只能用几句话归纳全案。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仅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　　　　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期以来，久久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　　　　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抱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透明的尼龙监狱。　　　　日本，也许它的憧憬永远只是脱黼亚洲充当西方的一员。也许，它的导师，永远只有使侵略和殖民×义成为了世界秩序的英吉利。　　　　它的逻辑是，怎么美国和澳大利亚不骂英国侵略呢？如果当年“进出”到印度的是日本；如果当年“进出”了香港，如今世界还不是老老实实接收现实？挨了原子弹还不让说一句“进出”，本来已经早早就“进”了日本的韩国不但又“出”去了，而且还禁止日语的文化活动！君不见，大闹台湾独立的民进黨已经在讲“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报纸也在这么宣扬！　　　　这才是他们心底的话。　　　　世上确实有一种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讲出来的东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本质。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坚持的正义。　　　　于是我选定了那盆万年青。　　　　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３０年。家永诉讼案中牵连了广泛的哲学、历史、法律和思想领域的命题，可惜的是中国民众并没有听过几句介绍。　　　　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郎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在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　　　　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　　　　两三年前听说，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郎败诉结案了；后来又听说诉讼还在继续，不知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的电视台和日本的电视台一样，对此事只字不提。最后在电视上听过一次家永三郎的简单表示，他说要彻底地争到底。诉讼案已是千丝万绪难以概述。世间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它，即使家永三郎还在呼吁但是人们已经听不见。一片无声，这个纷争之角已告沉寂。　　　　我从这无声中深深感到了一种无义。　　　　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我有时偶尔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万年青。事隔久远了，无论那盆植物还在不在，今天我觉得万幸，觉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确。　　　　那盆万年青非常结实，叶片鲜绿肥嫩，枝干又粗又硬，阳光浴满的时候，它抖烁着耀眼的绿色光芒，充满生命的质感。　　　　它纵然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义。——在那种不说出口的阴暗心理中，他们在等着家永三郎死。说透了就是这么一句话。拖了３０年，老人已是八旬。谁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谁都不说。老人无疑也常常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有时也被阴影笼罩。那一天，当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时，当他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国并非没有人理睬他的诉讼，当他发现那个中国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时，他会感到阴暗多少被平衡了一点么？　　　　在新殖民×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义的抵抗。世间正呱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有战斗。　　　　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样得胜，正义仍会像常青的生命一样，不断生长，不会绝断。哪怕彻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个人。　　　　四　　　　浪迹天下，人会走过许多有缘分和没有缘分的地方。我从泶不觉得自己与日本有什么缘分，特别是当它做为国家正处于一个歧视中国、并且恶意地盘算中国的时代的时候。但是对人和民族不能简单臧否，有时一群人或一个人就能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　　　　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我对日本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波斯和巴格达繁荣的西亚、对哈萨克的天山、对未知的安第斯山脉、对我的黄土高原那么息息相关和感情深重。但是由于没有人写，那么我必须最低限地写一些关于日本红军，关于教科书诉讼，关于高桥和的文学，关于冲绳的历史。　　　　而关于日本赤军的介绍不仅如此。他们也有复杂的一面，但唯他们是中国的以命相托的支持者和挚友。对这样的挚友的失义，会万劫不复地失去支持。　　　　世间有一个关于日本的传说。　　　　这个传说，基本是误解。　　　　因为不仅要概括日本的味儿，讲清楚各种对我们很重要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和血统、情调和气质，更必须讲清楚恶和美。　　　　据我看，只有他们的行为，才称得上代表了真正的日本味儿。那种孤胆的、无望的、疯狂的战斗，潜藏着一种使人回味不已的唯庙精神。　　　　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　　　　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写到这最后的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回复[1]: 北大秀才的人格分裂 copy (2006-05-19 13:19:51)

　　郑若思：北大秀才的人格分裂――从张承志和余杰的“日本论”说开去

　　   出身北大的作家中，张承志（生于1948年，1975年毕业于历史系考古专业）和余杰（生于1973年，2000年中文系硕士毕业）无疑是尽领风骚的两个。尽管这两人相差二十五岁，从成长背景到理念都完全不同，张承志自诩的泛道德主义与余杰自诩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看起来毫无共通之处，甚至有点水火不容，余杰成为张承志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可能缘由在此。然而当这两人谈及日本的文章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从中却浮现出极其相似的逻辑混乱。

　　   张承志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稀有的懂日语、并有在日本长期生活经验的人，作为一个了解当代日本的作家，张承志向国人传达了些什么信息呢？只听他在《日本留言》中故弄玄虚地大喝一声：“我总觉得，做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还好，笔者是一个对日本红军有些了解的中国人，总算可以侥幸逃过张承志抛来的“可耻”大帽子。不过，正因如此，才要指出张承志这篇写给“可耻的”中国人看的文章是如何歪曲历史的。

