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骂”一席地位
一
在建设精神文明的美好前提下,文字工作者,特别是小说家遇到了一个不得不严肃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所谓的“脏字”和“骂街”。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企图在小说中解决这一问题的文字工作者。他生活在基层,为了真实地反映五颜六色的现实生活,特别是生动活泼的口语,他在小说的前言中写道:
“为了即不失真,又不刺激读者的耳膜和视网膜,进而更好地达到建设精神文明的效果,我决定对以下音形不雅的文字施以小小的‘手术’。希望读者能通过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手段理解作者的意图。
例1: cao(四声)--------------入肉
bi(一声)-----------------尸穴
例句:‘cao(四声)你妈了bi(一声)!’---------------‘入肉你妈了尸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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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这样的手术,虽然读起来有些繁琐,但在纯洁语言的意义上,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他接着写到:
“当然,有一种更为简便的办法,即简化汉语拼音来代替汉字,正如时下流行的那样。例如把‘入肉你妈了尸穴!’写作‘C你妈了B!’或者用同音字取代脏字,例如把‘cao(四声)你妈了bi(一声)!’写作‘操你妈了逼!’”但是他最终否定了这种“刺激耳膜”的方法,认为靠这种方法无法达到精神文明的目的,况且也不适于朗读。
总之,这位朋友自信地认为自己创造的方法一箭双雕,既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又达到了精神文明的目的。
但我下意识地觉得他的结论好像有点儿绝对。他的方法是否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呢?是否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呢?
二
我的另一个朋友就遇到了一个用上述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多年留学日本,研究日本文化,苦心经营,写了一篇他自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论文”,投到国内一家大型刊物。大概是多呼吸了几年自由的空气,思想比较解放,行文也很潇洒。
刊物的责编也认为这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很想尽快发表,只是建议这位朋友“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特别是论文的题目”。
我的这位朋友考虑再三,认为他的论文“浑然一体”,“牵一发则动全身”,如果改动,不但风格不统一,读者也会不知所云了。
事情就这么僵了下来。
后来这位朋友把论文寄给了我。我仔细拜读了他的这篇论文,我的结论是“事情确实难办”,因为双方都有道理,因为立场不同。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论日本人的茶道、花道和阴道〉。
如果按刊物责编的建议把“阴道”改成“女性生殖器”，那么题目就会给人一个误解,仿佛这是一篇涉及到生理学方面的论文,而不是一篇纯粹意义上的文化方面的论文了。而且“道”这个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绝大位置的字眼儿所涉及的范围也受到了局限。
如果按照上述前一个友人的意见改为“论日本人的茶道、花道和尸穴”，那么就更加不知所云了。
朋友所说的“阴道”在他的心目中决非一个贬义词,更不是一个脏字儿。他认为使“阴道”这个令人向往的词汇蒙受不白之冤的是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是他们糟蹋了我国的汉字和文化遗产。而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应该剔除的糟粕。在他的心目中,“阴道”不但是美的象征,在广义上说,即从“道”的意义上说,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像茶道、花道一样。因而应该给“阴道”正名,并使其发扬光大,云云。
三
综上所述,解决“脏字儿”和“骂街”的问题并不是像北京治理交通那样设置一条栏杆儿就能禁止的问题,这里似乎有更深远广泛的背景。
只有周游过列国的人才能知道我国的“国骂”有多么珍贵和辉煌。它就像我国的瓷器或者水墨画一样，在我国文化历史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无法想像去掉了“脏字儿”和“骂街”的《水浒三国红楼梦》会是什么样子……
总是炫耀有着悠久历史的日本在这方面显得十分贫乏,毫无说服力。他们只有一句“八个呀骆(马鹿野郎)”来应付各种情况和各种心情。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那儿去。
只有我国,不但有山西骂山东骂,还有河南骂河北骂,并且有漂亮的京骂。只有真正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的国家才能有这么丰富的“国骂”。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骂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
为了摆脱目前我们面对国骂的这种尴尬境地,首先应该对国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国骂这种具有悠久历史并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我们很难在辞书和典籍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分析和解释。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从零做起。
