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林近秋│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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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
林近秋 (发表日期:2006-05-10 16:31:28 阅读人次:3109 回复数:4)
——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　　1985年9月27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铃木正夫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实地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铃木正夫首次揭开郁达夫“失踪”之谜，引起中日两国有关人士的强烈反响，铃木正夫在这方面长期认真细致的研究，获得学术界广泛的认同。　　铃木正夫出版的两本有关郁达夫的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均在中国得以翻译出版,并获得好评。　　铃木正夫长期担当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于2005年3月退休，从2005年4月起成为横滨市立大学的名誉教授，并作为非常勤讲师继续在学校开课。　　但自去年3月开始，铃木正夫陷入无尽的苦恼之中，中国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对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全盘否定，更捏造与铃木正夫的所谓“对话”，将铃木正夫描绘成肆意篡改历史的罪人。这种明目张胆的学术堕落，令铃木正夫忍无可忍、愤起反击。　　一事件起因　　去年3月18日，郁达夫故乡浙江省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的有关人士寄给铃木正夫3册有关郁达夫的书籍，其中的1册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读完其中的第五章“郁达夫失踪之谜？”的第七节“质疑铃木正夫”，铃木正夫怒气难耐，整个晚上难以入眠。　　《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罗以民首先是这样评述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的：　　日本铃木正夫为研究郁达夫出力甚多，收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然而其《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所述日本“二战”期间在苏门答腊服役的“宪兵班长D”谋杀郁达夫一说却使人无论如何不能相信。　　这是一本表述得非常含混不清的书。　　而且，罗以民对铃木正夫有关“宪兵分队班长D”是杀害郁达夫事件的主谋者这种论述提出了质疑，罗以民是这样写的：　　18年来的这种现象表明，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铃木正夫笔下的宪兵班长D，以及宪兵A、B、C、E、以及Y的妹妹都是虚构出来的。正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否认，或者支持铃木正夫的有关叙述。铃木正夫如果暂时不能展示D的存在，那么至少也应该展示与D相关的人员的存在，可惜18年来中国读者一无所获。　　在这段表述之后，罗以民又这样写道：　　2001年10月，笔者与铃木正夫都参加了在中国宁波举行的“纪念巴人诞辰10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一次午餐前,本人恰与铃木正夫同桌,笔者与铃木正夫交换了名片之后,请问铃木正夫(铃木正夫懂得中文)：　　“您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的'宪兵班长D'确有其人吗?”(笔者同时又用笔在纸上用中文写出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宪兵班长D”等字样) 　　答：“有的”。　　问：“那你为什么不说出他究竟是谁呢？” 　　答：“我跟他有合约，不能说。” 　　（为了以下叙述的方便，将以上的问答归为①——记者注）　　问：“你不能说，那你的结论（指D指挥杀害郁达夫）就不能证实。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准备什么时候说？”（此句用中文写出）　　答：“准备在他死后。” 　　问：“他死了你就更没有证据了。” 　　答：“我有录音。” 　　问：“他死之后，你如何证明这盘录音是他讲的话。” 　　答：（沉默不语）　　问：“在中国背着当事人偷偷录制的录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在日本这个问题怎样看？1985年的录音今天还没有损坏吗？你是如何保管的？” 　　答：（继续沉默）　　问：“一个人一生声音的变化是很大的，到了晚年变化更大，何况在不同的场合呢？比如我就可以讲中国的杭州话、山东话、江苏话、普通话，还可以讲外语。在一个人死后证明他生前的录音，可能比在他生前证明更困难。你想过将来证明这份录音在法律上的难度吗？” 　　答：（长时间沉默）。　　（以上的问答将之归为②——记者注）　　据铃木正夫回忆和日记，他是于2001年10月10日至12日受邀参加在宁波举办的上述学术讨论会的。当时，一共接到了19位学者的名片。拥有三个头衔的罗以民的名片也在这19张名片之中。在这张名片的背面，留有罗以民写下的“我准备写《郁达夫传》”的字样，铃木正夫也写上了“2001、10、10于宁波”的备注。　　对照罗以民的记述，应该是10月10日的午饭时铃木正夫与他碰面并作了交谈。铃木正夫对接受这张名片虽然有一丁点模糊的记忆，但时至今日实在是无法回想起罗以民这个人来。据铃木正夫介绍，他写了50多年的日记，在日记中，铃木正夫提及到一些在那次学术讨论会上遇见的学者的名字，但没有留下罗以民的名字。上面引述的①的部分，铃木正夫表示，在这样的场合出于礼节和交流学术信息的目的，他可能会说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之类的话。但是，上面引述的②的部分百分之一百是罗以民的凭空捏造。　　铃木正夫强调，他是以隐去姓名、将真相公之于众，这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大的麻烦这样的道理来说动宪兵班长D作出自我供述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约定，即便是D死了之后，也不可能从他口中公布D的真实姓名。D究竟是谁？铃木正夫指出，他已经将其限定为“原武吉丁宜宪兵分队班长”，如果想认真查的话，连高中生都是有能力查得出来的。　　