　　   张写道：“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首先，日本赤军和日本联合赤军是从日本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赤军派分化出来的两个同时并存的派系，前者在中东活动，后者在日本国内活动，不存在什么“原称”的问题。张承志既然煞有介事要推销日本赤军的光辉事迹，至少应该做足功课再开口。

　　   张接着写道：“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

　　   “一个名叫的坂口宏（实为坂口弘—笔者注）的年轻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应为1972年—笔者注），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

　　   在张承志叙述的这些赤军的“丰功伟业”中，刻意忽略了几个重要的事实，即日本赤军和联合赤军在日本国内外针对平民发动的恐怖袭击，如1971年赤军派劫持日航鸽子号班机逃往北朝鲜；1972年5月三名日本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乱枪扫射，造成24名无辜旅客死亡、80多人负伤；1973年7月日本赤军成员伙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劫持日本航空民航班机；1974年1月炸毁新加坡的蚬壳公司炼油厂；1977年于达卡劫持日航班机等等。至于坂口弘的回忆录中提到的浅间山庄事件，所谓“拘质笼城”并不是拘禁了一名“反动政客”或“反动军警”，而是将一名和政治毫无关联的旅馆女主人劫为人质，坂口等五名赤军成员将其非法拘禁十天之久，人质才由警察救出。该事件落幕不久，日本警察在附近山林挖出了十四具赤军成员的尸体，经调查得知在抵达浅间山庄前，联合赤军内部发动大清洗，三十个成员中竟有半数被自己的同志杀害，其中还包括一名孕妇。

　　   张承志既然自称读过坂口弘的回忆录，肯定知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但是他热心地告诉读者赤军成员“用的只是猎枪”，却只字不提其热衷内斗、残害无辜平民的行径，可能是生怕那些事实玷污了他所要塑造的赤军“光辉形象”。他还继续写道：“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

　　   “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这又是蒙骗读者的鬼话。日本赤军是恐怖组织，这不仅是西方国家体制的观点，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们的共识。连日本国内那些参加过左翼运动，至今仍然极力要从中发掘正面意义的人，也对赤军的所作所为感到不齿。而张作家呢，读着他们的资料时，"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深恶痛绝、不堪回首的情况下，张承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声称要“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叛逆性质，坚决地进行赞扬。”（《红卫兵时代》）这位“红卫兵”名词的创始人既然对自己的过去毫无悔意，那么对与他同时代的赤军份子惺惺相惜，大约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他只顾讴歌“青春叛逆”，而只字不提红卫兵给中国大地带来的血腥岁月，为日本赤军隐恶扬善就是不足为奇的了。问题是，张承志在同一篇文章中（《日本留言》）笔锋一转，提及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开始痛骂无视历史的日本政府，把敢于捍卫真理的家永三郎教授引为知己，则令人作呕。

　　   张承志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姿态，写道：“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笔者不禁要问：赤军的恐怖活动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你张承志却坚决要把它从文章中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你不觉得这是五十步笑五十步吗？

　　   张承志所主张的日本赤军的正义，根据就是这些恐怖分子天花乱坠的“纲领”，什么“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这种伎俩与日本的右翼份子倒是很相似，他们不肯承认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理由是“皇军”要“把亚洲人民从欧美殖民地解放出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所有的暴行都可以不算数。偏偏就是这个与日本右翼用同样的思维逻辑诠释历史的张承志，还要假惺惺地给与历史修正主义斗争了大半生的家永教授送万年青，表示自己如何与正义的日本人民“站在一边”。到底是不知道日本赤军的中国人可耻，还是歪曲了历史而后又装出一副正义面孔的张承志可耻，答案不言自明。

　　   余杰曾经辛辣地批评道：“张承志自以为‘纯粹’、‘清洁’的思想，却是一顶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话虽尖刻，却是一语中的。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年是余杰的黄金时代。1998年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自由主义的探索推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黑马”余杰“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的形象，和他敢向权威挑战犀利的笔锋，都给王小波之后沉闷的思想界注入了活力，余杰出道的最初几年受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注目和赞许，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说张承志特立独行的旗帜是泛道德主义，那么余杰的旗帜就是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他奉为至高无上真理的“非暴力”，尤其是2001年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后，这使他的亲美言论蒙上了一层美丽的理性光环。他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理念，并大段引用甘地的名言：

　　   “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与强权的斗争，是以仁爱同情对待敌人。”

　　   “暴力只是打着解决问题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种子，最终落得两败俱伤。非暴力则是用爱来解决所有的难题，最后让敌对双方都走向幸福。”