1,“骂”的发生及机制
骂首先出自于一种或几种情绪或感情。但这些情绪或感情并不只限于愤怒,还包括所有的惊讶、喜悦、悲痛等“七情六欲”中的七情。例如,当某人感到意外的惊喜时脱口而出的“我cao(四声)”,(我的这个最先进的电脑里居然没有这个常用汉字!)表示此人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式来简捷地表达他瞬间的惊喜。
因而“骂”的特征首先是情绪或感情的宣泄和表现,起到疏导被压抑的情绪或感情的作用。这正是“骂”之所以禁而不止、在群众中得以普及的根本原因。它首先是一种生理现象,就像拉屎撒尿(并非贬义)一样。
反之，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在平心静气无忧无虑的群众之中,“骂”的现象是很少发生的。“骂”会自然消亡,更无需禁止。
再倒过来说,“骂骂咧咧”正是被长久压抑的不满的表现。环境阻塞了疏导压抑的所有通道,这种压抑便以“骂骂咧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时“骂”便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说明社会上存在着问题,并且人们无法靠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个常用词“没办法儿”或说“没法儿办”就是这种境况的文雅表现。美国人常常对中国人的这个常用词表现出惊讶,那是因为他们没生在中国,没有中国国籍。
如果有兴趣和时间对“骂骂咧咧”的人与说“没办法儿”的人进行比较研究,那么你会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有正义感。
2, 狭义的骂和广义的骂
如果说“没办法儿”是一种逆来顺受的表现,那么“骂骂咧咧”就有点儿“造反”的味道了,起码是对正统的道德观念的造反。
从生理机制和社会机制的角度来看,“骂”与“农民起义”有着同族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国骂”举世无双一样,我们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也堪称我们民族的一大骄傲。日本人和美国人都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因为他们找不到造反的理由。他们有的顶多只是你抢我夺的争夺战。
“骂”与“农民起义”不同的是:农民起义是群体诉诸武力的现象,骂只是个人的口头行为。然而两者都属于“低档次”的造反。就是说,骂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农民起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民的素质,因而我们也很难对新建立的政权抱有太大的希望。这就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反对暴力革命的理由了:换汤不换药。
“骂”还具体分为“广义的骂”和“狭义的骂”。
广义的骂是那种不怎么带“脏字儿”的骂,它包括指桑骂槐、笑里藏刀、含沙射影、两面三刀、声东击西……总之《孙子兵法》所总结出来的一切都可以在我们的“国骂”里得到体现。例子不胜枚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国广大群众群策群力创造出来的那些顺口溜儿、谚语、绕口令、小幽默、小笑话、小段子……甚至包括某些相声等曲艺节目。
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骂街高手,包括一些有才能的妇女,绝不比某些所谓著名的小说家、节目主持人、演员逊色，他们可以即兴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地叫骂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不喝水、不打奔儿，令听众抱腹绝倒。
这是我们伟大民族的智慧结晶(欲详细了解其心理机制,可以参考弗洛伊德的《论幽默》)，其他民族只能望洋兴叹。我们的有些“骂”的作品甚至达到了世界上幽默和艺术的最高境界。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广为收集去粗取精编辑成册,可以保证它胜于当代小说家的作品,有望流芳千古。
而“狭义的骂”就是那种带有“脏字儿”的骂了。
所谓“脏字儿”本来并不脏,无非是我们的某些身体器官、生理现象和某些自然现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被我们弄脏了。
比如北京人爱说的“王八蛋”无非就是王八生的蛋。俗语说“千年王八万年龟”,谁不想像王八那样享有千年的寿命呢?“王八蛋”、“龟孙子”无非是王八的儿子、孙子，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与此相同的是应用最为广泛的“cao(四声)你妈了bi(一声)”，当然还有人喜欢用“姥姥”、“奶奶”,甚至“祖宗”等代替“妈”,以显得辈份更高。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就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大都喜欢年轻的姑娘,最好是中学生。并且当爸爸有多累呀,何况当爷爷,离死也就不远了。
而按我们儒家的传统观念,老人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以此观念为出发点的“骂”五花八门，作了对方的爸爸或爷爷就等于占了对方的便宜。这不但表明了我们爱占小便宜的心理,说穿了其实还是一种阿Q精神。
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弄脏了我们祖先创造的语言。应该追究的不是这些所谓的脏字儿,而是把它们弄脏了的我们的意识。“cao(四声)”本来是指发生性关系。(有一种歪论说是“强奸”,但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在骂人的同时自己就被骂而成了强奸犯了。)这是最为古老的文字。自从接触了西洋文化,有了现代汉语,我们又有了专业术语“性交”和日常用语“做爱”,反而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字专来用于骂街了。这是什么世道!?