罗以民抨击铃木正夫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用英文字母D等表示的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并提出了犯人是比D等原日本宪兵更高级别的上司这样的“新的看法”。罗以民同时指责铃木正夫使用英文字母是为了让别人无从下手去查找这些日本宪兵。但事实是，1996年6月30日，NHK（日本放送协会）卫星第2电视台播放了《郁达夫——感情旅行——追踪一个中国人文学者的人生》这样一档节目，在这档节目中，被铃木正夫称之为原宪兵C的人物登场，并打上了介绍姓名的字幕。这位原宪兵C就是通过铃木正夫的介绍并接受节目制片人的出场邀请的。罗以民所说的所谓录音等让铃木正夫目瞪口呆。铃木正夫表示，如果D始终持否定立场的话录音没有任何用处。在D自我供述之后再去录音，这只能向D表示他的自我供述没有信用，这样失礼的行为是不可能做的，偷录等说法实在是不值一驳。　　直到现在铃木正夫还是这样认为：他是依据长年踏实的调查，带着诚意从正面与D直接交涉，终于成功地说动D并迫使他自我供述。因为D被离队出走的原部下的遗属追查得不胜烦恼，提供一些适当的信息让遗属平静下来，或者是编排诸如是上司下的命令，作为老部下不能说出上司的姓名等遁词来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D还是坦率地承认（杀害郁达夫）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是他亲自下的命令，在自我供述之后这种态度没有改变过。　　铃木正夫气愤地指出，罗以民不仅凭空捏造了铃木正夫对他说有录音的台词、还进而虚构了质问铃木正夫而铃木正夫无言以对只能表示沉默的“逼真”的所谓对话，从而引导读者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D等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中揭开的郁达夫之死的真相是凭空捏造的。　　二交涉　　读了罗以民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整整一夜难眠的铃木正夫，找到罗以民的名片，第二天一早就将电话打到他的家里表示抗议。考虑到自己的中文口语表达能力以及在极度气愤前提下的表述对方可能难以完全理解，铃木正夫又将抗议的要点写了2页，并附上3页资料传真给他，并写道：“如果你直爽地承认你的错误，写文章道歉的话，我不控告。下一次信里，我要一一回答你的‘质疑’。” 　　3月22日发送给罗以民的传真，对方没有任何反应。4月19日，铃木正夫将逐一回答罗以民“质疑”的共24页的信，附上可以证明D等原日本宪兵确实存在的16种相关资料（这些信和资料，包括相当一些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的或者是给别人看过的原始资料），一起用挂号信寄给了罗以民。上面提及的NHK制作的关于郁达夫的电视节目的复制录像带也另外邮寄给了罗以民。在给罗以民的这封信的末尾，铃木正夫这样写道：“如果你不寄给我回信的话，我断定你自己认为凭空捏造假话，玷污别人的名誉。” 　　这封信发出后，铃木正夫到海外旅行了约一周时间。回国后，对先前的信件的复印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订正了一些中文语法，对内容也作了一定的补充，4月30日再一次传真给罗以民，但依旧没有任何回音。6月4日铃木正夫又打电话给罗以民，确认他是否收到信件，罗以民说铃木正夫写的信的内容相当荒唐，而且是一幅怒不可遏的样子。因为罗以民说传真有点模糊，铃木正夫将原稿重新复印并再次修书，6月7日用挂号信寄给罗以民，但不出所料，那之后再没有罗以民的任何音讯。　　罗以民拒绝给予铃木正夫任何答复，但在去年9月，他接受了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他只字不提那段“问题对话”，反而咬定铃木正夫总共用五种手段对付他：“决斗、写文章批判、收买、到法院控告、向单位领导告状。五剑齐发，一剑未射。” 罗以民在这里将自己演绎成一位“抗日”的“悲情英雄”。并这样为自己的“躲避”行为辩解——“何必与这种低素质的人文斗”。　　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对应　　铃木正夫在罗以民百般躲避、拒绝作正面答复的情况下，于去年7月底将罗以民学术堕落的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中共浙江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沈立江先生。铃木正夫在信中这样写道：“您是罗以民所属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向您如实阐述这一事件的经过，并向贵社会科学院提出强烈的抗议。在目前罗以民不愿或者说是不敢回复的前提之下，期盼贵院能够在调查的基础上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件事涉及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更涉及到学术研究的道德准则。” 　　让铃木正夫失望的是，等了2个半月，没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回音。在这种情况下，本报记者在去年10月中旬直接打电话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确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一位姓华的办公室主任表示，铃木正夫的信早已收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很重视，领导也专门找罗以民谈了话。记者表示，这件事的是非曲折，查实清楚可能需要时间，但目前首先应该给铃木正夫一个音讯，这也是人之常情。华主任表示完全同意记者的意见，明确表态尽快给铃木正夫一个回音。但等了3个星期，铃木正夫没有盼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消息。本报记者再次打电话确认，华主任将电话转给了据称是具体负责这一事件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党委杨副书记。杨副书记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这是一个学术问题；第二，希望和解，不希望闹大；第三，铃木正夫先生那边就不准备给答复了。记者指出，希望和解首先要拿出真诚的姿态，现在连给予铃木正夫一个答复的勇气都没有，这不是想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铃木正夫控告罗以民捏造与他的对话，如果情况所实，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正常论争了。对于这一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此，杨副书记这样表示：“日本人那边篡改历史的事件不是也很多吗？”这位副书记的态度令记者愕然。是啊，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事件是很多，但不能以此作挡箭牌，来为自身的学术堕落辩解。