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3)│戴季陶│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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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3)
戴季陶 (发表日期:2006-05-24 14:24:56 阅读人次:1040 回复数:0)
第11节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社会上、国际上的种种背景，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我们看它，虽然是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到底作民众活动意识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简单的几种趋势。而这各种趋势，却是像百川归海一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维新当时几个大的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作它的分因，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它的归宿。我们试把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整个的通看起来，简直没法晓得，当时最有力量的领袖，到底是哪一个？如果要在活动的人才当中去寻吗？活动的人才当中，只有寻得出干部，不能寻得出领袖。维新史形式上的开篇，当然要从明治前一年十二月发布王政复古的诏书算起，当时在京都参与这大运动的一般人，正好像一个乱蜂窝。宫中的一些公卿旧臣，外藩的一些藩士，拉拉杂杂，塞满了一城。当然，那时候主张一切的人，并不是后来尊为维新大帝的小孩子。公卿当中，算为顶能干的是岩仓具视，然而讲起实际力量来，依然不过是长袖中的破落户。就第一批发表的人物表里看看，“议定”十几人，参与几十人，究竟谁是中心人物，谁是掌权的领袖呢？藩兵的势力，以萨藩为最，当然萨州藩士领袖人物的西乡隆盛，占了纠合群雄的地位。然而在名分上，还是一个陪臣。所以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基本的要点看差了，单纯在一二领袖人才上去寻他的成功原因，固然是寻不出，而且要拿人才的比较，去寻幕府所以倒的原因，更寻不出。至若兵力财力等讨论，更是无用了。最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就是王政之所以复兴，各藩势力之所以能结合，幕府之所以能倒，封建制之所以能废，主力既在萨藩，而人物的伟大，亦不能不推西乡隆盛。至于他下面的人才济济，更不用说了。此外四大藩当中的土、肥两藩的人才，也不算差，而且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被土藩占尽。偏偏在征韩论破裂之后，萨、土、肥三藩的势力，倒得干干净净。当日一般维新功臣，到得后来，都弄到杀的杀，逃的逃。而掌握了中枢的兵财两权，直造出后来军财两阀势力的，却是不干不净几个长阀贪官，这不是很奇怪吗？说到这里，我们更可晓得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下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所以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得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我们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确是现代惟一的革命理论，他不但在事业上，指导我们的将来，他的理论，自自然然地替我们解释了一切的历史。日本自丰臣以来，直至条约改正，这三百年间的努力，民族主义，的确是在无形中成了一个指导原则。从废藩置县解放农民直到今天，是一部民权斗争的历史。现在已进入民生问题要求直接的普遍的组织的解放时代了。再把他横溯上去，推论将来，不外是一部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而努力的历史。这经过当中的是是非非，都不可执一而论的。　　　　第12节现代统治阶级形成的观点　　　　现在我们想把明治维新历史背面藏着的几件事实写出来，从政治史背面的残酷和非道的当中，探讨日本现代治者阶级的来路。　　　　（一）山城屋事件　　有一个长洲藩的武士，名叫做野村三千三。在维新讨幕的时候，和山县有朋一样都是做骑兵队队长。野村看见时代的趋向，渐渐从“刀”的势力，变成“金钱”的势力，于是弃官不做，想在商业上占势力。当时山县有朋做陆军大辅，因为同乡同僚的关系，把国库里面的款子，借了六拾多万元给野村。野村便改了一町人式姓名，叫做山城屋和助，和外国人贸易。后来折了本，不得了，山县没有法子，只好再借款子给他，希望他翻本。和助说：“要翻本，除非自己到外国去，实在调查，直接和消费市场发生关系不可。”亲自带了大宗款子，跑到巴黎去。到了之后，这位和助先生，被巴黎的女优迷住了，于是忘乎其形地大阔大用起来，弄成了新闻纸上的材料。巴黎的日本公使，莫名其妙，打了电报回日本来，请政府调查和助的来历。这个当口，刚巧做司法大辅的，是一个著名硬骨头江藤新平。陆军省里，也有许多很恨长洲人的萨派军官。种种方面的力量凑起来，挪用公款的事就发觉了。还算这个时候，西乡隆盛出来调解，仅仅把一个管会计名叫船越卫的革职，完了这段公案。后来山县知恩报恩，把船越提拔起来做枢密顾问官，又把他的女儿，嫁给船越的儿子。　　　　（二）尾去泽铜山事件　　日本东北，有一个藩国，叫做南部。南部藩里的豪商，尾去泽铜山矿权所有者，名村井茂兵卫。因为一桩借款的事，替藩主垫了二万五千两金款。他们藩里的规矩，藩主借民间的钱，不写借字，要贷款人写一个凭据给藩主。字据写法也很奇怪，是“奉内借”的字样。直译出来，就是“奉内府所借”的意思。究竟是借藩主的呢？还是借给藩主的呢？照文字上，当然也可以说是借藩主的。废藩置县以后，各藩的债权债务，都由中央政府继承。这时候井上馨做大藏大辅，就指定说这笔款子是村井茂兵卫所负的债务，要他筹还。村井哀诉苦辩，官府哪里肯听。村井没法子，只得承认分五年偿还，政府仍旧还是不理。过了多少日子，忽然政府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泽铜山标卖，井上指定自己的部下冈田平藏买了去。后来村井不服，起了诉讼，这件案子，也落在江藤新平手里，一定要彻底根究，办井上馨这般人的罪。三条木户极力袒护着，办不下去。江藤新平为此辞职，后来仅轻轻地罚了几个属员，就算完了。