　　   余杰附和道：“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象野兽那样生活、就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的人权的理论。在我看来，爱国与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对现存的极权主义（包括本国的专制统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叫嚣战争、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传播爱心难。我愿意选择后者。”

　　   “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其前提必然是一个和平的、人道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环境。”

　　   这些鼓吹非暴力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针对“九一一恐怖袭击”而作的，非暴力的真理，是来谴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以及那些大叫“活该”的国人的。这位被中国的爱国网民骂成“一夜美国人”的亲美作家还循循善诱地写道：“中国与美国只能成为敌人而不能成为朋友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离开了美国所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国有没有可能孤立地发展？”俨然一位捍卫和平的国际主义者形象。

　　   在余杰的第一部言情小说《香草山》中，又借妻子的书信描述道：“在甘地倒地的时候，他的嘴里反复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唇的祈祷，他是在为那个残忍的凶手祈祷。他忍着剧痛，微笑着说："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实施了非暴力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只爱爱我们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才是非暴力。"甘地反对暴力。暴力看起来有益，然而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它的罪恶却是永久的。甘地认为，用暴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相信以暴力为捷径取得成功。我可以赞同和尊敬好的动机，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为了最崇高的事业，我都坚决反对。经验告诉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爱国人士将余杰归入“卖国贼”和“汉奸”之列，显然很令余杰感到委屈，因而他这样表白道：“9月18日那天，我一边写下《丧钟谁而鸣》来纪念“9．11”恐怖事件中的死难者，一边接连写了三篇文章痛斥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恬不知耻的日本政界人士。”（《面对中国的国难》）

　　   不料，在这些关于日本的文章中，刚才还在义正词严地谴责恐怖主义的这位人道主义兼世界主义者写下一连串杀气腾腾的文字。

　　   “一个以饲养相扑"运动员"为乐的民族，"自尊"何存？一个以享受"女体盛"（将处女裸体作桌子，上面放置食物，食客坐在一旁享用）为荣的民族，"自尊"何存？”（《日本鬼子的自尊心》，以下简称《日》文）

　　   “日本文化中包含了今人震惊的丑陋的一面：例如盛行日本的相扑运动，从这个运动中我就看出，日本民族的心理已变态到何种程度——把人像猪一样喂成一堆肥肉，然后让两堆肥肉在舞台上翻滚挤压，而日本国民无论男女老幼，全都看得津津有味（那些最美丽的少女还把相扑手当作心目中的英雄，以嫁给他们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面对一堆肥肉如何生活？）。我为已沦为“非人”的相扑“运动员”感到悲哀。理解日本人何以喜欢相扑，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制造南京大屠杀。读日本作家的作品，我惊异于他们感觉的敏锐和精微，但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感觉中有着一般阴森森的邪气，从日本俳句到芥川龙之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这种“邪气”是日本文学的最大特质，也是日本人文化和精神的最大特质。”（《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以下简称《丑》文）

　　   “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他从小受到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如果我们一味地纵容这群鬼子撒野，我们将让自身置于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把凶恶的狼当成好朋友，我们必然遭遇东郭先生的命运；如果我们要去尊重这群魔鬼的"自尊"，我们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日》文）

　　   “他们是一群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天皇的顽童——连原子弹也把他们的花岗石脑袋炸不开一个缝隙来，看来只有十八级的地震才能令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丑》文)

　　   本来，揭露军国主义的罪恶，呼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在当代文明社会，这一切应该在现代语境下进行，必须符合文明社会的准则，这是向往民主自由的文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以为正义在手，便可以肆意运用暴力语言，露骨地宣扬种族歧视和民族仇恨，其结果只能使正义遭到玷污。读到以上的文字，我开始怀疑余杰的初衷—他到底是要批判军国主义，还是要煽动对日本民族的仇视？

　　   种族歧视性的文字还散见于余杰的其他作品，如“这样的民族没有任何自尊可言，他们从来不懂得尊重别人，自然也不会有人尊重他们”、“我在谈论人类的时候，从来都是把这群矮脚动物划在人类之外—他们配不上人这个称呼。”（《沉重的闸门》）又如他讥讽张承志“到两脚动物满街走的日本去推销《红卫兵时代》”（《皇帝的新衣》），且不说余杰在上述文章中大量运用了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等诡辩手法（已有其他论及，在此不复赘述），光是像这样格调低下、仿佛泼皮骂街的文字，即使在余杰认为是矮脚动物之国的日本，也只会出现在右翼团体的BBS上；就是经常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政客，若是见识了余杰的粗口，恐怕也要自叹弗如。我不知道中国大陆印成铅字的读物中是否还能找到比上述文章更粗鄙的暴力语言，至少，余杰最不屑的那些左手打人、右手数钞票的“新左派”，是要小巫见大巫的。