抱有如此认识，那不是将自己摆到与日本右翼一样的水准吗？在记者的抗议之下，杨副书记又表示开会研究研究，再将结果通知记者。但依旧是没有下文。三个星期过后，记者再次拨通华主任的电话，说及杨副书记开的“空头支票”，华主任表示，他已经将自己范围内的事全部做了，杨副书记怎样处理，他不清楚，也管不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消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相信广大读者自有公论。需要指出的是，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被列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一种。记者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公开网页上得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大工程。浙江省里接着要做一个大的文化研究工程，一个文化精品工程，而这个工程中现在比较成形、有阶段性成果的就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在这样的一套“精品”里，如果发现有明目张胆的捏造，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冲击呢？或许，这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不敢对这一事件作严肃处置的真实原因。　　铃木正夫指出，如此的维护“面子工程”，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究竟有何益处呢？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有很多基本史实错误的“硬伤”。仅举两例：罗以民在文中说郁达夫在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时，日本翻译的欧美小说不可能超过80部；又说日本的公共浴场男女混浴的习俗，直到“二战”之后，始由美国占领军倡令禁止后才逐渐消失。这两点显然是非常明显的史实错误，作为学者，如果稍作调查研究，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里只能认为是罗以民不作调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胡编乱造。铃木正夫强调，这样的书如果可以被称为“精品”，那么，中国的学术真的是不可救了。　　四宪兵班长D的最后归宿　　从另一个角度讲，铃木正夫这次又要“感谢”罗以民。铃木正夫很久以来一直想再找D,在没有很好机会的时光流逝中，铃木正夫推测将年逾95岁的D多半已不在人间。为了回答罗以民的“质疑”，迫使铃木正夫无论如何要确认D的消息，他开始到离家很远的D以前居住的地方去探寻D的消息。令铃木正夫感到振奋的是，D还活着。去年4月6日，他在一家养老院里终于又找到了D。1910年出生的D，当时快要迎来95岁的生日，虽然躺在床上，但记忆力、听力、语言表达都很清晰，交谈没有任何障碍。　　利用这次机会，铃木正夫向D询问了1985年9月未能及时打听的、但一直挂在铃木正夫心上很想了解的有关郁达夫被害的事情。面对铃木正夫的提问，D非常坦率地予以回答。以下是简单归纳的要点：　　不想让赵廉（郁达夫）知道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这，D好像还有一些不能说的事情。D笑了，仅仅回答说不想让赵廉（郁达夫）知道的秘密却让他知道得太多了。　　执行犯是谁？　　——是我向4位部下和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士兵候补（兵力不足的日本军队在当地征用的候补士兵）下的命令。执行绞杀任务的（既不是X也不是Y）是与赵廉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的、稍微有点轻率的男子。　　赵廉是怎样被骗出来的？　　——没有打听过，不太清楚。　　遗体怎样处理了？　　——我认为是埋在了巴爷公务的附近。　　——战后，来调查战犯的同盟军官员，遭到受日本兵挑唆的印度尼西亚士兵候补的袭击并被杀害。因此，证据被消灭，有些战犯得以逃脱。　　与D分手时，以不公开发表为条件，D和铃木正夫合影留念。去年12月下旬，日本进入迎接新年的准备，铃木正夫想给D寄贺年片，同时也希望得到D更多的消息，在给那家养老院打电话确认时，得知D已经搬出这个养老院。铃木正夫与曾告知他D在养老院的D的长子联系，对方告诉铃木正夫，D已于12月6日去世。铃木正夫在得到这一消息后通过住民票确认D确已死亡。　　五学术堕落何时休　　罗以民这本《天涯孤舟——郁达夫传》出版于2004年3月。他在该书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笔者衷心希望铃木正夫尽快能给中日学术界、中国读者和郁达夫后人一个满意的回答。” 　　对此，铃木正夫质疑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书出版后不给他寄一本呢？在罗以民那里，是有铃木正夫的名片及讨论会上分发的《代表通讯录》的。即便这些都丢失了，那么，与该书“自序”中列举的一些人联系的话，也很容易知道铃木正夫的联系地址的。　　铃木正夫指出，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这是学者的自由，而且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和进步。但是，为了提出自己的所谓“新的看法”，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的前提下，强词夺理地展开论述，并且，为了让读者相信这种“新的看法”，甚至不惜百分之百地捏造与别人的对话，这种卑劣的做法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比起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腐败，性质更为恶劣，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学术堕落。　　罗以民在去年9月13日向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他掌握了一些证明“宪兵D”纯属铃木正夫编造的新证据，目前正在写作《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的学术诈骗》。对此，铃木正夫气愤地表示，他“恭候”罗以民的这部“大作”，但既然这样“理直气壮”，干嘛连最起码的正视铃木正夫的勇气都没有呢？难道还准备故伎重演吗？　　铃木正夫表示，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长年以来，秉着对历史负责的神圣职责，在研究郁达夫问题上，倾注心力，无怨无悔，也真诚地希望为日中两国人民面向未来的友好添一份微力。但是，罗以民的这种所谓的“研究”，令他感到格外的寒心。他实在是难以理解，在21世纪的中国，怎么还会存在这样的“学者”？(转自《日本新华侨报》)

