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4)│戴季陶│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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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4)
戴季陶 (发表日期:2006-05-24 14:28:40 阅读人次:1027 回复数:0)
第16节军国主义的实质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时代，说国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本据，这句话恐怕不太适当吧。无论帝国的主义如何，既然是国家，就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这一个原则所支配。古人讲政治，说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论兵，说是“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说到建国，决不能离开兵力。不单不能离开兵力，而且若不是举国的民众，在一个意志的下面团结起来，认定军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剑胜负的预备，是决计不成的。日本建国的思想，在前几章已经讲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统一起来的新兴民族。他们把古代的“满津里古登”（政治）复活起来了，他们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中心的统帅政治，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在这样一个国家组织之下，又当四围环境恶劣至极之时，其由封建政治一变而为军国主义的近代帝国，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当时也是很应该的。　　日本民族在现代总算是强盛起来了。虽然在文化上，西洋诸国，不过晓得日本是一个富于温泉而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一个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时把“浪子样”看成日本社会伦理的标准，而把“日本文化”和“小儿玩具”看成同等的东西，然而到底不敢轻视日本的国力和民族力。从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前面几章，把日本“祀”的起源变迁，大约说过了。就戎的方面来看，日本是怎样的组织呢？这也是我们不十分留意的。　　军国主义这个东西，不仅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表现而已。如果他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决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势力，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组织，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然，即使拥有很多的兵，我们不能说他是军国主义的。譬如英美那样帝国主义的大国，我们不能承认他是军国主义，而黑山国那样一个小国，是很的确的军国主义。这一个道理，很多人是认识错误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要点何在？我们第一要看他军权、政权是统一在什么地方，所谓统制权的行使，是握什么机关之事，国防、外交、财政、教育、工业，这几个重大的政治机能，是如何运用。第二要看军队组成的制度如何，壮丁训练的普及程度如何，动员的设施如何，社会的风纪如何。我们要能够从这两点仔细观察时，就可以晓得，到日俄战后几年止，日本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虽然是开设了议会，制定了宪法，然而政权的重心，完全是在军事机关，操纵政权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议会不过是调剂民众势力与军事势力的机关。内阁的主要任务，是以民众意思和统治者意思两个重要事实作基础，从实际工作上，打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军国的企图能够确实成立。而且就整个政治机能上看来，内阁的权能，实在薄弱得很，与其说他是内阁，毋宁说他是最高行政会议；再从财政上看，统制分配的基础，完全是军国的利害，而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害，分配的实际，是把军费作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费，都不过是剩余分配的地位。皇帝的称号恐怕不能确实掌握军国，于是再加上陆海军大元帅的称号。军令机关，以大元帅幕僚的意义，完全独立于内阁之外，直隶大元帅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动摇。掌握政冶中枢权能的枢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在一方面是政权的最高集中点，而实际上确是军令机关的政治代表处。　　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育。这一种关系，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组织，所以不能学英美，并且不能学法国，而必须学德国的缘故，就是为此。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国民的哲学，是说明他的行动，而不是指导他的行动。近数十年当中，各国的思想，传到日本之后，尽管可以风行一时，而能长久存留在日本，而且化成日本人的思想，在行动上的，只有适合于他这一种国家目的的思想。反是则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少数人的玩赏，而不能发生实际的效力。　　再从这三十年来的政权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的一个奇特处来，就是换来换去总在长州军阀势力的这一个圈子里。而政党的转换，更是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便一步一步的被军阀同化。如果反乎这一个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便是自己知难而退，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之于日本，而法国式的小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的。自由党的势力，一附于伊藤，再附于西园寺。——西园寺虽是公卿，而其实是很聪明地能够顺应军阀的趋势的人——最近分裂之后，老老实实地，附到田中大将的麾下去了。进步党溃裂之后，留着一个国民党的残骸，当桂太郎出而组党的时候，大多数的议员，也都走到他的麾下。这种情形，有人说因为日本的政党，民众的基础太过薄弱，其实民众基础所以薄弱自有原因，过去许多年当中，在军国主义笼罩之下的日本民众，的确是讴歌军国主义而不讴歌政党政治的。这一个军国主义的势力，到桂太郎出而组织政党的时候，已经发生破绽了。大家都晓得，长州军阀的元老，除了山县有朋之外，第一个最有势力、有资望的，就是桂太郎，他是陆军大将公爵。