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2)│戴季陶│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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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2)
戴季陶 (发表日期:2006-05-24 14:18:01 阅读人次:1053 回复数:0)
第6节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日本自从平源执政以后，争权杀伐，没有一天休息，战事的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是强大。到了德川氏的时代，幕府的权势，非常巩固，各国诸侯势力，又能够保持均衡，所以大家都是注意保守自己的地盘，不愿意从事战争。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去学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作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从制度上看来，这种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和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氏时代统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达，和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发达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而这仁爱观念发展的原因，全在于政冶的统一和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组织的整理。现在日本的治者阶级系统，都由封建时代的“萨木来”直传下来的。明治时代的教育主义，标榜一个武士道，更是因袭封建时代的食禄报恩主义。一部明治维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几十年的事实，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哪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的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　　日本有许多自大自尊的学者，往往欢喜把“日本化”三个字放在脑筋里，不肯放弃，动辄喜欢讲日本的特殊文明。这种观念，当然不脱“日本的迷信”。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的。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照他们自己的神话来说，只有“剑”“镜”“玉”三样神器，也就大生问题。这三样神器是什么时代，由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也都当待考证。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吐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的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不过从今天以后，是再也行不通的了。　　第二部分　　第7节武士生活与武士道　　封建时代“武士”的生活条件，可以用极简单的话概括起来。一是击剑，二是读书，三是交友。击剑读书，是武士一定要有的本事。不会击剑的人，当然没有做武士的资格。没有学问，便不能够在武士阶级里面求生活的向上。至于交友这一层，是封建时代武士阶级“社会性”的表现。在这个时代，一切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是极单调的。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就是拥护他们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们自己认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这句话的真意，就是为主人和自己的家系家名而奋斗。解剖开来说，武士的家系，是藩主的家系的从属，武士自身，又为藩主本身或藩主家系和自己家系的从属。这家系的观念，和宗法的神权迷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些武士，为藩主的本身，或藩主的家系而奋斗的精神，不但是由物质上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结合成的，并且渊源于历史的因袭，含有不少的神秘气氛。“轻生死”“重然诺”“当意气”这种武士独有的特性，固然由于武士阶级的生活必要，但就精神方面看来，许多年遗传下来的生活意识所造成的道德和信仰，也是使他们肯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生命而为主家奋斗的最要紧的因素。　　　　在封建时代，这一种为保存家系而努力的事实和奋斗的精神，是他们社会所最赞美的。以为这是道德的极致，人生的真意，宇宙的大法。能够如此，就是最高人格，可以和神同体，与佛同化，与宇宙长存。越是神秘，越是悲哀，社会越是赞美。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是“仇讨”，一件是“切腹”。“仇讨”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仇讨”就是中国所谓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面的普通习惯。日本封建时代，这一种事实，不但是社会上赞美他，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日本从前那些文学家，往往把复仇的事实，当作最好的题材，或是用小说描写复仇者的性格，或是用诗歌去赞美他的行为。近代还有许多人，以为这复仇的事实，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优美的性格。其实这也是一种“民族的自画自赞”，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不过这种行为，也是“生的奋斗”的精神。而他所以能具备一种力量，刺激后来的人，使人感觉他的优美和高尚，完全由于当时社会一般的文化思想，已经很进步，在单调而严格的封建制度下面，这两件事又最是一种破除成例的行为，值得一些文学家的歌咏。