回复[1]: 郁达夫到底是谁杀的 陈某 (2006-12-04 13:57:22)

　　“郁达夫之死”牵出中国学术腐败大案

　　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编造假案20年

　　（参加2006年12月6日富阳纪念郁达夫诞辰110周年研讨会论文）

　　罗以民

　　一、“D杀郁达夫”假案缘起

　　日本横滨大学国际文化学部退休教授铃木正夫，1985年9月在中国杭州富阳县的一个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的会议上宣称，他发现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在苏门答腊下令暗杀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当时他居然没有公布这个宪兵班长的名字，而是在文章中称之为“A”。但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证据的“重大发现”也引起了轰动（日本也进行了报道），铃木正夫在中国大陆一夜扬名。铃木正夫正是在此后才被横滨大学聘为教授。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暗杀，早在1946年胡愈之、王任叔就曾撰文指出，并非铃木正夫的发明，其“贡献”仅仅是发现了具体的“A”。

　　10年后，铃木正夫在日本出了一本书《スマトぅの郁达夫太平洋战争と中国作家》（日本东方书店，1995年5月31日版），只发行了几百本，几乎无人知晓。次年（1996年）此书在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翻译出版，书名为《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此书是专谈郁达夫之死的书，186，000字。铃木正夫说他是用了“考证”的手段的（见该书第3页），然而我一翻检此书，却如读一部《吹牛大王历险记》。

　　那个本该第一个亮出真实姓名的“宪兵班长A”仍然被继续隐姓埋名，只不过这回又被用一个英文字母D莫名其妙地来代替了。而D的现在日本居住地、年龄，战后经历等等能够证明他的真实身份的诸元素居然一概不交待。最奇怪的是与这个原“宪兵班长D”有社会关联的人员也被铃木正夫在书中以英文字母A、B、C、E、P、X、Y来代替，甚至还有一个人被称为“Y的妹妹”，也是不能留下姓名的。铃木正夫的这种处心积虑带给我的唯一警觉是铃木正夫很怕人们从A、B、C、E、P、X、Y、“Y的妹妹”那里找到D，因此他所设的“防线”便从外围开始，凡是与D有关的人员姓名、住址、年龄一律虚化。铃木正夫的目的就是使谁也不知道D，永远也找不到他。在一本研究历史的书中居然使用英文作人物代号，是为了搞清问题还是故布迷阵，相信识者自知。

　　史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它的学术规则就是提出结论一定要讲证据，别无其他。这一点它与司法审判是一样的，“谁主张谁举证”。铃木正夫说他知道D，就一定要公布D的真实姓名，住址、以及D亲笔交待的杀害郁达夫的具体经过，动机、时间、地点，还有直接执行暗杀人员的真实姓名及他们的亲笔证言。这个8个问题若不能回答其中的任何一个，铃木正夫所谓的“重大发现”即为假案。铃木正夫必须就此8个问题出示合乎法律要求的证据。如果没有证据，D说他还下令暗杀过毛泽东与罗斯福，请问大家还信不信？不讲学术规则的“发现”只能是胡编乱造。日本也有严谨的学者和传统。比如日本的京都学派（特别是其中的东洋史派）就号称自觉继承中国考证学之传统。内藤湖南等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曾倡导“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研究中国。可惜铃木正夫身为日本教授却对学术考证一无所知。

　　2004年3月笔者出版了《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杭州出版社）。拙著根据王任叔1946年的文章，对郁达夫被日军所杀原因提出了“胡、王电报说”的新见解；而第五章第七节专门对铃木正夫的所谓D是否存在（下简称“D案”）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铃木正夫的D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不写出来他是谁？D仅是一个班长，与郁达夫素无冤仇又素不相识，何况在日本投降之后，为什么要杀郁达夫呢？他的各级上司为什么不下这样的命令？铃木正夫为此恼羞成怒，自2005年3月19日他正式退休后，不断用电话、传真、信件等对我威胁（提出要使用武器与我决斗）、漫骂、骚扰（打给我的电话时间累计达7小时，信件文字总字数约达十万字）、拉拢（由他出钱邀我赴日），企图要我放弃对他的批判，但被我严词拒绝（我有电话录音和他的信件为证）。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与他的书都是公开出版的，面对世界，岂容两人私下了结。他在这些诡计失败后居然向浙江省社科院多位领导、浙江省委宣传部正、副部长、浙江省委书记写了十馀封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告状信，累计字数达数十万字。也打了许多电话。但他的这种“很中国式”也“很文革式”的手段又失败了，我至今还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上级的批评。我很吃惊，一个日本教授居然会乞求中国的行政权力镇压他的论敌。虽然铃木正夫说这些主意都是一个中国人给他出的。但我就保证不做这样的事。我决不会给横滨大学校长写信。因为写信告状不但证明自己理论无能，而且证明自己人格卑鄙。我知道铃木正夫在学术上不堪一击。