尾去泽铜山，依旧是井上的东西。由井上卖给了三菱公司，发一笔财。又和冈田平藏益田孝这一般人，做起大生意来，造成功财阀元老的基础。这铜山是日本有名的铜矿，留心日本事情的人就可以晓得它的价值。在三菱公司，不用说是一件大宝贝了。　　　　这两件事不过是已发觉的最著名事件罢了，此外没有发觉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藤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升官发财主义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藤入骨髓，后来江藤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军打败，捉来枭首，传示各县，江藤的子孙，至今沦落，都是由这种私恨发生的结果。　　　　大正三年的海军受贿案，受有罪宣告的人，岂不是海军部内的重要当局，和三井株式会社的重要当局吗？为这一件事，三井费了许多钱，费了许多力量，运动减轻被告的罪名。海军的财部，三井的三本，到底得了执行犹豫。这一件案子正是证明“武士出身的堕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商”狼狈为的好资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和陆海军当局的结托，没有一个不和元老有密切关系。陆海军机关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没有不联络商家的。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结纳，就前面所说的事情，已经可以明白了。由民权运动而起之议会政治下面的政党，他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这个问题，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第三部分　　　　第13节政党的产生　　　　同是一样的“武士”受了“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的洗礼以后，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间接做生意发财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连，有一天无聊的时候，同了几个朋友，到一个日本酒馆喝酒，遇着一个气度很好而智识也很丰富的歌，举止言谈，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女，问起她的家世来，原来是一个士族，她的父亲，乃是从前尊王倒幕时代的有名战士，在十年之乱的时候，随着西乡战死的。可见这”武士”阶级的当中，也就命运太不齐了。　　　　那些武士靠废藩时候分得一点最后俸禄的公债，哪里能够维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变做新时代的阔人去了。而大多数的武士们，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结着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够的。有的打不来算盘，而又跑去做生意，于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这种人不用去说他了。那一些能干有势力得了地位的志士们，当中也有许多因为机会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够，或是脾气不好，或是派别不合，或是思想不同，虽掌了权而又掌不了全权，和占了地位重新被人挤了下来的，又不晓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飞扬跋扈，出将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棱棱，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藤新平举兵，西乡隆盛举兵，这两件是最大的事。“神风连”的举兵，前原一诚、越智彦四郎等在福冈的举兵，这几件算是小事。在社会的全部关系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从直发的原因看来，得意的志士，与失意的武士冲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种种问题的因子。可是大势所趋，社会的历史的因果律支配着，得意的终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讴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骂，这些讴歌唾骂，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当中存在着，然而普通的原因，还是在同情于失败者的社会心理。如果木户大久保失败，江藤西乡这一般人战胜，就大势看，如前面所说的，日本的维新事业，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于在主义上说，依然是二五等于十，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个必然运命所产生的结果，决计不会有两样的。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中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与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此外征韩论时代活动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这三个名士到哪里去了呢？想起这一件事来，我们就要研究日本政党的发生史了。　　　　五参议辞职之后，西乡隆盛回鹿儿岛办学去了。到底西乡的伟大，在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惜后来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断送了。