维新以后，日本人在民族生存竞争场里，能够占到优者位置，也有许多由这种遗传的道德观念来的。　　　　复仇者的精神和身体，完全是受“种族保存”的原则支配。如像有名的曾我兄弟的复仇，是为自己的家事。大石良雄等所谓“元禄义举”，是为他们藩主的家事。此外为自己受人欺侮直接采取复仇手段的，更是多极了。赤穗事件最初的原因，就是为此。这种观察，都是就复仇者的本身着眼。完全和复仇事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往往有帮他人复仇的，日本话叫做“助大刀”。社会上对于这种为正义出力的人，也很赞美，武士道的精神，我以为在这“助大刀”上面，确实看得出许多正义的精神。比“复仇”本身，道德的意义，还是多一点。这种正义的同情心，不只在男子中如此，女子里面也很有这种美德，武士家女子，直接为君父夫复仇，或是为他人表同情，帮助他人复仇事业成功的事件，历史上很不少。这一种社会同情的热诚，确是封建时代日本女子的美德，直到今天，这种特色，还是极彰著的。再看日本维新历史的背后，有很多女性的活动，尤其是在苦海中的女，对于维新志士的同情扶助，非常之大。维新元勋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楼，就是从这一种关系来的。　　　　把这一种性格，从思想上学问上去奖励他完成他，是德川时代哲学思想的特色，而且是日本古学派哲学思想的特色。赤穗藩里所以能够生出大石良雄一般人，完全因为受了山鹿素行教育的结果。当时德川幕府所最奖励的朱子学派的学者，在整理日本的制度文物上面，确是很有功劳，然而精神却注重在汉和一体，不像素行一派，专事鼓吹日本主义。素行说：“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琼矛，形状和琼矛相似，所以叫细千足国。日本的雄武，真是应该的了。那天地开辟的时候，有多少的灵物，都不用他，偏要这天琼矛来开创，就是尊重武德，表扬雄义的缘故。”天琼矛是男子阳具的象征，这一种创世思想，渊源于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这思想和历史的系统看来，也可以晓得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近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自日俄战后，到欧战终结十几年当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动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义，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学。最近一转而为马克思的斗争主义，都有同类的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人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8节 “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封建时代的政权、兵权、土地所有权，是藩主和武士阶级专有的。学问也是武士阶级专有的。教育的机关，除了藩学而外，私立的学塾，也是为武士而设。商人工人农夫，不但是在社会阶级上，被武士压服，连智识上，也是被武士阶级压服了的。日本从前叫商人作“町人”，因为他们是住在街坊上的。叫农夫作“百姓”，这大概是把中国的熟语用错了。这两种人的品性，很可研究。农夫完全是靠务农生活，虽是一生一世，没有智识，没有学问，又没有社会上的荣誉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纯朴的。兼之那个时代政治思想，是重农主义，藩主武士们脑筋里，受着中国民以农为本的感化，至少对于百姓们的人格，不会有很大的轻侮，所以还过得去。惟有商人，在社会阶级上，既然处于被治的阶级，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阶级接近，所营的生业，又要依赖治者阶级。只在一种极鄙陋暧昧的空气里面，作世袭的守财奴，性格上自然发生出很龌龊的鄙卑习惯来。人格上毫无地位的商人，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德性，因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涩泽荣一（1840～1931）：早期曾参加尊王攘夷运动。1872年（明治五年）辅助井上馨整理财政。退任后致力于近代企业的建设，形成涩泽财阀。】，他有一篇论封建时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讲得很清楚，看他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气质了。　　　　从前国家的租税，为主的就是米。也有征收蜡、沙糖、蓝、盐各种货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征收的质物，用他们的官船，装到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坂去，用投标的方法，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再卖给门庄的小店家。此外虽然也有直接向农家收买米粮等类来贩卖的商人，不过大宗买卖，却是由官府出来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商人经营的，不过是一种小卖店。这大一点的商人，所谓“藏宿”（是代官府卖货兼做货栈的商人）、“御用达”（是专替官府做买卖的大掮客），都是历代相传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里面招呼一点年节计算，就可以了，其余生意的事，都是交给经理的人。到各藩府里出入，年节非送礼不可，对那些官吏，非请他们吃酒嫖不可，只要这种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发达了。　　　　这个时代，商人和官吏的社会阶级，相差得很远，绝对是不能够同席谈话的。极端的讲，简直就是没有把商人当人，江户那样大都会，比较好一点，小藩地方，尤其厉害。小小一个代官出门，商人农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见了武士，无论什么事，都是绝对不能够辩论是非曲直。如果武士们出了一个难题，实在不能应承，也不过只敢说：“贵意是一点不错的，请许我详详细细的想过之后，再来回明就是。”总而言之，当时商人对武士，实在卑污到极点的了。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骂人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一句话用作顶恶劣卑贱的意义，一直到现在，上流社会里面的人，平常还拿这句话骂人。