　　2006年5月8日，《日本新华侨报》刊登了该报记者林近秋的《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一文，这篇万字长文是对铃木正夫的采访记录，通篇造谣谩骂，毫无任何学理可言。铃木正夫将林文邮寄了百馀份给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中国人（铃木正夫自述“花了大量的钱”），企图以“贼喊捉贼”来先发制人。但林文理论上的无力只能让人笑话。这篇泼妇骂街奇文在互联网上多个网站张贴，但几乎没有看见任何跟骂的帖子，更没有一个象样的学者（包括日本的）去附和。2005年9月14日中国《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了记者罗敏对我与铃木正夫的电话采访记录。我就表明态度自己决不参加任何非学术的争论，并严正指出铃木正夫“到死都不会将他（D）的真实姓名透露给世界”的狂妄表态不但早已涉嫌学术欺诈，而且是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对中国人民民族尊严的极大挑衅。

　　二、2006年9月铃木正夫再次承认“D作了伪证”

　　2006年9月，铃木正夫终于在某人的帮助下在中国湖北省的《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驳斥＜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虽然又是洋洋万言，但还是连篇谩骂。其实铃木正夫只要写100个字就够了，这就是公布D真实姓名以及杀人经过。但铃木正夫即使面对“学术欺诈”的指责，在这篇最新发表的所谓论文中，仍然说不出所谓D的姓名、地址，年龄，还在那里称“D”，这就清楚地说明D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也根本就没有D杀郁达夫之事。最可笑的是，铃木正夫他在这篇文章中拼命强调说养老院中的D身体很健康，还又重复了一遍暗杀郁达夫的“故事”，但文章末尾突然又改口说D已经于2005年12月6日死了。这段话被铃木正夫写在括号中，他居然慌乱到在同一篇文章中自打耳光。铃木正夫谎称“这件事通过住民票确认”，但他却不能出示日本住民票（相当于中国的户口本）的照片让大家信服，甚至连足见此又是谎言。其实铃木正夫已经忘记了他在2004年9月到中国杭州富阳市“很明确地告诉”郁峻峰“D已经去逝”（原文如此，见中国浙江《富春江》杂志2005年第一期郁峻峰的文章。郁峻峰是富阳市郁达夫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郁达夫之孙）。一个2004年9月就已经死了的人到了2005年12月又死了一次，铃木正夫肯定又在说谎。铃木正夫连一个活在自己身边的人的死活都弄不清楚，他还配研究历史吗？我们不妨再来看看铃木正夫20年关于“D暗杀郁达夫”说的自相矛盾的5种“版本”，而且各种“版本”循环往复，出尔反尔：

