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5)│戴季陶│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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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5)
戴季陶 (发表日期:2006-05-24 14:32:22 阅读人次:965 回复数:0)
第21节昨天的田中中将（1）　　我们要晓得，近十五、六年以来，跨国的政局变动，没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在这十五六年当中，除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他的一切行动，是主动的、独立的以外，握政权的人的行动，几乎尽是站在被动的地位，而大多数是被帝国主义的势力支配着。帝国主义者叫他东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东。总理死后，许多人们，对于俄国也是一样，共产党更不用说了。“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人失却了建国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总理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不能够得到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则永无统一的日子。中国不统一，最大原因，是中国人自己失却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于外国。同时一个外来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财力的外国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中国人无自信力为机会，而来中国捣乱。”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在前面许多叙述当中，总应该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这种地方，是中国人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　　　　自从欧洲战事发生以后，欧洲列强，没有一国能在中国作政治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着。操纵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谁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不知道的。　　　　田中义一大将，是日本长洲系军阀的嫡孙，是山县有朋的家督相续人，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最有声有色的活动，是在他的中将次长时代。而他有声有色的活动，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样大刀阔斧的创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真之那样生龙活虎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在日本传统思想，传统政策，传统势力下面，运用他的聪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干着。干的什么是没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权，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而中国政治的重心在何处，是永远不认识的。他只是看见日本的社会倾向变了，革命的风潮起来了，中国的民众觉醒了，中国的革命势力扩大了，世界的趋势紧张起来了，日本在东方的地位动摇了。他对于这些现象和趋向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阀失了政权，怕日本的神权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国失了生命，怕中国的革命运动阻碍日本传统政策的推行，同时又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的民众，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组织。明天怎么样他不明白，明天应该怎么样他没有一点打算。只是恋着过去，恐怖将来，于是敷衍现在；而又不甘于敷衍，于是一天到晚开倒车。开一回失败一回，而他尽开着。恋着的过去是没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抛却。恐怖的将来片刻不停的迎面而来，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变换。心劳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暗，愈用气力而气力愈是消失。政治家当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败的英雄，田中中将的将来，恐怕是失败的非英雄罢!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故意对于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现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历史关系，本来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袭的势力支配的。不过想起他过去一切无益而有害的活动，实在不能不为中国、为日本、为东方一切民族叹气。　　　　我有几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东京见过田中大将一面，他的精神仍旧很好，他的雄心仍旧不衰，不过我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田中中将，一天到晚是我要干，今天的田中大将是我不能不干。