五参议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时代之前，就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联合了后藤、副岛、江藤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江藤遭了横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约论，唱着“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号，回到土佐藩里组织立志社，大倡民权自由主义。西乡隆盛举兵失败之后，单想用武力改业的无效，已经是证明了。差不多的武士们，也不敢再举兵了。迎着板垣的民约论，东也发起一个政社，西也发起一个政社。武士丢了刀，变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爱国社，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变为“国会期成同盟”，再变为自由党。不附和五参议辞职的大隈重信，也组织了改进党。这一个普遍而深切的民众运动，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民权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业；一方面促进了一般青年智识，为后来科学发达的基础，而现在的社会运动，也种因于此时。我们细细从种种方面考察起来，就晓得不止日本的立宪政治由此而生，连一切劳动运动、妇女运动、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运动，直接间接，都脱不了此时的关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而且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却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毛病，更是多极了。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第14节板垣退助　　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的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如果没有板垣先生的奋斗，日本今天哪里有这样的文明，这样发达，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没有休止的。他晚年虽然绝对抛弃了政治活动，在很穷的境遇中，过他很严谨而虔诚的敬神生活，然而对于为民众谋自由的努力，仍旧继续着。看见日本政府对台湾那样的高压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主张日本应该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律，给台湾人一样有宪法上的权利。他以八十几岁的衰老身体，亲自冒着大热炎天，到台湾去宣传。后来他一离台湾之后，日本的台湾总督，便把他发起的会所封了，办事人拿了。我从“文明”“人道”的意义上，很钦仰这位先生。从前每到日本，总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里去一回，伤感一回。他本来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发财，所以才落到这个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穷也是他的本分。这样一个讨幕的健将，维新的元勋，立宪政治的元祖，竟没有人理睬他。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连一个讨材料的新闻记者，也没有上门的。至于他的生活呢？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穷到不成样子。我觉得日本这些惯讲“食禄报恩主义”的人们，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从前名震一时的大井宪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华，更不用说是当然的了。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　　　　第15节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　　　　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上面说：“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别民族和国家最好的方法，是从造成的‘力’是什么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国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国体，便是国家。” 　　　　这一个说明实在是分别国家和民族最好的定义。读总理书的人要晓得总理在这一篇讲义里面主要的目的，是说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主义的意思，总理已经很明白的讲过了，是“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换一句话说，能够决定人类之生活的方式、生存的方向、生计的方法、生命的意思的主旨。再明白些说，就是人生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就是主义。古人讲道德，道是什么，用字虽然不同，我们很晓得和今天我们所用的主义这一个字，是没有两样的。德就是能够行主义，而有得的能力，和能力所发生行为之总和。所以并不是除却一个主义，就没第二个主义存在，而必定有两个以上的主义存在，方才发生主义的效力。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包含着许多事实，必定认定有一个主义的本体，民族主义的本体是民族，国家主义的本体是国家，但是民族不是不要国家的，而民族主义的国家是以民族为本体，国家主义不是离开民族的，而组织不是以民族为单位，不能适合于一切民族的存在。更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总理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之平等的存在发展为基础。主张民族即国族，有一定的分际，不能随意曲解。所以以一民族为主体而压迫他民族所组成的国族，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都是就人类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立言，并不注重在详详细细说明民族和国家，而是注重在说明这两个主义。