　　铃木正夫1985年在《郁达夫遇害真相》一文中首先是含糊地说是“几人去杀”的。具体杀害郁达夫经过根本没弄清楚，铃木正夫就在杭州富阳宣读了他的重大“学术成果”；1996年他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第221页中改为“命令手下四人去把他杀了”。但铃木正夫在稍后发表的《再谈郁达夫被害》一文中又明确认为D命令宪兵“4人去杀”是“说谎”。铃木正夫说：“实际执行犯人，我以为是两个宪兵和一两个印尼兵补。”铃木正夫自己并没有与D同在苏门答腊当过宪兵，不知怎么也可以与D共同创作这部“杀郁”小说，但铃木正夫极力把印尼人拉入杀郁达夫一案的企图已经是很明显的。铃木正夫的思想混乱比比皆是，一会儿又说成是“2人去杀”（《苏门答腊的郁达夫》第221页）；一会儿又是“Y和后来下落不明的一个（不是X）把他给扼死了”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第222页）；一会儿又变成了“Y和X”去杀的，Y是主要凶手（见2004年铃木正夫给蒋增福的批评信，《郁达夫研究通讯》总第23期49页）；再后来变成“5人去杀”（2005年4月19日铃木正夫给笔者的亲笔信）。2005年9月他接受中国《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又恢复为“4人去杀”发表于该报；谁知到了2006年9月铃木正夫又推出了最新版本的“一人杀”，即“执行绞杀任务的（既不是X也不是Y）是与赵廉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的、稍微有点轻率的男子。”（见铃木正夫《驳斥＜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笔者提请诸位注意：对于这个“稍微有点轻率的男子”，铃木正夫已经不给他编“英文代号”了。在铃木正夫的著作中凡是日本宪兵都隐其名，用英文代号。他是要把杀郁达夫的人改成印尼人了。面对铃木正夫这种完全是信口雌黄的胡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桑逢康研究员居然还能说他相信铃木正夫的诚实（见北京《传记文学》2006年第8期桑逢康文）。说铃木正夫诚实，又举不出任何证据，这才是奴才的崇洋媚外，这才是真正“中国学术的堕落”。难道桑逢康不能看出铃木正夫只要真有D的一纸证据在手，他能语无伦次至此吗？铃木正夫的低劣骗术正是由于中国学术界中个别人的奴性十足逢迎而得逞的。桑逢康居然还要我与铃木正夫、胡愈之（已去世多年）统一起来，但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试问真的与假的如何统一？史学研究就是搞清真相，怎么可以混编成“伪军”呢？如此糊涂的观点居然出自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桑逢康已经知道铃木正夫根本不可能证明D存在，但桑逢康毕竟是中国人，知道我不能去日本调查，就指责我也不能证明D不存在，以为这样可以刁难我。但胡适先生说过考证如“法官断狱”（胡适《读书与治学》）。这里我可以举“美国黑人棒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予以反驳。美国著名的法庭鉴证家李昌钰以“证据不能成立”成功地推翻了美国警方对辛普森的指控。但李昌钰并没有抓住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杀了辛普森前妻和她的男友，现在仍然是个谜？但辛普森没有条件作案是肯定的，辛普森被判无罪理所当然。请问桑逢康，是否真凶未获，辛普森就仍然要被你“枪决”，而李昌钰是否也和罗以民一样是混蛋呢？对铃木正夫编造的“D案”来说，法官只需要指出你没有证据证明真凶存在，就可以驳回你的诉状。他首先没有义务帮你破案；第二，他如果帮你去破你设置的假案，那说明法官也是傻瓜。桑逢康自认为比铃木正夫要高明，但其实和铃木正夫一样都是法盲。笔者质疑铃木正夫何错之有？揭露假案理所当然。笔者更不会当你们需要的傻瓜。其实D本无其人，又何论D之死活？我们首先要确定D究竟是谁？然后才能说谁死了。正因为天下谁也不知道D是谁，所以铃木正夫可以让D忽死忽活。铃木正夫这种最低等的诈术只能欺骗那种毫无学术训练的人，也只可能得逞于一时，而不可能欺骗人于一世。我们讨论这个历史问题，只能以法律为准则。根据一切现代文明国家法律“疑罪从无”的原则，“疑人”就更应该“从无”。铃木正夫21年都不能证明D的存在（姓名、住址、出生年月，在苏门答腊杀害郁达夫的经历等等），那就只能认定D根本不存在，铃木正夫说谎。哪一天铃木正夫拿出证据来，那才能洗刷他学术欺诈的耻辱。

　　铃木正夫说自己不暴露D的名字是为了“保护”他，又是谎话！因为铃木正夫早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就说过被他采访的原日本宪兵都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该书第145页）。2006年9月铃木正夫又说：“那个时候，接受采访的原宪兵的全体人员均同意公布他们的真实姓名。估计D当时不可能想到他作的伪证日后会被发觉，因此他也同意公布自己的姓名。但是笔者当时考虑到产生不必要的麻烦，隐去了所有当事人的真名。”（见铃木正夫《驳斥＜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可见，D和其他原宪兵是早就愿意公布姓名的，隐瞒姓名只是铃木正夫自己骗人的幌子而已。但笔者要指出，铃木正夫并非是为了“保护”D，而是铃木正夫根本说不出这个D是谁？笔者更要指出的是，铃木正夫今天虽然还在顽固坚持自己的谎言，但也不得不承认D“作的是伪证”，并且铃木正夫早就知道了。这个“伪证” 只能是指D胡编的“杀郁达夫”一事，此外不可能再指其他事。这是铃木正夫在我对他质疑之后反复思考两年最近不得不承认的。其实，1996年铃木正夫在《再谈郁达夫被害》一文已经明确承认了D“说谎”，是为日本宪兵杀害郁达夫“承担起全部责任”。如果铃木正夫在当时就悬崖勒马，而不是坚持“将谎话进行到底”，其下场还不至于此。作伪证是一种犯罪行为，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应该受到法律追究。铃木正夫不要以为承认“作伪证”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铃木正夫这里企图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那就是先承认“D作伪证”，自己上当了，但并非是他铃木正夫制造了假案，他只是太轻信，不懂学术考证罢了，主要责任要D来承担。但铃木正夫一直无法证明D的存在，那这个伪造假案的责任就只能由铃木正夫承担。因为一切谣言都是从铃木正夫这里传出来的，铃木正夫是这个谣言的源头，他就是假案的制造者。