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在推动时局，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是被时局推动。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不怕”，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的意识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时候，对于田中，也是很属望的。中山先生向来对于任何人，总时时刻刻作他的同志。因为中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坏人，也不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变易的人，他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错误，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当时的田中中将，是很有活气的。他又在操纵日本政权的地位，那时对于一切国际的问题，可以由田中的方寸来决定。因为那时日本一切外交方针的决定，都是受支配于国防计画，而内阁政策，也就受支配于参谋本部。虽然内阁总理有权可以决定政策，然而没有权保障他的地位。参谋本部的法律上地位虽然不能支配政权，然而实际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内阁的成败。在这样一个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将，倘若能够具备秋山军令部长那样的思想，中国的革命事业，要容易进行许多。因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时局，并且可以障碍中国一切事业的进行，阻止一切事业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战事发生，日本人必定操纵了中国全国的交通。参谋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可以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得着最快的情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的情报，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参谋本部了。　　　　中山先生所希望于田中中将的，第一是希望他抛弃日本的传统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认识错误，其他的日本人，没有比田中的地位关系中国更大的。然而这希望是绝没有效果，一切动植物，都可以变成化石，而化石决不能再变成动植物。民国五年的排袁运动，日本人是有很大关系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这是知道东方历史的人所能了解的。在中日战争的时代，袁世凯驻在高丽，运用高丽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是袁世凯最初的政治活动。此后袁世凯当了政局，虽然一样是拜倒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权力下面，然而却不是专一服从日本。日本近二、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事，他要垄断，对于中国握政权的人，谁能够一点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权力的怀里，日本人就帮助他；反对日本的不用说了，就是主张亲日的人如果不能够倒到他怀里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恋爱的。袁世凯不单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怀里，而且时时要用远交近攻的政策，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其次是机会。当时日本人也看见中国排袁的风潮决不能够镇压，袁世凯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运命。顺着这一个时势，扶植起倒袁的人来，也是他们操纵中国政权的机会。参谋本部聪明的田中中将，他是不肯放过这一个机会的，这是第二个原因。　　　　所以在他化石的脑筋里面，始终是不愿意中国革命成功，不愿意真正的革命党在中国占势力的。说起这件事，也有一个历史，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园寺公望作内阁总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当中一个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旧公卿，维新时候，作为倒幕运动的公卿当中的最年轻者，性格的确是贵公子当中的模范人物，聪明而老成，风流而沉着，忍耐而有决断。他的思想，含得有不少的法国派的自由气习，对于现在政治和社会，很能了解，同时他自己是老公卿，维新时代和武士们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训练成一个圆熟而有才华的政治家。一切元老当中，他的头脑，化石的部分最少。当武汉革命军起，日本的宫中府中，不用说是起了极大的震动。那时有两派的主张，一种主张要出兵帮助清廷镇压革命，一种人主张守中立，不干涉中国的时局。长阀元老的山县元帅，做枢密院议长，在御前会议的时候，山县便主张出兵，枢密院中的老人辈，不用说附和山县的很多。西园寺很平淡地说，“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国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则政治永不安定，这是历史的原则。所以帮助他国镇压革命，是一件不应该而不可能的事情。”这一个议论，成了当时日本庙议的决定。本来，日本军阀们所以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第一个要点，就是对于革命的恐怖，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究竟这一个恐怖，是不是应该的呢？我认为是应该的。