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政权，可以说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何以他要舍了军事上的地位而投身于政党的活动呢？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桂太郎的高明，而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见日本民众势力渐次勃兴。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满州帝室的崩溃，是给日本民众以最大刺激，同时给日本的军阀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这一个人，的确要算日本近代第一个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见世界大势的移动和东方革命潮流的涌起，知道军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和军阀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于是乎他毅然决然，抱定造成政党政治基础的目的，跳入民众政治圈里。同时他又看见英帝国覆败的时期逼近，东方民族独立机运的勃兴。于是乘着战胜俄国的威光，同时做联德倒英的计划，可惜他到底是前时期的人，他看得见大势的激变，而看不到这个激变是从社会的根底动摇起。时代的转换，先从中心人物的转换起，天时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飞，竟自饮恨而终。桂太郎死后，日本军国主义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了。接着寺内死了，现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军阀的回光返照。所以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我以为桂太郎的死，是一个大关键。　　自此而后，一方面现出思想界的大变迁，一方面现出国际政治的大变动。不单日本军国主义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国家基础，没有一个不走进革命期的了。　　第17节中日关系与日本南进北进政策　　什么叫国际关系？什么叫外交？我们要看清楚，他的基本，毕竟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国家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到得目的达到，手段的本身，便随着变革，过去民族主义会变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会变成帝国主义，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主张民族主义而不同时主张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则其结果必定会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的原则，价值即在于此。我们看日本过去的历史，在他的民族统一运动当中，同时就发生帝国主义的倾向。丰臣秀吉征韩之役，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战争，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欧战中的青岛出兵，西伯利亚出兵，这许许多多历史的事迹，都是在一条很明了的道路上行进，他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国家主义，再变而为帝国主义。并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我们试读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统论》，中朝事实，德川光国所编的《大日本史》，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我们已经很感觉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仅在统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围的民族建设大帝国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世界全体的意识，而“神皇”的思想，就是统治世界的意识，和罗马的“该萨”，俄国的“查阿”，波斯的“沙、因、沙”，蒙古的“汗”，上耳其的“加利夫”的观念，是一些没有两样的。“继绝世，举废国，厚往薄来”，这一种世界政治道德的观念，的确是中国这一个最古的“世界国”的特色，而不是那些“强而小的民族帝国主义”所能梦见的。　　　　但是我们始终要看见，民族生存的对象是世界。民族主义发生的时候，同时就是世界观念明确的时候。在从前没有中山先生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三民主义发生的缘故，一则是别的民族，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而伟大的历史，二则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关系、民众生活的组织，没有今天这样密切而发达。所以在美洲独立的时代，有这样的观念而没有这样制度的主张，在欧洲诸国有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有三民主义的实际趋向，而没有这样明了的意识。我们越是研究各国的历史观察，国际的交涉，民族的兴亡，越是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单是后来居上的政治理论，并且越是确信复兴中国国家道德的思想，是改革世界政治生活的起点。　　　　世界一切民族的生活，到得有了交通，有了生产的交换，于是一切关系，便都是相互的了。甲国的文化，输入乙国，成为乙国新文化的资料。到了乙国新文化成了之后，又再输入于甲国，变成甲国改造的标本。如是互相影响，互相感化，互相逼迫，造成大同的基础。所以有了“车同轨”，必是会“书同文”。到了“书同文”的时代，一定会“行同伦”的。但是这一个人类文化大同的运动，在国家生活的当中，常常是用武力为推进的动力。我们看世界文化的交通，不晓得藏着多少悲惨的战斗历史。这盲目的战斗，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别顺当而且迅速。然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如此。山蛮海寇侵夺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据，残破文明民族的工作成绩，使文化的进展，一退几百千年，这样的事实，历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记“奋斗”，忘记了“武力是文化推进的原动力”，这就是“文明的堕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生存。“自然”是大公无私的，它不单是不私于野蛮，它也不私于文明。它只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为生存而奋斗的，自然给他生存；为文化而奋斗的，自然给他推广文化。除此而外，自然不给他什么，也不听从他什么。　　　　