　　   余杰用他的文章告诉读者，他所仇恨的对象实在不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而是日本民族。他将用来教训为“九一一”幸灾乐祸者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丢到九霄云外--“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随后把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的罪恶解读为整个日本民族永世不得翻身的原罪，好像中日两个民族要世世代代仇恨下去才能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在余杰眼里，“北大的校园里，我最厌恶的便是日本留学生，他们那副飞扬拨扈的神情跟当年的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两个日本留学生在教室里抢占座位时与中国学生发生口角—中国学生之间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口角—在余才子的火眼金睛看来，是“想在以反日为契机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张扬他们的‘大和魂’” (《丑》文)余才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不惜把反帝的五四运动换成“反日”，按他的逻辑，大概日本人在中国的大街上踩死一只蚂蚁，也属于“向中国人民挑衅”的行为。

　　   余杰曾在他的早期作品《法西斯，未死的幽灵》中试图探讨法西斯主义的由来而未得出圆满结论。本来，如果能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作一番理性的探讨和回顾，将成为对全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因为所有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批判，最终目的是为了防范新的法西斯主义产生。种族主义和民族仇恨，恰恰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资源，纳粹污蔑犹太民族是劣等民族，日本军国主义则在士兵中灌输中国人不是人的意识，例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把供人体实验的俘虏和平民称为“丸太”（意即“木头”），这种基于种族歧视的洗脑教育使从事实验的日军官兵丧失了杀“人”的罪恶感。正因为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有切肤之痛，对那些打着爱国旗号推销仇外意识的反人道言行，无论来自哪个国度，都应该格外地警觉，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更加责无旁贷，在这一点上，余杰令人大失所望。

　　   种族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绝对恶，无论有千百种自称正义的理由，煽动种族主义都是不能容许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虽深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但是坚决拒绝以用煽动民族对立的手段以牙还牙，否则他们至多是各自民族的朱元璋或洪秀全，而绝不会成为人类崇高精神的典范。

　　   余杰的尴尬在于：标准的爱国贼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反人道，他却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反人道。在对待美国遭受袭击的问题上，他搬出非暴力的真理痛击反美人士，自称“今夜我是美国人”，好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而谈及他从感性上厌恶至极的日本，他以东郭先生与狼作比，露出了种族主义者般狰狞的面目。跪在自由女神下向星条旗顶礼膜拜的余杰似乎对这样一些事实视而不见：二战结束后，正是他衷心热爱的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包庇了日本最大的战犯昭和天皇，并且以隐瞒731部队罪证、纵容其首犯石井四郎终生逍遥法外为条件获取了日本的生化武器研究资料。

　　   中国文人中不乏见风使舵的善变之人，只不过郭沫若、臧克家之流是在不同的时间用相近的方式对不同的主子摇尾乞怜，而余杰的变脸却是在同一时空下以完全矛盾的逻辑对待他喜爱或讨厌的事物—变脸之快，连他家乡的国宝川剧变脸大师都要相形见绌。看起来这个三番五次挥动笔杆勒令某某名流忏悔、拷问灵魂（见《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青年才俊，从来舍不得花点时间拷问自己的灵魂—不然，怎会写了如此之多自打耳光的文章还浑然不觉。余杰的恩师钱理群教授曾经这样论述流氓文人：“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论演戏》）余杰曾把这句妙语用来揭露余秋雨，却不知道他是否愿意重温这句话，立此存照呢？

　　   毕巧林评论说，“余杰文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真纯品格及真诚追求的呼唤。因为作为人类精神的守望者，知识分子首先要信仰自己所传播的精神，必须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来写作。” （《余杰的意义》）余杰的“变脸”至少说明了，这样的赞誉即使不是肉麻的吹捧，也是天大的误会。什么人道主义、非暴力，对余杰来说与其说是真理，还不如说是用来与论敌过招的兵器，即使勉强说人道主义是他信仰的真理，这个“真理”在他心中的地位也卑微得可怜，对余杰而言，个人对事物的直觉和主观好恶远远高于客观事实，也远远高于那个所谓的真理。套用余杰修理张承志的名言，那就是人道主义和非暴力是一顶余杰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请这样一位变脸有术的“才子”来守望人类精神，岂不像请狼来守护羊圈一样荒唐。余杰和他鄙薄的张承志，这两个以愤世嫉俗来表现独立精神的北大秀才，终于在人格分裂这点上殊途同归，无论他们如何标新立异，最终证明他们不过是带有义和团基因的“红旗下的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