就这一点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却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成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　　第9节 “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日本推翻幕府，恢复王室之原因，大约可以下列几件事，概括一切。是不是武断，大家且去研究日本维新的历史，便可以明白了。　　（一）德川幕府本身的腐败。　　（二）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难，幕府武士的生活难。　　（三）外国势力压迫渐烈，于是引起国民“攘夷倒幕”的感情。　　（四）有力的雄藩，如长萨等，向来不满于幕府，久存待时而动的念头，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　　（五）德川执政以后，古学派的神权王权思想普及，和汉学发达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五个原因，如果一一叙述起来，决非这一篇小论文所能尽，总之当时日本幕府和各藩的情形，已经是到了穷极必变的时代。即使没有外来的种种原因，幕府的权力和各藩的地位，已经要动摇起来了。恰好这时欧美的势力，很猛烈地压迫了来，青年的武士们，只要看见外国人跋扈，幕府退让，恨得了不得，就标榜一个“尊王攘夷”的旗号去反对幕府。我们试看几十年欧美人记日本当时情形的书，就可以晓得当时倒幕原动力的浪人，差不多很像是义和团一流人物。在这个时代，各国强迫日本通商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黑船”的威力，决不是日本人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而且荷兰的兵学，输入日本很久，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哪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决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晓得的。　　　　倒幕府的事业是什么人做的？就是那受神权思想的武士。京都来的几个公卿，本来就不过是装门面的。什么三条实美【三条实美（1837～1891）幕府末期、明治初期公卿、政治家。参加尊王攘夷运动，在政变中失势逃亡。王政复古后任新政府议定。1868年任副总裁、辅相等职。　　　　1871年至85年间任政府最高官位太政大臣。85年实行内阁制后任内大臣。】、岩仓具视，不过是一般武士穿的号衣。这些武士们，平时脑筋里面，装满着英雄思想。幻想中的模范人格，不过日本战国时代的所谓七雄八将。什么丰臣秀吉的雄图，加藤清正的战功，塞满一头。在这一种下面来标榜起“开国进取”，这开国进取的意思，也就不问可知了。从前丰臣秀吉征朝鲜，他的目的，从“答朝鲜国王书”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我且把赖山阳《日本外史》所记的抄出来。　　　　“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由这一篇拟史汉体的文章里面，我们不单可以看出秀吉的怀抱，也可以看出那时一般人的思想。我们可以断言，这一种气魄，这一种怀抱，是武家时代以前所决不会有的。而且当丰臣秀吉以前，日本国内统一之基未立，民族独立思想未成，中国的失败未著，都不会刺激出这种“问鼎之意”来。无论一种什么思想，似乎是先时代而生，实则也都是后时代而起，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历史。然而就我们中国民族想来，以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邻的小民族，反使四围的小民族，个个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观念，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在日本维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压迫逼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外力的压迫，大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北方俄国政治的压迫，一是南方欧美各国商船的来航，这两件所引起来的对抗思想，内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对抗俄国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对抗欧美诸国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经济的。这两个不同事实所引起的不同的倾向，其后在开国进取思想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时代，支配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进南进两个潮流，也都和这两个倾向，成很密切的连带，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那时候的攘夷论，是些什么内容呢？我们也可以举几条文献来看看。　　　　（一）肥后国细川山城守的上书中一节说：“本朝自有大法，交易云者，不外通信，此外则一切皆当谢绝。” 　　（二）佐贺藩主锡岛肥前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幕府之职，世号征夷大将军，此征夷二字，实为万世不易的眼目，当今太平日久，士气偷惰，正宜乘时奋发，耀威国外，乃足以挽回末运，奠定国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凡诸外夷，对于皇国有敢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国武力，悉加诛罚，以光国威。” 　　　　只此区区数节，也就可以揣测当时人的思想和知识了。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躁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土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史：　　　　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　　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八百八街膻气腥。　　