因为革命运动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是思想，这两件东西，都有同类此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可能。日本虽然是经过了一次的民权革命，推翻了幕府，统一了全国，开设了议会，发布了宪法，然而经过了数十年之后，前时代的维新，已经生了一种惰力，而新组织起来的社会，起了一种新的要求，同时也生了一种新的缺陷，民众势力和藩阀的势力，早已成了对立的现象，“打倒军阀”的运动，当时已经渐渐普遍于民间了。如果中国的革命成绩良好，直接间接，对日本的军阀，足以成为一个打击，第三次桂内阁之所以倒，当时民众运动之所以勃兴，的确是中国革命的影响。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历史，自然山县有朋的子孙辈，一定和山县有朋的思想，是一个脉络，一个形态。　　第22节昨天的田中中将（2）　　　　所以在中国倒袁运动起来的时候，田中中将的行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南方扶植岑春煊、唐继尧而压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那时他的说法，是说南方的势力要团结，要联合，不可分散。他们分析中国的势力，决不用革命、反革命做分析，而用南方、北方做口号。确实当时有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许多同盟会的旧人，也忘记了“革命”，而注意在南北，日本人的说头，更是有根据了。当时参谋本部派青木宣纯中将到中国来。在青木下面作实际工作的，就是今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松井石根。南方各军的交通，和势力的集散，政府的组织，可以说都出自青木公馆。岑春暄之回国，回国后之活动，军务之组织，政学系、研究系之联合，此中关键，都在东京参谋本部。不止此也，田中中将此时的注意是很普遍的。他在中国的中部，又扶助张勋，以为后日督军团运动和复辟运动的伏线。在中国北部又扶助段祺瑞以为后日握掌北京政权，及压制黎元洪打倒张勋，对欧参战，中日协约种种问题的伏线。还不够，又努力扶植张作霖在奉天的势力，以为此后几次奉直大战和此次奉军南下的伏线。而做来做去，他总有一个主点，就是不要中国统一，尤其不要中国统一于革命，不要统一于革命领袖的中山先生。此后数年之间，中国一切纠纷扰乱，没有不和此刻田中中将的方针，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当然六、七年以来的民众运动，自五四运动以至于今日，虽然中国民众不知有田中，田中不欲中国有民众，然而无有不和田中的思想行为有密切关系。因为有许多事件，都是田中中将的政策的结果。至若日本的资本家、商人，一切对中国、在中国的言行，更不用说和田中中将的言行，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现代资本家的来路，在前面几节的记事当中，已经略略画出一点影子。自倒幕的时期以至于欧战发生为止，日本的资本家，仅可以说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独立的事业，一举一动，当然以政府尤其是和陆海军当局的意志为目标的。　　　　在前面叙述里面，我们应该了解最近若干年中日本军阀和中国政治社会一切变动的直接间接的关系。我们看得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是在于他的自信力。一代的政治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运动，乃至一个政治家的活动，失却了统一性和独立性，失却了自信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失败。不单是失败而已，因为这一种没有统一性独立性的运动，在社会各种阶级各种组织上面，只有生出无目的破坏而一败不已，失却“自动力”的社会，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设。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际。总理这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革命是创造的、是建设的、是独立的、是统一的；三民主义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独立性和统一性的保障。中国人不能彻底接受三民主义，就是因为“不自信”的缘故。　　　　任何帝国主义在中国能够操纵，都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弱点。不单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外面的势力，能够侵入中国，来压迫中国的民众，捣乱中国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国的社会，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内而不在外的。袁世凯以下，若冯、若段、若张、若岑、乃至今天已失败的吴佩孚，在失败中的孙传芳，一切等等，他们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原是一个中国人而没有中国人的自信，只能作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去。共产党的最大缺陷，亦复如是。我们看中国青年这几年来，的确是觉悟了，动起来了。由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口号所提起来的青年自觉，的确有很强的自信力含蓄在青年们的思想里。但是一个朦胧的黎明运动，一旦由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意识，变成第三国际支配的意识的时候，他的自信力便完全消失，而独立性和统一性便完全失却。由思想上的缺陷，生出实际的缺陷。这些走错路的青年，以为中国的革命可以在俄国支配之下来成功，正和政学系研究系在民国四、五年倒袁运动时候，倒向日本人的怀里去没有两样。　　　　我们看看日本的维新。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遍总晓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法国的自由民权说，鼓励日本的维新；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维新；但是始终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设在日本。