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日本文学的缘分 │顾艳│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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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日本文学的缘分
顾艳 (发表日期:2006-04-19 12:30:37 阅读人次:1725 回复数:0)
我自1979年开始订《世界文学》至今已有23年了，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我了解世界文坛的最好信息窗口。那些最优秀的小说，我总是先在《世界文学》上读到它的全文与节选。然后若对某个作家有兴趣，再去图书馆找中译本或原版本。确切些说我与日本文学的缘分，最早缘于1979年第3期上刊登的井上靖的小说《斗牛》，由森村诚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人的证明》，以及川端康成的散文《我在美丽的日本》。　　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仿佛是我进入日本文学的敲门砖。尤其是川端康成1968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散文《我在美丽的日本》。它通过日本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几位诗僧的作品，剖析了日本文学的渊源和发展，探索了日本人的自然观和宗教观，并试图阐明日本文学的本质与这些思想的关系。　　我当时没有马上找川端康成的其他作品，而是找了他在散文中提到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以及良宽的诗和解良荣重的《良宽禅师奇话》等。通过阅读这些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回过头来再读川端康成的作品，似乎有一种“根”的感觉。应该说川端康成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了良宽，在文风上深受《源氏物语》、《枕草子》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川端康成有他自己内在的东西与格调。　　那时候我还没有写小说，但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千只鹤》、《伊豆的舞女》等作品，忽然有一种想写小说的冲动。只是这种冲动，很快被我眼高手低的理性思维扼杀了。直到12年后，我才开始写小说。因为我觉得写小说不是一件容易事。好小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好的故事，它需要作家内在的气质与行文时的“调门”。“调门”不是随便哪一个作家能拥有的词，它包含着许多方面的修养。　　川端康成的作品当然是有调门的。无论写景写情，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有调门。那调门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的文学味道的东西。在日本众多的现当代作家中，我特别喜欢川端康成的理由，是他人与文的一致性。就像他推崇的日本古代诗人良宽一样，把个性张扬到了极致。　　良宽至今仍然极受日本读者的重视，因为从他的诗与和歌中所展示的情绪，让人感到心情舒畅。然而良宽又是一个空前人物，他一无所有，地位、财富、权利，这些为世人所看重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仅仅是一个叫良宽的人存在而已。如此纯粹、平凡，身无一物的良宽，道德人品却是极清净高雅的。这是日本古代典型的苦行僧，其苦于心志的是他真正孤独的心境。在我的阅读印象中，良宽“常叹吾道孤”的感叹，而川端康成也是以“孤独”闻名于世的。我始终认为来自精神高处的“孤独者”，是真正具有人生深度和艺术思想深度的大师。　　曾经有朋友与我说，川端康成的作品不那么“深刻”。其实这是每一个读者阅读的角度与立场问题。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川端康成身为东方作家，就像东方的哲人们那样，他们的思维如云如水，御风而行。就连孔子的学说，也如纳百川于一海，潇洒灵动。而西方哲人的学说，就没有了水一样的感觉。他们更多的是泥土的气息。所以川端康成的深刻，以我的理解是水一样的深刻。这种深刻更具精神性。　　应该说《世界文学》每年都有译介日本的当代文学作品，日本的当代文学最大的特点，表现的几乎全部是今天的日本生活。就像他们的电影《镘鱼》、《失乐园》、《燕尾蝶》等，远比今日好莱坞逃避现实的电影强多了。所以我很想看表现今日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可遗憾的是中国影视界似乎都在做旧梦，他们表现的不是唐朝、清朝，就是三四十年代的东西。仿佛今天的中国都被热热闹闹的噪音淹没了。　　当然表现当今生活的日本作家有很多，但真正进入我心里的却不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虽然没有让我感到孤独与诗意，却让我感到了他作品中的社会性与批判的锋芒。尤其重要的是他把个人的体验达到了一种高度。比如：《个人的体验》和《广岛札记》等诸多作品中，他将儿子大江光个人的不幸与广岛遇难者的不幸连接起来，后来又将广岛事件与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连接起来，更多地关注人道主义，将个人的不幸升为人类的不幸。　　我觉得大江健三郎写有着白痴儿子的父亲的感受，虽然写多了有些重复，但由于他建立在一整套的哲学与社会学的体系上，“建构真正的灵魂”，便具有了人类的意义。这使我明白了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绝不是编故事的大王，而是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体悟，来表现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痛苦欢乐的。　　去年《世界文学》第四期推出了日本中青年女作家作品小辑，这些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与六十年代初的日本女作家，她们的作品虽然华丽、具有日常生活的真切和生动，但比之中国同样时代的女作家就缺乏了一种“疼痛感”，和“血淋淋”伤口的感觉。在中国我一下就能说出好几个，比如林白、残雪、方方、赵玫、徐坤等等。我始终认为真正的好作品，读者总能看见作家的灵魂在肮脏的表象上方痛苦地回荡，作家的脸庞在冷漠和文本深处悲哀地哭泣。当然比之这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作家，我更喜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作家的作品。比如：旅日韩裔作家柳美里的《命》、《魂》。比如：津岛佑子的《火山——山猿记》和《微笑的狼》等等，这些女作家都有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封建家族制、家庭制和男权主义的抗争。　　应该说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许多地方都是相通的，日本文化里有许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也许是我喜欢日本文学的理由。但我与日本文学的缘分，最先来自《世界文学》这本杂志。23年来它一直是我不可缺少的伙伴。　　 (作家顾艳寄自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