我们试想，中国和日本这个民族，地面的差异，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外的生蕃，便是他所谓天孙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知是在何处。然而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而后，不过经过一千几百年，他便造成了日本民族的统一。如果把一个日本三岛，当成一个世界来看，就是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同的文化，而旁边的中国民族，一天比一天堕落。最初赐文化给日本的朝鲜，更是堕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不衰，谁敢去问他鼎的轻重。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最大的事实。自此而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分明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而历史上的传统政策，便确实进行起来了。　　　　在日本维新之前，俄国的势力从北方压迫到日本来。这个时候，日本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北进的道路，不用说是跟着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以来的传统政策来的。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丽，侵略满州。在明治元二年，已经有几个很狂妄的武士，主张日俄联盟瓜分中国。后来中国的国力，一天衰似一天，满清统治能力的薄弱，已经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连战连胜，依然北京政府要忙着割地赔款，这样的情形，哪里不引动日本的轻视呢!不止此也，此时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南进，他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洲的俄国，一定向高丽进取，以那样腐败的朝鲜王室和两班，哪里挡得起俄国的一蹴，所以他们的北进，也可以叫着实逼处此。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的大战，他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毕竟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难道日本人真是疯子，一点不会作退一步的想吗？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了的。　　　　日本开国进取的方针，不只是北进的、南进的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幕末时代，压迫日本的外国势力有两个，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它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代表大陆进取的是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了。中日战争之后，北进的政策，被三国干涉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湾，成为他海上进取的基础。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随着商业的关系，拼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布满了美澳两洲的“排黄运动”，不单是阻止着中国人的求生之路，也是阻止着日本人的求生之路的。所以这若干年的当中，日本在美洲的发展，也只有挤开一些中国人，得着一点苟存的地位，并不纯为东方民族创得一些基础。太平洋的欧亚人种竞争当中，处处包含着中日民族的竞争。我们每看到日本人排斥海外华侨的言论，不惟引起我们一种愤恨的心理，并且使我们想到日本也是东方民族，何以竟没志气一至于此，真不由不替东方民族叹息了。　　　　第18节桂太郎　　我们立脚在理论和历史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人，我们一切的批评，只有事事根据事实，事事根据理论，我们不晓得有恩怨，不晓得有私交，不晓得有客气。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辈，或者可以说，我之社会生活，在日本还多过在中国罢。但是我们到得立脚在评论国事的时候，我们不能管那些，我们只有说明事实，阐发主义。　　　　田中大将也要算是一个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当中，更有不少的至交。我在未批评他们之先，我想附带讲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看见了这一篇文字之后，要深刻地反省，要晓得我的叙述和批评，是顾不得世俗之所谓客气的。　　　　民国二年的春天，总理中山先生特地访问日本，那时我随从总理做秘书，在日本六十天的时间中，一切演讲、宴会、访问、交涉，事事参与，那时一切经过，我至今还是很详细记忆着。因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译，每一件事都有听两次说两次的机会。以后关于日本的交涉，总理常常命我去办，却是每一件事只有听一回说一回的机会，记忆反而减少了。　　　　那一年在东京四十天的当中，最值得我们记忆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会见。桂太郎这一个人，大家都晓得，他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最有能力而当权最久的一个人。日本自有内阁制度以来，没有他做总理那样久的。伊藤博文组阁三次，总共不过六年十个月，他也组阁三次，却有了七年十个月之久。他第一次组阁，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这几年当权的当中，他所干的两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从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晓得英国是标榜“荣誉孤立”的，在百年以来，英国没有和任何国家缔结过同盟。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荣誉孤立”抛弃了。和日本联盟，这自然是他认为有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关系，才肯出此的。至于日本，以一个东方新兴的国家，才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面，解放了不过十年，便和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帝国结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战败世界第一大陆国家的历史，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奋斗成功。不特此也，这一件大事，可以说把全世界都整个推动了。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活泼地动作起来，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因为俄国战败的结果，才造成英法协商和三国协商，继续五年死亡二千万的世界大战，以及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倒塌，都由此而起。