巴黎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柏林也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如果有了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国，并且会是亡种。我们再看俄国的革命怎么样。德国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给俄国以很重大而紧要的资料。并且俄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发动，还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为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一切，都是支配自己。俄国的革命党，立刻建设起一个革命中心的莫斯科，他们不单要支配俄国，还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国的。“堡”的地名，都变成了“格拉德”，乐用外国语的陋习也改变为歌诵俄国语了。以共产主义、世界主义相号召的俄国革命是如此成就的。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显了。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国的支配。从倒袁运动起，直到今天，除了总理孙中山先生和真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一切政治的势力，都是受东京的支配，听东京的指挥的。这一个现象，一变而入共产党操纵的时代，一部分政治军事势力，又甘心受莫斯科指挥。并且从人的系统看，从前许多愿受东京指挥的人，也很容易变为受莫斯科指挥。这一种亡国的精神状态，真是可伤呵!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论，我们看得很明白。在交通发展的时代，凡是建设新国，绝没有不取材异国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自己去用它。日本维新建设的内容，并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识能力去充实起来，而是靠客卿充实起来的。军队是德国人替他练的，军制是德国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个时代，差不多是法国的波阿索那德顾问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挥、统制、选择、运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当初总理是最主张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时代，直至最后，没有一次总理执权的时候不用客卿，然而终是总理用客卿而不能看见有被客卿所用的事。却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们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两种，一种是由条约上的关系来的，这不是客卿，而是外国派来的统监，一种是自己自由聘定的，这就只有请他们坐在那里：永远是顾而不问。前者证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后者是证明北京政府的腐败。我可以断言，今后我们要革命，必须要用客卿，不单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杀，更深一层说，如果不能造成一个有任用客卿能力的政府，没有具备这一种能力的领袖，我们的建设，是绝对不能起的。现在我们很看得见，国民党同志当中，有两种大毛病，一种是拜倒在客卿门下，一种是绝对不敢用客卿。前者是没志气，后者是没能力。没志气的人不足以革命，没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这是很的确的论断。　　　　我们追想民国五、六年在东京的田中中将，和在中国的青木中将，又想起这几年的莫斯科政府和在中国的鲍罗庭，真是不胜感慨系之。　　第23节今天的田中大将（1）　　田中义一早晚要组阁，这是我们在十年前就看见的。田中内阁的出现，就是长州藩阀的最后握权，这也是我们在十年前所看见的。而且在今天这一个时代，田中内阁出现，不单在日本政治上是个必然的结果，并且也是全世界的反动倾向当中的必然事实。现在全世界的情况，在一方面是革命潮流的猛烈进行，同时在一方面就是反动政治的增长。英国劳动党内阁倒了便生出保守党内阁，德国在共产党压下去之后兴登堡便做了总统，美国的政权又落在共和党手里，此外意大利是法西斯党的木梭里尼当权，西班牙是德维拉将军执政，“独裁政治是文明进步国家的当中最经济最有力的一个需要”，这一个声浪，传遍了欧洲。从前议会政治论者所视为蛇蝎的迪克推多，在今天的政论家当做寻常茶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日本当然也要应一应景的。　　　　并且我们看日本前内阁的确也是不能维持，不单前内阁不能维持，和前内阁取同样的平和政策、调和政策的内阁，都不容易维持的。这个理论和事实，讲起来话便很长。我可以简单说，在国际状态和国内产业状态紧张到了极度的今天，一方面中国的局面大摇大动，没有一点平静。一方面日本现存政党的基础，根本动摇。从明年五月的大选举，日本的选举权，便要从三百万扩张到一千二百万。英国对中国，取压伏革命的手段，大举出兵。俄国既掌握蒙古的政权，还要想垄断中国的革命。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以和平而独立的外交政策为存在纲领的前内阁，无论是对内对外，都不能得人的满意，这是必然的趋向。田中义一出来之后，他要怎样干呢？我们没有确实的材料，不能随意悬揣。但是我们很看见，田中是要干的，不单他自己要干，四围的情形，也要求他干，他的干法，从前已经有了成绩，有了榜样。他身边的人，依旧是从前那一套。他虽然不在参谋本部，而参谋本部，依旧是在他的统率之下。不过是挂上一个政党领袖头衔，加了些摇旗呐喊的政客，而且从前一些北京关系的老人，板西西原，也都集到他的幕下，这样一个情形，他总要唱一出戏罢! 　　　　