　　铃木正夫居然“承认D作伪证”，还敢作如此蛮不讲理的“反驳”，真不知日本怎么还有这样素质的教授？

　　三、铃木正夫对D的审讯首先是虚构的，如有也是非法的

　　铃木正夫说他1985年在日本某一个车站咖啡馆中对宪兵班长D的审讯完全也是编造出来的。日本是在法律上享有“沉默权”、“自供无旁证者无罪”和“疑罪从无”的国家，即使面对法官，犯人也可以保持沉默（请参阅《日本刑事诉讼法》146条）。铃木正夫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有什么资格对人审讯，别人又凭什么要向他招供。铃木正夫自己也多次说过D“很狡猾”。铃木正夫的所谓迫使D的“自供”却从不见任何文字材料，甚至连个录音也没有，最荒谬的是连这个日本宪兵班长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即使有,这样的审讯那也是非法的，所谓“自供”更是非法的。

　　铃木正夫2001年在宁波曾对我说过他有D的录音一事，笔者2005年3月接到铃木正夫要求来中国打官司的信件，即请浙江省社科院当时在场的资深研究员郑观年（今年75岁）作出给法院的书面证明，确证铃木正夫当时确实说过他有D的录音。郑先生1985年即与铃木正夫相识，2001年就是由郑介绍我与铃木正夫相识的。我是让真实的有名有姓的证人出具书面证明，全不象铃木正夫编造什么“D”来骗人。由此完全可以证明那个“百分之一百凭空捏造”的人正是铃木正夫自己。我一直等铃木正夫来中国打官司，等了整整19个月，他不敢来，却抛出了如此疯狂造谣的一篇文章。

　　铃木正夫说“D”2005年12月6日死去（应该是95周岁）。这一天死去的恰好95岁的日本男性应该屈指可数。铃木正夫曾经说过此人出生于“明治43年（1910年）4月13日”。根据生死的两个具体日子，曾是剑道五段，死前又住在养老院诸因素，不难排查出此人。如果根本无此人，那么可以立证铃木正夫说谎。如果有此人，但其“二战”中没有在苏门答腊当过日本宪兵并杀害过郁达夫，铃木正夫就还是说谎。相信日本的新闻界很快就会查明铃木正夫的谎言！如果铃木正夫根本不能举证证明此人杀害过郁达夫，那么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铃木正夫又是对死者犯有侮辱罪。铃木正夫说他还有D的9封信，但为什么至今不敢影印一封出来为自己作证呢？铃木正夫说这个D有儿子，那就让他儿子出来为铃木正夫作证，说一说D究竟留下什么证据承认杀害郁达夫的？

　　四、如果真有D，D只能是战犯，并且至今还没有向中国方面自首

　　如果真有D存在，那根据1946联合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法庭应适用国际法原则》（即“纽伦堡原则”）和1968年的联合国《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即违反人道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D就是战犯，对其罪行追究将不受所在国“法定时效”限制。铃木正夫则是战犯D的包庇者。因为铃木正夫帮助D掩盖了杀害郁达夫的罪行。铃木正夫因为说谎使自己永远陷入了“两难境地”。60年来，D对中国方面和郁达夫后人连名字都没有暴露过，更谈不上认罪，他连自首都谈不上，我们如何能宽恕这个罪犯？宽恕只能当罪犯认罪后并请求宽恕之后方可考虑，难道我们中国人就那么如猪狗一般可杀吗？2000年9月17日，定居美国的郁达夫之子郁飞与唐德刚教授等100余知名人士在纽约大学集会，发表公开信要求D“出面公开认罪”，并且“澄清真相”（美国《世界日报》等近十家报纸刊登了这条新闻），但铃木正夫一直躲避回答。可惜在中国大陆的郁达夫后代数十人，却不见任何一人公开提出这样起码的要求，与郁飞成鲜明对比。为什么在国外的华人比我们更爱祖国？

　　五、铃木正夫编造假案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招魂

　　目前中国某些人说铃木正夫虽然编造假案但还是爱郁达夫、爱中国的，是日本左派。这是什么理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难道“日本左派”就可以造谣，在中国横行无忌。

　　铃木正夫多次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攻击郁达夫是“亲日派”，“是苏门答腊的汪精卫”，这是对郁达夫烈士的污蔑。铃木正夫根本不认为D是凶手，而认为D和许多日本兵都是维护印度尼西亚独立的“英雄”。铃木正夫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根本不谈D杀郁达夫的动机，但他在1996年的《再谈郁达夫被害》一文中公然说：“郁达夫是与联军合成一伙的，妨碍印尼独立运动的人”，“日本方面、印尼方面都感到有必要采取火急的措施，终于行凶了”。铃木正夫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郁达夫被杀的原因是“妨碍印尼独立运动”；第二，郁达夫是被日本和印尼两方所杀，有印尼人参加。D虽是发出命令的凶手，但却是为了“解放印尼”这个“崇高的目的”。因此“印尼方面”应为杀郁达夫负主要责任，D不过是帮助印尼人而已。铃木正夫在该文中还不惜造谣说：“许多日本兵士参加了印尼独立战争。”把日本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的“圣战”，把印尼独立战争说成是“圣战”的继续。铃木正夫给笔者的信甚至荒谬到说：“日本军帮助他们，允许了印尼的独立”。日本本身是战败国，居然在自己宣布投降两天后还能批准印尼这样一个亚洲大国独立，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铃木正夫甚至还攻击战后的“棉兰审判”“是个报复审判”，这和日本右翼攻击“东京审判”、“南京审判”又有什么不同。在这里，铃木正夫的日本极右派的“皇国史观”暴露无疑，他完全就是一个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分子。他编造“D案”的目的就是为鼓吹日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印尼一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为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样板的。