至若说到这两个团体的本身，他的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许多现存的民族，除了很野蛮的民族而外，没有不是由几个民族混合而成的。所以“历史民族”即是“文化民族”，而“文明民族”即是“混合民族”。混合的次数越多，文化程度越高。民族的成立，混合是一个顶大的要素。混合的事实，就不外总理所指出的几种：一血统，二生活，三语言，四宗教，五风俗习惯。这几种混合的要素，都不外以”力”为结合的中心，强的可以吸收弱者，大的可以吸收小的。成就一个完全的民族，是要经过很长的岁月，这很长的岁月当中，要经过很多次的变迁，变迁的重要形体，往往仍旧不脱国家团结的形式，不过国家这一个形式，只是形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并且所经过的国家组织，时分时合，随时是随各种自然力而为变迁。所以我们晓得一切国家，总不能离开民族的基础，一切民族，也不能抛开国家这一个工具。只是说到行动方针的主义，在今天这一个时代里，便有确然的分解，而不能够相混的。　　　　我为什么要把这一个道理来辩明呢？是因为要避免一种极端论者的误解。分别不清楚事实和主义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以为民族的成立，绝对不要武力，而国家的成立，是单纯靠着武力一个力量。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是不讲霸道的人，是反对武力的人，而他不能不承认武力是维持人民信仰的最大原因。中山先生也是反对霸道、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的目的在救国，救国的手段，仍旧注意在造成适当的武力，作适当的活动。因为我们今天讲民族主义，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主义的国家。说到建国，便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这一个原则的支配，要建国，要救国，而不注意武力，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些年来，中国对于武力，简直可以说没有正当的了解，有一个时代，一般国民的思想，几乎把武力鄙弃得不成样子。从民国三四年以来，到八九年的当中，听见武力就反对，以为这是一个顶不好的东西。就是最近这两年，风气变了一点，然而在“打倒军阀”这一个口号之下，一般人对于武力，依然没有正确的了解，连军人的当中，都没有敢主张军队是国家存在惟一的组织原素，战斗是民族存在惟一的动力的人，这的确是思想界的最大弱点。我们试看，人类的生活，哪一样不是含得有很强力的斗争性的。就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习，这五种民族力的存在，哪一样不是在斗争的当中进行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种努力向上的观念，是表明自古到如今人类生存竞争的真理。战争和武力是一切社会力的彻始彻终的表现，不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经常而是非常，不是全部而是一部。互助的组织、和平的幸福，乃是全人类经常的手段和经常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主张军国主义，而我们承认在建国的工作上，必须有军政的组织，在民族竞争的当中，必须造成强有力的军队，在世界的目的当中，必须要以中国民族的能力，为世界人类打不平。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历史事实，都是如此证明的，我们看见日本民族种种历史上的思想，看见日本维新的思想根据，使我们愈加了解“武力”和“战争”这一个事实，是建国的最要紧的手段。不经过很多的恶战苦斗，费过很大的牺牲，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是决计得不到的。我们要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主张中国人在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权利，要为一切被压迫的人类打抱不平，必须要造成强有力的武力。今天我们反对中国的一切军阀，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众造成强有力的军队。试看过去他们的军队，如何的脆弱，如何的腐败，如何的堕落。他们的行径，说不上是什么主义，他们的力量，更够不上维持什么主义。中国的兵家，以孙子的著作，最有系统，有价值。今天翻译外国兵书的人，还是借用他许多的名词。他讲兵力的构成原素，第一就是“道”。他为“道”字下的注解就是：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这一个定义和总理宣言上所说“使武力与人民结合，使武力成为人民之武力”的话有什么两样呢？我们中国人因为这些年受军阀的压迫太多了，所以只有从消极的方法，解释总理北伐宣言上的两句话，而不晓得在兵学的原理上，非此不能造成强有力的武力，作为民族争生存的基础。中国民族如果不能够决死，决不能够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条件下面，必须要成“有意识的民众的武力”。从前的民族竞争，只是单纯的争生存。单纯的争生存，就需要军国主义。今天的民族竞争，不单是争生存，而且是要争“有意义的生存”。我们的三民主义，就是今天生存的意义，要全国上下都能同意，要将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后才可与共死，可与共生，而不畏危。这是我们今天的“共由之道”。　　　　日本维新的历史，我们已经从前面种种事实讲明白许多了。我们再从国家的意义上看，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而这几次战争得到胜利，都是人民与政府同意的结果。就国内来说，倒幕府废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战、九年之战、十年之战的成绩；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二十七八年战争的成绩。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战的成绩。这几件重大事实，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