日本有一些人——于藩阀、财阀有关系的人，在前年去年，对于中国抱着一个假想，他们认定，“中国的政治如何变化，和日本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从前所取操纵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失败了。何以会失败，便是中国事实上不能统一，以事实不能统一的国家，单想操纵一个京都的政治来支配全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而且因此生出中国人民的反感，实际上反而受打击。从前的二十一条的中日协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即使没有《二十一条》，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不能小过今天，少过今天。而因为有了二十一条的名义，倒反而妨碍了实际利权的获得。以后对于中国，爽性不取操纵中央的办法，而另开门径。但是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革命运动成功，中国由革命而得统一，则必于日本不利。所以必须使中国革命势力，不得统一。现在中国的各个势力当中，张作霖的势力，是日本势力在中国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绝不会统一于张作霖，此外藉英美势力而想作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也必然失败。在中国的势力，目前最确实的，就是一广东的国民政府，长江的孙传芳，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国民政府的势力向北，冯玉祥的势力向南，如果这两个势力把长江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打倒而得联络，则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张作霖的势力，始终是不能维持的。为应付这一个局面，日本应该要扶植孙传芳，有统一长江的势力，把孙传芳造成日本的第二个张作霖，以阻隔南北两个革命的地理上的连接。”抱这一种见解的人，很是不少。而尤其是在长江有投资企业贸易关系的商人，主张更切。及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克复，国民政府将要北迁的时候，这一种论调，更加高起来了。同时我们还晓得中国国内，也有些没志气的人，颇想勾结日本，作一种运动。他们一是怕共产党，二是想要得一个依附，于是往来于孙传芳与日本人之间者，也就实繁有徒。及至革命军向长江下游发展的时候，日本政府里面就和此种论调相应，生出一种出兵论来，主张出兵论的，不用说是陆军一派了。　　　　从前日本参谋部在中国各地驻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动的。在民国五年以后，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动。而外务省所辖的领事官，除了管理侨民之外，对于本地方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大和军政界干部的人们来往，所以取得情报的能力，陆海军人较之领事官为大。自从国民党改组而后，国民党的中央，对于日本取一个不理睬的态度。而各地的民众，是绝对排日。两三年当中，在南方各地的驻在武官，和当地的军政领袖，几乎失了关系。此时党的组织，渐加严密，从前两院的政客们，除了真是做革命党的而外，也不能东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报而操纵的线索，因此更少了一个大部分。因此参谋本部对于中国问题，足以时时处处，胜过外务省的能力少起来了。这是前内阁的对华方针居然可以自己决定，而外务省居然可以不受参谋本部指挥的一个大原因。　　　　本来，日本人的对华观念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大体都差不多。维持在满洲的特权，和在直鲁及三特区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维持日本在中国的最优发言权支配权，尤其是经济的支配权。这几种根本政策，现在在政治上的人物，谁也没有两样。当然外务省系的人和参谋本部系的人，决没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为对于世界关系的认识两样，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近年来我们觉察到日本对华的态度，有一个转换。从前属于外交系的人，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崇拜英国，事事听英国的话。关于中国的方针，尽管遇事主张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权力，而遇事都仰英国的鼻息，尤其是加藤高明统率外部和总理内阁的时代，这一个趋向，是很真切而极端。本来加藤是替桂公爵办事的一个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亲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桂太郎死后，他领袖宪政党十年，这十年的当中，他把桂太郎早认为已经任务终了的日英同盟，仍旧奉为天经地义。直到欧战既终，日本以欧战当中积极、消极对于英国那样的帮忙，到底不能得到英国的感谢。满期的英日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间，还想要勉强运动保持，然而被英国半文不值的丢了。自此以后，外交系的人，对于英国，才渐渐不像从前那样恭顺。在一方面，这几年来，中国极度的排日热，一转而为排英热，同时不能有两物生存于同一个空间，积极排英，当然便把日本问题冷淡了下去。外交系的人，他们很留意中国人心的趋向，看到这一个情形，很了解这是挽回中国民间排日风潮的机会，绝不愿意再跟英国走，不惟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国人负责。在陆海军系的人，尤其是陆军系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一切的方针，向来是抱定一个进取的国防计划，所谓“蝎形的政策”，一切方法都从这里面打算出来。他们向来不问国际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样奉英国若神明。而在近两三年来陆军参谋部内的日英协调论非常浓厚起来了。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是绝不利于日本，而在南方中国，日本又没有独行其意的势力基础。