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的日本教授│逄增玉│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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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识的日本教授
逄增玉 (发表日期:2006-05-11 15:11:04 阅读人次:991 回复数:0)
去年到日本的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初到时就遇到了麻烦：由于大学教育体制的不同，我带来的厚厚的中国式讲义和教材都派不上用场，好不急人。直到校方把我带到文学部中文学科主任南条先生那里见面请教之后，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南条先生身材微胖，面孔团团，常带微笑，是宛如弥勒佛或中国神话中张果老一类老人家。他一口地道的汉语，还时不时蹦出一些中国人说话时常有的口头语，让人感到很亲切，尤其让我这个刚到异国工作、处处感到陌生的人，一下子心里放松，一时间竟几乎忘记了这是异国，仿佛置身于国内大学的教研室。南条先生把这门课程的内容，过去中国来的教师讲课的方法，日本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听课要求与特点，他多年上课的经验和采取的种种办法，一股脑告诉了我。还把过去中国教师留下的复印的讲义，从他有些拥挤和杂乱的书堆资料中翻出来，送给我参考。中国民间谚语里有 “万事开头难”和“ 头三脚难踢”之类，我在陌生的日本大学上课的“头三脚”，可以说是在南条先生的扶助下起步开头的，而且步子走得还算顺利。　　从那以后，和南条先生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他既是这个学科的负责人，是顶头上司，按照中国的习惯，有了问题和困难当然就得理直气壮地找领导，让头儿帮助解决。于是，每当遇到一些因环境和体制不同而产生的问题，我就径直去找南条先生，而他都耐心和热心地解答与指教。谈完工作，他总要和我聊一些其他的事情。他是中国通，聊的话题大多与中国有关。他在大学开的课程也大多与中国有关，其中一门就叫《最近中国事情》，他指着屋里的大堆中国报纸说，每周他的亲属都要从北京把很多中国报纸邮寄给他，他从中挑选一些作为上课的材料。听人说南条教授自小生活在中国，五十年代在中国读完中学才回日本，他的姐姐一直留在中国，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对此我没有细问也没有打听，不过他对中国事情的关心和了解程度的确令人惊讶，常常令我这个中国人自愧不如。比如他热心收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谣和谚语，掌握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他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动态极为关切和熟悉，有关的信息都及时掌握。有一次，他把中国报纸关于三个代表的一段论述整理成讲义，让学生翻译成日文，他让我看学生的译文和他的批改，开玩笑地说，不知道中国政府和总书记能不能表扬奖赏他？因为他总是一如既往、任劳任怨、及时快速地把他们的文件和思想，在日本的大学课堂讲授和传达。我也笑着回答说，我回去把此事反映反映，让中国政府给你发一个大奖。　　我接触的另一位日本教授，是植田先生。与南条教授的身材长相正好相反，植田先生的脸型是瘦削的，身形也瘦而高。初次拜见的时候，植田先生流利的汉语普通话，朗朗的声音和笑容，使人一下子消除了拘束和心理距离。他说，他曾经在八十年代到我所在的中国大学任教一年，这使我油然而生亲切之感。谈话中，他一一打听那些他认识的我校教师，他的中国老朋友。告别的时候，他送我一份会议通知和邀请函，是日本的闻一多学术讨论会，希望我参加。　　我知道，这是植田先生的一片好意。他的意思，我以为，一是使单身独自长期出国的我不感到寂寞，二是借机熟悉一下日本的学术会议的情形，认识一些日本的专业同行，以扩大交流，广交朋友。不久我如期来到了在另一所大学举行的学术会议。在会后举行的聚餐席上，植田先生把我们介绍给与会者，气氛友好尽兴。　　学期结束，暑假在即，植田和南条两位先生邀我晚宴。夜色阑珊，南条先生有事先走，植田先生执意邀请我到另一家酒屋“ 二次宴”。植田先生取出寄存在这里的酒，我们边喝边谈，高兴时唱几曲。植田先生喝酒爽朗大气，尽兴任性；谈话时满腹经纶，纵论天下；唱歌时专注投入，一抒胸臆，且他的歌唱得很有水平，引得其他的客人击掌叫好。这样载歌载饮，众人皆醉，醉意朦胧中植田先生却坚持一人承担全部花销，不让我们出钱，说今天按照中国的特色和方式办事。植田先生的盛情，有如东京夏季的猛暑，热烈似火。　　记得在那次聚会谈话中，植田先生说自己是典型的东方（东洋）人，年龄越大越不喜欢西方的东西，而喜欢东洋的、东方的传统、文化和事情。我在大学中国学会出版的日文《中国学会报》上，看到了一篇植田先生写的文章，题目为《我进入这条道路的原因》，在叙述了自己与中国学结下不解之缘的起因和过程后，植田先生如此写道：“ 实际上，我与中国结缘的深因，也许有超越记忆的东西。比如，古时传说徐福道士骗秦始皇，说是去采长生不老药奉献，因而东渡来日本。这个传说其实是确有其事。对中国报有强烈关心的诸多日本人，包括我在内，也许是受到那种先祖DNA（遗传因子）的影响，那些遗传因子诱发了日夜不断的望乡之念。”这样的话语，透射出的是植田教授一片浓浓的中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