无论是非如何，桂太郎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个月当中的成绩，的确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伟观了。　　　　桂太郎的事迹，世间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晓得他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计划，更属可惊。他的高识远见和通权达变，的确不是日本现在一切政治当局所能望其项背的。在中国排满革命成功之后，他特意派人对中山先生表示亲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后，那时他正是第三次组阁的时候，他特意约中山先生密谈两次。这两次密谈的当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尽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后，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极点。两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极度。桂太郎死后，中山先生叹气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当桂太郎临死的时候，他对在旁视疾的最亲信的人说：“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由这两个人的感情上，大家总可以了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气魄了。何以一个帝国的大军阀领袖，一个民国开国的革命领袖；一个军国主义的权化，一个三民主义的宗师，会如此互相谅解呢？他们两人的互谅和互信，不是在学术思想上，不是在国家思想上，而是在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　　　　“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立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军国主义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立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惟一之生路，东方民族惟一之生路，惟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须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此三国皆不能为日本助。中国有可以为日本助之道，而此数十年来，内政既不修明，利权复任意放弃，且持其远交近攻之策以临日本。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间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往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在俄都讨论政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驾，速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泄漏，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我们把桂太郎的话看看，再把欧战前后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东方的局面，可说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现在日本这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作成惟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 　　第四部分　　　　第19节秋山真之（1）　　桂太郎是中山先生的一个政策上的同志，秋山真之这一个人，也要算是中山先生最知己的朋友了。秋山真之死的时候，还是一个海军中将，是死后才追赠大将的。如果说桂太郎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的伟人，这秋山真之可以算是日本军人学问家当中的奇人了。我也把他的事迹谈一谈罢。　　　　秋山真之在日本海军界里，算是惟一的奇杰，而同时是一个惟一的学问家。他的身材，正是普通我们意想中的日本人，非常短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比如西园公寺望、桂太郎这一类的人，如果在人丛中见着，谁也一望就注意他是非常人，他们面貌身躯，是很多特质的。而这秋山真之，却不容易在形相上看出他的奇伟来，至多我们只能看出他是一个平常人当中富于修养的人罢了。然而他的奇特，却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学问说，他是海军中惟一的智囊，他的海军战术，是海军中的人认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抵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而他的智识丰富，知识学问的方面非常之多，他能够用他的聪明去用他，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在做学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他，种种学问知识，在他的心灵上，化成了一种直感直觉的作用。所以人人以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觉。许多人说他是天眼通，他心通，这大约就是他那一种由很丰富的学识所化成的潜在意力的作用罢。在中日黄海战的时候，他作海军参谋官，黄海的战胜，他有不少的功绩。日俄的日本海战，他作舰队的参谋长，一切作战，都是他的主任，把波罗的舰队，打得片甲不回。就是他的作战，据他自己对我说，“在俄国波罗的舰东来的时候，他只每日潜思默想，极意静坐。他确实从一种的心灵作用，明明白白地，晓得波罗的舰队的行动。当时大家都惶恐，畏惧波罗的舰队的伟大威力，而民间更是恐怖得厉害。他自己却是有很坚确的信念，认定自己必定能够歼灭波罗的舰队。以后一切作战，都是这一种很坚确的信仰的力量，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要是靠科学的方法，日本舰队决非波罗的舰队的敌手。”当时他常对我讲起许多日本海战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学的话。这个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军人不同，他是非常朴素温厚的君子，绝没有普通日本军人那样矜骄欺诈的习性。我认为他所说的话，不是假话，不过他的认识和说明，是否正确，当然又当别论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热烈而诚挚的神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权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者，而是一个情意的信者，在仪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为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张勋复辟的那一年，田中义一还是做参谋次长，而他那时的权势，可以说是倾动一时的。