为压伏中国革命运动计，他们便想取一个“北日南英中协调”的政策，就是对于南部中国，英国独立处理之。北部中国，日本独立处理之。而对于中部，则日英两国以协调的精神取协调的形式。在今年英国出兵上海的时候，陆军方面极力主张出兵，前内阁则不愿意如此。及南京问题发生，出兵论更盛，而外务省方面，还是取郑重态度。后来内阁一交替，山东出兵的事便实现了。山东出兵的意义，在日本人方面，他们说是仅为保护日本侨民。而其实际是因为革命军占领了江苏，更向北进展，他们所最爱的孙传芳的势力，差不多已经消灭干净，张宗昌又是绝无战斗能力而且天怒人怨的东西。倘若革命军一气呵成地北攻，山东的底定，是很不难的。于是以维持“蝎形政策”为目的的参陆两部的人，便不能不以对付郭松龄的精神而出兵了。出的兵虽然很有限，但是意思是很深长的。战斗力消失干净残余北渡而逃的孙传芳当时败卒不及两万，而不到几个月工夫，又有了七万以上的军队，这一次再渡江的队伍，已经有四万左右，岂不是很奇怪吗？当南京政变发生，孙军从新反攻的时候，日本忽然宣告退兵了，不用说这是他们认为革命军再不能北攻济南的证据。所谓“蝎形政策”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也得讲一讲。大家都晓得蝎子的利害，全在两个鳌和一个尾。日本既定了要侵入大陆的计划，他们军事的眼光，一面注意在南方的海陆，一面注意在北方的诸省。他们认定确实掌握渤海湾，是非常要紧的。对于渤海湾，一个辽东半岛，一个山东半岛，是要紧的形胜。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方已经占据了蝎尾的台湾，以为根据，可以控制南部中国和海洋一带。还想要占领辽东半岛，而被三国干涉逼到不得不退步。其后德国却拿了胶州，俄国租了旅大，这一个大蝎的两鳌，被俄德两个欧洲大陆的强国占了。日俄战争之后，夺了辽东，欧战之后，又夺了青岛，在形式上，似乎像完成了蝎形政策了。然而以后把持得住把持不住，如何把持，这些都是今天日本军人所最苦心的。　　第24节今天的田中大将（2）　　田中大将的政治兴味是很浓的。他很有军人策士的称誉。他也和桂太郎一样，看见今后要在政治上的活动，非有政治上的与党不可。恰巧逢着政友会失却统率的时候，便因缘际遇而被热中政权的政客们推为总裁。但是一部分较有民主气习的人，决不愿如此。而政友会的势力便因此永无结合之期。以二十余年来维持第一党地位的政友会，由此便化为第二党与第三党。政友本党的领袖床次竹二郎说：“田中的人物如何？政策如何？姑置不问，其历史和环境，决不能作宪法下面的政治家，我宁可永远作少数党作在野党，而不能与之联合。”这个话的确是一大部分政友会议员的心理。　　　　田中为什么进政党的呢？他走进政党之后如何作法呢？闻得人说，他们有一般军国主义者所组织的一个修养团体叫作“凡人会”。所以叫作凡人会的心理作用，我想是从不凡者自居，视世人皆凡人，故自己反号为凡人。这一个团体的人数不多，他们是以讲大乘佛教为团结的意义。但是就会员的思想分野看，多半是神权信者，和佛教的教义相离很远。我在前面说过，日本的佛教思想，固然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中国的佛教。受过王权时代的公家制度和封建时代武家制度两重感化和神权的民族思想陶融的日本佛教，完全变了样子。明治以来虽然经了神佛分离一个很大的制度变革，然而民间的思想，依然是神佛混合。这凡人会中的人们，大约可以说是以佛教为用，以神权为体的民族神权主义者罢。在这个团体中的人，多半是长藩关系的军国主义者而尤其是北进论者。田中也是当中的一个人。他们也讲究一些禅宗的机锋。有一天一个朋友劝田中大将说：“你何不把剑放下来去拿珠子!”田中受了这一个机锋的刺激，于是决心跳入政党生活了。田中说：“我做军人以来，经过两次大战，这两大战，我都不曾死，政友会这一个党，是不利于领袖的不祥党，从前星亨是被人刺杀了，现在原总裁又被人刺杀了，我以战阵余生，不能死于疆场，所以特意寻着做这一个不利于领袖的党来做领袖。”这样看来，田中之跳入政党生活，的确和平常的政客们有一个大大的不同。他不仅是热中政权，不仅是希望成功，他很像是看破了红尘，超脱了生死，以这一种“似能立”“似能破”的主张，“似现量”“似比量”的观念，当这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的东方军国的政权，乘着全世界革命和反动两个大潮流翻来覆去。他的前途怎样？东方的前途怎样？世界的前途怎样？　　　　我们看纽约、华盛顿，是西半球的两个中心，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是欧洲政治的四个中心。莫斯科和东京，是亚洲政治的两个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个亚洲中心来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诸民族。中国不单造不出一个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个全国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预备极大的战斗，这一个大的战斗，主要的问题，就是被压迫的十二万五千万民族能够站起来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够。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就是这中心问题的中心。然而只成了问题的中心，而不能造成一个力的中心，于是四围的“中心力”，都向着中国来吸引。失却自己支配的中国民族，一逢着他力，便被吸引，逢着强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的被吸引。而来吸引中国的中心力，当然是互相冲突，吸引力愈大的，当然冲突愈大。英国这一个势力，是压迫中国最大的势力，同时也是吸引中国最大的势力。在太平天国战后，中国人的精神被英国的势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国人连压迫的感受都失却了。长江和南方一带，崇拜英国、迷信英国，成了一种风气。只是北方还不能被吸引干净，野蛮的抵力一变而为义和团，及义和团失败，这一个抵抗性也消失干净了。直到民国十四年为止，全中国的人心可以说是被英国吸引住，一动也不能动弹的了。这几年工夫，国民革命的运动，在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在总理二十年抗英的努力之下，大刀阔斧大声疾呼的进行起来，于是全国人心，方才猛然惊醒，此时可以说任何人没有不排英的了。所以此刻英国的压迫，已经失了吸引的作用。然而除英国之外，还有两个很大的压迫，正在发挥他的吸引力，不用说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东京了。　　　　