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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6-04-13 19:20:40 阅读人次:1897 回复数:0)
1989年后，我就再没开过会。我出国去了。以至于我几乎忘了还有开会这档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来，在上海虹桥机场，要报关，一个牌子挡在眼前：政治学习，停止办公。蓦然明白：已经到了中国了。　　回国后的某一天，一个大学同学来我家，他是来我所在的城市培训的。开学仪式完，到我家，谈论起会上情况，说：领导讲话。什么？我问。领导讲话。他重复了一遍，瞧着我，仿佛对着一个白痴。从国外回来的人，或轻或重的都有点白痴。　　那时候的我穿着风大衣，活像一个白痴。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出外走一圈，领口就黑了，有一次还被一盆脏水泼成个落水狗。回到家，我爸说：你啊，我看你是呆不下了！我的一个朋友也揶揄我是“水土不服”。可是我是中国人呢！细看才发现，中国男人穿着之合理。他们大多穿的是夹克衫。能骑车，能搡挤，能疾闪，又每每显出潇洒及吃得开的痞气。据说陈丹青回国时，惊讶于路上的国人打架，我则是惊讶于夹克衫。这夹克衫，简直就是为当代中国人设计的国服，跟中国现实是如此的妥贴！　　回国近十年，在开会的中国，我没有开会。只有一次，参加了某民间协会成立的大会，那其实是想见一个朋友。进了会场，忽然被宣布必须起立，奏《国歌》。这是唯一的一次。因为我不在体制内，就不要开会，这也使得我幸运地没有被大酱缸腌制了。我坚决不穿夹克衫，不分烟，不灌别人酒，看新闻联播，播到会议新闻，我会本能地把频道转掉。但是这勿宁更说明我不适应。那时候，我的几个朋友回来办实业，结果被坑了。不服，要告，可是法院要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他们不适应，一气之下，索性去揍坑他们的人，不料把人家打死了。结果被判了刑。我回来听到这事，隐隐感到自己身处的险恶。虽然这在国内人看来太正常，无论是吃的，还是被吃的。吃大户也算不得什么。你有钱，你就拿一点出来大家吃吃吧！不要问凭什么。就因为你有钱，就因为我要吃，吃阿公的。当时我买了一套房子，因为是较早的商品房，物业跟不上，大家只得自己请水工电工，雇保安。大家精打细算，因为花的是自己的钱。而我们邻座的某银行宿舍楼却大不一样，一切公家配给：全副武装的保安，水电工工资不斐（大多是领导的熟人），高级防盗门，红外线探头……坏了，再买新的，毫不心疼。反正花的是阿公的钱。虽然他们不富裕，但是他们花钱花得从容。在中国，你可别小看了这体制。多少人在骂体制，但他们都在吃体制。　　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大转盘，你必须在这盘子里转。不是喜欢，而是必须。包括开会。在一个文山会海的社会里，开会让人讨厌，但是要是没有会开，又会让你惶惑。革命时期，被打入另册的人是没有权利开会的。人们朝阿Q喊：阿Q，同去同去！这是对阿Q的承认、容纳和器重。于是这会就成了一种象征。我的一个同学有句口头禅：我开会，没空！有一次，他还在同学聚会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叠信，全是会议通知。他是小领导，不是领导有这样的会开吗？会成了价值的载体。于是乎，一个东西不放在会上谈，就显得不够庄重，甚而至于不开会就形不成决议，办不成事。我的一个好友在报社工作，几乎是三天两头就开会，常常开到午饭时间了，还在开。也许这会还真的必须开，不开还真的办不成事。我不开会，只是因为我不办事，根本上说，是因为我能自给自足，明白地说，你从国外带回来了钱。但你毕竟生活在中国，你是属于这个大盘子里的，有钱哪天也会被整得没钱的，更别说你只是个挂着虚名的作家了。任何障碍能摧毁我。我于是真又没钱了，就只得又进了体制，去考了个博士研究生。　　开学第一天，就是开会。先是全校研究生开大会，奏《国歌》，领导讲话。依然。我坐不住，毕竟没有经过少林寺打坐训练。然后是分学院开。这时候人少了，气氛也融洽些，因为都是自己学院的学生了。但是我仍然坐不住。到了第三场，博士生会，台上的领导更客气了，说：各位老师，请坐好，我们现在开会。给了你“老师”的称呼了，你还有什么好苛求的？应该很温暖的啊！也许我真的应该感觉温暖，在体制的大家庭里混。像卡夫卡，当个平庸的公务员，然后写作。其实我也并不是绝对开不了会。出国前，也是常去开会的。作为中国人，我天生有着忍受开会的基因，就像我们闽南女人有着当贤妻良母的内质一样。我记得我当时的情形：坐在会场上，心里在构思着自己的文章，竭尽全力把它记在脑子里。我想这时候如果领导用目光巡察，他一定会看到这样一张脸：发呆，又激越，总之是个精神分裂者。　　可惜领导似乎也昏昏欲睡。　　（原载《青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