参谋总长是萨藩出身的上原大将，是绝不问事的傀儡，一切大权，尽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付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国大陆的。那年的四、五月间，他特地到中国来，到徐州见了张勋，又游了长江沿海。到上海的时候，曾和总理见面。在他回国之后，中国的复辟风说，已经遍布全国，而报纸上也盛传田中到徐州，是和张勋的复辟有关。这个风说，越传越紧，在六月初旬的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此时便派我到日本去调查复辟运动的内情究竟如何。去的时候，带了许多封总理的信，这当中最重要必须讨问的人，就是陆军的田中中将和海军的秋山中将。　　　　我是六月十六日从上海起身的，到东京大约是二十一罢。向例我到东京总是住日比谷公园附近的“旭馆”，那一回刚逢着议会开会期，旭馆被国民党的议员员们住满了，我只好住在筑地的“冈本旅馆”。筑地这个地方，本是东京的最低地带，我向来不愿意住的，这一回算是第一回。　　第20节秋山真之（2）　　房间定好，稍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将。那时他是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一样，是最高的军令机关。他当时要算是海军的最高领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简微的，照当时日本的房价，至多不过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来是去得惯了的，所以从花园的篱门进去直到了他的书房。他正端坐在图书堆中闭目习静，听见有人进去，把两眼睁开，一看见是我，他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把身子向后一退，指着我说：　　　　“你几时来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吓了一大跳，我答说：“我刚刚才到，我一到旅馆，立刻就动身到先生处来的，我这一回因为旭馆住满了，住在冈本。” 　　　　他重新把眼睛闭下，把两只手合着，默念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向着我说：　　　　“还好，不要紧，这不是你有什么祸事，是因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久就有天灾，你快些搬到最高处去住罢，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闹糊涂了，但是我晓得他一向是如此神里神气地，然而又不好反对他，我想了一想，对他说：　　　　“东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馆了，搬到那里好吗？” 　　　　他说很好，赶紧搬去，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住。我此时才把总理的信取出送给他，我问：　　　　“先生看中国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闭上，照例默念了几分钟，把眼睛睁开说：　　　　“中国不出十天，有国体的变动，这个变动，发生在北京，可是发生之后，不过三天，便仍旧失败。”我再问他时，他说：“我的能力，现在只能见到如此，以后的事情，且待这一个局面现出之后再看罢。”我又坐了一回，谈了些别后的闲话，便告辞出来。我对于他的话，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对于他的态度，总是不能释然。　　　　回到冈本旅馆，用电话向金生馆定好了房间，嘱咐旅馆给我把行李移去，出来便去看田中中将。他住的是一间和洋折衷式相当的华屋。书斋里面，很精致地排列着许多书橱，金光炫目的书籍，插满一室，当中放着一张洋式书案，和秋山那一个中国古代式的乱七八糟的书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书房里之后，田中还没有出来，我一人坐在书房里等，看见他壁间挂着一付泥金笺的簇新的对联，是张勋新送的，上面题着“田中中将雅正”下面题着“弟张勋拜书”，对文我是记不得了，大约不见得会是张勋的亲笔。虽然在那样的时候，看见这副对联，不能不有种种联想，然而文字应酬，是中国人的通常习惯，我也不很以为奇怪。等一会田中中将出来了，他看见我注意看张勋的对联，似乎是很不安的样子。寒暄既毕，他自归自急急的尽管讲他如何反对中国的复辟运动，如何特意为此去见张勋，叫张勋千万不要复辟，越说越长，越长越奇，我绝没有说他和张勋有关，没有疑他叫张勋复辟，然而他如此大费唇舌地辩明，真是一件妙事。但是我见这两位中将之后，我对于时局的观测，已经得了下少的基础，人也倦了，时候也晚了，我就回到金生馆。　　　　我一到金生馆的门口，就看见绝不是寻常日子，门前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望而知这里面有活动人物住着。住定了之后，细细问旅馆的主人，原来“日本的中国复辟党”都聚会在此地，肃王派、恭王派、宣统派的领袖都齐了。满清倒了之后，清室的亲贵们，只有藏着过安乐日子，哪有一个人有什么复辟的勇气。所设复辞党，在中国人中除了张勋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吴稚晖先生之所设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骗子。所谓复辞运动，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几个北京浪人、满洲浪人，才是整天兴风作浪。此时正是他们大举兴师的时候，听说是大仓组拿出二百万运动费给他们，所以摆得出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架子。　　　　当晚我就写了一封很详细的报告，寄给总理，我的调查任务，算是达到了目的。在东京住了三四天，便动身回上海。等我刚离了东京，一两天内，东京湾便发现很大的海啸，飓风把海水卷起，筑地一带，变成泽国，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将之所谓天灾，大约就指此了。及我回到上海，张勋的复辟，已经发动，报上已经满载着封王封侯的记事，可是刚刚三天，马厂兵到，一场皇帝梦，依然如梦幻泡影，这就是秋山中将之所谓“北京有国体变更，不过三天，必然失败”。但是何以他能够如此灵验，说得一点不错呢？总理说：　　　　“秋山中将是日本第一个海军的学者，他对于气象的学问，本来有专门的研究，而海军军令部，是不断地接受各国各处天文报告的，何处发生飓风，这风有多大的力量，几时可到东京湾，他是应该计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当局，他明明白白，晓得种种的消息。他在主义上，对于张勋之所为，是反对的，我们去问他，他既不能不告诉我们，而他的职责上，万不能随便讲话，所以只好假托神仙，从静坐默念的当中，显示他的意见。” 　　　　对了，这一场公案，我们得到最正确的解释了。只是现在想起来，“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两句话，确实有此意义。只可惜秋山中将这样一个天才，这次和我相见时，已经得了不治的癌症，不到六个月，便作了古人。陆军的桂太郎死了，海军的秋山真之死了，日本海陆军中，现在恐怕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人才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