从中日战事以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到民国初年，东京的吸引力真是大极了。全中国的青年，羡慕日本维新的成就，于是都想学日本，都到东京去。等到成了一个风气，由日本归来的人，都可以得差事赚钱，于是不羡慕日本维新，而羡慕到东京能够赚钱、赚地位法术的人们，也都大举赶向东京去。最盛的时候，在东京一处，同时有三万余人，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师范、速成陆军，样样都速成，好一个终南捷径，只要一到东京，便能很快的学得赚钱、赚地位的法术。在欧战之后，空气大变了，被欧洲五年的大战渐渐唤醒了的中国青年，晓得要努力打破现状，打破环境。魏铿的新理想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詹姆斯的实验主义，柏格孙（现译为柏格森——编者注）的创造进化论，枯罗巴金的互助论，柏伦哈匠的战斗生活论，五光十色，四面飞来，然而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忽然俄国劳农革命起来了，成功了，雄大的战斗力、精密的组织力、广大的宣传力、富裕的金钱力，使中国的青年把那些解决不了自己切身问题的什么主义，一齐搁下，先走向马克思主义再走向列宁主义。尼布楚条约以来的历史忘记干净了，轻视俄国野蛮专制的心理一变而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理，反抗压迫的心理一变而为接受援助的心理。去呵去呵!去向莫斯科呵!这些人去了，回来了，国内左倾的趋向，足以使这一些速成的革命者得着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名誉，很多的金钱。于是不羡慕革命而羡慕地位名誉金钱的人们，也争先恐后地走向莫斯科去，速成的革命政治家、速成的革命理论家、速成的革命军人，充满城市乡村，一到莫斯科便可以学得赚地位、赚名誉、赚金钱的法术。这一个流行病，正和十五年前向东京的心理，遥遥相对。失却民族的自信力的中国青年，真是可叹可伤呵!现在虽然经过一个很大的惩创，然而迷信的根，恐怕还未去净罢!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很看得见，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压迫中国民族的势力，都变成一种吸引的势力。受这吸引力吸收了的人，差不多好像是中了魔一样的狂。不过被日本吸引的人，病根是不深的，因为中国人对于日本，总抱着一个“我们是文化的先进国”的历史心理。而对于俄国，便不然了。现在这两个大的压迫力，各自都在吸引的上面显神通，而一种“压迫的吸引”，都是预备东方将来的世界大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的国民到底对于自己将来的生命，对于世界将要暴裂的战争，作何种打算呵! 　　　　近三十年来，东京是很显明地，取得了东方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屈服在全欧洲的势力之下，而尤其是在伦敦的政治力吸引之下，加藤当国的几年当中，这个趋向，尤其是很明显。然而他自己统一的力量已经很确实，对于中国，已经由压迫而生出了吸引的作用。十几年来，中国任何政治变迁，没有不从东京的打算上影响出来。最近七十年的东方史，前半是日本对俄国卧薪尝胆的争存史，后半是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争霸史。而世界战争之后，又进了两国的新争霸时代，没有出息的中国人的心理，不向东京便向莫斯科，这是一个召乱召亡的心理。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东京的政权，落在军国主义者的田中大将手里，一就总理的职，立刻便跟着英国对上海的政策而对山东出兵，而召集在中国的外交陆军人员会议，而对满蒙决定积极政策，陆军大将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恐怕是要变成第二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罢! 　　第25节信仰的真实性（1）　　在前面几节里，顺着一个叙述的系统，把政治方面说得太多了，而日本的社会情况，完全没有提及。现在我想回头来就日本的社会心理，加以观察。　　　　前几年上海民权出版部印行一部平江不肖生著的《留东外史》，描写中国留学生和亡命客在东京的生活，自然他的叙述里面，有一部分是日本的社会，这种日本社会的观察，在中国恐怕是很普通的罢。　　　　我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很普遍的。平江不肖生所描写的一部分社会，固然是社会的黑暗面，然而连黑暗面观察，也是很敷浅而且错误的。不过他的目的，不在观察日本的社会，而在观察“中国人的日本社会”，我们也可以不必多事批评，只是晓得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不留心研究便了。　　　　在最初几节里面叙述了一点神权的迷信和佛教的问题，大家看了那几张书，总可以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了。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是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的力量，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观我生”“观其生”的观，如果不到得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来，什么“省方”“观民”“设教”都不能生即生，也不能久。　　　　理智仅仅是观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静的而不是动的。不过一切情感的意识，活动的意识，如果不经过理智的陶融，则感情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永不能创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会，也不能作生活的团结。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创造进化，都是靠着这醇化的情感来推动来组织来调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样。