“bi(一声)”的命运也是如此。现在人们认为“女性生殖器”不是脏字儿,说起来有学者风度。说“阴道”就有点儿敏感了, “bi(一声)”就成了粗俗的语言,只好用来骂街。
我们就是在这样玷污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文字。其实这样糟改文字并没给我们带来什么荣誉,因为用“粗俗的语言”骂人的人自己就很粗俗。
3,骂的对象
严格地说,骂不一定带脏字儿,带脏字儿不一定是骂。例如前边儿提到的“我cao(四声读轻声)”。它源于骂,但是现在已经退化或说进化成了一个感叹词,一个普通的日常用语,表达喜怒哀乐中的某一情绪。
严格意义上的“骂”一定要有骂的对象,或对人,或对事儿。当然事儿也是人办的,只是骂的时候不知道或还没有具体的人物来作骂的对象。
俗称的“骂街”原指站在或坐在当街破口大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需要一定的胆量和表达的技巧,一个结巴是不可能胜任的。
骂街的对象或人或事或人事都有。骂人只是骂街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一般并不做细致的区分,把“骂人”统称为“骂街”了。
如果做详细的区分,我们会发现我们应该加以剔除的糟粕只是骂街中骂人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带有脏字儿的骂人,因为这是污辱人格(对于有人格的人来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骂人都应该剔除,因为其中有些人,还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确实是该骂,或说他们“找挨骂”,比如当初的日本鬼子、和日本鬼子作战的蒋介石、还有当今的布什等等。
“骂街”的功能，抛去其污辱人格的一小部分,类似于“批评”的功能。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要对事不对人,最后达到“轻装上阵”的目的。即使对人,批评的一方也要“言无不尽”,并且“言者无罪”;挨批评的一方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骂街也应该达到这种精神境界。
“骂街”似乎没有“批评”高雅,但是历史证明,后者比前者无情得多,而且后患无穷。但是不能因此否认“骂街”除了在生理上起到发泄的作用,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批评”的作用,特别是那些痛心疾首尖酸苛毒的对事的骂可以启发我们改造落后的、不合理的社会环境。
四
综上所述,所谓杜绝骂街不应该是杜绝所有的骂街,应该杜绝的是那种污辱人格的骂人。
但是如何杜绝污辱人格的骂人呢?教育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教育是行不通的。骂人的人并非不知道骂人是“不道德的”,但我们有些搞教育的、甚至身居高位的人物也骂人。他们并非不懂，但是照骂。
除了民族的遗传因素,更主要的是我们没有改善造成人们骂人,特别是骂街的社会环境。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使人愤怒的某些社会环境得不到改变, 蛮不讲理的某些人物身居高位,于是就有了骂街的土壤。仅举一例:
讲究仪表的东京人,特别是出租司机,有随地小便的风俗。找一块墙根,或是电线杆子,停下车,背过脸无视来往的妇女儿童,痛痛快快地撒上一泡。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地价昂贵的东京不容易找到厕所。但是东京人到了苏黎世很自然就没有了这种毛病。因为苏黎世的公共厕所比我们五星级宾馆的厕所还要排场!何不“到此一游”享受享受呢?
拉屎和撒尿是人生的一种享受,坐在宽敞洁净的厕所里,那种美的感觉比喝一口好酒,吃一口好菜毫不逊色。因此日本人总是把厕所弄得像饭馆儿一样干净。而“拉屎”的名声在我国却越来越坏,以至于厕所越来越不讲究。“臭大粪”也就成了骂人的话。我们只管吃,不管拉。有钱都吃了,到了修厕所的时候大家就都没钱了。以至于有些地方的孩子们把厕所叫做“地雷阵”,找个能下脚的地方赶紧拉一泡算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悠久的恶性循环。
日本不但有“食文化”，还有“厕所文化”。给厕所冠之以“文化”,可见与我们观念不同。据说日本大文豪谷崎润一郎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大作《阴翳礼赞》就是“厕所文化”的代表作。
反过来再想一想:日本的骂街为什么这么单调,反过来倒过去就那么一句?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尽可能不给同胞创造一个骂街的环境。并且我们所谓的脏字儿在日本是作为普通的日常用语来使用的。例如你坐在酒馆儿里,与生殖有关的器官的名词会在你的头上飞来飞去,不但不带有污辱的意思,使用这些词汇有时反而会表现出亲近感或幽默感。
再反过来,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好像日本人嘴里都这么脏。
拉屎撒尿是排泄,骂街也是排泄,排出的东西虽不一样,道理是相同的。假装“文明”、“正经”、目不斜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前文已经说过:“解决脏字儿和骂街的问题并不是像北京治理交通那样设置一条栏杆儿就能禁止的问题”。我们需要修厕所!需要改善骂街的环境，就是说:不给群众骂街的借口。我们可以试想一个骂街高手进了大会堂的样子……当然大会堂警卫不会让他或她进去。
骂街是我们的“国技”,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据鲁迅在〈论“他妈的”〉一文中说,战国时代就有了国骂的胚胎。也许还要早。因此国骂不是一句“杜绝”就能杜绝得了的。即使一时生效,也还是要“春风吹又生”的。
我们的课题应该是思考如何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使骂街更加高雅,既更加艺术化、思想化，以有利于我们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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