　　郁达夫在日本投降后向吴柳丝明确表示 “准备回国”。胡愈之1946年回忆说：“达夫和华侨及印尼人没有半点仇恨，只有日本人才能把他绑去。”至今郁达夫的纪念碑还屹立在印尼，60年过去了，印尼从没有任何人过说郁达夫反对印尼独立。笔者在《天涯孤舟——郁达夫传》引述吴柳丝的回忆录指出郁达夫看见日军投降后没有缴枪，还劝诫苏门答腊的中国人不要轻举妄动，非常谨慎。因此铃木正夫编造印尼人要杀郁达夫没有任何证据。

　　如果仅说铃木正夫编造假案是伪造学术成果，那我们太低估了他的野心。

　　六、揭露铃木正夫的现实意义。

　　铃木正夫谎说得越多，就把自己暴露得更彻底。当然这场骗局在中国居然维持了20年，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腐败的一桩大案。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如果不能识破一个学术骗子的谎言那是中国的耻辱！中国抗日战争如果需要骗子的支撑那更是国耻。中国抗日战争的牺牲并不需要铃木正夫之流的日本人来证明。郁达夫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年被国家定为抗日烈士，就并不需要铃木正夫的D来证明。郁达夫的哥哥郁曼陀也是抗日烈士，至今也不知道当年向他开枪的人是谁？但他为抗日而死，他就是烈士。中国的个别人把铃木正夫奉若神明，似乎一个日本人能来“承认D杀郁达夫”就感激不尽，却不知这种欺骗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侮辱！在中国如此强调“八荣八耻”的时候，中国某些腐败的学术官僚或协会不仅不学无术，而且恬不知耻到了让人发指的地步！我坚守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卢沟桥”，浙江文化大省的“桥头堡”，并不仅仅是浙江省社科院《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的一本小书（丛书主编为浙江省社科院院长万斌）。“方伯谦”们可以逃走，但我死也要死在史学的岗位上。因为铃木正夫和林近秋攻击的是整个中国学术界，并不仅仅是我个人。我感谢吴光和郑观年研究员对学术正义的支持，他们让那些本该早就表态却躲起来的人无地自容。我呼吁日本严谨的学者对铃木正夫的“学术欺诈”进行调查！此事是检验中、日学术界的一块试金石，如果铃木正夫造假案不能得到揭露和谴责，那不仅证明中国搞的是伪学术，日本搞的也同样是伪学术。难道日本史学就可以不要证据任意胡编乱造吗？天下的学术准则是一样的，科学无国界。我在捍卫中国史学的尊严，日本也应该有人出来捍卫日本史学的尊严。装作没看见，就是证明自己无能。最后，笔者要问：中、日两国究竟养了那少铃木正夫之类的“假教授”？这种假学问还有多少人在做？还有多少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要捂住这件假案的“盖子”不准揭发？在中国大陆我的学术论文《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驳斥日本教授铃木正夫》不能发表，铃木正夫谩骂我的文章却通行无阻，这是为什么？我衷心感谢海外发表我文章的刊物！丹麦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全国只有一个孩子说：“皇帝光着屁股！”虽然大臣们夸奖皇帝的新衣漂亮，但那个孩子说的是真话。今天“大臣们”一齐来捂住“孩子”的嘴，让“骗子裁缝”坐在学术讲台上，让皇帝继续光着屁股，这就是国耻！

　　2006年12月6－8日，杭州下属的富阳市要召开纪念郁达夫诞辰110周年的研讨会，据说还要邀请铃木正夫到会，届时请到会学者当面责问“D究竟是谁？”郁达夫什么时候反对过印尼独立？在铃木正夫已经公开承认“D作伪证”的情况下，仍然要邀请一个骗子坐在台上，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学术尊严的严重侮辱。

　　（截稿日期2006年11月30日）

　　尊敬的编辑先生：

　　贵网已经张贴了《日本新华侨报》林近秋对我和中国学术界的造谣污蔑文章，因此

　　完全应该张贴我的回应文章，否则如何显示公平、公正？日本一切报纸皆可转载拙文。

　　罗以民

　　

回复[2]: 罗以民 (2006-12-04 14:21:54)

　　尊敬的陈峻先生：

　　衷心感谢你那么快就贴出了我的文章！后天我将与铃木正夫在富阳当场辩论，就怕他不敢来！罗以民

回复[3]: 都是死无对证的事 陈某 (2006-12-04 14:31:51)

决斗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