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最大的机能。总理说主义是“信仰”，就是很明显地说明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　　　　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是很鲜明的。他们那一种“日本迷”，正是他的鲜明的民族意识增高到了极度的时候变成的无意识作用。白热度的热体，触到我们的指头，我们一刹那间的感觉，会和冰一样的冷，一粒子弹刚刚洞穿人的身体时，不感觉疼痛，都是这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信仰生活的热烈和真切，便晓得他这一个民族，真是生气勃勃正在不断地向上发展的。　　　　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空间是无量的，时间是无尽的；任何考古学者，不能知道星球末成以前的历史；任何哲学者，不能知道人类绝灭的时期；任何天文学者，不能超过现代的机械能力，测算无尽无量的宇宙。　　　　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人的事，在战斗的进行上，人人都晓得强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个军官说：“没有统一的命令，谁肯去打死仗。”我要问他，“如果大家都不服从统一的命令，效力在那里？”如果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也可以私自脱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场哗变。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候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完全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吗？迷信枪打不尽、炮打不伤的义和团，倒底敌不过钢弹。所以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　　　　“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一个城隍庙里，城隍老爷高坐着，香烟缭绕，烛炬辉煌，下面跪拜着成百或千的男女，他们信仰什么？一个黑夜挖洞的贼，他祷告说：　　　　“神呵!请你保佑我不要犯案，我十五日买一只雄鸡来谢谢你。”隔壁正是被那贼偷了东西的失主，他祷告说：“神呵!请你保佑我，使我能够破获偷我东西的贼，使我被偷的东西能够回来，我买一个猪头来谢你。”这样一种打算的国民，哪里去找信仰，这是“迷”极了的一群愚人，是愚极了的一群弱人，是弱极了的一群没有将来的半死人。把这样的迷信做对象去反对信仰，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决没有抛却有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样效力的纯正学问，决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下井救人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普通的观念。如果没有下井救人的决心，连不下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没有人肯去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一种打算的民族，何从产生奋斗的精神，何处去创造永久的历史，一切思想行为，何从有彻底的究竟。心里想共产革命，口里说国民革命，手里作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涯，这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生活，是从打算里来的谬误。　　　　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没有真实的努力，创造是做不成，模仿也是做不成。且看今天的中国，无论什么好的理论，好的制度，一到了中国，立刻会变相。通电的主张，报纸的批评，群众的口号，哪一样不是很正大堂皇的。然而实际怎么样？王亮畴说过一句极调皮的话，他说：”中国人的事，你望坏处一猜就着。”这真是中国人亡国的表现呵! 　　　　我们细细考察日本的信仰生活，的确比中国人要纯洁得多。我们很认识得出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较为纯洁的、积极的、不打算的。他们的牺牲精神，确是由这一种信仰生活的训练而来。就宗教来看，无论是哪一教那一宗，我们看得见他的教义和组织，比起中国人来，确是真创的。他们大多数的信徒，不是像中国的信神拜神一样，作自己利益的打算。他们有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无条件的奉给神的决心。有一种“绝对的”观念。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永久”和“一切”的观念。他们能够把自我扩大，造成一种“大我的生活”。他们“物质的无常观”是立在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的常住观”的上面。这些观念，不是从和尚的念经、神官的祝告、牧师的说教里去看，是从社会实生活的种种相，尤其是男女的恋爱和战争两件事上面去看出来。我们看中国人的男女生活，真是枯寂悲哀到极点。　　　　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固然看不出一种热烘烘的爱力的结合来。连野男女的自由结合，也都是很冷冰冰的打算。在这种地方，或者很多人不把他拿来同信仰生活一样看待。不晓得人类的生活，在一切真实性上，有一个绝对一致点而尤其是生命的存在，不容有一点虚假的。男女的关系，是人类生命的总关键，他在“生”的意义上，只有和“杀”的意义集中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在生死过程当中的“食”的问题，尚不足与之比大。性生活的虚伪和打算，可以说是生存意义的错误消失。一个民族到得把男女关系看成游戏时，他的生存意义已经衰弱。到得在男女关系上面只剩得一个打算的时候，他的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是完全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