开帙独诵淡庵集，失声欲骂小朝廷。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激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以为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是萨藩西乡一派鼓吹出来的，其实不然。长藩里面的人，主张征韩，并不在萨藩之后。木户孝允、大木乔任甚至是最初顶热心主张征韩的人。大木乔任有一篇文章，论日本国是，说“世界各国，惟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土，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惟一的良策。他这主张，还在西乡隆盛之前。不过是后来大家虽是理想一样，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张征韩的，以为“国里面的封建制度废了，不赶快向外面发展，那些没有米吃的武士们，怕要闹乱子。”反对的人说，“日本国里面的政治，还没有改良，力量还没有充足，赶快要整理内政。”相差的地方，不过如此，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两样。　　　　这两个时代，还有一般受了欧洲民权思想感化的人，晓得世界潮流，不是继续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图国家发展。所以民权思想，就同“开国进取”的思想，同时并进。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据明治四年统计看来，东京一个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学塾，已经十有一所。合了兰学通算起来，有十九所。就学的学生，有二千多名，可见明治初年时代，外国文化输入的势力了。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历史看来，有什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覇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第10节 “军阀”与“财阀”的渊源　　明治维新的政治思想，前两段已经讲明。还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商工业发达。现在日本已经由武士专制时代，进到资本家专制时代了。要观察日本真象，不能不晓得他商工业发达的渊源。因为今天左右日本政局的力量，并不是几个军阀的领袖，几个垂死的官僚。实在是生龙活虎的富豪，和富豪支配下面的工商业组织。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这种气质，虽不能说上中流阶级，全部都是如此，但顶少都有一大半。——军阀和官僚，不用说是“武士阶级”的直系，那最有势力的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支配者，不用说就是“武士”“町人”的混合体。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因为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得来，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从祖宗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被治性，决不是短期间里面可以除得了的。　　　　现在乡下的农夫和藩主武士，已经很早脱离了主从关系。但是老一辈的人，听见藩主的名，还是崇敬得和鬼神一样。前几年间，旧藩主从东京回到他以前所统治的地方去，那些老百姓们，依旧是“伏道郊迎”。旧治下的武士们，依旧执臣僚权节，现在老藩主渐渐死了，袭爵的人，和旧藩属地方，毫无关系，地方上中年的人，都没有直接受过封建的压制束缚，也没有受过他的恩惠，青年人更不用说。到了这个时候，封建的观念，方渐渐的淡泊下来，可见“因袭”是颇不容易除去的。　　　　明治初年，废藩置县以后，武士的世袭财产，被中央剥夺了。武士职务上的特权，被征兵令打消了，知识上的特权，被教育普及制度削去了。那些武士既失去了世袭的财产，又失去了世袭的职业。这时产业革命风潮，已经渐渐萌芽，失势的武士，要想得生活上的安全，也只好放弃了“武士道”的门面，向商业上去讨生活。但是向来不惯拿算盘，不惯说谎话，不惯向人低头的武人，一旦和那些“町人”去竞争，没有不失败的。维新后的武士，有许许多多，陷入沦落的悲境，都是这个缘故。中央政权，由幕府的手里，归了皇室，确定了统治的中心。这统治权的运用，既不是皇室独揽，更不是明治帝的专制，而实在是归了萨长两藩的武士手里。虽然有一两个“随龙入关”的旧公卿，如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岩仓具视（1825～1883）幕府末期、明治初期公卿、政治家。反对天皇批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1867年成为维新政权的中心人物，在废藩置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对“征韩论”，致力于充实内政。】之辈实在不过是替皇帝装门面，替飞扬跋扈的武士出身的新公卿，做一个傀儡。同时也在政治舞台当中，运用一种较为温和而高明的手腕，往来组织于各藩土的势力之间，做一个调和者。萨藩的势力，因征韩的失败，完全驱出中央政府，执政大权，便是长藩武士独占了。这些执权的武士，也和失势的武士一样，晓得今后武士阶级，是没有了，要发财一定非做生意不可。他们的位置很高，有政权做保护，有国家岁入的金钱，帮助他们的活动。只要检定几种大事业，垄断起来，发财的方法就够了，用不着自己打算盘，用不着自己筹资本。　　　　在第八节，我已讲过，从前日本的商业，都操在各藩手里。维新以后，对外贸易的趋势，一天增长一天。政府标榜出“殖产兴业”四个字，做政治的大方针，国内的工商业，和对外的贸易，如潮似水地发达起来，“武士”和“町人”的结纳——政府和商人的结纳——也就从这里面越加密切。大家如果把明治工商业发达史，详详细细的里面外面去研究一番，这中间的情景，便可以明白了。举几个例来说，现在几个大资本团，三井、岩崎、大仓，哪一家不是靠做“御用商人”膨胀起来的？三井、岩崎这两家，还算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老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本是一个极穷的“素町人”，忽然发起几百兆的财来。这是靠什么？不用说就是靠作政府的买办发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